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 年度关学文献整理续编重大课题“刘绍攽经学诠释著述整理与研究”()作者简介:张煜婧()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冯 阳()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文 学】DOI:10 15986/j 1008-7192 2024 01 013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张煜婧冯 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摘要: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 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关键词:刘绍攽诗经学诗逆志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93-08 刘绍攽(年)是清乾隆时期关中经学大家 其究心儒学宗道朱子著有四书凝道录春秋笔削微旨经余集等书 诗逆志是刘绍攽研究诗经的专著其书先录诗经原文并随字定音附韵或录朱传或征序说或引前代名家论解而切究其取舍汉宋二家的准绳则唯“圣人垂戒”为旨归 刘绍攽对汉宋二家论诗阐释皆有驳正体现出其兼融汇通、博采诸家的学术倾向 同时他在承认汉序不可尽废的前提下将春秋与诗并举不仅从经学地位上将二者划等也用春秋史实丰富了诗的世次背景实现了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双重考证一、以“圣人垂戒”为基础从四书凝道录对论语的集注来看刘绍攽认同孔子对诗经进行了刊定与正乐 论语序说中刘绍攽引史记孔子世家中“删诗正乐”一句后注有“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前者指八佾中孔子与鲁大师语乐后者指孔子自述其返鲁后雅颂正位二者皆可作为孔子正乐的佐证 论及“诗三百”时刘绍攽以“季札观乐”之篇章与今传本无异故而引朱子言以为孔子仅作“刊定”但又有对“兴于诗”的注解刘绍攽以“后夔典乐而教胄子其曰:诗言志”为例认为唐虞时已有诗因“未经删定”才断绝不传故赞孔子有赓续绝学之功 对史记汉书所载孔子删诗之说刘绍攽的态度仍有些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同今本诗经是经过圣人手泽予以刊定、编次与正乐 因此在刘绍攽看来诗经经过孔子的经典化处理后本身就具有体现“诗人之意”的浅层诗意与“圣人之志”的深层义旨在阐释诗旨时刘绍攽也注意到了“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在诗逆志中屡屡提及“诗人”“圣人”“夫子”等语如召南鹊巢比于樛木之义故“诗人美之”鄘风柏舟有“圣人忧之特录篇首”唐风采苓有“夫子录此以为后世信谗言之大戒”刘绍攽在提及“诗人”时着眼诗歌文本或考察辞气情感与比兴文法或由文本推阐“美刺”倾向提及“圣人”“夫子”时则多在“刺诗”以明圣人存删重在垂戒昭示后人“诗人之意”可以通过训诂、注疏以及反复吟咏等手段来理解体会而“圣人之志”则需“以意逆志”在对理解表层文本的基础上以己意逆溯圣人本志 刘绍攽正是以“圣人垂戒”的教化作用作为解诗基础结合训诂与义理来逆溯“圣人之志”最终实现“陶性情劝善恶”的诗学理想 如刘绍攽解鄘风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桑中为“淫者自作”认为“夫子列于墙茨鹑奔之间定中 再造之前亦犹商臣、蔡般之在简”可见他认同诗有善恶善者可劝恶者可戒“所谓思无邪而可以兴者”刘绍攽认为学诗有次序而“兴”在学诗之序首故曰“学始于兴起善心”因此不难追溯出他解诗的理论路径:以兴发读者“善心”为学诗之始继而承认诗有雅郑善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则是“诗可以兴”的表现 圣人存恶者是为垂戒后人正如“商臣、蔡般之在简”同时刘绍攽还引入了“义”“义味”“意味”的概念来衡量诗歌化俗育人的功效是否能够引起读者回味、留续的心理状态 如刘绍攽引李光地言解周南芣苢为“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尽”作诗者以“芣苢”起兴正如关雎“荇菜”之义 