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pdf

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史滋福1,2,3陈火红1,2张艺瀚1,3管锦亮1,3夏笔奇1,2靳紫阳1,2(1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410081)(2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410081)(3湖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基地，长沙410081)摘要为探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和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直升机教养量表、自我控制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对 94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2)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自我控制和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机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启示意义。关键词直升机教养，自我控制，抑郁，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分类号B8491引言人类的一切活动不仅是为了让自身得以生存，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幸福(Diener,2009)。对生活的良好评价是幸福人生不可忽略的内容(张雯,郑日昌,2004)。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Diener,1984)，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三个维度(Dieneretal.,2015)。其中，生活满意度体现了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体验代表了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情感评价(Diener&Ryan,2009)。关注和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主观幸福感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刘霞等,2013)、维持和谐的人际交往(Martin&Dowson,2009)；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也可以促进幸福社会的构建(李艳艳,2015)。现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王焕贞等,2017)，并且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只考虑主观幸福感的单一维度(Dasetal.,2020)，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了其他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apteynetal.,2015;Morrison,2007)。因此，本研究将从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前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会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孙浩雄,李靖阳,2015)。虽然子女在大学期间和父母的直接相处相对减少，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父母倾向于认为子女应该服从自己(孙瑜遥,2023)，因而在当今信息时代背景下，父母仍然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渠道与子女进行沟通(Benedetto&Ingrassia,2020)。一方面，父母可以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支持与引导(夏宇娟,孔繁昌,2021)；另一方面，父母也可以约束子女的行为，监控和管理子女的活动(徐梦雪,张莉,2017)。直升机教养是指父母给始成年期(1825 岁)子女过度的支持，较多地控制其行为，并不能 给 予 子 女 适 应 其 年 龄 的 自 主 权 的 教 养 方 式(Padilla-Walker&Nelson,2012)，具有预期解决问题和风险规避、过多的建议和对孩子的情感参与、控制孩子的自我导向、提供大量的切实援助等四个特征(Segrinetal.,2012)。实证研究发现，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Kourosetal.,2017;Schiffrinetal.,2019;Schiffrinetal.,2014)。这种教养方式会使大学生自主、能力等基本心理需求受到侵犯，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Schiffrinetal.,2019;Schiffrinetal.,2014)，特别是女大学生群体(Kourosetal.,2017)。近来，孙瑜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样发现了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联。不过，这一研究的收稿日期：20230521*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3A006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YBQ046)。通讯作者：史滋福，E-mail：。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22(1)：116122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DOI：10.12139/j.1672-0628.2024.01.016116样本量仅为 242 人。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考察这二者的关系，并基于前人研究提出假设 H1：父母直升机教养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自我控制是个体为实现长远目标而克制做出那些可带来及时性满足但有所不利的短期行为的能力(Schmeichel&Vohs,2009)。以往研究发现，自我控制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严标宾等,2011)。自我控制水平越高，个体越倾向于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与目标管理以支持长远的价值目标，降低与目标无关的冲突体验，从而帮助提升个人主观幸福感(Milyavskayaetal.,2021;Wenzeletal.,2021)。而自我控制本身也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基于自我控制研究提出的有限自制力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外在压力情境会损耗自我控制资源，导致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受损(谭树华,郭永玉,2008a)。以往横断和纵向研究均表明，父母直升机教养作为一种长期的压力情境，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子女的自我控制(Chingetal.,2023;Cui,Allen,etal.,2019)。另外，有研究指出自我控制在外部情境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关系间能起到中介作用(严标宾等,2011)。因此，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父母直升机教养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除认知因素外，情绪因素(如抑郁)也可能在父母直升机教养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作为一种以情绪低落、缺乏活力、言语动作降低为主要特征的广泛存在的情绪障碍(Smith,2014)，一方面，抑郁会受到父母直升机教养的影响(Cui,Janhonen-Abruquah,etal.,2019;Darlowetal.,2017;Wangetal.,2021)。父母对子女生活的过度介入，对子女决定和问题解决的过度干涉，会让子女认为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即生活的结果取决于“盘旋在空中”的父母，而非自身的决定与能力(Givertz&Segrin,2014)，这种对自我价值认知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其诱发抑郁(郭本禹,姜飞月,2008)。另一方面，抑郁是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关键前因变量(严标宾等,2011)。一项对 348 名师范生抑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并且抑郁组个体主观幸福感普遍低于非抑郁组(张连云,2006)。之后，另一项研究对 64 名抑郁症大学生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积极心理干预，发现当大学生的抑郁情绪降低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将有所提升(王健等,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父母直升机教养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另外，自我控制还与抑郁密切相关(孙晓军等,2017)。抑郁的自我控制模型指出，抑郁是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受损的结果(Rehm,1977)，当个体认为其生活世界不可控制时，就会产生抑郁(Khanetal.,2008)。直升机教养涉及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支持、过度控制以及过低自主权给予(Padilla-Walker&Nelson,2012)，会减少子女实践自我控制的机会，导致子女认为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件是其无法控制的，从而影响心理社会适应，诱发抑郁(Wangetal.,2021)，进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自我控制和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见图 1。