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pdf

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 英盖伊斯坦丁 著张超 译叶甲斌 译校【摘要】世纪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现象。由于全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与社会政策等多重影响，食利资本主义中形成了新兴的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与其他阶级相比，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性体现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愈加突出，大多数人陷入脆弱的处境。这无疑迎来了重要的转型时刻，在这场转型过程中，基本收入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在正义、自由和安全这三方面加以证成，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基本收入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如果一个社会想减少长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弊端，它可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关键词】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基本收入；不确定性；正义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盖伊斯坦丁（），国际知名劳动经济学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级研究员，“基本收入全球网络”（）联合创始人，曾任国际劳工组织社会经济保障项目主任、南非曼德拉政府劳动市场改革委员会研究主任。译者简介：张超，河北徐水人，（广州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叶甲斌，江西玉山人，（广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思想史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研究”（）纵观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在演变，改变了特征，也改变了界定每个时代的阶级结构。世纪的变化可通过参考卡尔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予以理解。简言之，在他的表述中，世纪（主要是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有一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初始阶段。在该阶段，旧的分配、规制和社会保护系统被废除，我们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追求。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经济与社会“脱嵌”（）的时期，即不受文明化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因此，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因素成倍增加，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危机 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文明毁灭的威胁”。这表现在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非人道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有一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嵌入（）社会，通过由西欧国家领导的一般称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及主要在美国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有诸多独特特征，在此我们不作讨论。然而，与本报告的论述最相关的是，这是一个资本向主要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做出让步的时期。本文是盖伊斯坦丁教授 年 月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的讲稿。原文未刊发过，翻译和发表已获作者授权，中文摘要由译者根据正文内容提炼。，：，：，现代哲学 年第 期那是一个社会民主短暂胜利的时代。作为对接受资本管理和控制积累过程的权利的回报，国家推行的政策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享经济增长收益，同时部分地将劳动去商品化（）。国家提供基于劳动的保障，以及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非工资性国家福利，资本则向雇员提供非工资性企业福利。随着非工资福利的价值上升，工人所谓的社会收入（）稳步偏离货币工资。我们知道，类似政策是苏联的列宁主义的一部分，也是 世纪 年代和 年代中国的单位“铁饭碗”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得到了基于劳动的保障，以应对所谓的意外风险，如失业、事故和疾病，以及终身危险，如生育和养老。但是，这种保障是以从事劳动和愿意从事劳动为严格条件的，或者是作为从事劳动的人的依赖者。因此，这实际上是虚构的劳动去商品化（）。如果你不提供全职劳动，你就没有保障，或者你所拥有的保障取决于对雇佣劳动者的依赖性。在 世纪 年代，有两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由于货币工资已经下降到占总劳动报酬的低比例，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动力缺乏。这在苏联达到了极端，工人们有一个笑话：“他们假装给我们钱，我们假装工作。”第二个问题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是毁灭性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已经把劳动力从国际贸易中剔除。生产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商品的国家有类似的劳动力成本水平，有类似的非工资福利，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但主要生产补充性的初级产品。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不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到了 世纪 年代，随着在东南亚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经历了严重危机。波兰尼的大转型的嵌入阶段崩溃了。这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革命（），由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所领导。