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公务员招考经典申论备考材料大全.doc

【精品】2012年公务员招考经典申论备考材料大全（打印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 我国人均水资源为世界的四分之一，较为贫乏。水资源在我国还存在分布地点不均衡；分配时间不均衡；因客观原因损失严重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造成居民节水意识不强，形成了不良用水习惯，循环用水能力差，节水用器得不到普遍推广等现象日益加剧。 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对于促进城市居民用水户树立节水观念；对于促使工业用水户进行节水技术改革；对于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至关重要。因此，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水资源节约型社会势在必行。 首先，必须形成科学、全面的价格制定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作用。建立以增阶梯式为主要定价模式的定价制度，充分鼓励社会各界在生产、生活中节约用水。二是在水价构成上，纳入全面的考核标准。在水价上全面体现水资源本身价值，水管理以及污水处理成本。 其次，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价格改革机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一贯工作方针和作风。必须本着水价改革为了人民，改革成效人民共享的原则。其一、在定价的过程中，务必充分考虑民利。夯实防止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的过高水价向老百姓转移过高成本。加强国家对水价的宏观调控。其二、在价改的过程中，务必充分考虑民意。要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全面听取百姓的意见和诉求。保障价格改革不影响居民生产、生活，不损害老百姓利益。 最后，必须形成公开透明、渐进性价格改革机制。一是大力宣传水资源稀缺事实，消除社会各界不良反应。价格改革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不满。必须通过宣传，让社会各界理解到水资源稀缺、水价不合理现状，尽可能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将水价构成、水价确定过程、水务集团账目向社会公开。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 水资源价格改革关系到百姓的安定生活，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沿着科学发展路线，既保障水资源的合理配用，节约可循环利用，又要保障百姓生活，维护百姓实质利益。(864字)2010年第16期【半月评论】舟曲不倒突如其来的灾难，再一次降临。甘肃省舟曲县，这个曾经的“陇上桃花源”，被呼啸而来的泥石流瞬间击毁。1000多条生命逝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整座城市浸泡在洪水与泥浆中。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抗击灾害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 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坚定承诺，鼓舞着所有的救援力量快些，再快些。工具不够，就上双手，哪怕十指已是鲜血淋漓；80余栋楼房，逐个拉网式搜索，不放过一个角落；昼夜不休地轮流作业，不放弃一丝生命信号。这里有人！再加把劲！ 昼夜奋战，只为废墟中那一声求生的呼唤。分秒必争，废墟上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痛失女儿的冯青林拼了命救着别人。他坚信，多救一人就对女儿多一分交代。妻儿罹难的杨曙光说，他们埋得太深了，我救不了他们，但要为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尽一分力。结婚不久的王伟说，希望善行感动上天，保佑妻子和尚未降生的宝宝在那个世界里平安。医疗帐篷里，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累得快挺不住了，心里还惦记着上午刚送来的小男孩的伤势；天水机场上，120急救车闪烁着顶灯，焦急地等待着转运伤员；残垣断壁旁，军医许宏冰紧紧握着藏族老阿妈的手，静静陪伴着失去儿子的老母亲是的，舟曲遭受了罕见的灾难，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但是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心中总有一股暖流涌起，有一种力量充溢。坚强、勇敢、无私的人民是打不垮的。我们坚信：舟曲不倒！各级干部、广大党员组织必须撤离的群众转移疏散，紧张有序的部署“决不让群众二次受灾、二次受损、二次受难”。父老乡亲们自发行动起来，背起水箱、小型发电机、电缆、通讯塔架，穿过洪水和泥石，行走在县城内外。这条由肩膀扛起的生命线，让数万名受灾群众吃住有了保障。安置点上的老乡已吃上了新鲜蔬菜。明年6月，他们就能住进安稳结实的新房。18万册教科书正在加紧赶印，送往灾区。秋季开学，孩子们就可以手捧新课本走进学堂。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又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无论是竭尽全力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不仅唤起了国人抗击灾害、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还势必激发出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从而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中。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灾难程度不同，相同的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彰显和光大。对生命的尊重还体现在避免和减少灾难发生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快速发展，但由于对城乡建设、农村居民点建房和工程建设的地质勘察和评估重视不够，埋下了大量地质灾害隐患。还有很多地方劈山修路、切坡建房、造库蓄水，但工程措施不到位，也埋下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我国人多地少，山区占70%，一些山区县城、乡镇和村庄就建在滑坡体或泥石流冲洪积扇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搬迁，潜在大量地质灾害隐患，一旦成灾极易造成重大损失。面对如此之境，如何避免下一个“舟曲”，如何未雨绸缪，值得考量。地质灾害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是其必然性，为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依据。四川一些地方近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危害严重，但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准备充分，预警和组织群众转移及时，有效减少了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随着人们防灾意识增强和政府信息服务工作加强，灾害预警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项基础工作。但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言，仅有预警远远不够，还必须切实做好排除险情的各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的工作明显加强，浙江省各级政府依靠群众努力构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山东省则对灾害重点防范区编制治理方案、灾情预案和抢险演练。这些做法都值得提倡。灾害预防直接关系到群众安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极端天气多、灾害隐患多的时候，各级政府都要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工作。人们看到，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我们的救灾应急机制更加健全，抢险救援更为有效。频繁的自然灾害让我们屡遭创伤和苦难，更让我们收获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一次又一次灾难的考验，百折不挠的国家正在奋力崛起。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坚强不屈的民族正在砥砺前行。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制度救灾、制度赈灾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也呼唤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不断增强：把堤坝建设得更牢固，把家园建设得更安全，把城市规划得更科学，把山川治理得更秀丽2010年第14期【半月评论】领导干部要注重心灵环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锻炼党性、提升境界的核心内容。作为领导干部，当前必须认真克服心浮气躁、患得患失的思想。要努力做到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解民忧以安心，把个人私欲降到最低点，把奉献升华到最高点，净化自身的心灵世界。要少些倨傲心，多做亲民事。