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虏”：鲁迅的“奴隶”意识解.pdf

/现代中文学刊52双月刊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86 期）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imonthly NO.5，2023 Sum NO.86曾受鲁迅亲炙的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道：“读鲁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鲁迅对于本国人民再三地说奴隶写奴隶，我体会到那是多么切实的带着实体的语言。”“所谓主人与奴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1 显然，在增田涉看来，“奴隶身份”是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角度，而鲁迅自己更于 1925 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留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著名断语，足见以“奴隶”为鲁迅研究法门之必要。盖因“奴隶”一词意义丰富、阐发角度众多，对鲁迅有关“奴隶”的论述，学界已多有解析，并衍生出“奴才”“奴隶性”“奴隶根性”“奴隶道德”“奴隶文化”等细分概念。可以看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其总体趋向是离散性的，即以“奴隶”为出发点，结合鲁迅历年创作，进而形成多向度的丰富阐释。但尚缺少遵循朴素原理，进一步使鲁迅所言之“奴隶”内涵整一化的研究。而鲁迅的“奴隶”意识，实与其晚清生活经验有直接关系。正是汉人身份和“旗汉”冲突，使鲁迅萌发了“降虏”的自觉，并进而产生了理解、批判中国的奴隶视角。“降虏”是鲁迅“奴隶”意识的内核，也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原点之一。一、“骑马事件”与鲁迅降虏意识的自觉所谓“降虏”，意即投降的俘虏，这一意涵自古以来未有大变。班固李广苏建传即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2之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亦有“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3的说法，在訄书中他更痛陈“不贵其种而甘为降虏者，众也”。4而“降虏”的特征，首先在于对武力抵抗的放弃，有武力抵抗则无降虏；其次在于以苟全性命为不二之选，不惜命则无降虏。一个人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却又无比宝爱自己的性命，那就只能牺牲自己性命之外的一切。因此，在主要由降虏所构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极低，任何人都会基于利害考虑而牺牲和构陷任何人。相应地，人与人之间形成密切组织的可能性也极低，毕竟一切组织都以信任为前提。而无信任、无组织的后果，就是难以形成社会积累，任何正向积极的积累都极易遭到收割和消解，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对人的出卖是一种本能而非道德选择，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既是鲁迅身处的真实境况，也是鲁迅所拼力对抗的敌手。一如增田涉所说，鲁迅对“奴隶问题”的关切，源于他自幼成长的经验，“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异民族统治之下，他懂事的时候，在内，不但看到异民族统内容提要：“奴隶”意识是鲁迅一生创作的重要出发点，而“降虏”是其“奴隶”意识的深层内涵。鲁迅南京求学期间的“骑马事件”激发了他的降虏意识，其早期创作斯巴达之魂显示了他与降虏身份的和解和进一步破除之道。“降虏”问题萦绕了鲁迅一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动和创作。关键词：鲁迅、斯巴达之魂、奴隶、降虏意识“降虏”：鲁迅的“奴隶”意识解李 丹（南京大学艺术学院）53现代中文学刊/治下的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而且周围还是束缚于极其保守的封建传统的社会，在外，还受到外国势力的强大控制”。5而鲁迅由此发展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改造国民性”诸论。在多数情况下，鲁迅的理念被权威性地阐释为一条由“精神到身体”之路，毕竟鲁迅自陈“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6于是，关于鲁迅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阐释，往往是遵循着一条“高蹈其精神”的进路。但需要仔细注意的是，人的体格健全和头脑愚弱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在两者间存有广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必须要由经验和习惯加以填补。“健全”和“愚弱”的同时呈现固然对比强烈，但仍要有一个通过经验和习惯来“驯化”的过程。反之亦然，所谓“觉悟”固然重要，但仍要落实为经验和习惯的练习及博弈，而这种练习博弈往往并非精神上的战斗而更体现于身体。