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再次占了上风，他们提倡“自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却支持金融资本和加强国家对劳工的监管，旨在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降低他们的社会收入。这是一个劳动再商品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非工资福利和社会服务被削减，社会民主政党也失去了权力。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到了 世纪 年代，金融资本牢牢控制着局面，出现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想要的东西相反的资本主义形式。将它描述为全球食利资本主义（）最恰当不过了。这是私有产权的胜利，越来越多的收入 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所谓的知识产权 流向财产所有者。这个新系统于 年全面生效，当时达成了一项名为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国际协议，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这标志着美国的霸权主义达到了顶峰。当时，中国并不在其中。它到 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快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将垄断性的利润给予领先的公司和金融资本。与此相关，全球化的食利资本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收入流向财产所有者，而越来越少地流向从事劳动和工作的人。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或下降，世界各地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都在加剧。使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政府给本国大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以提高它们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一、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和社会政策，一个新的全球化阶级结构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每一种配置都会产生新的阶级结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二元论的术语来描述阶 ，：，：，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级结构是一个错误，似乎今天的阶级和阶级结构与 世纪马克思时代的阶级结构是一样的。一个阶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独特的生产关系、独特的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独特关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描述食利资本主义下的全球阶级结构。按照平均收入和国家权力的递减顺序，顶端是由极少数亿万富翁组成的财阀（），他们的巨额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财产形式。在他们之下的是精英（），主要担任管理职务，但也从财产中获得收入。接着是一小群独立的自营职业者，我称之为专业人士（），他们赚了很多钱，但生活没有保障。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工薪阶层（）那些有带薪的工作、职业养老金、房屋和股票的人。这四个群体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的定义。关键的是，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是食利性收入的接受者；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在客观上和情感上都脱离了现有的福利国家。他们并没有从社会政策中获得多少好处，也不期望需要这些政策。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工薪阶层以及财阀和精英阶层在食利资本主义时代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从资产价格通胀中获益。新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对 ”，正如太多的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最上层的人 在大多数国家可能占人口的 几乎没有维护工资、劳动标准或国家福利的意愿，除非他们担心由于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反抗而失去他们的特权。在不断发展的阶级结构中，这些群体下面是旧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政党和工会是为他们建立的，他们的利益由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推进。这里的关键点是，首先，无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化（），即习惯于稳定的全职劳动的纪律；其次，他们经历了虚构的去商品化（），即货币工资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缩小了，更多的非工资福利给了他们劳动保障。如前所述，这并非真正的去商品化，因为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努力和时间）以获得这些权利，或者与准备这样做的人结婚。对无产阶级来说，过去和现在的标准是从事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他们被诱导产生了一种虚假意识（）。他们的政治代表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他们把从事工作浪漫化，承诺充分就业，并悄悄采取所谓的“工作福利制”（），即拒绝向任何不提供劳动的人提供福利。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轻易地忘记了他们在工作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也没有回顾马克思对工作中的劳动是“主动异化”的描述。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规范是就业保障（），而不是职业保障（），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别人叫他们做的活动。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劳动时间里受到剥削。至于他们的分配关系，无产阶级的人从来不是租金领受者（），他们没有财产收入。但作为一种规范，他们也没有受到租金机制（）的结构性剥削。这导致了食利资本主义的新兴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这不是一个“下层的阶级”（），而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类别。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生产关系包括拥有不稳定、不安全的劳动，不得不从事大量非劳动性质的工作，包括为国家服务，没有职业或组织的叙事可以赋予自身，以及在工作场所之外和劳动时间之外一样受到剥削和压迫。