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pdf

2024 年 3 月 第 39 卷 第 1 期 邢台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GTAI UNIVERSITYMar.2024Vol.39,No.1“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马 然,柏 瑛,谢 艳(兰州文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摘 要:“肮脏”工作指在生理、社交或者道德层面接触污浊物或者人的工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肮脏”工作的定义、分类、特征、测量及影响机制方面,关于从业者民生福祉方面的观照鲜有发现,由此构建出“肮脏”工作解释路径图。质性研究阶段,选取了兰州市三家三甲公立医院的护工和清洁工两类“肮脏”工作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对其展开了现象学分析,通过对二级编码所收集数据的整理归纳,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肮脏”工作从业者民生福祉的增进路径,并呼吁全社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关键词:“肮脏”工作;民生福祉;社会污名中图分类号:C91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658(2024)01-0008-09引用格式:马然,柏瑛,谢艳.“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4(1):8-16.收收稿稿日日期期 2023-05-08 基基金金项项目目 2022 年度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增进甘肃民生福祉的方式方法研究 “强省会”行动视角下“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ZC56.作作者者简简介介 马 然(1989-),女,山西运城人,硕士,兰州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一、问题的提出“要想 同 时 被 赞 誉 和 诋 毁,这 真 的 太 难了”一位来自朗贡医疗中心的院派医生(指病人住院期间代替家庭医生者)陈福说道。陈博士接着叙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当作英雄庆贺,同时又因频繁接触 COVID-19 而被病人及其家属所诋毁的1。诚然,管理学研究领域历来普遍青睐光鲜、体面的工作,如高层次技能人才、管理精英等,对于“肮脏”工作及其从业者的研究十分少见。“肮脏”工作指从业者在生理、社交或者道德层面接触污浊物或者人的工作,如医院的护工(生理肮脏)、精神病医生(社交肮脏)及流产医生(道德肮脏)等职业。然而,随着COVID-19 的出现、社会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再加之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等不争事实,“肮脏”工作的重要性重新体现了出来,成为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工作。1951 年美国社会学家 Everett Hughes 首次提出“肮脏”工作概念以来,其相关研究走过的路程不过 70 余年,且大多数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情境的特定解读。在国内,相关研究刚刚拉开序幕,主要聚焦“肮脏”工作的前因、影响机制、职业认同等方面,关于从业者民生福祉问题的探讨几乎未发现。厘清现有文献的生成依据和递嬗脉络,呼吁全社会给予从业者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体恤认同,帮助探寻提升从业者民生福祉的路径对于充实中国情境的“肮脏”工作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二、相关理论阐释与文献综述(一)理论阐释刻板印象与刻板印象威胁。“刻板印象”一词源于出版印刷行业,指用于固定、定型的刻字模板。1922 年被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新闻学家 Walter Lippmann 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指人们对于特定人物或者事物的固化观念,是一种由非理性思维定式引起的对某些个体或群体异第 1 期马 然,等:“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9 类化的标签。“刻板印象”常与“偏见”“成见”“歧视”等词汇一同出现,表达强烈而持久的消极态度或看法。人们通常所说的“职业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外貌刻板印象”“种族刻板印象”等都是刻板印象的细分2。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是指遭受刻板印象群体的困境感知。由于具备某些地位特征(如较低的收入、较差的体貌特征、令人反感的职业等),他们内心感知到较低的评价,并担心自身行为表现有验证这一刻板印象的风险3。“肮脏”工作从业者因害怕被“揭示”工作内容的“肮脏”属性,遭受来自刻板印象的拒斥和歧视。因此,这种持续警惕以隐匿污名的心理过程事实上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威胁。职业污名(Professional Stigma)是指某职业具有不受欢迎的、令人避讳的属性或特征。这种污名的施加来源于社会的分层格局,即强势群体因高地位、高影响力而对弱势群体肆意支配,并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优势,向弱势群体施以污名,“贴”上主观性“标签”。因此,职业污名实质上是一种“合法化谎言”,来自于社会的主流认知4。“肮脏”工作属于情境化的职业污名,从业者一旦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那么所从事的工作就会被认为是“低贱的”“不入流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地位特征论。