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决策中是否存在方言效应.pdf

道德决策中是否存在方言效应？*刘思远朱麟王瑞冰徐楚言王芸萍刘聪慧(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摘要同一个道德两难情境，使用不同语言(母语、外语)呈现时，会影响个体的道德选择倾向，外语条件中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功利主义选择，即道德外语效应。使用不同方言呈现道德两难困境是否会影响个体的道德选择倾向？实验 1 和实验 2 都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在无音频(实验 1)、普通话、本地方言和非本地方言条件下呈现道德两难困境。两个实验的被试分别为中国的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成年群体，并分别在实验室和线上情境下完成对道德两难困境的决策，发现本地方言相比于非本地方言(实验 1)和普通话(实验 2)引发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选择。本研究首次发现类似道德外语效应的道德方言效应。关键词道德决策，道德方言效应，道德外语效应。分类号B8421引言在“电车难题”等道德两难困境中，如果人们倾向于采取行动牺牲另一轨道上无辜的一人以拯救原轨道上的五人，则被称作功利主义选择倾向，反之则被称为道义主义选择倾向(Gawronskietal.,2017;Greene,2014)。同一个道德两难困境使用母语(和外语相比)呈现时，会让个体做出更少功利主义的选择，该现象被称为道德外语效应(moralforeignlanguageeffect)(关旭等,2017;张诗容,胡平,2017;Cipollettietal.,2016;Costaetal.,2014;Geipeletal.,2015)。与道德外语效应类似，如果材料以普通话而不是以方言来呈现时，是否也会让被试做出更少道义性的选择？很多研究探索了道德外语效应的内部机制(Brouwer,2019;Dylman&Champoux-Larsson,2020)。“双加工模型”认为，认知和情绪因素可能是道德外语效应的内部机制(张诗容,胡平,2017;朱麟等,2022;Caldwell-Harris,2014;Coreyetal.,2017;Costaetal.,2014;Geipeletal.,2015)。在认知层面上，和外语条件相比，母语条件会使个体产生更近的心理距离，使个体更加关注事件的具体性信息，即低解释水平(李明晖,饶俪琳,2017;Gong&Medin,2012;Liberman&Trope,2008)。相比于高解释水平的抽象信息，通过具体信息呈现道德困境会引发更少的功利主义选择(Amit&Greene,2012)。在情绪层面，个体在幼年母语习得过程中会接触情绪信息丰富的社会场景，相比外语，母语会拉近个体心理距离并诱发更强的情绪反应(朱麟等,2022;Pavlenko,2012)，高强度情绪的卷入会启动个体的自动化直觉加工(Conway&Gawronski,2013)，使个体倾向于道义主义选择(关旭等,2017;Geipeletal.,2015)。脑成像的研究发现，情绪脑区(双侧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更倾向于功利主义道德决策(Koenigsetal.,2007)。相比于母语，外语对个体的情绪反应唤起水平较弱(Caldwell-Harris,2014)，从而引发更高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产生道德外语效应。另外，道德外语效应中的认知与情绪因素也可能互相影响，如 Gong 和Medin(2012)认为认知解释水平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个体在高解释水平下感知到的愤怒情绪更少；而 Pavlenko(2012)则认为母语诱发个体的情绪可能会拉近心理距离，使个体构建更低解释水平的认知表征。综上所述，与母语相比，外语的认知表征或情绪体验都可以作为引发个体更高的功利主义决策的路径(见图 1)。基于道德外语效应的机制，可以将双语中外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与双言中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在机制上进行对比，从而探讨道德方言效应的机制。双语的特点是两种不同语言的口头语收稿日期：20220813*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20XNA028)。通讯作者：刘聪慧，E-mail：。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22(1)：3138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DOI：10.12139/j.1672-0628.2024.01.00531言和书面语言都有差异(王悦等,2012)，在视觉和听觉上均使用了不同的信息载体；而对方言来说，两种不同方言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口头语言则差异较大(何文广等,2022)，两种方言被称为双言(diglossia 或 bidialect)。双言是指讲话者使用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变体(陈俊等,2011;Ferguson,1959)。我国是一个多方言并存的国家，有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和粤七大方言区，为了便于交际，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黄伯荣,李炜,2016)。