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pdf

年第 期现代大学教育理论探索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工作世界的具体问题研究”，项目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雅鑫（），女，黑龙江大庆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王建华（），男，河南息县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南京，。：。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张雅鑫王建华摘要：如何在后现代生存是关乎现代大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兴起颠覆了现代大学所推崇的知识型大学模式，迫使我们重新构想一种后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从而避免现代大学在后现代的终结。在以超复杂性为首要特征的后现代，现代大学的知识学根基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理性传统正在被扬弃和解构，并不断受到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的挑战。后现代背景下，大学生存环境的超复杂性要求以超复杂性概念重构大学本体。作为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兴大学理念和实践的总括性概念，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与实践的复合体，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超复杂性大学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为大学发展开启了创造性空间，为理解后现代背景下大学的理想类型开拓了新视角。关键词：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知识型大学；超复杂性时代；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为一类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机构，大学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造机构一样，不仅无法逃避被现代化的命运，而且正在经历现代的激烈化阶段 后现代。“后现代”（）又称“超现代”（），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处于永无止境的成倍增长与冲突之中，大学的所有理念、理想和理论都极具挑战性，其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存在的问题。在后现代视角下，更能准确反映大学新形态的隐喻不是“跨（）、间（）、多（），而是超（）”。巴尼特（）于 年在 在超复杂性时代实现大学（）一书中明确提出“超复杂性大学”（）这一概念。他把大学在后现代的时代属性 “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挑战性和可争议性”抽象概括为“超复杂性”（）。巴尼特对超复杂性的概念阐释建立在复杂性（）概念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复杂性是指现代大学在一个给定的参考框架内面临“过量的数据、知识或理论框架”的情况。巴尼特把层出不穷的框架增殖和“在多个框架内处理大学如何理解、行动和自我认同的问题”抽象为超复杂性。超复杂性不是单一复杂性，而是“复杂性的扩展形式和高级形式”。根据超复杂性概念，超复杂性大学可以理解为在后现代背景下不断受到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挑战的大学。作为一种新型大学，超复杂性大学这一概念直指大学的“存在”，它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大学所处环境的超复杂性。作为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兴大学理念和实践的总括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性概念，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和实践的复合体，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为大学发展开启了创造性空间 ，为理解后现代背景下大学的理想类型开拓了新视角。一、后现代背景下重新构想大学“后现代问题既是一个在大学中提出的、又是一个向大学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机构比大学更能体现后现代思想。世纪 年代末，史密斯（）和韦伯斯特（）在 后现代大学来临：社会中高等教育愿景之辩（：）一书中，对现代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传统角色提出质疑，并探讨了现代大学新增的异质性、矛盾性、多元性等特征是否足以使大学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尽管此书并未厘清什么是后现代大学，但是，它间接表明无论是否采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大学，无论是否赞成后现代大学的新形态，后现代思想都已涉及大学，后现代对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基础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世纪的大学需要被重新构想。（一）后现代大学的身份争议作为一种新兴大学理念，后现代大学（）自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最集中的争议在于，后现代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延伸还是对现代大学的取代？