自我控制抑郁直升机教养主观幸福感图1假设模型2研究方法2.1被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湖南省、广东省三所普通高校大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试结束，问卷当场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1007 份，剔除被试年龄小于 18 岁或大于 25 岁、作答不完整、回答一致以及数据处于正负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948份，有效率为 94.1%。其中，男生 433 人(45.7%)，女生 515 人(54.3%)；大一 510 人(53.8%)，大二 142 人(15.0%)，大三 296 人(31.2%)。被试的年龄在18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9.391.35 岁)。2.2研究工具2.2.1直升机教养量表采用 Padilla-Walker 和 Nelson(2012)编制的父母直升机教养量表，共 5 道题，如“我的父亲或母亲介入解决我与室友或朋友的争执”。采用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直升机教养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以第1期史滋福等：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117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Wangetal.,2021)。在本研究中，父母直升机教养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62。2.2.2自我控制量表采用 Tangney 等人(2004)编制，谭树华和郭永玉(2008b)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共 19 道题，如“我能很好地抵制诱惑”。采用 5 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陆桂芝等,2019)。在本研究中，自我控制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3。2.2.3抑郁自评量表采用 Zung 等人(1965)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共 20 道题，如“我觉得闷闷不乐，情绪低沉”。采用 4 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适用于我国大学生(马鹏等,2021)。在本研究中，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1。2.2.4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苗元江(2003)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共 17 道题，包含生活满意度量表、正性情感量表和负性情感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分量表 5 道题(如“我的生活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吻合”)，采用 7 点计分，从“明显不符合”到“明显符合”；正性情感分量表 6 道题(如“高兴”)和负性情感分量表 6 道题(如“愤怒”)，采用 7 点计分，被试回答从“没有时间”到“所有时间”。主观幸福感得分为生活满意度得分与正性情感得分之和减去负性情感得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在以往研究中，主观幸福感量表信效度良好(陈浩彬,苗元江,2012)。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分量表、正性情感分量表与负性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分别为 0.87、0.86、0.73。2.3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采用 SPSS26.0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 Mplus8.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链式中介模型检验。3结果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仅采用问卷法，因而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了减少这种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程序控制上，本研究通过强调保密和正反向计分等方法进行控制。在统计上，采用单一的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进行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很差：2/df=7.26，CFI=0.38，TLI=0.36，RMSEA=0.08，SRMR=0.09。这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3.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相关分析显示，直升机教养与自我控制、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控制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此外，性别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因而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948)变量MSD123451.性别2.年龄19.39 1.350.16*3.直升机教养1.94 0.550.060.024.自我控制3.03 0.510.10*0.05 0.19*5.抑郁2.11 0.350.050.060.20*0.44*6.主观幸福感5.71 2.03 0.16*0.01 0.11*0.27*0.58*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女=0；*p0.05，*p0.01，*p0.001，以下同。3.3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这一方法能有效控制测量误差(蒋索等,2023)。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1.26，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控制性别的作用下，直升机教养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0.11,p0.01)。其次，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控制和抑郁，得到如图 2 所示的路径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可接受：2/df=7.68，CFI=0.99，TLI=0.91，RMSEA=0.08，SRMR=0.02。由图 2 可知，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0.19,p0.001)，显著正向预测抑郁(=0.12,p0.05)；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抑郁(=0.42,p0.05)；抑郁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0.56,p0.001)。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中118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 1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则中介效应显著。结果显示(见表 2)，直升机教养抑郁主观幸福感、直升机教养自我控制抑郁主观幸福感这两条路径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即抑郁在直升机教养和主观幸福感间起独立中介作用，自我控制与抑郁在直升机教养和主观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自我控制抑郁直升机教养主观幸福感0.020.050.12*0.42*0.19*0.56*图2父母直升机教养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注：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所有路径均为标准化的路径回归系数；出于简洁目的，图中未显示控制变量对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表2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路径效应值SE95%置信区间下限上限总间接效应0.120.020.150.09直升机教养自我控制主观幸福感0.010.010.020.001直升机教养抑郁主观幸福感0.070.020.100.04直升机教养自我控制抑郁主观幸福感0.050.010.060.034讨论本研究基于以往实证研究和相关理论，考察了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父母对大学生的直升机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对深化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促进大学生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4.1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父母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孙瑜遥,2023;Kourosetal.,2017;Schiffrinetal.,2019;Schiffrinetal.,2014)。大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应对未来人生方向积极探索(Arnett,2000)。在该阶段，直升机教养的父母过度地介入大学生的生活，干涉大学生的决定和问题解决，会使大学生感到束缚和不自由，从而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孙瑜遥,2023)。另外，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与Kouros 等人的发现不一致。就原因而言，可能与所选被试的文化规范认同有关(Choi,2002)。集体主义强调联系，个体主义强调独立(夏宇娟,孔繁昌,2021)。本研究所选取的大学生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因而他们会倾向于接受父母的直升机教养，将其视为与父母之间的紧密连接，从而弱化了父母直升机教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4.2抑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父母直升机教养通过抑郁作用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揭示了父母直升机教养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为了子女能顺利发展，直升机教养父母会过多帮助子女做出决定，代替子女采取行动，监控子女的行为，规避他们发展过程中的“危险”情景(徐梦雪,张莉,2017)。