普通话多用于正式场合，而方言多用于非正式场合(张积家,张凤玲,2010)。随着国家对普通话的推广，目前方言区的大多数人都成为了能使用当地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者(王悦等,2012)。因此，探究双言与双语在心理机制上的异同对于心理学研究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认知过程外语/方言情绪过程道德决策图1外语和方言对道德决策影响的认知与情绪通路模型虽然双语和双言有诸多区别，但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信息传递和情绪表达的不同载体(Keysaretal.,2012)。Brouwer(2019)以听觉形式给被试呈现母语和外语的道德故事，发现了稳定的道德外语效应，即该效应可以扩展到听觉通道。不同方言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听觉通道，因而上述结果为方言可能对个体的道德决策产生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未有研究系统探索过不同方言是否会影响道德决策，但道德外语效应的内部机制可能也可以解释道德决策中的方言效应。在认知层面，母语可以通过更近的心理距离导致更加具体的认知表征来影响道德决策(Amit&Greene,2012)；与此类似，本地方言因为与个体的文化身份有关(伍丽梅等,2021;Dehghanietal.,2015)，有助于唤起老乡心理与文化认同(柏子琳等,2018;姜永志等,2012)，导致心理距离缩短，从而引起认知表征解释水平的差异并影响道德决策。在情绪层面上，本地方言是个体在童年时期形成的与照顾者之间的感情纽带的载体(Dylman&Champoux-Larsson,2020;Harrisetal.,2006)，拉近了个体与方言使用者的心理距离，使得本地方言成为个体情绪尤其是积极情绪唤起的重要因素(柏子琳等,2018)，因此本地方言可能引发更高的共情水平和更强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柏子琳等,2018;张诗容,胡平,2017;Caldwell-Harris,2014;Conway&Gawronski,2013;Coreyetal.,2017;Costaetal.,2014)。这些证据表明，在道德决策的情境中，本地方言在双言中可能具有类似母语在双语中的作用，能够通过引发更具体的认知表征或引发更强的情绪反应导致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决策(见图 1)。本研究拟采用 2 个实验考察是否存在类似道德外语效应的道德方言效应，即方言类型对个体的道德决策存在一定影响，和非本地方言和普通话相比，本地方言使被试做出的功利主义选择更少。实验 1 以本地方言熟练的大学生为被试，在实验室中收集数据。以听觉呈现道德决策故事，为了保证被试能够理解各条件下的道德两难困境，在呈现各条件的音频的同时添加了逐句呈现的视觉文本。听觉条件包括：无音频、普通话、本地方言、非本地方言。本研究所选择的方言为内部一致性较高的北方方言(黄伯荣,李炜,2016)，具体包括：成都方言(即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关中方言(即中原官话关中片)与天津方言(即冀鲁官话保唐片天津小片)。为了考察道德方言效应在不同被试和实验情境中的稳定性，实验 2 采用的实验材料和设计与实验 1 类似(去除了无音频条件)，被试为非大学生成年群体，通过网络平台收集数据。本研究预期，相比无音频、普通话和非本地方言，本地方言会让个体表现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2实验 1：实验室情境下大学生的道德方言效应实验 1 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成都方言、关中方言、天津方言、普通话与无音频条件下道德决策的差异，从而探究是否存在道德方言效应。2.1研究方法2.1.1被试使用 G*Power3.1(Fauletal.,2009)计算样本量。本实验使用单因素重复测量的统计方法，保证效应量中等(f=0.25)，设置=0.05，至少需要65 名被试才能达到 90%(1)的统计检验力。本实验共招募 83 名北京地区的在校大学生，被试的本地方言分别为成都方言、关中方言、天津方言。32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在实验开始前，按照 Brouwer(2019)的建议，要求被试使用 5 点李克特量表评价自己使用本地方言的熟练程度，包括听和说该方言的熟练程度(1=非常不熟练，5=非常熟练)，剔除主观自评听或说的能力得分为 1 或 2 的被试，得到有效数据 76 人(女性57 人)，其中成都方言、关中方言与天津方言使用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比例以及方言能力如表 1 所示。表1实验 1 中被试的人数、年龄、性别比例和方言能力(MSD)n年龄(岁)性别比例(女)听本地方言说本地方言成都方言3620.172.0280.6%4.500.654.360.68关中方言2121.002.1881.0%4.380.593.860.96天津方言1923.005.5557.9%4.000.823.740.87总计7621.143.5075.0%4.340.704.160.852.1.2实验材料本实验同时使用了 15 个不同的中文版道德两难困境，包括天桥困境、电车难题等(房小品,2021;关旭,2017;苏泓元,2019)。道德两难困境的普通话、成都方言、关中方言和天津方言的音频材料分别使用知意配音平台()的“普 通 话”、“四 川 话”、“陕 西 话”和“天 津话”音频生成器生成。