事实上，鲁迅本人的“觉悟”，也同样有着身体经验和身体习惯的进路。从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骑马”与“剪辫”是极具转折意义的身体经验和身体习惯。作为具有抵抗意义的行动，“骑马”与“剪辫”二事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奴隶问题”的认知与反应。关于“剪辫”问题的研究已经颇多，限于篇幅，且不赘述，而“骑马”一事尚在“剪辫”之前，更具先导意义。根据鲁迅矿路学堂时期同学张燮和的说法，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爱看小说，好骑马，不喜交际”，7此外就没有什么了。而关于“骑马”一事则有若干记载，如许寿裳曾回忆，1912 年他与鲁迅在南京寻访旗营，“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矿路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8“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9许广平的记述则有很多细节，说鲁迅“那时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清朝时旗人子弟是以善于骑射自豪的，对于汉人善骑马的不很满意）。有一回就因竞赛而吃旗人暗算（他们把腿搁在马颈上，很快地奔驰过来，用马鞍来迅速地刮别人的腿脚，有时甚至可以刮断的，几乎跌下马来。）”10周作人也回忆称“鲁迅和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马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歧视，至少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11对此鲁迅自己亦有记述，他 44 岁时曾回顾少时的南京过往，说“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12从以上记载可知，骑马一事显然不论对鲁迅个人、还是对于其南京经历都是分量颇重的，不仅与“读小说”并列，而且大概占据了鲁迅课余兴趣之半，鲁迅还自陈“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13同时，骑马一事又与“旗人”“旗营”关系密切，为此在鲁迅身上曾发生过严重冲突，鲁迅的遭遇是骂詈和投石，鲁迅的反应则是遇挫愈勇。“骑马”看似事小，而一旦关联到“旗汉”关系就是另一重面貌，非但不是兴趣爱好之属的小事，反而是关系大清帝国国本的大节。张勉治注意到，清代帝王尤其重视狩猎巡幸，骑马既是此类活动的必须，也是其武力征服与国家治理的象征，对于狩猎活动，“康熙皇帝坚持所有旗人的全面参与”，“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14而乾隆皇帝“在始于 1740 年代的多次巡幸中骑马，努力树立更为正面的榜样”，甚至“将马上治天下从一个非正统军事统治的、受人蔑视的标志，转变为民族王朝正统和权威的特别标志”，15“在乾隆皇帝看来，骑马是民族荣誉的象征，与满洲人武备、行动主义、活力密切相关”。16而对于八旗诸军，康熙朝后的皇帝们更加重视和宣扬“骑射之本”，1749 年，乾隆帝便下令“凡旗人外任各员，六十岁以下者，并令熟习骑射，毋任渐至生疏”，17其后渐成定规。在皇帝们看来，旗人和武官均必须骑马，而坐轿则是贪图安逸的汉俗，“我满洲过于汉人者，惟在风俗淳厚，失此又何以称为满洲？”18“满洲臣仆当思旧制，效法前人。如不练习乘骑，倘猝遇紧急差务，不能乘马，是何道理？”19乾隆帝的严令并不能阻止八旗军人日渐荒废，但直至同光时期，“虽然未再颁谕重申禁令，而此项制度仍旧执行”，就在鲁迅就学南京的光绪 25年（1899 年），还发生了“查办奉天仁、育两军总统荣和、寿长二人，其罪名中有往往舍骑乘轿，自壮观瞻”20之事。而就在八旗日趋堕落，疏散骑马之时，“排满”的民国元戎们则热衷于学习骑术，如秋瑾“好剑侠传，习骑马”，21黄兴留日时则“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22可以想象，鲁迅以汉人身份在旗营前骑马，若在旗人看来，恐怕不仅是公然颠倒了旗汉之分，甚至还有挑衅之意了。而所谓南京“旗营”也是颇有来历的，“旗营”即“满城”，1645 年多铎率军进入南京后，即将城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其后几经修筑扩建，1660 年完工。满/现代中文学刊54城大致以明故宫为中心，规模壮大，“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23是清代各地满城中最大的一个，并“与汉城之间保持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种关系，无非是为了达到军事威慑的目的”。24“无事则抚卫控制，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25在嘉庆年间，“江宁旗营总人口已增至近3 万”，26并且“满城中实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宛如一座巨大的军营，在行政上不受地方府县管理满城也因此成为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27虽然晚清八旗已经日渐废弛，但南京满城却也并非未经阵仗，1853年太平天国攻入南京，“满城为故明内城，颇高固，满洲妇女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28是役，“江宁将军祥厚乃至都统、固山章京以下绝大多数战死，突出重围而出的八旗官兵约仅 800 余人到 1864 年这支旗军终于回防江宁时，更仅存 400 余人”。