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阐释者，利奥塔（）拒绝从线性的角度来理解后现代，他主张：“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后现代不是一个继现代后的时间概念，它更多体现了有别于现代中对“理性、主体和总体性等启蒙理想追求的思维方式”。厘清后现代大学与现代大学争议的关键，不在于从时间维度上区分两者出现顺序之先后，而在于识别后现代大学表现出的不同于现代大学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是否足以标识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大学在过去几百年里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化。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再到现代大学的变迁，不只是暗示了大学存在时间之先后，而更多是标识了大学类型的不同。作为人类文明创造出的最有韧性、最为长久的机构之一，大学在历史上鲜少出现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过去近 个世纪的漫长进化中，“为什么生存下来的是大学，而不是其他知识组织？”其答案是大学拥有使自己合法化的理念以保证其延续发展，大学对其合法地位的维护在现代时期达到顶峰。大学在 世纪所获得的成就要归结为它对现代性生存法则的熟知。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无法逃脱被现代化的命运。大多数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大学，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法国的或者是美国的，都植根于现代主义价值观。利奥塔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合法性问题。他主张，现代性的合法性由元叙事所赋予。元叙事指为大学赋予合法性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话语形式。使大学得以合法化的元叙事，“一种偏重于政治，另一种偏重于哲学”。作为 世纪初德国的一个独特创造，现代大学既是大学与哲学联盟的结果，又是大学与国家建立契约关系的产物。洪堡（）在 年创建的柏林大学（）之所以成为备受推崇的现代大学模式，其根本是柏林大学遵循理性主义理念。这种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真理的追求以及知识统一的哲学理念，为柏林大学成为世界上伟大学术和科学进步的发源地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大学的困境是它所取得的成功所赐”，现代性既成就了大学的卓越，也给现代大学带来危机。泰希勒（）对目前流行的“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普遍看法感到痛惜，以追求科学研究和实施精英教育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型大学抑制了我们对未来大学的思考。“大学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声称自己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角色，这是历史上从未有人说过的绝对必要的角色。”为此，应该寻求一种更具批判性和想象力的理念来超越现代大学。相较现代大学对传统学术理想的坚守，后现代大学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异质性。（二）后现代背景下新大学理念的涌现后现代背景强调大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是，作为对现代大学的更新，后现代大学并非完全反对现代大学，而更多强调超越和消弭现代大学的边界与限制，它主张通过发展多种新理念来探索未来大学的生存可能性。斯特利（）用“另类大学”（）来形容他用以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重新构想大学理念的 种设计：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未来大学。这些描述未来大学多种样态的“可行乌托邦”极具异质性，它们对大学的重新定位正朝多元化发展，与后现代大学的发展特点相契合。这些新兴大学激发了现代大学转型的可能性，且不失为改革现代大学的替代方案。后现代大学既给现代大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现代大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一系列理念的集合体，后现代大学拥有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处于持续的涌现状态。利奥塔曾赋予后现代大学理念以积极含义并将之命名为“崇高的大学”。正如利奥塔所说：“我们不能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出现在现代主义之后的东西，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理解成某种屡屡出现的新生事物。”后现代大学拥有极强的弹性和灵活性，它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一切内生或外生于现代大学中具有生命力的创新性理念，包括新的想象、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规则，这些创新性理念意味着许多新大学的构想和实践。在这些新出现的理念尚未被现代大学借鉴和采纳之前，它们就具有后现代主义属性。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之于大学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品质性的概念。“一切活动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然后才有可能是现代的。”在现代性的宰制下，大学在过去 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享有一个共同的机构特征 大学是遵循线性模式缓慢发展的。