每个人在社会关系等级系统中都会拥有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尊严与声望。拥有较高声望的人或被给予较高期望的人群在实际表现中会取得较好的成绩,取得的好成绩反过来也强化了他们与低声望群体间的地位区分。而引起这一系列作用的关键就是地位特征。地位特征(Status Characteristic)指任何能将行动者进行类群划分的明显特征,如性别、信仰、年龄、职业等。不同地位的群体因大众态度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最终表现出高低不一的绩效期望。如赵德雷的研究发现5,大学生很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而听取农民工的意见,尽管农民工在某项职业技能方面强于大学生。这是因为两个群体中存在着某种很明显的地位鸿沟 教育程度5。因此,地位特征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意见出现分歧时,人们往往遵从高地位者的意见。此外,相对剥夺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也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是指人们倾向于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来判断和评价自身的地位、处境,且常常是与类似群体进行比较。如感知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受到不公待遇,就会产生气愤、不满等消极情绪。“肮脏”工作从业者在与相似职业群体比较时,由于感知自身得到更少的包容和尊重,可能会引发较低的绩效或工作满意度、甚至产生职业倦怠、社会退缩等行为6。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是指压力源于自身有价值资源损失的感知。职业污名给“肮脏”工作从业者带来了职业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威胁,同时也伴随着自身尊严和地位的损失,这些都削弱了从业者的资源保存,造成社会歧视感、情绪耗竭、工作压力等消极后果7。最后,有必要对非接触文化予以介绍。非接触文化(Non-touching Culture)指人们本能性地排斥、厌恶污浊物质或受污人群,并在行动表现中显现出“拒绝接触”的安全社交距离。如在向掏粪工问路时,人们的语言报告大多是有礼貌的、友好的,但身体却本能地表现出回避行为(如刻意与掏粪工保持远距离站立、不触碰其任何物品等)。这是因为语言报告是可以操控的,它由主观意识(大脑)所加工,但肢体语言却是由小脑即刻发出的本能的、不受控制的生理化学反应8。(二)文献综述“肮脏”工作的定义方面:1951 年美国社会学家 Everett Hughes 首次提出“肮脏”工作的定义,指令人反感的、鄙视的,不受尊敬的工作或任务。Emerson&Pollner 认为“肮脏”工作本身并不肮脏9,工作者的个人特质也不肮脏,被冠以污名是因其有悖于主流价值观中“干净”“整洁”“体面”的标准。“肮脏”工作的命名与社10 邢台学院学报第 39 卷会、宗教、文化等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是完完全全被大众主观所界定的职业污名9。Ashforth,Kreiner,Clark&Fugate 将“肮脏”工作定义为接触污浊物、危害环境或者违背社会道德等令人鄙视和厌恶的工作10,同时也是社会必要的工作。后续学者基本都沿用了 Ashforth&Kreiner 对“肮脏”工作的定义,并达到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他们认为,“肮脏”工作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社会质疑,但大众应该认可“肮脏”工作的社会必要性,其的的确确客观存在于家政、保洁、医护、娱乐、殡葬、餐饮、交通等重要行业,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生活默默无闻地做出贡献。“肮脏”工作的分类方面:基于“肮脏”工作定义的描述,Ashforth&Kreiner 继而提出“肮脏”工作的分类。“肮脏”工作可分为生理“肮脏”、社交“肮脏”和道德“肮脏”。生理“肮脏”是指从业者身体直接接触污浊物的工作,如接触垃圾的清洁工、接触病人体液或粪便的护工、接触尸体的丧葬工作人员等;社交“肮脏”是指带有仆从性或尊卑性、有辱尊严的工作,或工作中需接触受污群体的工作,如司机、精神病医生、保姆、餐饮服务员等;道德“肮脏”是指工作内容或性质被认为有悖伦理道德的、有失礼仪礼节的,或工作中需行驶欺骗、隐瞒、诱导等手段的工作,如保险推销员、私人侦探、动物安乐死执行者、赌场工作者等11。国内学者张光磊等将“肮脏”工作的分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观”相结合,将“肮脏”工作分为有辱“面子”的表层肮脏和违背“五常”的深层肮脏6。“肮脏”工作者之所以会感到“没面子”,是因为其依附于社会的自尊被削弱5,是在特定情境下对于自身公众形象做出的评价和反思。深层“肮脏”工作的肮脏感知比较内隐,即违背了“五常”当中的“仁、义、礼、智、信”才产生肮脏感知,如景区检票员属于深层“肮脏”工作者,因为机械性的工作内容违背了“五常”中的“智”。“肮脏”工作的测量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的测量研究主要以理论构建、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实证研究)相当匮乏。现有的“肮脏”工作测量主要以单一维度和多维度(主要包括二维度和三维度)的量表工具为主。二维度是指从“肮脏”工作的广度(肮脏任务所占比重)和深度(肮脏内容卷入程度)两个方面测量。三维度量表则是依据“肮脏”工作的分类(生理、社交和道德)三个层面分别进行测量。单一维度的测量研究多数以主观评价的方式呈现,如 Ashforth 的研究主要回答了“社会公众对 肮脏 工作的整体感知如何”这个问题10。研究结果显示,大众眼中的“肮脏”感知排名如下:道德“肮脏”工作社交“肮脏”工作生理“肮脏”工作非“肮脏”工作。Lai 在 Ashforth 等学者提出“肮脏”工作分类理论的基础之上12,选取 800 余名澳门博彩业从业者为研究对象,开发了三维度的“肮脏”工作量表。该量表首次科学地、具体地根据“肮脏”工作出现的不同情形将量表题项进行细化分类。但不足的是,该量表仅针对赌场从业者,因此很难直接应用于其他情形下的“肮脏”工作测量研究12。“肮脏”工作的影响机制方面:虽然有“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之说,但护工、清洁工、农民工、殡葬从业者等“肮脏”工作从业者时常遭受社会歧视和偏见也是不争事实。