29这一血战距鲁迅求学的时候也不过四十余年，旗军回防也只有三十来年。同时，“驻防旗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满城中，由此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甚为强烈，他们始终以满人、旗人自居，努力与周围的汉人保持着界限。晚清革命党人鼓吹的反满、排满说，也使得身处汉人汪洋大海之中的驻防旗人更为警觉。旗、民之间分离、对立的旧格局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才发生改变。”30故而，从少年鲁迅的角度出发，他骑马经行旗营，受旗人欺侮、詈骂、投石，看似无妄之灾，实则其来有自。而他少时在故乡绍兴出演社戏而骑马，实则更有越人拜祭反清先烈的意思：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31虽只是看来并不起眼的骑马小事，却又关联着跨越一个朝代的、对前朝的关心与认同，其间显然蕴藏着复杂的地方性情感与知识。而鲁迅谓“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显然也有其根由。对满城中的旗人来说，鲁迅骑马，就意味着这个光绪皇帝治下的汉人子民，公然在旗人军事征服的象征物之前，染指具有旗人特权意味的准军事活动，行“欺侮”之事，真乃理所应当了。“骑马事件”对鲁迅的刺激，就转折意义和重要程度而言恐怕还在“幻灯片事件”之上。虽然鲁迅并未就此留下太多言语，但“旗汉”之别与旗人的欺侮必然诱发鲁迅的身份自省，即充分确证了增田涉所谓“异民族统治下的自己”。显然，这导致鲁迅直接进入了一种“降虏”和“降虏后裔”的尴尬，而“降虏”一词，正是理解困扰鲁迅一生的“奴隶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斯巴达之魂中鲁迅与降虏身份的和解“降虏”身份，是鲁迅思考和试图解决“奴隶”问题的出发点。查考鲁迅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降虏”与“文学”关联极早，可以说鲁迅最初的创作表现和最初的文学选择，都与这个问题相关。1903 年，鲁迅写下斯巴达之魂，1934 年鲁迅编集外集，不悔少作地编入这篇三十年前的作品，小说中的一个有趣桥段是：一位武士因目疾不能参加温泉关战斗，战酣之际仍“偕一仆以赴战场”，当时波斯人“欲劫王尸，而我军殊死战”，盲眼武士“直趋战垒；其仆欲劝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终不可”，最终，“今也主仆联袂，大呼我亦斯巴达武士一声，以闯入层层乱军里”。32据李冬木考证，可能是斯巴达之魂创作来源之一的涩江保著希腊波斯战史也专门写到了这位仆人，但原文的记述是“仆人逃回去了”，可知“主仆两人同战死”乃是鲁迅的创造，“作品也以此把仆人推升到与主人同等连袂位置”。33斯巴达之魂至今有“译/作之争”，并直接关联到该作是否为“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问题，但有关“仆”的故事大概不会有“译”的身份而只能是鲁迅的独创，或者也可以说，“仆”的故事有极大的可能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鲁迅文学道路之始。而知命之年的鲁迅又许可了这篇弱冠之作编入文集，并且自陈，虽然该文让“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34其言语口吻甚至不无自得。可以说，斯巴达之魂中必然存在着某种贯穿鲁迅整个创作生涯的稳定因素，而这位具有独创性的“仆”恰恰就有降虏的身份，其在故事中的抉择也恰恰显示了鲁迅的抉择。可以想象，年轻的鲁迅在创作这位“仆”的故事时，其关于主奴关系设定的背景知识要么得自中国传统中的主奴关系及其文艺表述，要么得自当时的汉译外来文献和英日原文文献。若是按中国传统文学的人物系统，斯巴达之魂之“仆”属“忠仆、义仆”之55现代中文学刊/列，可参鉴者，有说岳全传中的张保、王横及一捧雪中的莫诚（鲁迅称“木诚”）等。对此等人物，鲁迅的立场是一贯批判嘲讽，如灯下漫笔批判左传昭公七年“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宣称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35又如 1933 年的二丑艺术称忠仆“先以谏诤，终以殉主”，实为“愚笨”，36同年还有电影的教训，讽刺斩木诚中替主人伏法的木诚为“好模范”，一如电影中“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的“黑色的忠仆”。37此之谓“仆”，显然是体现了对奴隶道德的宣扬，也是经过文艺修饰的典范化、理想化了的奴隶人物，这自然为鲁迅所不取。那么，外来文献所提供的知识、观念和信仰就很可能构成了塑造斯巴达之魂中这位“仆”的主体。1886 年艾约瑟编译的希腊志略是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古希腊专史，其中已经记述了温泉关战役，而据李冬木考证，1920 年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构成了“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当时留学生们关于斯巴达知识的基本背景”，“周树人在斯巴达小志的基础上创作了他的 斯巴达之魂”。