薛君章句解为“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发愤而作”芣苢在这里成为了象征君子恶疾的恶草“君子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替代了对文王求贤若渴的美意 在此解中作诗者兼任诗歌赞美对象与创作主体两种身份诗歌所指涉的对象也模糊化为身有恶疾的“君子”因此刘绍攽认为此解“义味甚浅”唐风山有枢一诗朱熹认为此诗答前篇蟋蟀“及时行乐”之意刘绍攽则批评此乃“庄周放达之言”“圣人奚取”许伯政就序义而推衍解为“晋人忧昭公之孤立将亡而作此以刺之”表层含义是劝君及时取乐否则将为“他人是愉”深层含义是国人忧其君孤立无助亡国之后“是物也行且为他人所有”刘绍攽赞为“意味深长”可见刘绍攽所谓“义味”也就是透过诗歌的表层含义挖掘出诗歌的深层含义来达到实现诗教化人的目的刘绍攽解诗重视“圣人垂戒”的化俗育人之效故而不尽认同朱熹的“淫诗说”:“集传谓淫诗何淫者之多?即云垂戒得一二而已足何至连篇累牍不几于导欲乎?”他虽肯定诗分雅郑善恶但若经圣人手泽予以删定则不会令诗经存有太多的“淫诗”使之有雅郑颠倒、喧宾夺主之嫌 而朱熹所判定的“淫诗”数量过多以至于反有“导欲”之嫌 在朱熹所定的“淫诗”中刘绍攽仅认为鄘风桑中与郑风出其东门两首属于朱熹所界定的“淫诗”范畴 如出其东门刘绍攽认为序 所言“闵乱”之“乱”当为“淫乱”之“乱”并评价朱子解为“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得风人之正解”故而刘绍攽并未全盘否认“淫诗”的存在只是在淫诗的数量上与朱熹不同认为“淫诗”过多不仅不会起到垂戒昭示后人的教化之用反而会令人怀疑圣人存“淫诗”之多的用意刘绍攽重视“圣人垂戒”的诗教论视诗经为“言理之书”屡次提及诗之为经的化俗育人的功用 仅仅从字句义疏上锱铢必较的“序与朱传之争”是末节之事于刘绍攽更为重视的诗教无益 故而刘绍攽在解诗过程中既无意固守一家亦无意调停汉宋门户之争而是从文意、情事与义理进行论说与考证以化俗育人的诗教为准则择汉、宋二解圆融通畅者从之窒而迂谬者不从二、对汉宋 诗经学阐释的驳正刘绍攽对诗之义旨的阐释以“陶性情劝善恶”的诗教作为宗旨对汉宋诗经学阐释的接受呈现出中和、并举的兼容态度 通过探研其对“思无邪”的接受与“郑声淫”的解读差异可以溯源他对汉宋二家解诗阐释理论进行驳谬与补正的理论基础.对“思无邪”吕朱之争的辨析与取舍吕祖谦、朱熹二人围绕“淫诗说”多有争论其争论原因之一是吕、朱二人对“思无邪”之“思”的主体判定不同 吕祖谦认为“思无邪”之思既指作诗者之思也指读诗者之思“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朱熹则认为“思无邪”是对读诗者的要求无论作诗者之思“无邪”与否只要读诗者以无邪之思观之亦足以“为吾之警惧惩创之资”这将诗教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有邪”之诗深化了诗教化人之用刘绍攽在雅郑说中提及吕、朱论争时盛赞朱子之论“独得删诗之旨”而其论能凌驾毛郑在于朱子是从读者角度理解“思无邪”即“诗之为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出于正”所谓“思无邪”是指受诗教之化的读者其思“无邪”非指圣人所存之诗纯然出于雅正 但接受了朱子对“思无邪”的阐释之后刘绍攽在诗逆志中并没有一以贯之往往对朱熹斥为“淫奔”之诗驳而不从 在第 期张煜婧等: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魏晋诗论中刘绍攽强调诗歌具有“陶性情劝善恶”的功化并引朱子“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足以惩创人之逸志”为“说诗之正”认为这才“合于思无邪之旨”可见刘绍攽对朱熹“思无邪”诠释的继承在于“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更侧重于强调“诗之为教”感风化俗之用 而朱熹对“思无邪”的阐释更强调诗分雅郑“非必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若“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则可摒弃小序的桎梏从文本出发体濡吟咏屡作新解由于刘绍攽对朱熹“思无邪”阐释的接受出现了接受侧重点的不同其解诗沿着诗教功用的传统方向发展而朱熹则从诗有“雅郑”出发翻旧立新 这使得刘、朱二人在“淫诗说”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同时由于二者对“思无邪”认知接受之间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对诗经另一个本体问题的认知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区别.