如果一种大学理念想要取代另一种理念，那它必须寻求使自己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用以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是中心化的。现代大学信奉某种理念，那么，它的全部运行规则都要以此理念为中心进行精心设计。依雷丁斯（）之见，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主要围绕“理性”“文化”与“一流”而展开，依此理念形成的现代大学模式分别是理性大学、文化大学和一流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系列理念虽有拒绝学术权威和合法知识的共同特点，但是，后现代大学的发展模式通常不是单一线性的关系，而是多向的非线性关系。这就意味着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系是高度综合化的，大学转型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后现代背景下的大学不追求某种特定形式，各种关于大学的理念，哪怕是相互冲突的理念，都可以共存，这代表后现代大学可以在容纳传统大学的同时继续接纳与传统大学完全相反的大学类型，比如虚拟大学和电子大学。这使以一种动态和开放的方式来看待大学在世界的存在变为可能。但是，正因如此，后现代大学较难发展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形态，后现代大学理念在根本上是现代大学理念“去中心化”的产物，这意味着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大学不需要围绕一个中心理念来设计，曾用以主导现代大学发展的理性理念也不再被后现代大学需要。所有存在于后现代的大学理念都不是僵化、给定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变化之中。后现代大学鲜少像现代大学一样受到组织与制度的束缚，这决定了后现代大学理念难以通过组织革新和制度架构来固化。历史表明，大多数缺乏良好组织与制度架构的大学都具有生存风险。大学得以成为基业长青的人造机构之一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在现实中是以组织性场域和制度性场所的双重身份运作的。面向未来，在研究型大学依旧占据世界高等教育系统顶端的 世纪，后现代大学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取代现代大学在过去两个世纪内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三）超复杂性大学何以成为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后现代是一个超复杂性时代，在超复杂性时代用以理解超复杂性时代大学的理念呈指数级增长，大学被大量层出不穷的异质性理念纠缠、支配和控制。在创业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理念之后，绿色大学、可持续型大学等新型理念的产生均是大学被超复杂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大学理念之中，只有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才是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究其原因，超复杂性大学理念不是指代某一特定大学类型的具体理念，而是一个用以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型大学的总括性理念，亦即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的复合体。作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理念，超复杂性大学理念既包括大学过去已经形成的理念，比如教学型大学理念、研究型大学理念和创业型大学理念，也包括目前大学正在形成和未来可能形成的理念，比如生态大学（）、流动大学（）、治愈大学（）、真实大学（）等新兴理念。关于大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学的各种各样的理念共同充实、丰富了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内涵，他们既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对立物，也不是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等同物，而是共同统一于超复杂性大学的理念之下。超复杂性时代模糊了大学和非大学的界限，对于“什么是大学”这一问题已没有统一的回答。世纪之前，大学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都会涌现出一种特征鲜明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在中世纪表现为教学型大学，在近代表现为研究型大学，在现代表现为国民服务型大学。但是，在后现代并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学，超复杂性大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大学间的边界与等级。不管是教学型、研究型、创业型的大学，还是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的大学，抑或是单科大学、多科大学、跨学科大学，都将融入超复杂性大学理念之中。超复杂性特征的展现是大学在后现代文明中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超复杂性时代大学生存环境的超复杂性使超复杂性大学成为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每一种新大学理念的出现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原有的大学理念无法应对的复杂性情况，以及复杂性带来的问题。超复杂性大学理念的诞生亦是如此。大学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超复杂性共同带来大学发展的超复杂性。如果说现代大学生存在一个以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时代中，那么，后现代大学则主要生存在一个由风险社会、透明社会、加速社会、功绩社会、倦怠社会、规训社会等共同构成的超复杂性时代中。