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下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理论反思.pdf

2024年3月 第22卷第1期音乐舞蹈研究后现代教育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以西方观念为主导的传统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分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后现代”“后人类”“后工业”“后民族化”等现代语境相对应，现代社会奠定的关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信仰、方法和观念体系已经面临根本性挑战。因此，以尼采、福柯、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思想家也提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因此，站在新时代的节点上，整合各门学科并进行专业的重组，对不同音乐文化多元性、差异性诸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就提上了全人类、全球化教育的议程。就我国的现代教育状况而言，“后现代”音乐教育与其后提出的新文科计划关系密切。该计划起始于 2018年 10月教育部出台的“新时代高教40条”，即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旨在将中国的文科建设与新时代的社会语境相适作者简介：葛恩专，男，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音乐教育史。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贵州民间仪式音乐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GZYB41）阶段性成果。后现代视域下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理论反思葛恩专（贵州师范学院贵阳550018）摘要基于对音乐教育特性和内涵的探讨与分析，认为在后现代教育语境下，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实现对传统和主流的解构，应该从科学和理性中解放出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生态化持续发展。最应该关注的有两点：一、实现知识“中心”向人文内涵“边缘”的位移，实现实证科学向“德性”“人性”培养的转向；二、音乐教育是充满生命意识而不是固化的实体，是多元并存而不是单线进化的，因而应该尊重知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真正实现音乐教育的“人文主义”具体化，实现音乐教育内涵的多元理解。关键词后现代德性人文内涵多元化 陶东风.新文科新在何处 J.探索与争鸣，2020（01）.六卓越是指：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法制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2.0；一拔尖是指：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这七个项目中，第一项和最后一项指向教育系统，分别面向教师和学生。15新疆艺术学院学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应，从而塑造一系列“新时代”文科新人才。在具体要求及特性上，有学者将其概括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与新科技革命相融合，二是站在历史新节点上，三是新时代的文科中国化，四是全球新格局下的国际化特性。可以说，它是新时代对我国教育规划的具体要求，也是新时代对我国教育策略和目标的重新定位。以此为基础反思我们的音乐教育成果经验和成败得失，需要音乐教育工作者抛弃学科偏见，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既有学术经验，并且以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姿态投入国际化教育进程建设中。只有这样，才能在吸取全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优化音乐学科结构体系并构建音乐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总之，“新文科”的提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建构中都具有引领和前瞻意义，是后现代音乐教育话语内涵的丰富化和具体化。一、传统乐教与音乐教育的初始涵义当我们谈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科技革命。从20世纪末开始，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大数据、虚拟技术等科学知识在全球普及，并深深地改变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内部的知识结构，也改变着整体音乐教育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为人类征服自然带来无限统治权的同时，也导致人对自然生态圈的破坏；它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和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紧张和焦虑。这些现象，反映在教育领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对技术和理性的追求忽略了对“人格”与“心性”的塑造，对物质和科技的追求忽略了对文化价值和生命秩序的建构。显而易见，这与音乐教育的终极关怀对“人性”的重塑以及对文化、文明的传承是相悖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教育为何”（What）以及“教育为何”（Why）的问题。（一一）“）“教育教育”内涵的双重性内涵的双重性在传统文化语境及其“中华母语”教育系统中，“教”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字，它不仅体现为两个个体之间的行为关系上行下效，更体现为伦理上的品德培养、道化之意蕴。说文解字 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孝。凡教之属皆从教。”段玉裁注：“上施故从父，下效故从孝。”又：“攴，小击也。”据此，教在古代是一个象形字，其意为一个人拿着木棒敲击另一人让他学习；一人受教并效仿另一人不仅有上下等级关系的含义存在，更有等级中伦理、层次、尊卑的含义存在，亦即“下效上”是“孝”的一种表现。“育”同样包含父子的互动关系，内涵也极为丰富。说文解字 云：“育，养子使作善也。从，肉声。”段玉裁注：“，不从子而从倒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由此可见，育就是养并让其“从善”。对比两者可见，“教”或“育”都指向人。“教育”一词的合用，最早来源于 孟子尽心上之论“三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据此，古人对教育之重视可见一斑。那么，古人何以如此看重教育呢？