然而，处于此种教养方式中的子女往往会质疑自身能力，具有更低的自我效能感(Reedetal.,2016)。有研究者指出，因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积极结果而引发强烈的无效能感是各种不同形式抑郁产生的共同核心因素(郭本禹,姜飞月,2008)。因此，在父母直升机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大学生报告了更高的抑郁水平。而随着抑郁水平的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会逐渐降低。抑郁作为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绪障碍(Smith,2014)，不仅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心理痛 苦，严 重 危 害 个 体 的 人 际 关 系 和 社 会 功 能(Maaloufetal.,2011)，还因其高复发性，在治疗上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患有抑郁的大学生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也往往相对更低。4.3自我控制与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和抑郁构成的链式中介也是父母直升机教养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支持了抑郁的自我控制模型(Rehm,1977)。父母直升机教养会破坏子女的自主动机和自主调节(Converseetal.,2019;Molleretal.,2006)，导致子女自我控制的降低。而自我控制是一种重要的内在资源，能通过促进目标冲突管理、目标追求成功以及自我与环境的最佳契合来帮助个体进行心理调整(DeRidderetal.,2012)。但当个体的第1期史滋福等：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119自我控制不足时，则可能会负向影响其心理适应，诱发抑郁(孙晓军等,2017)。Hong 和 Cui(2020)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父母直升机教养会降低大学生的自我控制水平，进而诱发大学生的心理失调。并且，在经历内部心理变化之后，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消极自我评定还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严标宾等,2011)。因此，本研究启示，在处于成年初期的大学生探索未来人生方向时，父母应学会“适当放手”，而非“事事参与、事事到位”，会更有利于大学生自我控制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维护其情绪健康，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4.4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自我控制在父母直升机教养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虽然父母直升机教养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验证了有限自制力理论(谭树华,郭永玉,2008a)，但自我控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控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被抑郁完全中介，从而导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Alloy 和Clements(1992)指出，抑郁者并不是一个抑郁的人，而是认为世界不可控制才导致抑郁，进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自我控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一种长时的或延后的影响。如新近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先前的自我控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三个月后的主观幸福感(李庆庆,2022)。而本研究收集到的是同一时间点的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可能因此未发现二者之间的潜在关系。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得到确切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设计实验尝试进行干预或进行纵向追踪以进一步考察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其次，本研究所采用的直升机教养量表是主要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编制的，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直升机教养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夏宇娟,孔繁昌,2021)，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更适合中国大学生被试的本土量表。此外，本研究在探讨直升机教养时未将父亲和母亲加以区分，而是将双亲的直升机教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前人研究表明，与父亲直升机教养相比，母亲直升机教养对子女的负面影响更小(Loveetal.,2020)，因此双亲的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分别探究父亲直升机教养和母亲直升机教养的作用。5结论父母直升机教养会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父母直升机教养可以通过抑郁的单独中介，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与抑郁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参考文献陈浩彬,苗元江.(2012).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心理研究,5(4),4652.郭本禹,姜飞月.(2008).自我效能理论及其应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蒋索,丁金琦,刘艳,陆元圆,李小青,陈静.(2023).青少年早期网络欺凌/受欺凌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社交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9(1),8596.李庆庆.(2022).自我控制对幸福感影响的心理机制与神经基础(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重庆.李艳艳.(2015).“主观幸福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高教学刊,(17),228229.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45(5),568584.陆桂芝,金童林,葛俭,任秀华,张璐,张亚利,姜永志.(2019).暴力暴露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35(3),360367.马鹏,黄明明,何必凯,潘文浩,赵守盈.(2021).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基于潜调节的结构方程模型.心理科学,44(5),11861192.苗元江.(2003).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孙浩雄,李靖阳.(2015).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应付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3(9),14031407.孙晓军,童媛添,范翠英.(2017).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15(2),169174.孙瑜遥.(2023).直升机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谭树华,郭永玉.(2008a).有限自制力的理论假设及相关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3),309311.谭树华,郭永玉.(2008b).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5),468470.王焕贞,江琦,侯璐璐.(2017).大学生性格优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优势运用和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3(1),95104.王健,刘书梅,张沛超,吴海艳,迟新丽.(2016).积极心理干预对抑郁症状大学生情绪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特殊教育,(11),4450.120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夏宇娟,孔繁昌.(2021).直升机教养的内涵、影响和后效.心理科学,44(3),612618.徐梦雪,张莉.(2017).直升机教养:内涵、源起、影响与发展.上海教育科研,(3),1520.严标宾,郑雪,张兴贵.(2011).大学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自我控制及抑郁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34(2),471475.张连云.(2006).抑郁、社会支持对师范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4(5),595597.张雯,郑日昌.(2004).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8(1),6162,44.Alloy,L.B.,&Clements,C.M.(1992).Illusionofcontrol:Invulnerabilitytonegativeaffectanddepressivesymptomsafterlaboratoryandnaturalstressor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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