音频材料的频率为 133Hz。由于平台提供的材料限制，上述音频材料中的成都方言材料为女声配音，其余方言材料均为男声配音。为保证音频材料的质量，参考 Brouwer(2019)的研究，要求被试对实验中与其使用的方言类别相符的听觉刺激材料是否达到了母语水平使用 5 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没有达到，5=完全达到了)进行评价。被试的评价结果：成都方言为 4.140.80，关中方言为 4.291.15，天津方言为 4.210.71，表明实验中使用的听觉刺激材料基本达到了本地方言标准(柏子琳等,2018;Brouwer,2019)。2.1.3实验设计与流程本实验采用单因素四水平(无音频、普通话、本地方言、非本地方言)被试内设计。无音频条件向被试逐句呈现文本字幕信息，没有音频信息；普通话条件不仅向被试逐句呈现文本字幕信息，同时呈现对应的普通话音频信息。对于每名方言使用者被试而言，如果呈现与被试使用的方言相匹配的音频材料，则该被试归属为本地方言条件；如果呈现与被试使用的方言不匹配的音频材料，则该被试归属为非本地方言条件。本地方言或非本地方言条件中，在向被试逐句呈现文本字幕信息的同时，呈现对应的本地方言或非本地方言音频信息。每名被试均完成 15 个道德两难故事，不同实验条件和道德两难故事通过拉丁方设计，构成 5 个交叉平衡的实验版本。在每个版本中都包括 4 种条件，其中无音频、普通话、本地方言条件各包含 3 个道德两难故事，非本地方言条件(包含 2 种方言)包括 6 个道德两难故事，实验条件的顺序在被试间随机平衡，每个版本中同一个道德两难故事只出现一次，对于同一个故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是音频材料不同。每名被试随机接受某一个实验版本。被试在安静的房间内，通过电脑显示屏和有线耳机，使用 E-Prime3.0 以视觉和听觉结合的方式呈现道德两难困境。屏幕分辨率为 19201080 像素，刷新率为 60Hz。实验过程中保持被试的双眼距离显示器屏幕中央约为 50cm。为保证视觉刺激材料能帮助被试完成听觉加工并加工材料中的每个语句，将听觉材料与视觉材料相匹配，以字幕的形式在听觉材料逐句播放的同时呈现当前相应的视觉刺激材料句子，平均每一屏的字符数为12.325.40。字体为黑体，字号为 15。每个故事平均呈现时间为 33.876.49s。在每个道德两难困境后，要求被试做出“是”或“否”的选择。每个道德决策中的“是”均代表功利主义选择，而“否”均代表道义主义选择。2.2结果2p记录每名被试每种条件下 3 个道德两难故事(每名被试的非本地方言条件下为 6 个道德两难故事)中功利主义选择的比率，并使用 SPSS24 进行数据分析。单因素被试内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方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3,76)=2.86，p=0.038，=0.04。采用 Bonferroni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检验(Bland&Altman,1995)，结果发现本地方言条件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M=0.34,SD=0.27)显著低于非本地方言条件(M=0.44,SD=0.26,p=0.033)，而与无音频条件(M=0.43,SD=0.30,p=0.078)和普通话条件(M=0.44,SD=0.30,p=0.063)之间无显著差异。见图 2。实验 1 揭示了大学生在听不同方言呈现的道德两难困境时，会有不同的选择模式，即本地方言条件会使被试做出相较于非本地方言条件下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选择。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者发现方言影响社会决策的结果一致(柏子琳等,2018;Miozzoetal.,2020)；同时，也与以往研究中第1期刘思远等：道德决策中是否存在方言效应？33发现的道德外语效应(Cipollettietal.,2016;Costaetal.,2014)类似，即母语会使个体做出相较于外语更少的功利主义选择。0.0 0.1 0.2 0.3 0.4 0.5 无音频普通话本地方言 非本地方言功利主义选择比率图2实验 1 中不同听觉条件下的功利主义选择比率注：误差线为标准误，以下同。3实验 2：线上情境下非大学生成人的道德方言效应实验 1 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大学生，在实验室情境中进行；为检验该效应在不同情境和被试群体中的稳定性，实验 2 考察了非大学生的成人被试在线上情境下完成道德决策任务时是否存在道德方言效应。此外，实验 1 发现无音频条件与普通话条件之间不存在道德决策的差异，为了简化实验设计，实验 2 删除了无音频条件。同时，由于实验 2 中的被试为非大学生成人被试，可能会存在部分被试使用普通话的能力较差的现象，本研究通过测量被试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来控制被试对方言和普通话熟悉程度差异的影响。最后，为了对变量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实验 2 中成都方言的音频材料改为男声，被试群体的性别比也更为均衡，并测量了被试主观自评的听、说普通话的能力。3.1研究方法3.1.1被试使用 G*Power3.1(Fauletal.,2009)计算样本量。本实验使用单因素重复测量的统计方法，保证效应量中等(f=0.25)，设置=0.05，至少需要72 名被试才能达到 95%(1)统计检验力。通过 TCLab()平台线上招募成都方言、关中方言与天津方言使用者共 117 人。