38在 斯巴达小志 中“斯巴达民族之阶级”一节，梁启超专门写道，斯巴达民分三级，第一级“斯巴忒亚泰”，为完全自由公民，承担军事义务；第二级“巴里阿以概”，无公民权而为自由民，承担开矿和工商义务，“有时为重铠兵以从军役”；第三级“黑埒士”，为“斯巴达国家之奴隶”，“战时则携轻兵器以从斯巴达人之后”，“此种人本前此之土著也虽力屈为奴，其恨未尝一日忘。”如按梁启超“民分三级”的描述，斯巴达之魂中的这位“仆”显然极大可能是一个为奴而不忘旧恨的“黑埒士”。“主奴外敌”的三元关系，是“前现代现代”转型进程中困扰所有后发国家的重大问题。内部秩序的重新厘定、对外关系的重新明确、内外身份的重新定义，这三大问题得不到解决，现代个人就无法确立、现代国家就无法完成，而鲁迅正站在这个关节点上，并试图理清和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黑埒士”虽然为奴，却又承担战争责任，在战场上拥有兵器并参加作战。这就意味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需要一体对敌，在战场上斯巴忒亚泰可能要把自己的后背交给被征服的黑埒士，这与鲁迅的南京骑马体验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辛亥鼎革之际，同在军校读书的旗汉学生之间就发生了厮杀，如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来自荆州旗营的子弟就遭到其他各省同学的枪击刀刺，而“在南京的第四陆军学校中，上演了同样的故事。镇江和南京驻防的旗籍学生，逃的逃，散的散，极为狼狈”（“驻防”即旗营），39很显然与斯巴达之魂相反，至少这些军校的旗汉学生是不能同仇敌忾上阵对敌的。而且，辛亥之际也发生了大量针对旗人的种族虐杀，以至于某旗人不得不投身英国轮船，“汉人、满人和西人，构成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关系：以中国抑或共和的五族而言，西人本应当是汉人与满人共同的敌人，所谓中外大防；而在辛亥年，满人被汉人视为乱民，甚至他们的身份被排斥出中国之外；与此同时这个仓皇的满人却寻求西人的保护，并被视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汉人则被他们视为鬼鬼祟祟的下流人”。40这倒反而证明了旗人作为征服者实施武力威慑并进行武力管控的必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当时“主奴外敌”关系的混乱与缠绕，而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清理，则是提出了“自由”命题。斯巴达之魂彰显了“爱自由”和“以武力保卫自由”这两个根本命题。这两者对于斯巴达的自由公民“斯巴忒亚泰”来说当然是充分自洽的，但对于那位“仆”而言却是极为矛盾的，身为斯巴达的奴隶，却为斯巴达的自由而献身，甚至宣称“我亦斯巴达武士”，这就在“仆”的身上显现出一种“奴役和自由相同一、相统一”的奇异状态，而在斯巴达武士与“仆”的关系上，也体现出一种“以自由哲学统治奴隶”的奇异现象。也即是说，斯巴达对“仆”的统治，并非完全建立在征服和屈服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各自对自由追求的绝对程度上，越是能为自由追求付出代价者，就越能成为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巴达武士与“仆”都是自由的追求者但程度有异，“黑埒士”力屈辄为奴，斯巴达则誓死不为奴，而这决定了两者的主奴关系。这与后来鲁迅经常批判的“以奴隶哲学统治奴隶”恰成对照，1933 年鲁迅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41在鲁迅的批判视野里，中国的“主奴”关系实质上也是“奴奴”关系，奴性表现愈强则存活几率越高，于是主与奴可相互转化。而在斯巴达之魂中，斯巴达却显现出一种绝不可转化的、为奴则毋宁死的姿态。也恰恰是这种态度打动了“仆”，使“仆”对斯巴达武士的认可超越了此前的征服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鲁迅心目中，即便同为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即便同为降虏，也仍然有某种层次之别，大体可分等而上之者和等而下之者。当鲁迅批判木诚一类“主奴”之中等而下之的奴隶哲学时，其依据还包括了“仆”这种同样来自“主奴”却又等而上之的自由哲学。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仆”一度是降虏身份，但当其修武舍身之际，他就超越了此前“主奴”关系的限制，而成为了一个以自由意/现代中文学刊56志行使武力的人，这就使“仆”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无论在战斗中生还与否，他都已经是自己的主人。进一步言之，自由是勇气的泡沫，所谓“爱自由”和“以武力保卫自由”，其实质乃是自由与武力二为一体的关系。“降虏”当然是这种“自由武力”的反面，但对鲁迅而言，根据追求自由程度所区分出的“主奴”，与竞赛奴性高下所区分出的“主奴”显然有着质的差别，前者以自由为量度和鹄的，奴隶也终有希望获得自由，后者则以奴性为量度并以苟活为目标，为奴则永无自由之可能。鲁迅后来常以“奴隶”自称，还主持“奴隶社”并出版“奴隶丛书”，这无疑显示了他与降虏后裔这一身份的和解。这也就意味着，生为奴隶并不可怕，只要以自由为量度并不惜以武力保卫自由，就仍然能以“仆”的方式获得自由。