他们从事的工作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如无法入院陪护的子女不得不雇护工去照料生病老人),但同时也在身心健康、工作压力、职业认同、社会接纳等方面受到消极的影响。国内学者张光磊等针对“肮脏”工作对从业者的影响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6。在职业认同方面,“肮脏”工作对从业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职业不认同、职业矛盾认同(也称精神分裂式认同)和职业认同三个层面。值得强调的是,职业认同是该领域学者长期以来着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工作压力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探索和澄清了“肮脏”工作会带给从业者一定的消极情绪、社会歧视感和污名管理压力。基于工作内容本身的特殊性质,从第 1 期马 然,等:“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11 业者在社交活动中会主动隐瞒其工作信息,但这种污名隐匿会给从业者带来双重的压力,这种持续警惕和焦虑的心理斗争来源于时刻担心被揭露,这就是污名管理压力。当从业者自身无法释放工作压力时,就容易引发职业倦怠、职业冷漠、非期望离职和社会孤立等更严重的后果。如当流产医生感知到自己不被社会公平看待、遭受大众侵犯性提问或在医疗卫生系统被边缘化时,开始出现对人际关系冷漠、抵触的情形,接着会主动减少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寻求行为,最终陷入自我孤立13。学者赵德雷的研究证实大学生会主动与建筑农民工被试群体保持较远的社会距离5。当被要求同时完成特定任务时,即使任务题跟建筑装修相关,大学生也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少参照农民工的意见。这表明,拥有较低期望和较弱影响力的农民工无论在建筑装修方面展现出多么强的技能和本领,他们的污名身份仍然无法削弱,与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地位鸿沟显而易见。三、“肮脏”工作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质性研究(一)研究技术路线和对象选取考虑到信息收集的可行性和高效性,研究集中选取了兰州市三家三甲公立医院的护工和清洁工两类“肮脏”工作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为保障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特制定了以下选取标准:(1)护工和清洁工已在本医院连续工作两年以上;(2)护工已与家政公司、医疗卫生机构或医院下设的护工机构签订劳务合同;(3)接受访谈的对象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参与热情等特征;(4)研究对象尽可能多地涉及到了各个部门和科室。鉴于“肮脏”工作从业者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长期被社会边缘化等特点,加之民生福祉又是比较内隐的深层次问题,所以采用了现象学方法,旨在“穿过层层罩雾,揭示看不见的现象”。具体研究过程如下:(1)文献梳理、归纳和分析研究,设计问卷调查表和半结构化访谈提纲;(2)实地走访研究对象,多轮多次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私密访谈,观察研究所关心问题、收集研究所需数据;(3)回收、整理和归纳数据;(4)基于数据展开现象学分析;(5)在前期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比分析和个案分析针对民生福祉增进的路径方法提出建议。(二)数据收集依照研究制定的选取标准,最终将研究对象聚焦三家三甲公立医院的 126 名护工及清洁工。获得院方批准之后,课题组向所有受访者阐释了研究意图,并书面保证所有问卷信息和对话录音均严格保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群体特征和职业心理敏感度,决定采用一对一的私密化访谈,所收集信息仅用于课题研究。126 名受访者中有 57 名男性和 69 名女性(男女比例约 1 1.2)。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 4 名,高中(高职)学历 7 名,初中及以下学历 115 名。据人口学信息显示,93%的户籍归属地在甘肃,仅有 9 名来自省外。126 人均参与了第一轮问卷调查(回收率 100%),116人参与了第二轮问卷调查(回收率 92%)。混合式问卷调查表包含了客观题项和漫谈式主观开放题项。主旨开放性问题有:(1)您选择这份工作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2)能说说您对这份工作的看法吗?(3)愿意谈谈您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您的工作吗?(4)您会主动向他人介绍您的工作吗?(5)您怎样看待工作中时常接触肮脏物这件事(如 病 人 体 液、呕 吐 物、有 害 垃 圾 等)。(6)您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7)您了解社会大众对您的工作给予的评价吗?(8)您的工作会不会 给 您 带 来 困 扰?如 有,请 详 细 谈 谈。(9)您最期待在哪些方面获得民生福祉的改善和提高?(10)对于机构的管理,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综合受访者个人意愿和计划进度等因素,研究第二阶段选取了其中20 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私密访谈,每次访谈(约30 分钟)在不打扰对方工作、时间充足、氛围轻松、访谈场所舒适隐蔽的前提下进行。一对一访谈是对问卷调查阶段的补充,旨在12 邢台学院学报第 39 卷通过更直观的方式、用更灵活的提问技巧探究深层的、难以用书面语言表达的隐秘问题。(三)数据分析课题组通过调查问卷、访谈记录及录音信息的资料整合,共收集到来自受访对象 937 条完整语句,剔除与研究问题相关度较低的,剩余的612 条语句进入编码程序。研究采用 NVivo 11 软件对收集的信息进行二级编码(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根据扎根理论,开放式编码的原理是采用开放性思维将丰富散乱的语言碎片进行抽象化概括,对有价值的信息以语言单位的形式逐一贴标签。