对“郑声淫”的解读刘绍攽在九畹古文中雅郑说述评吕、朱之争时还涉及到了有关“声淫”与“诗淫”的问题 刘绍攽在此篇中尊朱反吕认为声与诗通“未有诗不淫而声淫者”但在阐释诗 旨的具体过程中刘绍攽的思想却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在郑风结语中刘绍攽引李光地之言认为“声与诗不可不辨”九畹古文成书于乾隆六年(年)雅郑说辑录于该书卷六该卷多为独立成篇的专题说理文 诗逆志成书时间尚未勘明现存有陕西省图书馆藏稿本与三原县图书馆藏稿本两种版本前者为初稿后者在初稿上有所涂改增补 据省图所藏版本中载郑风女曰鸡鸣中刘绍攽提及乾隆庚午年(年)与雎州蒋蔚论诗一事可知诗逆志的成书时间应不早于 年 因此雅郑说很可能创作于刘绍攽诗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诗逆志应在此之后从九畹古文雅郑说中认为“郑声”即“郑风”再到诗逆志中认为声诗须辨故而刘绍攽对朱熹的“淫诗说”大多驳而不从 刘绍攽虽未明言他思想转变的缘由但从他对郑风的结语中或可窥见一二蛛丝马迹 杨升庵曰:郑声淫 淫者声之过也 水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溢于声曰淫声一也非谓郑诗皆淫也 李厚庵曰:声与诗亦有不可不辨者 论其合则自言志至于和声一也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离者 论其分则诗直述情事而乐被以音容故兴于诗成于乐 郑诗可存也而郑声必放以为述情事者人能辨其非 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此段涉及到“郑声淫”解读差异的两个关键之处一是对“淫”字的解释二是“郑声”是否完全指向“郑风”或是指“郑风”的部分而言 而正是对这两个关键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刘绍攽对溱洧的解读在不同的篇章中呈现出了彼此矛盾的态势()“淫”的含义 朱熹在诗集传中虽未对“郑声淫”之“淫”作直接解释但从他在诗集传中对“郑风”的价值评价来看朱熹将“淫”字解为男女间不合礼法的关系从说文解字和尔雅的解释来看“淫”字原义与“邪秽”无涉反有“过度”“过分”之义 这一层含义的使用在先秦典籍中较为常见如与“郑声淫”同出一典语境更为类似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虽然“淫”字在此用以修饰情感而非音乐但其前加上一个否定词来体现儒家“雅正中和”“温柔敦厚”的乐教其本身就指涉了“淫”之原义 在原文中被孔子斥为“淫”的郑声与“佞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放逐了“淫”的郑声则“佞人”也会岌岌可危 因此“淫”与“佞人”在某一语义层面上是相通的 朱熹解“佞人”为“卑谄辩给之人”刘绍攽引范祖禹注“利在君父则从君父利在权臣则从权臣利在敌国则从敌国”从“君父”“权臣”“敌国”等词来看佞人之“卑谄辩给”应当指涉君臣关系的国家层面而不仅仅只在男女关系的家庭层面 故而以“淫”解为男女交往不合礼误之甚明 而孔子之所以会提到“郑声淫”不仅是在颜渊问及“为邦”之后并连举夏殷周等古盛世还提到了“尽善尽美”的“韶舞”明显与下文犯“淫”的“郑声”有反对之义刘绍攽引杨慎丹铅录将“淫”释为“过”“郑声淫”是指“郑声”之“过”即郑声不符合诸如“韶舞”等正乐中和雅正的标准 这是对音乐形式的批评而不是对诗旨内容的价值判断因此自然与诗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经中的“郑风”无涉 这样的解释则更为贴合孔子论“为邦”的语境()“郑声淫”与“郑诗淫”的声、诗之辨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亟言须放的“郑声”并不能指向诗经中的“郑风”这一点学界已有明确的表述了 