许多人被卷入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成为“礼宾”工作者（）或“云任务工作者”（），被应用程序和其他劳务经纪人控制和操纵。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习惯于不稳定无产化（）与无产化相反，也就是说，他们被迫接受和适应没有安全职业身份的不稳定劳动生活。在中国，“蚁族”这个生动的概念与之最为接近。不稳定无产者的分配关系是独特的。首先，他们必须努力仅靠低下的、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货币工资生存，即便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或有保障的国家福利，那也很少。其次，他们系统地受到租金机制的剥削，一直生活在不可持续的债务的边缘。他们所经历的不安全感与无产阶级不同，其特点是在他们的生活受到不可预测但常见的冲击时，长期处于不确定和脆弱的状态。，：，：，译者注 现代哲学 年第 期这已经很糟糕了。然而，正是与国家的关系的独特性最能定义不稳定无产者。不稳定无产者的主要对立面是国家，而不直接是资本。现实是，他们正在失去或没有获得公民的权利和资格。最重要的是，他们沦为祈求者（），依赖房东、雇主、父母、慈善机构和陌生人自由裁量的仁慈，希望这些人能对他们表示同情。的词源来自拉丁文，指“通过祈祷获得”（）。不稳定无产者几乎就像乞丐，他们必须依靠人们的慈善。他们没有安全的权利，因此经历着持续的不安全。必须强调的是，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阶级，因为资本和国家希望它作为生产系统的一个功能部分而存在。但是，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流氓不稳定无产者（），一个“底层阶级”，由数百万人组成，他们生活在街头，过早地死于社会疾病、阿片类药物和自杀式抑郁症。底层阶级代表了对不稳定无产者的一种威胁。它提醒他们，除非他们符合新的规范，否则他们可能陷入更糟糕的生活。不稳定无产者是 世纪的核心工人阶级。但必须强调的是，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在形成中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这意味着，虽然不稳定无产者的成员意识到了界定他们自己的条件，但他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转型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事实上，不稳定无产者由三个群体组成。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为“返祖者”（）。这些人来自古老的无产阶级家庭或社区，他们回顾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劳动保障生活。他们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希望恢复往日的生活。这个群体倾向于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客，如唐纳德特朗普，这些政客承诺要恢复一些想象中的光辉的往昔。第二种可以称为“怀旧者”（）。这些人大多是移民和少数族群，他们觉得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家。他们没有“现在”，没有“此时此刻”（）。他们不会支持新法西斯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但他们感到并被剥夺了权利、被社会抛弃。在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人，不时地沉浸在“愤怒的日子”中。不稳定无产者中的第三派可以被称为“进步者”（）。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被承诺如果上了大学就会有一个未来，但他们毕业后，除了持续的债务和不确定性的前景外，没有任何未来。他们也不会支持新法西斯主义的议程，而是正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新的未来。正是这第三个群体可以成为新的进步政治的先锋。他们之所以是一个新的危险阶级（），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资本，也不认同劳工。他们不受虚假意识的影响，不认为理想的情况是从事全职工作。当然，大多数人确实想要工作，这是出于需要。但他们认为工作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决定他们的生活、身份或愿望。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稳定无产者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也是积极的，他们正在寻求一个替代的现实，以取代今天的规范。这是中国和其他地方新出现的“躺平”现象背后的原因。“躺平”只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强加的规范，这些规范说人们应该努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应该努力工作，希望或期待向上的社会流动。政治领导人必须对不稳定无产者的能动性和他们的愿望做出回应。二、不确定的时代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主要特征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由于历史力量的独特组合而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一直是不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首先明确指出的那样。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食利资本主义与令人震撼的技术革命和生态危机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的时刻，也是一个危机不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回顾卡尔波兰尼对 ，：，：，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世纪 年代的评估，世界要么陷入专制主义、市侩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黑夜，要么决定性地转入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目前，第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但这是可以避免的。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不确定的时代，危机层出不穷，几乎每个国家的大众都陷入了社会和经济不安全、贫困、压力和健康不良的困境。先是 年的金融危机，随后是西方国家十多年的“紧缩”（当时国家福利和公共社会服务被严重削减）。本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六次大流行病中，以新冠疫情最为严重，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而现在，随着通货膨胀的激增，出现了“生活成本”危机，使更多人面临不可持续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令人厌恶的战争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土地掠夺而已。如果我们对这一切还未感到恐惧，那么我们就理应感到恐惧。年，一位黎巴嫩裔美国金融家纳西姆塔勒布（）创造了“黑天鹅”一词，以指代那些罕见的、不可预测的、具有破坏性后果的社会和经济冲击。