相较于现代大学，后现代大学不断面临来自绩效评估、加速化发展和大学内卷化变革以及低生育率时代的大学教育应走向何处等多方面的社会环境挑战。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也对后现代大学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提出严峻挑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指出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在 世纪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利用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形成的旧社会契约阻碍了大学变革的潜力。“在旧的社会契约下，面对环境、技术与人口问题的冲击，我们的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本身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大学应改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并朝向一种生态导向的发展方式前进。近年来，“人类世”（）等概念的出现也表明自然环境的危机，超复杂大学在未来也要致力于解决由人类世所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危机。超复杂性大学之所以成为后现代大学理念的一种理想类型还在于，超复杂性大学具有若干意义上的超复杂性，也可以说，超复杂性大学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有效揭示了超复杂时代大学所拥有的超复杂性结构以及超规模数量。按照伯顿克拉克（）的描述 ：在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在整合方面遇到许多难以简单地描述和解决的困难。高等教育的任务激增，信念繁多，各种形式的权力往不同的方向牵拉。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学系统的扩张和高等教育体系内非大学高等教育（）的剧烈增长。世纪 年代以后，英国多科技术学院、法国大学技术学院、德国高等专科学校以及美国社区学院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国际大学协会（）对 年至 年间欧洲联盟（）高等教育框架内大学地位变化的调查表明：年，大学总数为 所，其中非大学机构总数为 所，大学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比例为 ；年，大学总数为 所，其中非大学机构总数为 所，大学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比例为 。截至 年，欧洲联盟高等教育框架内的传统大学在现代大学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比已不到 。在超复杂性时代，大学只会朝越来越复杂化的方向发展。斯梅尔瑟（）将大学的扩张描述为“结构增累”，并将之释义为一种复合型的增长方式。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吸纳了新的功能，但没有剥离（删除）现有功能。”在超复杂性时代，大学扩张不只是一种结构性积累，还呈现出一种异速性、超线性、指数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性和开放性的超速增长态势。作为后现代大学理念的理想类型，超复杂性大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超复杂性时代，大学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超复杂性大学表明，后现代大学应不断更新、建构、实现自身的理念，以完美适配日渐复杂的生活环境。作为大学学科分化带来的专业化、大学数量增加导致的规模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迅速发展的结果，超复杂性是后现代大学变革的必然趋势。加速是超复杂性时代大学的主导性原则。后现代大学正以不断加速的步伐重新定义超复杂性时代。在超复杂性时代，不管是最年轻的大学还是最古老的大学，都将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未来超复杂性大学所具有的超复杂结构和超规模数量将以更快的速度远超现代大学。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也都经历巨变。在 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处于不断增长中，截至 年，美国的毛入学率由 年的 增长到 ，澳大利亚的毛入学率由 年的 增长到 ，西班牙的毛入学率由 年的 增长到 、希腊的毛入学率由 年的 增长到 。二、从知识型大学到超复杂性大学作为欧洲最卓越的学术机构，大学一直被理解为知识的范畴。作为知识产地的大学被誉为“社会中有想象力的机构”。不管是与研究有关的知识，还是与教育和专业训练有关的知识，抑或是与智力探究和批判有关的知识，大学因总能反映出一些与“知识的生产、组织、功用和社会地位有关的重大变化”而备受社会的青睐，这种青睐在 世纪初德国研究型大学创办之际达到顶峰。世纪末，伴随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发展，大学跻身为社会最尊贵的机构之一。直至 世纪，大学依旧占据西方核心知识机构的优势地位。大学因知识而自豪，知识和大学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通过知识才能理解大学。然而，“大学拥有被合理化过的知识，就会处于因合理化失去自身存在的危险。”知识成就了大学的卓越，也束缚了大学的想象。（一）以知识型为本质特征的大学类型的确立作为理性和非功利性的话语典范，大学虽是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造就的产物，“姿态纷繁而又受限于具体的情形”，但是，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知识型大学。知识是理解大学的核心概念。大学是作为解决知识问题的一种机制而产生的。大学以知识为中心，为知识而生，靠知识而活。“一所生命力旺盛的大学最闪亮的特质，就是它所焕发出来的对知识的热忱。”大学的历史与知识的历史密切相关。