三、鲁迅与降虏社会的博弈在发表斯巴达之魂一年后，鲁迅离东京赴仙台学医，复二年，又遭遇“幻灯片事件”，其后退学，返回东京后即宣布“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42而所谓“决计要学文艺”，恐怕也和其试图突破降虏身份制约以求自由的追求相关，小说中所描写的“仆斯巴达波斯”与“幻灯片事件”中的“我日俄”显然在结构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在斯巴达之魂篇末有云“不见夫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乎，为谍为伥又奚论？”可以推想，“奴隶国”所描述的就是以降虏为主体的社会，即降虏社会，这与当时的中国基本呈镜像关系，而小说所言之“为谍为伥”简直就是对后来“幻灯片事件”的预言，“呆子谍”以及“坏呆子伥”之间也明显有极高的重合度。鲁迅所观察到的事实是，身为降虏也并不意味着位份固定和奉献有限，被征服者为奴之后更要为伥，其奉献往往必须是无止境、无限度的。甚至当国人做了军事上的侦探而被斩首，留学生鲁迅“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43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国人“麻木”的事实，更是自己须得时时“随喜”的困境。这就显示出了降虏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蔓延性和侵蚀性，也就是说，降虏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持续堕落，“奴奴”关系必然愈演愈烈，而且，降虏社会还存在着稳固的“代际传承”，以奴隶哲学统治奴隶的后果是“呆子、坏呆子”批量生成。这种历史机制既是降虏社会的特点，使整个社会自噬性延续并最终灭亡。所谓“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对鲁迅来说并非文学虚构而是社会现实。正如章太炎称中国“甘为降虏者众”，鲁迅也很早就意识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降虏性质及其为害之烈。在写下斯巴达之魂一年之前的 1902 年，他与终生挚友许寿裳初遇于东京，两人“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44这种历史查考与总结，显然是明确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普遍留置于降虏状态的事实。无论骑马坐轿的允拒还是“诚和爱”的缺失，都可以追溯到这种降虏状态。阿部兼也和吴俊认为，“鲁迅对于奴于异族的历史有一种切肤之痛，由此形成他一生中内心郁结不散的排满情结”，45吴俊还提出“他本人对于满清政权的统治有过切身体验，但他的排满，最根本的却是要排除中国人精神中的奴性”。46“奴于异族”是一个影响鲁迅的重大事实，无法和鲁迅发生切割。身为降虏后裔，鲁迅一方面不断地感受到奴役性的经验并身遭奴役性的训练，不论“骑马”还是“发辫”莫不如是；另一方面又在书籍上阅得各种史料证明，如癸巳类稿里的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和容斋三笔里的北狄俘虏之苦，以及堕民琐谈里的堕民故事，都充分展示了这一降虏世界的运行法则。而在鲁迅的现实生活里，则是始终要面对一个庞大坚固的“呆子、坏呆子”的生产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仅有精神奴役的手段，更有以经验实施奴役的手段，而且在后者上的积累恐怕还要更为强大和普遍。从历史来看，在中国往往更缺乏斯巴达与“仆”的那种“宝爱自由而奋不顾身”的选择，而更乐于苟全和苟活。如果说斯巴达之魂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文学回应，鲁迅毕生的“立人”追求就是一种重建社会的回应。鲁迅不仅以文学虚构的方式而且还以社会参与的方式对降虏性加以剔除，这构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殊胜之处，而鲁迅对降虏性社会的反叛与消解，也尤其体现于经验维度之上，其经济观念和战斗立场可为代表。鲁迅对经济权利的注重可谓终身不渝。他很明确地认同，娜拉出走后要么“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要么“终于回来”，47女人做男人俘虏的历史，恐怕还悠远于汉人做旗人的俘虏，“旧式婚姻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48就此，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反复申明，“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就是要有钱”“钱是要紧的”49。在鲁迅看来，在不动武的前提下，经济的自主乃是为人之底线，而在一个充满降虏性的社会里，金钱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更为明确的联系，守住经济就是最低限度地守住自由。而在把握经济自主权之后又有两种路向，一者，57现代中文学刊/止步于底线，如鲁迅致李秉中信上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50二者，超越于底线，如鲁迅在厦门时期享受高薪，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去了生活，亦殊无聊。”51又给李小峰写信云“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52如谋生艰难，就只能止步于“无聊”的“做事”，如尚可发展，就要超越“无聊”而“做事”。通观鲁迅一生的经济行为，常常是在两者间往复，如与教育部、北新书局打官司索薪水与版税，以及出走厦门和定居上海的这些选择，均属前者；如在陶元庆身故后捐三百元为其购置冢地，柔石遇难后出资百元照顾遗孤，乃至为小林多喜二遗族募捐，支援“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行为，则属后者。