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大多数天鹅是白色的，看到黑色的天鹅令人震惊。然而，今天的社会和经济冲击一点都不罕见。但它们在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以及谁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些方面是不确定的。因此，你我都不能确信我们不会成为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感到十分脆弱。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口将受到这些冲击的影响。例如，据预测，在 年的冬天，英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遭受与燃料有关的困难，将带来更多的死亡和健康不良。这种情况导致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更多的人在“食物银行”（向穷人捐赠食物的地方）外排队，更多的人负债累累。当然，这并不是只在英国才有。在任何地方，像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灾害影响了无数的社区。如今，有一份工作远远不能保证摆脱贫困或经济不安全。从这种暗淡的情景中应得出三个推论。首先，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克服这些威胁。它只会加速全球变暖和生存危机。第二，旧的社会政策对解决新的危机是无效的。第三，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新的社会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即建立社会的稳健性（抗冲击的能力）和社会的复原力（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将援助“瞄准”少数人身上是徒劳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脆弱的。这就是现代的现实。然而，在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犹豫不决。似乎即使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政党也仿佛在自我毁灭的胆怯中梦游，让不禁人想起葛兰西 年在狱中写下的令人心寒的箴言：“危机正是在于旧的正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过渡时期，将出现各种病状。”绥靖之风在空气中弥漫。所谓的左派政党批评财阀，但却接受他们以捐款和媒体支持的形式提供的慷慨解囊。他们的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企业”，在他们手中它们会很安全。在西方，政治格局被社会民主的“智库”所占据，他们装出一副受人尊敬的样子，寻求“相关性”，急切地表达“温和”，使他们能够继续获得仁慈的“捐助者”。政府正在对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采取预防措施来控制局势。人们对未来的宏大叙事或愿景感到恐惧，并愿意按照统治者、金融家和财阀制定的规则进行游戏。这必须结束。三、基本收入：自由、安全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柱因此，在中国以及所有重要的国家，应该很清楚的是，旧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瓦解 劳动力在收入中的份额已经下降，不稳定无产者阶级已然增长，除非发生结构性变化，他们将变得更加不安、疏远、不安全和愤怒，并将出现更多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以及更多的大流行病。这是一个转型的时刻。这是一个新宣言的时刻，不是 年的旧的共产主义者宣言，而是一个不稳定无产者的宣言。这里没有时间考虑这样一个宣言的所有内容。最后，我只想考虑一项几乎每个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基 ，：，：，参见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译者注 现代哲学 年第 期本政策。我想说的是，这项政策的证成在哲学上是有根据的。这个建议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提供适度的基本收入（），每月单独支付，不附加行为条件，无论收入、财富、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或性别。它应该平等地支付给人们，因为其目的是让每个常住公民平等地“共享”公共财富，加强社会团结。基本收入水平将由政府任命但行政独立的委员会确定，并可由公共资本基金支付。这是一种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正如我在最近的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基本收入有三个哲学上的理由。首先是它是一个共同的正义（）问题。我们所有人在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主要由我们许多代祖先的贡献决定。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谁的祖先贡献多大或多小。如果我们允许私人财富的继承，就像每个社会一样，那么我们可以把基本收入看作是一种共同分红（）的形式，看作继承公共财富的一部分。此外，所有的社会都建立在平等地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地（）之上 土地、海洋、海床、自然资源和过去几代人建立的社会设施。卡尔马克思在 世纪 年代不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厂或矿山的剥削感到愤怒而变得激进，而是因为看到公地是如何从农民和其他平民手中被夺走。在每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精英和商业利益集团夺取了公地，剥夺了平民的遗产。对基本收入的要求是对这种剥夺的补偿。基本收入将是一个代际正义（）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比其他地方更快的地区。但是，过去增长的地区往往成为衰败和落后的地区，其财富被其他地方拿走了。一个平等的基本收入支付给全国各地的每个人，将均衡收益，实际上提高了较贫困地区相对于较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减少收入不平等。基本收入将是一个生态正义（）的工具。富人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远远多于穷人。但是，穷人遭受的污染要多得多，这损害了健康和生活水平。每个国家都需要提高对碳和化石燃料的税收。只有保证收入作为基本收入的一部分加以循环利用，这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应该被称为同情正义（）的工具。每个公民都将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而不是把公民沦为祈求者，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国家的慈善，或依靠其他形式的慈善。换句话说，基本收入将减少国家作为慈善提供者的作用，这肯定应该是任何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工作正义（）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和旧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下，只有劳动的表现才被认为是值得用货币工资来补偿的。