为保证数据质量，在每个试次后询问被试该道德两难困境使用的方言类别，并要求被试通过 5 点李克特量表对听、说自己的本地方言和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进行主观自评(1=非常不熟练，5=非常熟练)。剔除听或说方言和普通话能力得分为 1 或 2 的被试19 人、不认真作答的被试(用时过短或明显敷衍)17 人，得到有效数据 81 人(69 人报告了性别，其中女性 34 人)。各方言使用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比例以及方言能力如表 2 所示。表2实验 2 中被试的人数、年龄、性别比例和方言能力(MSD)n年龄(岁)性别比例(女)听本地方言说本地方言听普通话说普通话成都方言3026.964.2440.0%4.370.764.300.754.830.384.720.57关中方言2622.483.7545.5%4.120.713.790.784.720.464.390.78天津方言2525.823.5463.6%4.360.643.840.694.690.604.500.63总计8125.154.2849.3%4.280.714.000.774.750.484.540.673.1.2实验材料实验 2 使用了 12 个不同的中文版道德两难困境(房小品,2021;关旭,2017;苏泓元,2019)。同样使用知意配音平台生成普通话、成都方言、关中方言和天津方言的道德两难困境音频材料，并使用 AdobeAudition 将成都方言音频的女声改为男声。将实验 1 中无音频条件下的道德两难困境删除，其余 12 个道德两难困境与实验 1 中相同。在所有的试次结束之后，依然参考 Brouwer(2019)的研究，要求被试对实验中与其使用的方言类别相符的听觉刺激材料是否达到了母语水平使用 5 点量表进行评价，所有被试的平均评价为 3.900.97，其中成都方言为 3.870.94，关中方言为 3.961.04，天津方言为 3.880.97。由此可见，实验中使用的音频材料接近本地方言标准(柏子琳等,2018;Brouwer,2019)。3.1.3实验设计与流程本实验采用单因素三水平(普通话、本地方言、非本地方言)被试内设计，每个条件同样向被试逐句呈现文本字幕信息，同时呈现对应的音频信息。本地方言与非本地方言条件的记录方式与实验 1 相同。视觉文本材料同样以分屏的方式呈现，平均每一屏的字符数为 12.315.55。音频材料分别为：普通话、本地方言和非本地方言。不同34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实验条件和道德两难故事通过拉丁方设计，构成4 个交叉平衡的实验版本。在每个版本中，普通话、本地方言各包含 3 个道德两难故事，非本地方言包含两种方言，因此包括 6 个道德两难故事，实验条件的顺序在被试间随机平衡。每名被试随机接受某一个实验版本，包括所有实验条件，共12 个道德两难困境。通过 TCLab 平台以视觉和听觉结合的方式呈现道德两难困境，被试通过电子设备登陆该平台参加实验，其他实验流程同实验 1。3.2结果2p记录每名被试每种条件下 3 个道德两难故事(每名被试的非本地方言条件下为 6 个道德两难故事)中功利主义选择的比率，并使用 SPSS24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被试内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方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81)=4.13，p=0.018，=0.05。采用 Bonferroni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Bland&Altman,1995)，结果发现本地方言条件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M=0.35,SD=0.35)显著低于普通话条件(M=0.45,SD=0.37,p=0.022)，与非本地方言条件(M=0.41,SD=0.30,p=0.070)之间无显著差异，且非本地方言条件与普通话条件之间无显著差异(p=0.648)。见图 3。0.0 0.1 0.2 0.3 0.4 0.5 普通话本地方言非本地方言功利主义选择比率图3实验 2 中不同听觉条件下的功利主义选择比率实验 2 在线上的情境下发现了非大学生成年群体在面对不同方言呈现的道德两难困境时，选择倾向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实验 1 不同的是，实验 2 发现，与普通话条件相比，本地方言条件下个体会做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决策。这一结果与 Greene 等人(2004)在线上进行道德外语效应的结果类似，并再一次验证了方言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柏子琳等,2018;Miozzoetal.,2020)。实验2 与实验 1 采用的被试和实验情境不同，采用了线上收集数据的方式，以非大学生成年人为被试，且平衡了实验 1 音频材料性别和被试性别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表明了道德方言效应存在的稳定性。4讨论本研究以中国双言(本地方言和普通话)使用者为被试，考察了道德决策模式在普通话、本地方言与非本地方言条件之间的差异，发现了类似于道德外语效应的道德方言效应，即个体在本地方言条件下会做出比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更少的功利主义选择。本研究首次在道德决策中发现了类似于道德外语效应的道德方言效应。