将“郑声”还原到论语的原始语境中去不难发现孔子每举“郑声”辄置其于“韶舞”“雅乐”等正乐的对立面 刘绍攽还引史实来旁证上古时期诗“皆能成歌”:“东汉末雅乐郎只记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余声不传 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晋室而鹿鸣又无传”只是“今则诗存而声失矣”可见“声”与“诗”当分而论之明确了声诗须辨后刘绍攽所引李光地之言讨论了声与诗合、离两种情况 声与诗合时则如雅颂诗与声皆表一志故“闻其乐而知其德”而当声与诗各表之志背离时则需存诗放声“以为述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饰之音容则惑焉者众矣”存诗尚可从所述之事中据情理来分辨是非存声则会被乐声所迷惑反而达不到以诗育人化俗的目的了古人认为声音具有“乐淫坏性”的感化情性之用 如乐记载魏文侯对古、新乐不同的态度:闻古乐则“恐卧”听新乐便“不知倦”作为新乐代表的郑声“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比之古乐更易让人“流湎以忘本”而再追溯到“淫声”诞 生 之 初 即 是 为“好 酒 淫 乐 嬖 于 妇人”自然会从节奏、五音、曲调等方面极尽能事其惑人溺志之能远非纯为礼乐制度服务的庄重、雍和的古乐所能及因此圣人才亟放“郑声”古人之所以对新乐如此警惕还有“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原因“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乐如能疏、镇性情之秽、浮自然也能导秽激浮 乐之为教当慎之又慎“故先王谨为之文”同时刘绍攽也注意到了声与诗在教化育人上的不同并引朱子之言予以解答:“声入于耳、感于心则不可以无放 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乱之本极其弊以察是非之心诗可不存乎?”从“淫”之含义与“郑声”的指涉对象两个关键点的解读差异刘绍攽完成了对以“郑声淫”曲解之意为理论基石的“淫诗说”的质疑 刘绍攽虽在凡例中力陈汉儒解诗之弊但他亦不遵从朱子辟序而据己意的解诗思路而是以对“淫诗说”的质疑为起点以圣人垂戒、诗教化人为基础所解之诗旨内容又复归到了尊奉小序的汉儒解诗框架中.小序之存废刘绍攽在凡例中梳理了古序见疑始末与汉儒解诗多谬并举陈澔注礼记为“千古穷经之要”:“名物度数据注疏道学正论宗程朱精义详尽则泛取诸家发明未备则足以己意”从“据注疏”“宗程朱”来看刘绍攽十分重视前学不会轻易改弦易辙 他在陈风墓门的解读中认为:“况陈事既无他籍可考而此诗业有古序可据则诸儒之从序说似不必致疑于千载之下”对于仅有古序可依的诗歌若尽废古序则会使解诗漫无根据无枝可依 因此刘绍攽认为遵序是相对妥帖的解诗方法这也是他选择修正而非推翻序说的原因 刘绍攽还指出朱熹解诗是“以论文之法论诗”即“凡诗中非有人名事迹可考者多以为无据”遂举“赠人”之诗所借用的典故亦“未有直指其人”为例驳之 从诗文异体的角度论述小序不可尽废其仍有可供参考“某事某人”之用这体现出刘绍攽对小序存废的谨慎态度刘绍攽虽认为汉儒解诗鄙陋失真但又认为小序去圣未远比之今人凭己意妄加揣测不如择其理通义融者从之与情事世理不合者再据理予以修正 因此刘绍攽多在细节对汉序进行修正以使其更加圆融通畅大体路径仍是沿着汉人步履往往不会如朱熹近乎背离地辟序 而论 如序解郑风狡童为“刺忽”但若以“狡童”为郑昭公则不符合为尊者讳的“谲谏”传统 刘绍攽引严粲之说解“狡童”为“忽所用之人”解“子”为“忽”这样就在不破序解的前提下化解了直刺君王的不妥之处“足显诗人忠爱之心而不失君臣之分”或去疑不取大义仍从序如序 解周南葛覃作于“后妃在父母家”时刘绍攽虽质疑“岂有未嫁而预筹归宁之理”但大义上仍遵从序美妇道之勤 或补明背景以使诗义更加丰富如序 与朱传均只点出周南兔罝 有“后妃之化”“化行俗美”刘绍攽引李光地言指明其为贤人登用之后追述王朝草创之初此则愈见“文王立贤无方”第 期张煜婧等: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三、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双重考证“善说诗者莫如孔门言切磋则诣进于贫富言素绚则义通于礼后”刘绍攽认为诗经义旨不只在于其文本所表述的浅层含义而需“诣进”“义通”的进一步生发 