大学离不开知识，知识也无法脱离大学。大学的历史是一部“知识超越象牙塔，不断延伸到现实社会中的历史”。大学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次复兴与改造都源于知识的革新。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观。不同的知识观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大学。要想判断一所大学是何种类型的大学，往往取决于这所大学在根本上秉持何种知识观，以及知识在该所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知识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判断，既不是用大学产生了多少知识来衡量，也不是根据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学来确定，而是要看知识的哪种功能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大学的知识功能或大学的知识活动主要有 种，分别是知识的传播、生产与应用。在知识的传播、生产与应用分别占主导地位的大学类型中，大学间的类型差异有较为鲜明的特点，每一种大学类型都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知识型大学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呈现为教学型大学的发展形态。教学是中世纪大学一项凌驾于其他功能之上的基本功能。教学型大学的所有知识活动都以知识转移为核心，极其重视知识的传播。在中世纪，知识是不可多得和尤为珍贵的学术资源。想要获得知识，就必须要来到大学。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决定供求关系”，主要是因为它们垄断知识并拥有传播知识的主动权。虽然知识在中世纪时期已开始显现其独有的价值和功能，但是，中世纪大学还只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以传播高深知识为己任的学术机构，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永久性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大学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验是，大学的理念、使命与作用是否主要与知识有关。现代大学经受住这种考验并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为欧洲大学凯旋的结果，现代大学既继承了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教学型大学的衣钵，又因致力于知识生产而在德国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大学形态 研究型大学。知识制度化的时代是大学的黄金时代。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需求带来现代大学的兴起。现代大学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最终在 世纪末 世纪初建立的德国研究型大学中得以定型。作为现代大学的最佳模范，德国研究型大学以知识自治为基础性和指导性理念。在对知识即目的的拥护中，现代大学追求关于知识本质的共识或知识统一的宏大叙事，并享有一种无可争议的知识权威。“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按照学科进行的，随着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走向制度化，系科结构在现代大学中取得卓越成功。相较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现代大学更重视知识应用和知识交换。伴随威斯康星思想的兴起，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开始发挥知识的应用和交换功能。通过服务于社会、贡献于国家，大学逐渐成为“知识型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创新创业理念在 世纪的兴起又铸就了创业型大学（）、企业型大学（）、创新型大学（）等大学的新形态。尽管在知识社会中大学已经失去传统上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地位，甚至也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机构，但是，就目前而言尚无任何机构可以与大学相媲美。对于大学来讲，知识是“超越社会中任何或所有的物质成就”的最重要的无形财富之一。脱离知识而存在的大学注定没有存在的意义，脱离知识而存在的大学教育不会有未来。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都无法扬弃、脱离知识而存在。虽然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不同的知识活动，知识的不同功能交替在大学的演变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大学的哪种知识活动属于知识的传播、生产或者应用与转换功能往往没有那么严格和清晰的界限。现代大学是一个混合体。每一所现代大学或多或少都会体现知识的不同功能，知识仍占据现代大学的核心。（二）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型大学的危机作为大学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来源，“知识一直是大学的定义概念，甚至是一种教条”。所有类型的大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知识型大学，知识学根基是大学获得合法性的根本途径。但是，严格来讲，大学与知识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大学不等于知识，大学的终点不是知识，而是教书育人。知识只是大学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材料，无法成为大学的全部。