有些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具体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志得意满，高高在上，往往就会办公室坐得多了，群众见得少了；笑脸见得多了，意见听得少了；决策失误多了，真知灼见少了。时间一长，就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失去为人民服务的生机与活力。最后就像接受邹忌纳谏前的齐威王，蒙蔽甚多，危机四伏。作为党的干部，要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坚持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干部要少些浮躁心，多做踏实事。“欲识长空月，先除眼内尘”，简朴和知足是现代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学习的重要课题。作为领导干部，会有很多应酬，如果纠缠于这些迎来送往、觥筹交错，心境就难免会变得浮躁，做事就往往会变得不够踏实。因此，要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要投身实践增本领，到最基层、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求真务实干事业，把眼光从材料文章上转移到老百姓的身上，给群众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少些功利心，多做长远事。活着的意义，既要轰轰烈烈，更要清清白白。否则，追求表面风光一时，会被群众指脊戳背一世。作为领导干部，要多干人民群众得实惠的事，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在招商引资、服务企业时，可与老板交往；在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中，要少与老板往来。回家后，要多和家人交谈；工作中，要少替家人说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心灵环保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根本就在于能够注重平和自我，严格要求自我，常常反省自我。那样，我们就能真正把心思用于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上，用于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上。2010年第12期半月谈【半月评论】路在基层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难关在前，挑战在即。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如何让基层改革的路越走越宽，能越走越远？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2010年第11期半月谈【半月评论】人才工作需要科学最近，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视人才工作的同时，也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才理念。人才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领导者政治智慧与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人事工作，从本质上讲是用人治事，用合适的人，做正确的事。我们常说，人才难得。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难得，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不容。创造性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简单认同既成的事实，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他们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规矩出牌，“扰乱”了现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常常被现有秩序的维护者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以攻击和扼杀。从古至今，那些改革创新人才常常遭受很多误解和冤屈，大多缘于此因。古人讲：“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常常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某种反叛精神。他们自信、自尊、清高、固执，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一个人越是把聪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们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常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正因为杰出人才难得，因此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更应当细心地发掘，大胆地起用，加倍地呵护。识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胆略，护才需要勇气，有时需要付出代价。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依照制度进行，但“制度选人”不能代替“伯乐相马”。现在通行的标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拔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产品”加以淘汰。只有领导者独具匠心和慧眼，才能将他们挑选出来。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空间。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的集合体，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在一条直线上，优点的延长线就是他的缺点。比如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固执；一个处事果断、勇于负责、很有魄力的人有时失之鲁莽等等。人才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没有缺点，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优点和特长。对待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且要正确对待他们的短处，在处理人才长处和短处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就培养人才而言，应当扬长补短。既要发扬和发展他们的长处，又要弥补他们的缺失和不足。一个人才总是长处越多、短处越少、素质越全面越好。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应当扬长避短。用人之道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在其最强的优势领域。一个人才的奇迹都是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和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使用人才应当校短量长，唯器是适，用其所长，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第三，就保护人才而言，应当扬长容短，必要时敢于护短。古人讲：“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他们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处事毛躁，难免“洒汤漏水”，说话也会得罪人。作为领导者，对成长中的年轻人才应当多一点偏爱，多一点袒护，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强壮起来人才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都能产生优秀人才。比如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从事教学、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泽东曾说过，学校的问题，主要是校长和教员问题。他又讲过，大师傅也不好惹。民以食为天，如果学校的食堂办不好，那会每天每刻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情绪，学校就不得安宁。人才还有着层次性的特点，层层递进，错落有致。每个层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个层面的人才都有上下优劣之分，很难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比如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是人才，优秀的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同样是人才。鉴于人才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因此在选拔人才上必须尊重特点，承认差别，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绝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人。总之，对待人才我们应当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网罗众家，博采众长，努力促成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动局面。