也就是说刘绍攽认为诗经存在着待挖掘的深层义旨而深层义旨才是诗教发挥作用的源头 刺、淫之论众说纷纭追其本原即为是否联系诗之本事 正如刘绍攽所言诗这一文体决定了文中“未有直指其人者”诗经的浅层文本所蕴含的信息量不足以逆溯本志则需借助小序春秋等外部文本的信息来填补诗经表层文本遗留的空白 马端临也就此有论:“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诗歌内容不变叙述主体和本事史实不同会使得诗歌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诗之删录 如若不援引外部文本的语境单单从诗歌的表层文本中则难以探明叙述主体和本事史实刘绍攽解诗亦可远溯孟子 其书名诗逆志即从“以意逆志”化用而来刘绍攽解诗以此为大旨穷理之后再以己意迎取圣人之意志孟子谈诗又有“诗亡然后春秋作”刘绍攽据此认为“诗与春秋义通”不引据春秋则如“矮人观场莫知其悲笑之所自”由于不清诗之世次与本事而蔽障视野则难以实现“以意逆志”的溯意路径圣人之义旨更不足发明复彰受孔孟诗学的影响刘绍攽不仅从辞气、文意和次序等方面切究诗经的表层文本还斟酌诗序、旁引春秋力图挖掘出诗经潜藏的深层义旨从而形成对诗经文内之意与文外之事的双重考证以实现诗教化育之用.文内之意在强调“诗固言理之书”时刘绍攽也注意到了诗歌这一文体能通过“声律”“管弦”等文学特质感人心志、摇动性情达到宣发理言的目的 他指出诗“舍理而何以为性情”换言之舍“性情”而何以为“理”诗经“不似他经之庄言”具有情与理不可偏废的特性 文本作为联结“性情”与“理”的唯一中介通过“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的体认方式从而实现对深层诗旨的逆向追溯这也是刘绍攽在具体解诗过程中反复切究“词意”“文意”“辞气”等表层文本的原因 如对东门之池和东门之杨两首诗刘绍攽都通过“玩”其词意即反复吟咏、体濡来领会文本含义体察到其“无亵狎谑浪”“淫昵亵狎”之意从而否认了朱子“淫诗”之说 东门之杨旧解“男子亲迎而女不至”刘绍攽又据仪礼士昏礼认为“婿与女相离不远岂有迎而不至之事”遂从许伯政以为“迎之者迟其咎在男”从辞气与情理两方面予以考证使得诗解更加圆融无缺刘绍攽不仅批评王承烈以召南野有死麕为“变风之错简”的说法有“改经之僭”同时他还将二南诗旨互相比附:“鹊巢 至采蘋比之关雎至螽斯之义也甘棠至何彼禯矣比之桃夭至汝坟之义也驺虞则关雎之义”依照诗歌的编次顺序数篇诗歌间形成了多个可互相参见的诗意群 可见刘绍攽不仅认为诗之次序不可变更还可以根据前后诗篇所形成的诗意群为推衍诗意作参考 郑风将仲子序于郑风下第二首朱熹解为“淫奔者之辞”刘绍攽则认为“国风之例多以关于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后若淫奔之诗不应次此”且将仲子之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首朱子又从序说刘绍攽据三首诗编序相次认为“其一时事也”正如刘绍攽在王风结语中提到:“节南山 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离以下畿内民俗曰风”刘绍攽认同“风”之诗歌内容虽反映国内民风民俗但也应该是按照君、卿、大夫、民的顺序来编次不可随意颠倒刘绍攽还总括了另一类层层递进的诗意群:“首三篇俭不中礼十畒伐檀而天地闭贤人隐硕鼠而百姓畔之”魏风前三篇葛履汾沮洳园有桃是从礼教上刺“其俗俭啬”十畒伐檀之刺则已触及民生层面前者“刺时”后者“刺贪”而硕鼠则是苦怨沸腾的生民心声直言“逝将去汝”故而刘认为魏风刺意随着次序逐渐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加深可证诗歌的义旨与次序有着某种正向的联系 在解读陈风东门之池时刘绍攽引李光地之言认为此诗之义旨“与前篇相类”皆有“惜其愿而无立志”之意指出了前后诗篇之义有互相参照的可能性 又如齐风甫田一诗序与朱子在所刺之人上有所出入而刘绍攽认为此诗确为“刺襄公”除了引春秋史实旁证外还联系了此诗“恰在南山敝笱之间”的次序 朱熹与序皆解南山为“刺襄公”敝笱一诗序解为“桓公不能制其妻”朱子解为“庄公不能制其母”虽所刺之人不同但所刺之事相同 甫田既在此二诗之间同一诗意群内义旨趋向一致则“其为刺襄公无疑也”.