这是与早期的“三纲八目”联系到一起的，古人认为：一个人品德的完善，是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是化天下的前 樊丽明.对“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 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M.中华书局，2019：12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M.中华书局，2019：740.焦循.孟子正义 M.中华书局，1987：905.162024年3月 第22卷第1期音乐舞蹈研究提。关于“三纲八目”的理解，礼记 大学 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的意思是说，博学的人能够使人的品德更加鲜明，使民众的生活不断更新，使人处于至善的境界。由此可见，古人所认为的教育目标不仅是个人德行的完善或者说是个人的修行，更为重要的是为民众、为他人谋福祉的德化。它的具体化则是接下来的八目，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八目是顺理成章、层层递进的关系，反映了古人对于教育的一系列思考。意思是说：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获得了知识，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思想才能端正；思想端正，品德才能得到修养；修养了品德，家庭才能得到整治；整治了家庭，国家才能得到治理；治理了国家，才能进而整治天下。由此可见，认知是第一阶段的教育，德治才是第二阶段的，化天下则是最终的目标。以上的论述反映了两层关系：第一层是知识性与德性的关系；第二层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不仅反映了教育内部主体间的相互逻辑与互动原则，也反映了教育构建的整体性与全局性。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音乐与教育的关系的呢？（二二）“）“乐教乐教”的多义性与丰富性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早在西周时期，乐教制度就将三代乃至以前的知识系统化和体系化，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乐教制度。它有如下几个面向：一是从教育对象看，主要是面向贵族子弟；二是从培养目标看，是培养治国理政的国家管理行政人才；三是从教学内容看，学习规定为“乐德、乐语、乐舞”；四是从教育方式上看，表现为“礼”与“乐”相须为用，兼顾人在品格上的“德”性以及在“艺”上的全面性，因而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最高宗旨；五是强调个人与国家的统一，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这些传统一直影响了历代中国统治者和教育者的观念认知，具体表现在乐德和礼乐的关系上。先说乐德。“乐德”是传统音乐教育的核心命题，是通过音乐而进行的“德”的教育，其中心词是“德”而不是音乐。也就是说：以音乐为手段，以“德”的养成为最终目标，所以也被称为“德教”。它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与礼相须为用，通过二元建构塑造个体的德与行；其二，由于把人格的养成“德”的塑造视为最终旨归，所以包含了“乐德”“乐语”“乐舞”等多重项目；其三，“德”与“艺”的强调上有严格区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再说礼乐关系。“礼”与“乐”既是传统音乐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也是施教的重要方式。说文解字 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玉裁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据此，“礼”来源于古人的仪式行为，是沟通人神的行为表达。通过仪式行为，建立礼与乐的关联；通过沟通人神，建立对自然、对物质世界的敬畏。在古人的观念中，礼就像履一样让人有所依；通过对神灵敬意的表达获得神灵庇佑，从而致福。祭神或祭祀仪式中往往有乐、舞的参与，二者共同建构了仪式教育的体系化过程。说文解字 云：“乐，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段玉裁注“鼓鞞”曰：“鞞当作鼙，俗人所改也。象鼓鼙，谓也。鼓大鼙小，中象鼓，两旁象鼙也。礼记正义 M/十三经注疏.郑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2.礼记正义 M/十三经注疏.郑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9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M.中华书局，2019：2.17新疆艺术学院学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乐器多矣，独像此者。鼓者，春分之音。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是其意也。”乐是象形字，意为鼓鞞悬挂于木架上。鼓乐的制作是先王用来崇德的，即作乐的核心是用来表达对先王以及对神灵的崇敬。由此看来，礼乐在神灵、祖先的信仰表现上是同构的；通过对神灵的信仰建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并在整个过程中形塑品德。由于以上的原因，教育者十分重视通过礼乐的互动过程来实施教化功能。礼记 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正是在音乐教育中，须强调“礼”与“乐”相须为用的例证；在“四教”中，则是将“诗、书、礼、乐”并行于乡学与国学，借此实现一个人修身的全过程。当我们以中国的传统乐教含义为基础反观目前的音乐教育现状及其学科建构时，不免感到忧虑，因为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工业文明所形塑的话语体系的阴影。如基本乐理中音高观念来自经典物理学，音程、和弦来自数理的关系叠加，和声中的功能性进行、复调中注重的对位法、曲式与作品分析中的逻辑关系等，均以数理结构为表述语言；作曲中的主题发展以形式逻辑的数学演绎为指导原则；古典、浪漫、印象、表现、先锋等音乐派别均以实验音响的突破来确证新的音响公式；复调和主调织体乃至序列音乐、音级集合等新的组合现象，表现为音响体验和数理观念的不断实验与重构。由此，人作为感知主体所追求的是把音乐作为一个技术系统来认知，音乐技术成为音乐认识活动的核心，而音乐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生活和生命系统的内涵此时已经荡然无存。这种重数理推算、重技术组合的评价方式是受西方机械世界观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和话语分析的影响，显然背离了作为主体的人所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感，也背离了教育作为人格养成的重要手段与教育宗旨。究其实质，是人文内涵教育的缺失。二、后现代语境与音乐功能认知近代以来，由于我国的教育受到西方教育体系和学术话语的剧烈冲击，在音乐教育方面突显出以下学科特性：一是教育导向上关注音乐教育的艺术性和技艺性，忽略了音乐教育的功能性与文化属性；二是随着课程分类的完善和学科结构性的增强，注重知识性的分类与分层而忽略了个体“人格”的培养和完善；三是受西方近代音乐学制和西学模式的学科体系的影响，远离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目标。