以往对于语言影响道德决策的研究大多只针对双语之间的差异进行探索(Cipollettietal.,2016;Costaetal.,2014)，鲜有研究探究方言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在中国的被试群体中，方言的使用率较高，双言使用者较为普遍(鲁永刚,张凯,2019)，本研究的发现提示，使用普通话和非本地方言会让个体做出更为功利化的选择，为中国不同地区间跨方言的有效沟通提供了重要线索。另外，本研究发现的道德方言效应比较稳定，具有跨群体和跨情境的特征，与道德外语效应的结果类似(Costaetal.,2014;Dylman&Champoux-Larsson,2020)。最后，由于方言种类繁多，以往研究大多选取一种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进行比较(柏子琳等,2018;陈俊等,2011)，而本研究使用了多种方言材料，说明道德方言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研究还发现在非大学生成年群体中，道德方言效应体现为个体在本地方言和普通话条件之间的决策差异，而该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多体现为本地方言与非本地方言之间的决策差异。这一结果差异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群体在校内主要接受的信息以普通话作为载体，因此相比于非本地方言，普通话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更为熟悉、认知加工和情绪唤起过程均更接近于使用本地方言作为载体。为何会出现道德方言效应？本地方言会导致被试产生更近的心理距离，进而从认知表征的过程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首先，本地方言是个体老乡心理的核心因素之一(姜永志等,2012)，能够通过引发老乡情结，拉近被试的心理距离；其次，方言是伴随着地域文化而形成的，因而往往能够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伍丽梅等,2021)，也可以唤起更近的心理距离。而普通话和非本地方言均是其他地区的，可能代表着其他地区的文化(伍丽梅等,2021)，具有相似的心理距离唤起水平，从第1期刘思远等：道德决策中是否存在方言效应？35而导致相似的认知表征水平或情绪唤起水平，这可能是普通话和非本地方言功利主义选择水平类似的原因(张诗容,胡平,2017;Amit&Greene,2012)。对于本地方言而言，更近的心理距离会引发更具体和更细节的认知表征，进而导致更低水平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Amit&Greene,2012;Gong&Medin,2012;Liberman&Trope,2008)。道德方言效应也可能与情绪有关。本地方言是个体童年与照顾者之间的感情纽带(Dylman&Champoux-Larsson,2020;Harrisetal.,2006)。在我国，隔代抚养甚至已经成为家庭义务(袁佳黎等,2022)，而普通话在中老年人中的普及率并不高，他们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可能会较多地使用本地方言(范娟娟,2021)。儿童与照顾者之间使用方言，具有更加浓厚的情感色彩(柏子琳等,2018)，拉近了个体与说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朱麟等,2022;Pavlenko,2012)，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共情反应(张诗容,胡平,2017)。因此可以推断，本地方言也许可以唤起更强的情绪，而个体的情绪反应的增加会导致更多的直觉加工，进而表现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选择倾向(张诗容,胡平,2017;Coreyetal.,2017;Costaetal.,2014;Geipeletal.,2015;Greeneetal.,2004;Koenigsetal.,2007)。总之，道德方言效应可能存在类似于道德外语效应的内在机制，即由于语言载体的变化带来的认知表征和情绪反应的差异。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的实验材料的控制和操纵水平可以再提高。限于音频生成器的功能，不同方言的音频存在音色等差异，且多使用男性声音。在使用同一说话者录制的音频(Brouwer,2019)以及女性音频作为材料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无音频条件中，被试可能受到先前启动的其他音频条件的影响，从而产生内部语音表征，影响基线结果。汉语的语音表征在书面文字加工时会自动激活(Zhangetal.,2023;Zhou&Perfetti,2023)。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被试间设计以避免条件间的干扰。第三，研究中使用的方言均为北方方言，而该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南方方言中(麦穗妍,陈俊,2014)或在南北方言之间进行对比(陈俊等,2011)，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四，本研究没有测量被试对实验中采用的非本地方言的熟练度。虽然本研究的被试均对其本地方言具有较高熟练度，但被试对非本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被试对道德故事材料的理解，并且个体对不同语言的熟练度也可能会影响道德决策的结果(avar&Tytus,2018)，因此，未来研究需对被试对非本地方言的熟悉程度进行控制。