这是性别歧视和荒谬的。护理工作主要由妇女完成，它同样是生产性的 也是生育性的 而且在老龄化社会中，它对美好社会的贡献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基本收入将鼓励和奖励社会所依赖的护理工作和社区工作。基本收入的第二个伦理或哲学理由是，它将成为促进自由（）的工具。大多数社会思想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赞成自由。但是，自由需要保证获得物质资源。基本收入会加强三种形式的自由。首先是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资本主义倡导者所强调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麻烦的是，如果人们贫穷或长期缺乏安全感，这就毫无意义或具有侮辱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对剥削的雇主或房东说“不”的自由，只有在人们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时才存在。其次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有意思。这是道德上的自由，是做出一个人认为在道德上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相一致的决定的自由。同样，除非一个人有基本的收入保障，否则他不可能轻易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但是，国家应该希望加强其公民的道德能力。第三，基本收入将加强共和主义的自由（）。这是指在一个人的决策中不受任 ，：，：，；，：，：，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意干预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必须寻求丈夫或父亲或其他权威人士的批准，即便那个人非常仁慈，她也不自由。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能做决定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自由，不管别人是否同意。因此，基本收入将加强所有这三种形式的自由。现在要考虑的是基本收入的第三个伦理或哲学理由。这也许与我们这个时代有最显著的相关性，即基本收入将促进基本安全（）。基本安全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它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益品（），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它，并不会剥夺其他人拥有它。事实上，我把它称为高级公共益品（），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基本安全，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受益。不过，我们应该把基本安全与完全安全（）区分开来。如果你的安全感太强，你很可能会变得粗心或懒惰。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安全感，这样你就知道，即使你在生活中发生了意外、疾病或犯了错误，你也能够生存下去。心理学家表明，除非一个人有基本的安全感，否则他的精神能力会下降，智力会实际上下降，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也会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期望人民有社会责任感是不公平的。基本收入对这一切都有所回应。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这里要谈谈最重要的关键点。在整个 世纪，社会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国家会在某人遭遇不利事件后提供保护，例如失业或疾病。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计算出来，对于可能的成本也可以粗略估计出来。但是，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与长期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感觉到新的冲击会在任何时候袭击他们和他们的社区，但事先不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他们，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应对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事先的社会保护（）体系，也就是充分保证基本安全的存在。基本收入是提供这种保护的唯一途径。当然，仅仅它本身是不够的，但作为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柱，它是必要的。除了正义、自由和安全这三种哲学上的证成，基本收入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它可以提供一个自动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也就是说，它可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向上调整，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向下调整，或者至少有一个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调整。有证据表明，基本收入实验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很幸运，能够帮助将我所相信的政策付诸实施。在使用独立的客观方法进行的实验中，来自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数千人获得了基本收入，实验结果在数年内受到监测。这些实验是在加拿大、印度、美国、西班牙和肯尼亚等不同国家进行的。但无论在何处，实验结果大致相似。基本收入有助于健康的改善，尤其是心理健康。特别在低收入社区，它带来了更好的营养，尤其是幼儿的营养。它提高了学校的出勤率，减少了辍学率。它对妇女有解放的作用。而且，与批评者相反，它导致了工作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并提高了工作的生产力。它还减少了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按比例增加了，而且是因为它使低收入人群能够增加他们的经济活动。也许最令人鼓舞的是，如果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基本收入，这也将有助于加强社会团结。基本收入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如果社会要经历减少长期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所有弊端，这是势在必行的。习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曾数十次表示，中国必须减少收入不平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观点。提供基本收入将是减少不平等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否则这种不平等现象未来十年可能会激增。让我们来推动它。（责任编辑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