基于此，我们不免要发问，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人还是知识本身？音乐知识与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实现知识性与人格培养的统一？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音乐教育的属性和未来学科人才的培养问题，关系到音乐教育整体的风尚和导向，也关系到“新时代”如何培养音乐人的“德性”“人性”等问题，应该引起音乐学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以后，我们将“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复兴传统文化作为两大主流话语。在这种观念转变的语境下，人文学科正在整合不同学科资源，发生了跨学科、跨专业、跨国界的融合。因此可以说，这是新时代文化多样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M.中华书局，2019：265.孙希旦.礼记集解 M.中华书局，1989：364，563.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 M.中国音乐学，2018（01）.李方元，谢芳.关于“专业性”音乐教育中“教育”意涵的讨论 J.中国音乐学，2014（01）.182024年3月 第22卷第1期音乐舞蹈研究性和多元性的充分彰显，也是新时代教育观念的全面认知和深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话语体系，如何让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出数千年的中国声音，成为当下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核心命题。（一一）传统音乐的观念认知传统音乐的观念认知正如上文所说，科技革命以来，理性与科学的观念席卷全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音乐教育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诸方面的体制运作。正因为这样，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譬如：印度通过展开本土化的改造方式来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音乐则一直保持其独特的个性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日本音乐的发展则遵循坚守传统特色的原则；韩国音乐也并没有对传统乐器进行音域、音量的扩大和采用西方现代管弦乐编制的现代化改革。从空间传播角度看，汉字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波及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的越南等国，影响极为广泛；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雅乐体系经历几千年的传统积淀，在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诸方面都具有多元而丰富的存续样态；从音乐类型及其分布看，中国音乐的民间遗存，如西安古乐、福建南音、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以及民间的各种仪式音乐，各少数民族的风俗音乐、古歌、乐舞等，也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古乐的个性与多样性。这些活态的传承是否值得音乐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认真对待？“中国乐派”的建设是否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积淀的资源？中国的音乐教育是否应该在这浩瀚的资源中汲取传统的滋润呢？音乐生态文明建设的后现代语境，是主张对传统知识结构的反思和对现代话语体系的批判。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工业文明音乐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西方音乐话语体系的运用。一方面，它与科学技术话语体系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是欧洲科学、哲学话语历史发展的必然。显而易见，这是西方特定历史语境和特定条件下发展的产物，而不应该是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然。面对如此情境，中国的音乐教育是否应该对目前的主流音乐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做深层次的反省呢？作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实体，我国的音乐教育正在西方音乐话语体系的影响下经历“同质化”的宿命，经历着多样性和民族性的缺失。目前，在中国各专业音乐院校以及其它普通院校的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正重复着一百多年前的音乐专业对技术性的追求，换句话说，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在今天中国的音乐教育实践中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不管是音乐教育工作者还是被教育者，更多的是关注西方主流学科体系中的基本乐理、和声、曲式、配器等传统四大件的学习。对于中国音乐的话语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如何处理中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保持中国音乐教育传统语境下关于“人”的塑造的自我省思，以及如何推动中国音乐本土化问题等问题，目前仍然未能结合当前的现实语境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二二）音乐功能的多元理解音乐功能的多元理解黄翔鹏先生曾将中国历史上的音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 赵维平.中国乐派的史学理论建设2016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与中国音乐节学术研讨会”发言 J.中国音乐，2017（02）；管建华.新轴心时代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定位 J.中国音乐学，2015（04）；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8（01）.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 J.中国音乐学，2018（01）.19新疆艺术学院学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表的近世俗乐阶段。