对那些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同道，鲁迅尽力予以护佑，并尽可能地将分散的同道组织化，从而提高彼此间的信任度和组织性并进而形成社会积累。鲁迅的捐助以及运用金钱的方式，不能仅从道德角度予以解释，而要从对抗降虏性社会的角度予以理解。鲁迅的战斗立场一直引人注目。即便是谈“男女平均的分配”和“男女相等的势力”，也“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53如谈静静的顿河，盛赞“那些英雄的，叛逆的奴隶们 Pugatchov，Stenka Rasin，Bulavin 等的苗裔，这些人们的行为在历史上日见其伟大”。54“战斗”是更根本意义上的对降虏及降虏性社会的反抗，也是对降虏们苟且惜命信仰的最大否定。鲁迅说降虏，即是“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55说降虏的历史，就是“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56在降虏们的对立面，则是“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57而鲁迅最大的困境，或者说鲁迅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则是在降虏社会中总不免要与降虏为伍，而其直接后果则是，战斗的成本永远巨大，牺牲得来的成果却总不免被降虏所收割，正如“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58降虏习惯性地逃脱斗争、出卖战士、收割成果，是导致鲁迅无法摆脱“虚无”和“孤独”的重要原因。金钱与战斗两项，粗粗看去卑之无甚高论，但却是一切自由权利的核心。在任何人类社会，谁能收缴血税与财税，就意味着谁是真正的主权者；向谁缴纳血税与财税，就意味真正顺服哪一位主权者。降虏身份，意味着任何征服者都可以从其获得血与钱；反降虏身份，则意味着只向其真实信仰上缴血与钱。其逻辑在于，只有武力才能获得和保卫自由，而只有钱或血才能够与武力发生兑换，鲁迅之所以关注金钱与战斗，其实质在于关注二者与武力的直接联系，不论“骑马事件”还是“斯巴达之魂”都说明鲁迅早已通晓了这一点，只是他所处的降虏环境过于强大，以至于他不得不“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59这甚至可以从鲁迅关键性的创作转折中看出端倪，众所周知，鲁迅中断了他的小说创作，这一选择甚至被视为创作力衰竭，而其真实的原因恐怕是，“鲁迅的写作必须是直面现实的，他必须切近和直接地投身于现实的生活之中，使思想能够发挥和获得最大可能的社会实践作用与价值”。60如鲁迅自陈：“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61鲁迅创作的弃小说而选杂文，也正是在降虏性社会的背景下，在“文学武力”的坐标轴上做出选择的结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艺术宣言中的观念演变研究”（23BA028）阶段性成果注释：1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52-53 页。2 班固：汉书（下），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942 页。3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朱维铮、姜义华 编：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81 页。4 章炳麟：訄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现代中文学刊58第 88 页。5 许寿裳：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鲁迅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年，第 144 页。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39 页。7 许寿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鲁迅传，第170 页。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传，第 38 页。9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第 25 页。10 许广平：鲁迅的生活之一，海婴编：许广平文集第 2 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页。11 周作人：鲁迅在南京学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627 页。12 鲁迅：坟 杂忆，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35 页。13 鲁迅：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65 页。14、15、16 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66 页；第 273 页；第 137 页。17、18、19 清实录第 13 册，第 669 页；第 192 页；第 914 页。