2010年第10期半月谈【半月评论】建好分好公租房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09年第24期【半月评论】直面非理性维权之痛一个民主法治不断进步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权利高扬的时代。权利只有得到维护，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指出，权利只有在持续不断地与否认、侵害权利的力量进行斗争中才彰显其存在，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观察中国当下之情形，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快速地觉醒并茁壮地生长着。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一系列非理性维权事件却给世人敲响了警钟。为了证明自己身患尘肺职业病，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不惜“开胸验肺”；在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车”司机，一怒之下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成都市民唐福珍因抵制房屋拆迁而自焚身亡；宁夏农民工王斌余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还遭到打骂，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一桩桩带有悲剧色彩的维权案件，牵涉对象无一不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无一不是由于舆论的介入，或者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或者引发了全社会的深思。不过，如果将目光投向这些“小人物”因维权而付出的昂贵代价，难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壮：他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让身体永远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和疤痕。维护权利的最好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能点点滴滴、持之以恒地对个人权利反复坚持。作为一个受害者，谁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尤其不应该用暴力来反对不公正，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生命或已逝，权利何所归？一件件非理性维权的悲剧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体性的暴力还是群体性的激烈行为，都早已被证明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式，只有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维权行为，才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响应，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更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当然，面对诸多的非理性维权导致的悲剧，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深刻反思。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理性维权已成为弱势群体享受不起的“奢侈行为”，因此，理性维权，不仅是公民所要学习的，相关部门更要为其创造好的条件。公民理性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毋庸讳言，当前过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让许多维权者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望而却步。以工伤维权为例，有专家计算过，将所有的程序走一遍大概需要3年9个月左右，大多数受伤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赔偿，而且很多农民工因为自身法律知识欠缺，导致法律维权难上加难。再比如民工讨薪，要经过多道程序，时间长还未必有效，因此，一些农民工干脆放弃通过正常渠道讨薪，而采取跳桥、跳楼、绑架等极端手段来讨公道。当维权的成本超过了维权者可承受的能力时，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济的表达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简化程序，降低维权门槛，降低维权成本，是政府部门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建构弱势群体维权的“绿色通道”。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官员常常把直接向上反映问题的群众视为“刁民”。事实上，这在理念上已经堵死了普通民众的理性维权的通道。因此，如何让广大百姓更为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诉求，如何更为实在地让他们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如何避免制度救济通道的失灵，这对于化解非理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首先为维权群众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条明路，解决维权方式、维权思路上的信息不对称；其次，要畅通理顺已有的公共维权的渠道和机制，加大监督问责力度，让相关责任部门在面对群众维权时，不能也不敢推三阻四、冷漠无情；再次，从体制上找症结。时下，由非法、暴力拆迁所引发的暴力维权事件接二连三。野蛮拆迁方往往是拥有权力和资本的强大团体，遭受损失的一般是普通百姓，而此过程中大多是“开发商在前”、“政府在后”，老百姓处于弱势。这一切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对于化解非理性维权现象将会起到重要功效。令我们欣喜的是，在民主法治进程中，政府依法行政正大踏步前进。越来越多的施政者明白了公权力的运行规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知悉了公权力是有边界的，而非“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式的为所欲为。同时，当为打造法治政府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开始运作，当“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成为头顶利剑时，政府的行为日渐变得规范，“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的“三拍决策”行为，正逐渐被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和听取民意制度所取代。依法行政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近年来，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因污染项目引发的环境维权事件，从2008年厦门PX项目引发的“散步”，到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市民理性维权前听取民意等等，都表现出公民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也表现出政府部门对民意的尊重。我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在理性维权面前，公民与政府实现双赢！半月评论】09年第20期：中国媒体社会责任的守望者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成倍放大。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因民主的发展备受关注。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人民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中痛苦挣扎。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部分媒体以讹传讹的推波助澜下，致使海南的蕉农损失惨重，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条假新闻，对媒体人而言，也许只需敲几下键盘，却会在一瞬间造成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恶果。在市场经济和现存的媒体经营管理体制下, 媒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建设的理由。我们不能让经济利益腐蚀媒体的“话语权”，那是自掘坟墓！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那么，中国媒体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为媒体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一个睿智且负责任的媒体，总会体察民意、顺应潮流，总会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研判时局走势，总会提出关键命题、做出核心引领。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长远发展之道。媒体应是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作为社会公器，它反映民意，传达民众声音，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媒体的生存依赖公众的支持。