如果大学的存在只是为了从事高深学问的生产、传播与应用，那么，这样的大学注定是可悲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大学是否应该被归纳为知识的范畴，而是如何重新理解大学与知识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大学与知识的基本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知识和大学的价值相关性不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后现代大学指向知识不稳定所带来的挑战并揭示知识仅是大学存在的一个维度。可以肯定，后现代大学仍是创造知识的主要机构，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后现代大学仍有一定意义，但是，知识“只有重新被思考才能作为一个定义概念保留在大学里”。后现代正在解构现代知识型大学。知识型大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大学特定的发展阶段发生转型。知识转型呈现为新型知识观代替原有知识观的过程，其结果是经历了知识转型的大学会拥有新的知识性质、知识标准、知识形态和知识范式，但是，知识转型往往也容易使大学产生一定的知识危机。根据伯克（）在 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一书中对知识危机的诠释，知识危机指从一种知识结构向另一种知识结构转化时的混乱 。我们可以把大学的知识危机理解为，大学转型过程中知识性质和状况所发生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原有大学类型构成的挑战。知识危机是大学在发展中遭遇的最严重危机，但是，知识危机对大学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伴随大学演化过程的始终。大学之所以“处于一种高贵的却又是边缘的不稳定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知识带来大学的繁荣，知识权威成就大学的高贵；另一方面，知识革新催生大学的改革，大学角色的变化增加大学发展的不稳定性。“大学机构的连续性（经常也是惯性）不应该遮蔽大学在数世纪中的深刻变化。”但是，在现实中，大学这一知识型机构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存在会带来一种错觉，即知识型大学的发展是稳定性的，其进化过程是一帆风顺的，并不存在阻碍的因素。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大学的知识危机带来知识型大学的危机。大学的知识危机是诱发大学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世纪，知识的分化加速了大学专业化的形成，其结果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成为一种分科大学。随着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显露弊端，跨学科大学逐渐兴起。故而，与其说“大学在参与知识的建构，倒不如说知识也在参与大学的建构和发展”。加姆波特（）曾把大学是否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称为“与大学命运攸关的持久性话题”。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型大学正在迎接一系列可预见的沮丧挑战。隐藏在大学知识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识型大学对后现代不断发展的知识观的不适应。准确地说，知识型大学之所以会发生知识危机的原因在于，知识型大学无法匹配当前知识性质和状况发生的变化。现代大学应对的关键问题不是决定是否废止知识型大学，而是如何实现对它的改良。每一个时代的大学都拥有独特的知识观。如果大学想要不断向前发展，它就必须不断更新其知识观。历史上大学知识观主要经历了“从形而上学的普遍知识到自由知识、从自由知识到科学知识，再到后现代知识”的重要转变。近代大学之所以能改良中世纪大学的原因在于，近代大学与产生于启蒙运动时的、关于真理终极统一的自由知识共存，现代大学同样因以科学知识为准则而成功实现对近代大学的改良。伴随后现代的来临，现代大学也需要对当前已经发生改变的知识状况做出及时反应。富勒（）主张，大学这一“智识生活的场所”是作为解决知识问题的一种机制而提出来的，当后现代大学兴起时，大学制度将走投无路，代之以繁荣的是学院制度 。现代大学所面临的知识危机是根植于现代工具性知识理念的必然结果。“由于知识不再令人着迷，大学也最终变成一个不再令人向往的机构。”为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后现代大学，重思知识型大学在后现代背景下究竟有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后现代扬弃了现代大学的知识学根基以及知识型大学所赖以存在的理性传统。在后现代，知识学根基无法为超复杂性大学的存在提供全部合法性基础。究其原因，后现代解构了现代意义上知识的确定性，后现代大学的知识状况正在实现从现代知识到后现代知识的转变。利奥塔对后现代的哲学阐释正是从后现代知识特点的反思中得来的。在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中，利奥塔主张，后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宣言的重写”，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知识越来越多元化、碎片化，后现代性知识不再服从于真理标准而是逐渐屈居于市场效益之下，知识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不断冲击知识的合法化来源，还有技术、信息对知识的渗透使得知识不再是稳固的，而是易变的。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表明，在充满非理性思潮、批判现实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没有什么知识是完全客观的、形而上学的、可获得的，留下的只是相对的、模糊的和富有争议的知识。故而，后现代大学应超越知识型大学对具体知识内容的关注，转而集中探究大学中知识建构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后现代大学不能像传统大学一样完全依赖高等教育的知识学根基，而要表现出对它的扬弃。