其实这种音乐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视角为原则的，未必能完全兼顾到中国各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事实上，我国各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进程也是丰富而多元的，在不同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性。笔者曾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多年，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式和功能表现出长时段的稳定性，尤其体现在仪式音乐的运用、操演以及传承上的保守性上。其中，仪式音乐强调功能性和超现实性的特点，与历史的整体统一过程存在较大距离。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为例，他们不但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字书写传统，而且有着丰富多样的口传传统。他们不但创造了难以计数的文字书写文本，而且创造了异常丰富的口传音乐文本。这些音乐与他们的仪式行为紧密结合，对其世界观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表述。如果我们将这些音乐看作系统的文化符号，那么他们用语言形式符号、物件形式符号、行为形式符号、声音形式符号等，表达了族群的生活迁徙历程与自然界的关系，也表达了人神的超自然沟通和特殊的世界观。如果说体量丰富的抄本是为音乐行为和仪式行为而存在的，那么它们也同样承载了特殊群体的历史记忆和操演记忆，因而是特殊的意义共同体。就仪式类型而言，在各彝族方言区正在运用于仪式实践的有生育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节日礼仪及敬诵自然神等祭祀活动，可以看作是活态音乐传承的见证；他们的仪式进程中，作为音声表达哭嫁、丧歌、生活歌、情歌、古歌的手段，均用不同方式进行口头的活态传唱，表现了仪式音乐具有凝聚社会团体和强化集体力量的认同作用。它们的演变与历史传承，表现出丰富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因而与大传统未必同步；因此，对这些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民间抄本进行整理与研究，不但能对仪式音乐的象征功能做出深刻的阐释，而且必将丰富对中国音乐传统发展意义的认知。三、音乐教育认知中的文化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和教育家大力提倡并加强美育工作。在此背景下学堂乐歌在中国学校普遍流传开来，由此培养了一大批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乐器改良家。虽经历几千年风霜雪雨的洗礼，中华民族的音乐教育始终注重人的培养和优秀人格的养成。在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多个国家的当下，如何保持我国“新时代”语境下音乐文化传播的生命力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伟大复兴，如何保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教育本土特色，如何培养中国特色的音乐新人一直是中国音乐教育者孜孜追寻的。上文提及，后工业时代注重科学的倾向异化了中国传统乐教“育人”“育德”的功能倾向，也消解了传统乐教的丰富内涵。因此，为了对传统乐教的人文内涵和功能做更进一步阐释并用以丰富对传统乐教的多 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 J.中国音乐学，1987（04）；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 M/黄翔鹏文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94.2018年以来，笔者在贵州地区先后进行了以科仪唱本为调查对象的20多次田野音乐民族志工作，范围涉及汉族、布依族、彝族、土家族、瑶族、壮族等，同时整理了54位民间法师的资料。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考察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8-39.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72-217.禄志义.乌撒彝族礼俗典籍 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1.202024年3月 第22卷第1期音乐舞蹈研究元理解，有必要对乐器、乐谱等音乐载体的功能特性做进一步引申讨论。（一一）音乐载体的象征性与不确定性音乐载体的象征性与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作为音乐活动和音乐行为的载体，乐器在不同表演空间承担了音乐传播、操演和与人互动的功能。因此，对乐器的考察和研究能够反映不同民族音乐的特性和传承关系。中国的乐器分类观念形成很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系统的“八音”分类法，战国时期则铸造了乐学体系和乐学内涵丰富的曾侯乙编钟以及多种乐器的组合系统。但如果我们对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乐器的发展及种类做一梳理，则会为音乐的功能特性和象征意涵带来更为广阔的理解空间。按照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 的记录，西南诸少数民族的乐器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打击乐器，包含了“H-S分类”体系中的体鸣乐器与膜鸣乐器，如木鼓（公鼓较小、母鼓较大）、象脚鼓、蜂鼓、竹鼓、铜鼓等乐器以及瑶铃、铜铃、师刀、竹琴、木鱼、编铓等。这些乐器在演奏方式、形制、演奏场域上均有不同于汉族乐器的文化属性，应该放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做出理解。如傩戏巫师所用的法器卦子，仪式中既可作为打卦问神的神器使用，也可在仪式的实际操演中配合师刀起到伴奏的作用。因此，它不仅仅作为法器而通神，亦可充当乐器来娱人。由此可见，作为乐器或者法器来说，其功能通常是人赋予的它们的属性认知充满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二是弦乐器，包括击弦类的竹筒琴，弹弦类的独弦琴、天琴、牛腿琴、侗族琵琶等，以及拉弦类的胡琴、象脚琴、葫芦琴、牛腿琴、古瓢琴等。三是吹管乐器，如壮笛、姊妹箫、侗笛、唢呐、芦笙、葫芦笙、勒尤、口弦、木叶等。在以上乐器中，木叶、各种类型的鼓、瑶族的唢呐、苗族的芦笙等均具有“乐器说话”的功能，它们是在一系列的语义运行机制和音乐习得机制中通过特定的文化语境形成的，既反映了特殊族群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运用机制，也凸显出少数民族在进行文化选择中的特殊智慧和特殊创造。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音乐史的叙述与书写中，乐器的功能通常就是娱人的，但在以上的乐器中，我们看到了乐器作为特殊的符号所具有的象征功能，也看到了部分少数民族音乐资料未被得到充分挖掘和阐释的一面。