因此，不管媒体发展到哪个层次，其核心都应是民本取向，是民生情怀，是民权代言。媒体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所在，它应该向公众传递民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柯勒律治（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汪洋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 还应以其正确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应该正确传递各方声音，起到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作用；应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承者的功效；应该继承、扬弃、整合和创造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提升民族文化的层次和品位。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需要智慧的、合情理的舆论引导，更要合法和合乎真民意的舆论引导。媒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成了我国收容制度的废除；对黑砖窑事件的揭露，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非法用工风暴这一切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功效。媒体监督也推动了政府的制度建设不断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媒体监督还是反腐的利剑。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从网民予以曝光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只用了短短11天，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等问题经媒体披露后，最终在公众的关注下得以查处。社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建构。媒体是号，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媒体是剑，为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媒体是手术刀，割除社会毒瘤、医治社会痼疾。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具有媒体性质的发布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参与到媒体建设中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坚决反对以反“媒体审判”之名，行抵制舆论监督之实的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力，无疑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媒体自身更要做好自律。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媒体未来和国家未来。公务员工资改革会不会成变相加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据悉，此番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在保证与GDP相匹配的原则上，将重点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缩小系统内收入差距，同时摒除“单纯以官衔职务定薪酬”的僵化模式，推动职务与职级并行定薪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要求。建议刚刚出台不久，就拉开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序幕。在公务员工资改革中向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倾斜，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公平。但按正常的财富分配逻辑，公务员工资改革，应该在社会平均工资得到进一步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率先以公务员工资进行改革，追求的是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公平。这个小公平，应该服从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公平。按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公务员工资应该基本等同于社会平均工资。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在确定公务员工资标准时，参照的都是社会平均工资。因为公务员工资全部来自纳税人。如果公务员平均工资超过了社会平均工资，就意味着公务员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财富，甚至可以直接和腐败挂钩。我国公务员法也规定，“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而所谓“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在不同行业中又相差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议中“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应该是公务员工资标准调整的前提。仅就企业而言，不同行业工资收入的差距，其实远甚于公务员内部的差距。按著名经济学家、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提供的数据，我国最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这种悬殊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一些工资收入微薄的阶层自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城乡公务员之间，领导干部与普通公务之间，尽管在工资收入上也有一些差距，但肯定没有15倍。缩小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应该远比解决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分配问题更为紧要。或许有人会说，人社部这次研究的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与其他行业本不相关。其他行业收入差距再大，只要求出总和，再算出平均数，就可以得出社会平均工资。但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一次工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公务员内部的低收入者，期盼通过“削峰填谷”实现公平，那么，低收入行业群体就更希望从国家层面实现行业之间薪酬待遇的“削峰填谷”。并且，按常理，凡工资改革都会以“涨”为结果。公务员工资涨了，整个群体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皆大欢喜，低工资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无疑会加剧。温家宝总理讲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是“一盘很大的棋”，下好这局棋，不仅应该以公平正义为取向，还应该多从全局考虑。作为政府，不应该只对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工资差距重视有加，并迅速出台政策予以矫正，而对整个社会行业之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熟视无睹。09年第19期【半月评论】力戒“口惠民生”“民生”这几年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分外响亮的“主题词”。政府出台“民生政策”之密集，媒体推出“民生话题”之深入，百姓关注“民生热点”之强烈，可谓前所未有。如何使每一级政府的惠民之举，托起每一个百姓的幸福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结待解。走进基层，常常遇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民生是个“筐”。看一看各地在抵抗金融危机中，接连推出的刺激内需的大手笔，看一看基层在跟进产业转移中，争相展示的招商引资的新路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有多少是紧密呼应民众迫切需求的民生项目？生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投资究竟占了多少比重？一些地方向上汇报、对外宣传时，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重视”，竟然把“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基础设施投资都算作了民生工程。笔者记得当年采访过的南昌一位老市长讲过：现在的城市建设，一谈民生就是大广场、大戏院、大运动场，其实，平头百姓一年能进去几次？而背街小巷的路道，市民上班，上学，买菜，一天就得走几个来回，又有多少官员放在心上？民生是个“秀”。“有粉搽在脸上”，这是许多官员的共通心态。就谈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忙于撤并村庄，洗脚上楼，简单地将城市样式照搬进来，靠近路边的建筑，还要涂脂抹粉，配上白墙红顶。老百姓的谋生之道、生产方式还没有改变，就急于要在一个早上颠覆农民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