文外之事刘绍攽既认为诗经中存在有待探究的深层义旨而对其义旨的探究若只停留在章句抛开世次本事不仅难以逆溯语义根本而且还易因语词指义不明陷入汉宋训诂的微末之争 而小序春秋能为诗歌中模糊的叙述主体与创作背景提供旁证使得挖掘诗歌深层义旨成为可能 刘绍攽还认为诗经与春秋“同一义”二者都属暗含“予夺褒贬之书”春秋之“予”在于“楚取彭城”“尚系之宋”“楚灭陈”后“犹书陈灾”“夺”在于吴楚僭号仍书“子”不书“王”诗经亦然如绿衣新台皆为卫事但“仍其旧号”此“予”也唐、魏为晋灭削晋而存唐、魏此“夺”也 而吴、楚削而不存非其“文 采”不 足 以“采 风”乃 合 乎“笔 削 之旨”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刘绍攽则进一步称“诗不亡则春秋不作”“以春秋继诗”春秋在垂戒昭示后人的义理层次上能接续诗经义旨二者可以参照互见故春秋足以发明诗经之晦言郑风中有东门之墠一首序与朱二解皆有刺郑无礼教之意 除此之外郑风剩下的二十篇诗歌中朱熹认定的“淫诗”就有十三首 除出其东门外刘绍攽皆从序不从朱 若依遵朱子“淫诗”之论十四首“淫诗”几乎占据郑风一半又多而事涉郑国统治阶级的刺诗仅有三首则郑俗淫乱当为首弊 刘绍攽以春秋书“天子之事”而诗既与春秋义通其存善者以垂范存恶者以垂戒 若重陈郑俗之淫乱而微刺庄公、叔段等不君不臣之事则不仅与春秋书“天子之事”相悖还令诗经反有“乃欲止淫”“先以导欲”之嫌 同时春秋“赋诗言志”的现象也能为解诗之义旨提供解读方向 如刘绍攽引左传襄二十六年子展赋将仲子为例其为“取兄弟相护之意”而无淫邪之思 春秋时期士卿大夫赋诗言志虽多为“断章取义余取所求”其语义与语境都会随赋诗者的“求取”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士卿大夫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不会赋“淫诗”如伯有就因赋刺公子顽烝父妾的鹑之贲贲遭赵孟贬斥 伯有虽断取“人之无良”之义但因诗义仍涉“床笫之言”故“非使人之所得闻”据左传昭十六年载宣子请郑六卿赋诗言志所赋之诗中野有蔓草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五首皆被朱子断为“淫诗”宣子却未曾斥之一语 即便是“刺淫”之诗都在外交场合中赋诵即遭贬斥更何况是被朱子目为“淫者自作”的野有蔓草诸诗 戴震也认为“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亵之事诵之朝廷接之宾客”诗与春秋同一义不仅可援引史实证诗有其本事同时也佐证了诗中亦有“褒贬行其间”从而匡正了朱熹废序无据之弊赋诗言志不赋“淫诗”则是驳倒了朱熹将郑风中十四首诗定为“淫诗”之举从教化效用来讲朱子因废序而无旁证可考见诗之世次本事只能求诸语辞句义故而得出的“淫奔之诗”“淫女之辞”等结论仍停留在诗经文本的表层含义而未涉及圣人存诗“本旨”所谓“五常之际本自相通”诗中朋友、兄弟、夫妇之情可以用以比附君臣之义“好逑淑女”的君子也可以比附好贤而诗教之重在后者的比附义不在于前者的表层义 刘绍攽曾直言:“诗中淫诗太多余目击后生小子輙谓诗以言情未必非说诗者贻之害也”诗经中所存“淫诗”之多不仅削弱了诗教化人之用同时还使得受到诗经垂范的诗歌这一文体偏倾“言情”而怠忽其“言志”的本质 显然刘绍攽认为从诗经这一文献发展而来的诗歌这一文体其所言之“情”是君子“欢愉悲愤之情思感于中”的情感冲动而“志”才是诗之本质是发挥“陶性情劝善恶”诗教的根本“以三百篇忠孝至性之发视为风花月露、吟啸咏游之具”则是“溺于词华昧于大义”故而刘绍攽认为只有破开“词华”之浮薄超越字义训诂的视域援引历史的真实语境才能感发人心以抵达诗之大义“比第 期张煜婧等: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事以观可为淫乱者之戒”诗歌中的指涉对象如果过于泛化则不如引入历史实事、直指人事更能够起到惩创启智的功用四、结语刘绍攽继承了朱熹对“思无邪”的注解诗教的教化范围破除了内容“雅正”的限制“邪秽”之诗同样也有教人化俗的作用 这样一来解放了诗教的教化范围也就意味着强化了诗教的教化作用一方面在肯定诗歌文学特质的前提下刘绍攽与朱熹都认为诗本义应当通过反复吟咏、体濡的方式来领会 但这种求诗本义的方式与个人经验和情感接受有着紧密联系刘绍攽在进行私人化的吟咏体濡之后就屡屡提及“辞气”“词意”来否定朱子之解 另一方面朱子对“思无邪”的阐释有一定矛盾读者并非生来就有“无邪之思”这需要后天的归化与引导 