通过使用专业的编码软件,最终得到 23 个开放式编码,部分提取过程呈现如下(见表 1):表 1 初始概念和初始编码过程(节选)编号开放式编码初始概念出现频数a1认知现状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家人不理解;时常被指责甚至呵斥;觉得没面子93a2任职动机学历低、农村出身务工;养家的重担;弱社会关系;同乡介绍;没技能87a3污名化感知肮脏物的客观存在;不愿主动谈及工作;受到歧视;他人主动保持距离83a4身心压力每天接触病人的血液、粪便、死亡等;高强度的工作;生理压力;自卑羞愧;病人和家属的冒犯行为和侵犯性提问带来的心理压力;污名隐瞒带来的双重压力79a5经济收入与其他服务业相比收入还算可观,但身体透支严重,有职业病;收入渠道单一,全是“血汗钱”73a6组织关爱组织管理强势,不懂变通,有时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缺少话语权,遇到困难只能自己克服81a7社会认可病人及家属态度恶劣,遭受呵斥和职责;亲朋好友对工作性质的不认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67a8劳动保障拒绝或拖欠购买伤残、失业、疾病等基础保险;没有维权渠道,多数是“摆设”;社会救助程序复杂,政策文件成为“阻碍”53a9家庭照料子女上学困难,难以担负私立学校学费;配偶伤残救助缺失,一人务工养家难59a10住房问题租金太高,频频搬家;买房更是望尘莫及72 编码工作的第二阶段是主轴编码(Axial Coding),主轴编码是从开放式编码的结果中进行总结、归纳和提取,将具有共性逻辑的信息进行概念化整合的过程。课题组对于意见不统一的主轴编码进行多轮探讨和修订,最终编码结果呈现如下(见表 2):表 2 主轴编码过程(节选)主轴编码开放式编码A1 个人因素a1 认知现状;a2 任职动机;a3 污名化感知;a4 身心压力A2 组织因素a5 经济收入;a6 组织关爱A3 社会因素a7 社会认可;a8 劳动保障;a9 家庭照料;a10 住房问题四、研究启示与“肮脏”工作解释路径图的构建第一,贡献于“肮脏”工作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肮脏”工作的定义与分类、感知与认同、维度与测量、前因研究、影响机制等层面,关于从业者民生福祉的研究鲜有发现。“肮脏”工作从业者的社会价值不言自明,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常常被边缘化,遭到厌恶、鄙视甚至不被尊重。他们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包容和支持程度如何。民生福祉问题牵动人心,是体现“城市温度”的重要指标。研究拓展了“肮脏”工作理论研究边界,第 1 期马 然,等:“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13 较早地关注到了“肮脏”工作从业者内心深层次的福祉问题,而且突破性地将组织场域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也纳入讨论范围。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工作部署做出了管理学界的有声回应。第二,实践贡献。为组织如何管理好和留得住“肮脏”工作从业者给与了一定启示和借鉴。一个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水平是否是民心之所向,很大程度上要参照这个城市部分群体的民生福祉感受。而“肮脏”工作者作为城市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却实实在在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默默奉献的人群,恰恰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现状的“最优群体”。对民生福祉问题不满意、社会认同度低、没有归属感和幸福感,这些问题都会引发从业者的高离职率和流动率,甚至离开城市返乡返贫。研究秉持“问题导向”研究思路,以解决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原则,精心策划样本选取,科学分析回收数据,从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面逐层探寻如何提升从业者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路径和方法,努力帮助“肮脏”工作从业者提升获得感、归属感和安全感,缓解职业倦怠和消极情绪,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和整体幸福感。也让城市发展实绩更有温度,让惠民答卷更有厚度。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研究,认为“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应从定义、类型、特征、测量、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梳理,以廓清“肮脏”工作研究的全貌与研究边界。具体来讲,这些方面都是打开“肮脏”工作“暗箱”的实质问题,有助于提供关于“肮脏”工作的客观化理解,重构之后的的解释路径分布图(见图 1)可以很好地对现有重要研究进行有效区域划分,有助于后续学者的动态识别,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启示。图 1“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图五、结论(一)研究结论依据科学的编码结果,研究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民生福祉的增进方法。第一,个人层面。鉴于职业污名的情境化特点,从业者需主动抛开世俗看法,保持高度“清醒”状态来抵御污名的伤害。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一是提高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学范畴的术语,是一种相信自己能够完成某项任务或者对自身胜任能力的相信程度,自我效能感高的最外在体现就是“自信”。自信心可以帮助从业者提升身心福祉,增强自我认同、肯定社会价值。二是积极改善工作内容,有意识地将牺牲精神、吃苦精神、奉献精神等正能量元素融入工作,强化积极正向能量、弱化消极职业污名。