20 潘洪钢：清代旗员与武职不准乘轿规制述略，宋亚平：长江文史论丛.2017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70 页。21、2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年，第 1267 页；第 1510 页。23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第 1 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60 页。24 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年，第 78 页。25 荆州驻防八旗志序26、27 夏维中、张铁宝、王刚等：南京通史 清代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年，第 95 页；第 96 页。28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694 页。29 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30 夏维中、张铁宝、王刚等：南京通史清代卷，第 107 页。3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鲁迅全集 第 6 卷，第 638-639 页。32 鲁迅：集外集 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12 页。33 李冬木：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4 期。34 鲁迅：集外集 序言，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 页。35 鲁迅：坟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 第1卷，第229页。36 鲁迅：准风月谈 二丑艺术，鲁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07 页。37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第 52-53 页。38 李冬木：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39 沈洁：民国的失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年，第 181-182 页。40 沈洁：民国的失传，第 192 页。41 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57 页。42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鲁迅传，第 129 页。43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38 页。44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93 页。45 阿部兼也、吴俊：略论鲁迅的“排满”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96 年第 1 期。46 吴俊：论鲁迅的“排满”意识，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 7 期。47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6 页。48 鲁迅：准风月谈 男人的进化，鲁迅全集 第 5 卷，第 301 页。49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7 页。50 鲁迅：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114 页。51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 11 卷，第 563 页。52 鲁迅：厦门通信 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 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91 页。53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8 页。54 鲁迅：集外集拾遗 静静的顿河后记，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77 页。5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第46 页。56 鲁迅：热风 圣武，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72 页。57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122 页。58 鲁迅：热风即小见大，鲁迅全集第 1 卷，第429 页。59 鲁迅：热风 圣武，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73 页。60 吴俊：鲁迅四题，文艺争鸣2000 年第 6 期。61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 卷，第 4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