因此，如何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充分评价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用平等、包容的音乐史观看待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是后现代音乐教育和新文科语境下教育观念转型的必然。（二二）传统音乐书写的文化取向传统音乐书写的文化取向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各板块中，文本形态的音乐资料通常包括关于音乐的文字书写与符号书写两种类型。具体来说，涉及音乐制度、音乐思想、音乐形式及其本质、音乐风格嬗替与演变、乐章体制、乐器、音乐家、音乐理论、乐谱与乐律、音乐交流等十分丰富的知识类型，它们呈现出以下特点：1.时间上的长时段性；2.形式上的继承性与多样性；3.内容上的复杂性与交叉性；4.整体知识的关联性；5.某一时段知识的碎片化。其中，乐谱书写作为音乐类型和风格的特殊载体，通常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乐谱是音乐行为和音声表达的主要文本，反映在书写形式上，是文字与符号的双重记录，在它的背后则是丰富的表演实践传统。在漫长的中国传统音乐进程中，乐谱符号可以追溯到西周时士 杨宪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说话现象 J.中国音乐，1994：（02）；肖文朴.“乐器说话”新论瑶族婚俗唢呐乐话的空间感与功能丛 J.民族艺术，2017：（03）；胡家勋.黔西北苗族芦笙“语”现象探析 J.中国音乐学，1997；赵塔里木，余顺顺.苗族“芦笙说话”机制之解读 J.中国音乐，2020：（03）.21新疆艺术学院学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大夫乡饮酒礼时投壶所用鼓谱。它用“”“”等符号记录了击鼙、击鼓等鼓节手段，用奏诗与伴鼓的方式实现燕射的仪式用乐行为。在 汉书艺文志 歌诗类则记有 河南周歌诗 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 七篇以及 周谣歌诗 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 七十五篇，此中的声曲折即为乐谱。北宋末年辑成的 玉音法事 中则记有大量道曲，用曲线记谱。另外敦煌石室中的各类乐谱，唐、宋以降的大量工尺谱、俗字谱、传统古琴谱、各种民间器乐合奏谱等。与西方的五线谱相比，它们不仅表现出中国传统记谱与西方乐谱书写的极大差异，而且体现了中国记谱方式及其文化体系的多元特色。从书写规则看，这些中国传统乐谱主要包含主谱字、节拍符号、技术符号、结构术语、重复术语、终止术语、宫调术语等七类符号和术语。这些书写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系统讲述，恰恰相反，在各专业院校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学习者的观念中，遵循的仍以西方教育体系中的五线谱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吉多阿德勒（Guido Adler）于 1885年在 音乐学季刊 上发表题为 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 的论文，主张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类，但这些理论能否概括中国的传统音乐书写的文化内涵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因为这样，托马斯 克里斯坦森也说，“它所涉及的范围一定要回避浩繁的非西方音乐理论，特别是亚洲、印度和阿拉伯传统的音乐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传统音乐教育也应该树立多元的文化认知观念，真正在传统的音乐书写传统中认识并理解我国固有的记谱体系。（三三）民族音乐的多义性民族音乐的多义性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构建同样贡献了不可低估的力量，理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在古代音乐交流活动中，实现了西域乐器的传入和中国音乐西传的双向互动，具体而言，实现了乐律理论、乐器、乐人等的交流；在西南边陲，“骠国乐”“南诏奉圣乐”“扶南乐”等曾经给中原宫廷带来了音乐表演的无限冲击，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原乐部的构建。正因如此，我们完全相信：各民族音乐文化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统民族音乐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音乐，不但可以摒弃传统的“汉民族音乐中心论”和“单线论”倾向，而且还赋予音乐史观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而以一种饱满且包容的姿态重新客观地评价各民族音乐文化，深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和谐共生格局的多元理解。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同样创造了不同形态的音乐书写。如西南地区贵州的苗族，至今仍保存有一些记录铜鼓、木鼓敲击方法和模拟音色的拟声谱。他们用“兜”表示敲击鼓心所发的谐音，用“打”“不”代表敲击鼓边，用 孙希旦.礼记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96.王先谦.汉书补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3：894；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8.孙可臻.中国传统乐谱的旋律书写方式及相关问题研究 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21.托马斯 克里斯坦森.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 M.任达敏，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18.托马斯 克里斯坦森.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 M.任达敏，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赵塔里木.出口外歌 丝路北线流传考 J.音乐研究，2020：（06）.葛恩专，赵金科.“骠国献乐”所用乐器考 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8（03）；葛恩专.西南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骠国献乐”述考 J.乐舞研究，2018（05）；葛恩专.南诏奉圣乐 结构辨析兼论性质与功能问题 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07）；李未醉.古代柬埔寨音乐对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J.音乐探索，2005:[phone]年3月 第22卷第1期音乐舞蹈研究“得”代表木鼓鼓棒的互击，用“七”代表铜鼓弱击与其他鼓边的复合音响。同样在黔北的仡佬族中，尚有民间艺人保存有大量民间锣鼓拟声谱，主要是玩龙灯等民间项目，往往与 长路引 清三叠 扑灯蛾 等曲牌相联系。