刘绍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淫诗”之多反致“导欲”故而他修正了朱子“淫诗”的数量仅留一两首来达到“圣人垂戒一二”的目的 由于私人化体认方式带有的不确定性与诗歌这一文体所具有的文本空白诗经的文本表层历来众说纷纭而在认识到诗歌的文体特征之后刘绍攽选择复归到了汉儒“以事证诗”的诠释传统通过赋予诗经具体的历史语境不仅能让聚讼纷纭的文本表层具有稳定、具体的含义同时将诗与春秋并举以历史的纵深再次强化了诗经的教化作用刘绍攽解诗以儒家诗教为经以中和汉宋众说为纬不以汉宋门户薄屈一家唯以务实求真为是 他以儒家诗教传统贯之始终因此其论说出入汉宋诸家但没有陷入“汉宋之争”的泥淖之中兼采汉宋也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的灼见覃思这在兴起以“汉”反“宋”学术潮流的清中期大背景下是较为可贵的 同时刘绍攽多据仪礼说文尔雅等来推阐礼制、音义和名物并考证国风中州府辖域与地理变迁隐然有后学乾嘉考据之先声 刘绍攽通过训明音义、析清章句来达到对诗经文本的确要诠释最终实现诗教化俗育人的目的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打通关隘在一定程度上能祛蔽汉学沉溺故纸之失与明末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参 考 文 献 刘绍攽.学韵纪要/谭湘衡冯阳点校.贾三强审校.贾三强.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三十一辑.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浩小艳 冯阳.刘绍攽经余集诗歌美学特征刍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刘绍攽.四书章句凝道录/.冯阳浩小艳胡可点校.贾三强审校.贾三强.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三十二辑.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刘绍攽.诗逆志.陕西省图书馆藏清乾隆稿本.刘绍攽.九畹古文/冯阳徐来祺李茹琳点校.贾三强审校.贾三强.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四十辑.西安:陕 西 新 华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朱熹注.诗集传.王华宝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龚抗云等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钦定四库全书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版.北京:中华书局.王 文 锦.礼 记 译 解 .版.北 京:中 华 书局.司马迁.史记:全本 全注 全译.北京:中华书局.荀子.荀子.版.安继民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国语.陈桐生译.北京:中华书局.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邓秉元.孟子章句讲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左传.北京:中华书局.戴震.戴东原集.清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 (.):“”.“”“”.:【编辑 王思齐】注释:据朱熹诗集传所载除东门之墠外还有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野有蔓草溱洧总计十四首据朱熹诗集传所载共有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三首 其中叔于田一篇朱熹谓“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另备一说(上接第 页)(.):.:【编辑高婉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