第五，本研究仅对道德决策中的方言效应进行了检验，没有对其内在机制进行直接探索。虽然道德方言效应和道德外语效应的内部机制可能是类似的，但检验该假设还需要更多研究对其进行直接对比和分析。5结论本研究首次发现了道德决策中稳定的方言效应，即个体在本地方言条件下会做出相较于非本地方言和普通话条件下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选择。该效应在多种方言中普遍存在，且不受被试群体和实验情境的影响。参考文献柏子琳,伍海燕,方永超,韩红,牛盾.(2018).方言对社会决策及情绪的影响来自电生理的证据.心理科学,41(5),11711177.陈俊,林少惠,张积家.(2011).潮汕话-普通话双言者的词汇习得年龄效应.心理学报,43(2),111122.范娟娟.(2021).老年流动人口语言学习调查研究.中国成人教育,(18),2630.房小品.(2021).虚拟现实下基于时间压力的道德困境类型与人格特征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保定.关旭.(2017).道德判断的外语效应:审慎加工被增强抑或直觉加工被弱化?(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关旭,张锋,周楠,尹军.(2017).决策行为和道德判断过程的外语效应:现状与展望.应用心理学,23(1),8091.何文广,孟杰,许娜.(2022).语音控制加工经验有助于促进语音执行控制功能.心理科学,45(1),915.黄伯荣,李炜.(2016).现代汉语(上册)(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姜永志,张海钟,张鹏英.(2012).中国老乡心理效应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8),12371242.李明晖,饶俪琳.(2017).解释水平视角下的道德判断.心理科学进展,25(8),14231430.鲁永刚,张凯.(2019).地理距离、方言文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统计研究,36(3),8899.麦穗妍,陈俊.(2014).非熟练潮-粤双言者的语义通达:来自听觉词加工的证据.心理学报,46(2),227237.苏泓元.(2019).从毕生发展的角度探究个体的道德判断(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方言与普通话并用:双言心理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8),12431250.伍丽梅,张积家,孟乐,张小林,黄楠芯,张金桥.(2021).语言演变差异与36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族群/方言名称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为例.心理学报,53(9),944959.袁佳黎,刘飞,张文宏.(2022).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2006-2017.中国青年研究,(1),93103.张积家,张凤玲.(2010).双语和双言对图片命名和分类的不对称影响.心理学报,42(4),452466.张诗容,胡平.(2017).外语效应:证据、机制与前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1),4549.朱麟,刘瑾茹,李静,刘聪慧.(2022).道德外语效应及其调节变量:来自元分析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30(1),3250.Amit,E.,&Greene,J.D.(2012).Yousee,theendsdontjustifythemeans:Visual imagery and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Science,23(8),861868.Bland,J.M.,&Altman,D.G.(1995).Multiple significance tests:TheBonferronimethod.BMJ,310(6973),170170.Brouwer,S.(2019).Theauditoryforeign-languageeffectofmoraldecisionmaking in highly proficient bilinguals.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40(10),865878.Caldwell-Harris,C.L.(2014).Inaforeignlanguage,“killing1tosave5”may be more permissible.Scientific American.Retrieved May 20,2022,fromhttp:/ the foreign language becomes the second language.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39(1),1728.Cipolletti,H.,McFarlane,S.,&Weissglass,C.(2016).Themoralforeign-languageeffect.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9(1),2340.Conway,P.,&Gawronski,B.(2013).