其中的“壮”代表敲一下锣；“亦”代表停顿，相当于休止；“切”代表打一下钹，“（重）”代表重复演奏一遍；“咚”代表敲击小罄。由此可见，它们与上文提到的铜鼓谱、木鼓谱一样，亦是通过模拟乐器的音响或演奏方式而记谱的，显然是一套内涵丰富的地方性认知音乐文化体系。总之，计划经济体制的音乐教学模式是西方话语语境下的同质化体现，这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特性，与世界多元文化和历史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维护生态多元性、教学模式和传承的差异性，以及建构差异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话语所关注的重要议题。结语综上所述，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是西方工业化运动的产物，它始终与科学、理性相伴而行并最终进一步实现制度化和体系化。随着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在中国教育语境下的确立，我们不禁反思：音乐是单纯用来量化的声音，还是有着深刻人文内涵和多元价值观的文化符号？抑或承载着文化传承和文明的历史记忆？音乐教育的目标到底是知识本身还是人的“德性”的塑造？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保持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对“人”的培养和对美育的诉求，是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持续思考的关键问题。表现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的音乐教育不单单是知识性的传授，而更应该关注“人格”的塑造。毋庸置疑，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和评价体系在后现代的今天已经被时代所抛弃；尊重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多元性，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纳入全球化的中国教育语境和生态进程中来认识已是必然之路。其实，后现代的音乐教育正是在主张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进程中，逐渐消除傲慢与偏见的它主张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不同学科的相互交融、相互借鉴；在文化包容和人文关怀的语境下实现历史的传承和文化、文明的延续。在音乐学诸分支学科及教学模式中，我们应该看到人类整体所创造的文明，应该看到传统观念和知识中心在后现代的解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到“美好生活”“伟大复兴”“中国梦”“文化强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新时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词，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中，又提出“坚持胸怀天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论。这不但是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形势进展的准确表述，也是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使然。笔者同时坚信：作为有着数千年文明和精神文化积淀的大国，我们应该发挥“新文科”语境下教育所应该承担的育人使命，这也是作为教育的分支中国音乐教育，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民族使命、文化使命，更是音乐教育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担当和作为。责任编辑刘希瑶 贵州省音乐家协会.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 水族篇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183-184.根据笔者2021年2月在黔北道真县的田野调查报告。23新疆艺术学院学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JOURNAL OF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Music Education inChina from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Ge Enzhuan（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yang550018）Abstract：Through the exploration into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music education,thispaper hold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education,the traditional and mainstream music education should bedeconstructed in the area of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should be liberated from science and rationality to achieve itsecologic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re are two important points that should be highlighted.Firstly,we should shiftthe center of knowledge towards the edge of humanistic connotation,and empirical science towards the cultivation ofvirtue and humanity;Secondly,music education is full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 it is not a fixed entity.It coexists indiversity rather than evolves in a single line.Therefore,we should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y of knowledge,trulyrealize the concretization of humanism in music education,and achieve a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music education.Key Words：PostmodernismVirtueHumanistic ConnotationDiversity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