面对大学认识论基础的动摇，加之高深知识不断受到个人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挑衅，后现代大学必须采用一种解放观来摆脱大学知识学根基被削弱的境况，并以此避免后现代性对超复杂性大学的解构。我们必须意识到，高深知识不是超复杂性大学存在的目的，后现代的知识不可避免地根植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背景中。知识及其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为后现代大学提供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真理与理性在后现代话语中被抛弃。后现代大学要实施真正高等的教育，那就不能单纯冀望于已被相对化的客观知识，而应冀望于学生对自身所学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减少各种知识形态对学生的束缚，使学生能够从知识本身中脱离出来，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三）以超复杂性超越大学的知识合法性知识形态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大学类型的更新。特定时期的知识性质、状况与形态的变化通常要求大学发展出与其对应或相匹配的新形式。在传统大学观中，大学的理念与知识的理念是紧密相连的，关于大学的各种各样的理念总是被期望可以反映出知识的延续。然而，大学不应完全被归纳为知识的范畴，由于被限制在与知识的关系上，大学的解放潜能已经被削弱。“大学目前的状态反映了知识在这个时代所处的位置”，知识型大学的发展状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况是不容乐观的。现代知识型大学正遭受知识学根基的动摇和由知识危机带来的质疑。随着知识生产在大学外的逐渐独立，以及大学之于知识垄断地位的逝去，现代大学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在文化、国家及经济方面影响力都在消减的机构”。德兰迪（）把现代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个严重危机归纳为知识合法性地位的丧失。“一条尚待开发的路径就是创造不同类型的大学，使他们能满足不同功能的要求。”为此，德兰迪把知识型大学置于社会中，并评估后现代大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目前侵蚀知识最终目的的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伯恩（）和查尔斯克拉克（）也关心知识型大学面临的挑战，并在 大学的挑战：变革中的时代与大学（：）一书中把研究型大学模式是否会延续到未来看作是关涉大学发展的十大问题之一。现代大学的知识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思超复杂性大学的方式。面临知识危机，大学通常有两种选择：其一是被摧毁，等待灭亡；其二是被变革，期待重生。“大学是常为新的。”超复杂性大学必须实现对传统知识型大学的超越。作为与超复杂性时代共存的结果，超复杂性大学关涉超复杂性时代大学应如何存在的问题。在超复杂性时代，大学的知识学根基已被解构。面对新自由主义、知识相对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的盛行，超复杂性大学必须重新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理想的情况下，超复杂性大学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成为知识精英再生产或劳动力市场生产的工具，而在于超复杂性大学应关切影响大学发展的一切内外部因素。作为超复杂性大学概念的创造者，巴尼特认为，超复杂性大学为后现代大学展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即超复杂性大学不是知识型大学而是存在型大学。这里的“存在型大学”被巴尼特理解为“大学对知识的兴趣最终必须让位于社会的大学”。具体而言，知识是大学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来源，知识型大学对大学的理解局限于“知识”和“认识论”的范畴。客观知识和纯粹真理的相对性是对知识型大学进行重新定位的条件。面对知识学根基的动摇，大学必须把其存在的范畴由“知识”和“认识论”层面拓展到“存在”和“本体论”层面。超复杂性这一概念直指大学的存在，它关注大学所处环境的核心特征，超复杂性本身便是对大学在后现代属性的高度凝练，它并非像知识型大学一样聚焦于知识。三、超复杂性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任何一种特定大学类型的出现，最初必然都以满足特定时代需求为合法性基础。超复杂性时代是新型大学的孕育期，标识大学发展的新阶段。超复杂性时代的超复杂构成、多元谱系固然对传统知识型大学提出严峻挑战，也为在超复杂性背景下思考“大学将成为什么”“大学何以有生存可能性”留下想象空间。（一）乌卡时代的来临时代的精神状况与大学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现代，大学都无法保持其绝对的自主性和严格条件下的自身完整性。”大学必然被卷入时代前进的浪潮中，并跟随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重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时代发展的复杂性带来大学发展的复杂性，这使得用复杂性思维审视大学变成可能。从纵向上看，每一个时代大学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基础都是不同的，生存于这一时代的大学也有区别于另一时代的鲜明特点。基督教文明带来教会大学的兴起，民族国家带来市民大学的繁荣，科学研究带来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经济发展催生创业型大学的定型。每一个时代的大学都要比前一个时代的大学复杂得多，但是，这种大学发展的复杂性在根本上仍旧无法适应后现代的需要。究其原因，我们时代的大学的复杂性主要是一种纵向的复杂性，即 世纪大学在本质上是高度分裂和加速分化的，具体表现为：一种大学变成多种大学；某一类大学其内部进一步分类为多种亚类；一般意义上的大学逐渐特殊化 。世纪，大学分化主要是基于理念差异、教育属性差异的分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学都在经历纵向的分化。