最后,还可以通过提高语言沟通技巧避免来自周遭的攻击性语言,如面临患者家属的侵犯性提问时,从业者可以巧妙地、心平气和地化解尴14 邢台学院学报第 39 卷尬。总体来说,个人层面增进民生福祉的方法主要是通过高度的自我认同、有效的压力释放和适度的自我疏导来完成。第二,组织层面。首先,健全关爱服务体系,加大对员工的情感关怀,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带给员工归属感和认同感,如建立专属“温馨休息间”,提供免费热水、茶点、消毒液等物品。其次,提高组织声望、增强员工凝聚力。有研究表明高凝聚力的强职业文化可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缓冲带”,这种“社会缓冲带”的原理是在员工和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正向的、积极的社会交换关系,是一种宝贵的、有利于从业者之间相互倾诉、寻求理解和慰藉的宝贵集体资源。再次,改善和优化劳动关系,通过提高从业者的工资保障和福利待遇等来降低离职率,如主动为从业者购买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让他们感知自己处于“被保障”状态。最后,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来建立积极的职业身份,改善工作认知。通过定期的团队建设和文化建设来强化从业者的归属感,共同抵御污名带来的伤害等。第三,社会层面。根据职业污名的社会构建性,“肮脏”工作本身并不肮脏,它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由大众的主观认知所赋予的。同理,也可以沿着这条思路,通过寻求大众媒体的帮助积极地、主动地向社会构建全新的“肮脏”工作形象。不能忽略媒体的正面宣扬对于舆论导向的影响力,也不能否认基于社会比较从众心理的客观存在。诚然,无论是传统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还是新媒体时代的各类短视频平台,它们提供的资讯信息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大众对于职业的态度和认知。借助主流媒体平台向大众传播正面的、有感染力的职业意识形态,主动构建“肮脏”工作者躬身、勤勉、吃苦、牺牲、仁爱等可贵精神并积极向社会层面传播和宣扬正向的叙事建构,产生“品德英雄”感染效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措施可以采取,如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做好帮扶工作,促进共同富裕;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关爱残疾工作者及家庭子女状况,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医疗卫生系统体制改革,建立职业群体专属就医通道,把人民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等方法提升民生福祉等。值得强调的是,“肮脏”工作从业者大多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应加大补贴发放力度,拓宽增收渠道。Ashforth&Kreiner 在 1999 年的研究中发现“肮脏”工作者可以通过建立积极的职业意识形态来改善认知失调、重塑工作认知,以此抵御污名带来的身心伤害。职业意识形态是“一个信念系统,可以提供理解和解释职业的社会功能及其重要性的路径”,其包含重构(Reframing)、重新校准(Recalibrating)和重新聚焦(Refocusing)三个阶段,主要应对策略有谴责谴责者、支持支持者和选择性的社会比较。所以,“肮脏”工作从业者可以通过职业意识形态的主动升华来获取身心福祉,如提供更多工作清单之外的无偿服务、进行情感投资获得人脉网络等。(二)研究不足与展望首先,研究群体的职业类型具有一定局限性。仅选取了公立医院的护工和清洁工两类“肮脏”工作群体作为受访对象,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职业的“肮脏”工作群体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选取广度,或做细分职业的比较研究,以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其次,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观”的影响,“肮脏”工作从业者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敏感色彩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受访对象在与课题组成员谈话时难免会将工作生活中那些“不体面”“难以启齿”“不想人知”的细节有所保留或掩饰。因此,从“肮脏”工作从业者那里收集到的敏感信息可能未充分体现其心理真实状况,所采集数据不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之后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选取范围来改善这一问题。最后,现有研究多数是以“肮脏”工作为主题展开的静态客观化研究,忽视了动态变化现第 1 期马 然,等:“肮脏”工作的解释路径及从业者民生福祉增进研究15 象所蕴含的时间位移,未来需要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融通研究视阈,以更多的定量实证研究打开研究格局、创新研究思路。“肮脏”工作在国内的研究历程还很短,总体研究呈现成果体系化不丰富和未能充分根植于本土情境等局限,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研究议题还有很大挖掘和深耕的空间。参考文献:1Fu,C.“It is tough to reconcile being both celebrated and villainized.”An Asian-American doctor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N.Time,2020-04-09(2).2邢海燕,包莉莉.