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inclinations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A process dissociationapproach.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4(2),216235.Corey,J.D.,Hayakawa,S.,Foucart,A.,Aparici,M.,Botella,J.,Costa,A.,&Keysar,B.(2017).Our moral choices are foreign to us.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43(7),11091128.Costa,A.,Foucart,A.,Hayakawa,S.,Aparici,M.,Apesteguia,J.,Heafner,J.,&Keysar,B.(2014).Yourmoralsdependonlanguage.PLoS One,9(4),e94842.Dehghani,M.,Khooshabeh,P.,Nazarian,A.,&Gratch,J.(2015).Thesubtletyofsound:Accentasamarkerforculture.Journal of Languageand Social Psychology,34(3),231250.Dylman,A.S.,&Champoux-Larsson,M.F.(2020).Its(not)allGreektome:Boundariesoftheforeignlanguageeffect.Cognition,196,104148.Faul,F.,Erdfelder,E.,Buchner,A.,&Lang,A.G.(2009).Statisticalpoweranalyses using G*Power 3.1: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analyses.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41(4),11491160.Ferguson,C.A.(1959).Diglossia.Word,15(2),325340.Gawronski,B.,Armstrong,J.,Conway,P.,Friesdorf,R.,&Htter,M.(2017).Consequences,norms,and generalized inaction in moraldilemmas: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13(3),343376.Geipel,J.,Hadjichristidis,C.,&Surian,L.(2015).Howforeignlanguageshapesmoraljudgmen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59,817.Gong,H.,&Medin,D.L.(2012).Construallevelsandmoraljudgment:Somecomplications.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7(5),628638.Greene,J.D.(2014).Beyond point-and-shoot morality:Why cognitive(neuro)sciencemattersforethics.Ethics,124(4),695726.Greene,J.D.,Nystrom,L.E.,Engell,A.D.,Darley,J.M.,&Cohen,J.D.(2004).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judgment.Neuron,44(2),389400.Harris,C.L.,Gleason,J.B.,&Ayiei,A.(2006).When is a firstlanguage more emotional?Psych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rombilingual speakers.In A.Pavlenko(Ed.),Bilingual Minds(pp.257283).Clevedon,UnitedKingdom:MultilingualMatters.Keysar,B.,Hayakawa,S.L.,&An,S.G.(2012).Theforeign-languageeffect: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Psychological Science,23(6),661668.Koenigs,M.,Young,L.,Adolphs,R.,Tranel,D.,Cushman,F.,Hauser,M.,&Damasio,A.(2007).Damagetotheprefrontalcortexincreasesutilitarianmoraljudgements.Nature,446(7138),908911.Liberman,N.,&Trope,Y.(2008).Thepsychologyoftranscendingthehereandnow.Science,322(5905),12011205.Miozzo,M.,Navarrete,E.,Ongis,M.,Mello,E.,Girotto,V.,&Peressotti,F.(2020).Foreignlanguageeffectindecision-making:Howforeignisit?Cognition,199,104245.Pavlenko,A.(2012).Affective processing in bilingual spe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