后现代是一个极具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时代。乌卡时代真正需要的复杂性大学是一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种高度综合化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大学。在乌卡时代，大学将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四方延伸的、多面孔的机构，既从事教学，也从事研究，既包括学术科系，又包括专业学院”。莫兰（）的复杂性理论把复杂性释义为被连接、编织在一起。他主张：“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和整体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根据莫兰的复杂性理论，我们可以把复杂性大学或者大学的复杂性发展理解为，大学的发展在横向上是相互交织的，这种交织通常不是依赖于大学的分化，而是借助大学的综合化来完成。严格来讲，只有综合化才能导致复杂性大学的产生，因为不管大学的模式、职能、属性、使命、理念以及层次如何进行分化，大学的分化都被限制在量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相反，高度综合化的大学更容易形成新的结构更复杂的大学，并催生出新型大学。在任何时代，一种新型大学的出现在最初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困惑和争议。乌卡时代复杂性大学的出现也不例外。如果想用复杂性思维审视大学，首先就要思考复杂性对于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复杂性思维将会如何为大学发现新的生存可能性。复杂性“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划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严格来讲，复杂性之于大学并非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而是一场认知范式革命。复杂性大学的合法性、效力与有效性来源于它对乌卡时代的良好适应。在乌卡时代，大学数量是极其庞大的，大学职能和大学使命是十分复杂的，以及大学发展速度是加速的，我们对大学的理解可以通过复杂性来扩展。复杂性大学不仅为未来大学构想了一种新形态，还为未来大学指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即复杂性大学意味着大学的存在是无序的、不确定的、充满挑战的。源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知识的专业化，在现代背景下大学的纵向复杂性发展主要基于一种分化思维，现代大学分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远超人们对传统大学形态的理解，以至于在现代背景下谈论大学必须要说明谈论的是何种大学。不过现代大学的分化只是表象，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大学只有不断分化才能继续生存。分化不是现代大学生存的必然法则，只是它为了在特定时代中生存采取的临时策略，大学想要在乌卡时代中生存就要改变生存策略。只有发展出一种基于整体性思维的横向复杂性，大学才能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乌卡时代大学的生存法则是分则灭亡，合则共生。莫兰曾用复杂性一词当做表达人类以简单、明确的方式指称事物的术语。就像乌卡时代前大学主要遵循一种线性的简单发展模式，而没有意识到乌卡时代中的大学可能变得复杂化一样，处于乌卡时代中的大学同样不是维持单一不变的复杂性，而是必将越来越复杂。（二）从复杂性到超复杂性的演进大学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性走向复杂性、由复杂性走向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大学形态的分化、大学类型的增多、大学理念的差异化以及大学功能的附加。作为复杂性不断演化的结果，超复杂性被莫兰视为一个新的复杂性发展阶段。在莫兰看来，复杂性思维虽然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但是，复杂性本身却不是一个整体性存在，而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层次。莫兰把复杂性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性和特殊意义上的复杂性。前者是一种囊括低级、中级和高级复杂性的综合形式，后者是一种超越高级复杂性的超复杂性。作为复杂性的最高形式，超复杂性对复杂性的取代是历史的必然。“不管复杂性是多么令人感到吃惊，不管它会导致我们对认识论进行怎样重大的改写，复杂性还是要被超级复杂性所超越。”其根本原因在于，超复杂性所代表的是一种质量上全新的组织。在莫兰看来，以往在一般复杂性的范畴内，从低级复杂性到中级复杂性再到高级复杂性的发展并不涉及复杂性性质的变化，而只是一种量的叠加，但是，从一般复杂性转向超复杂性并非只代表复杂性程度的加深和水平的提高，而是更多折射出复杂性特性的变化。超复杂性之所以能实现对复杂性的超越是因为超复杂性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复杂性的新特性。以往复杂性是一种基于分化理念形成的纵向的复杂性。基于纵向的复杂性思维而形成的大学很少具有新的属性，就像现代背景下的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在本质上都是知识型大学，只不过依据知识在大学中存在的不同目的，它们才成为有别于彼此的大学类型。实质上，这几种大学都是围绕知识这个元概念产生的分化，不管是致力于高深知张雅鑫王建华：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识的传播、生产还是应用，它们彼此在根本上并没有超越知识型大学这个总范畴。相较于原有纵向的复杂性，超复杂性更强调一种横向的复杂性，这种横向复杂性的超复杂性的出现是基于原有纵向复杂性无法准确阐释后现代大学新情况的不足，且这种横向的复杂性能帮助大学摆脱原有纵向的复杂性的束缚和局限。之所以谈及一种基于横向复杂性的超复杂性，并不是说超复杂性完全抛弃了原有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