刻板印象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2(04):22-29.3Ste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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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3):413-434.12Lai J.Y.M.,Chan K.W.Lam L.W.Defining who you are not:The roles of moral dirtiness and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in affecting casino em-ployee turnover inten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9):1659-1666.13ODonnell J.,Weitz T.A.,Freedman L.R.Resis-tanceand vulnerability to stigmatization in abortion work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1,73(9):1357-1364.(责任编辑:刘春魁)Research on the Explanation Path of Dirty Work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kers Well-beingMA Ran,BAI Ying,XIE Ya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Lanzhou,Gansu 730000,China)Abstract:Dirty work refers to those jobs needing contacting contaminated substances or people in terms of physiological,sociable or moral level.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mostly on definition,classifications,characteristics,measurement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dirty work,while concentrations on well-being affairs of the workers of dirty workare truly insufficient.Subsequently,a path diagram on explanations of dirty work is constructed.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tage,selecting nursing workers and cleaners(typical 16 邢台学院学报第 39 卷examples of dirty workers)from 3 Grade Three Public Hospitals in Lanzhou as objects of research,this study utilizes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Through sor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secondary coding process,it puts forward enhancement approaches as to well-being affairs of the workers of dirty work from individual,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level respectively and appeals to whole society to give them sufficient respect and recognition.Key words:dirty work;peoples well-being;social stigma(上接第 7 页)Abstract:Making full us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build a 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can not only meet the publics needs for vario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information,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s such as the novel coronavirus,especially to help eliminate the publics anxiety and panic in the face of major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incidents.We will respond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and measures.Building a 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is the inevitable way to meet the public health needs of all walks of life,and the emerg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technical means for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China should actively us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and choose a reasonable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public service platform.Key words:intelligence;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public health needs;superiority;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