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pdf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第53卷，2024年3月（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Vol.53,Mar.2024“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基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数据的实证研究金则杨，陈羽商，郑轲予（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摘要：“全面二孩”政策会改变家庭人口结构，进而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决策。文章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基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子女出生对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及母亲就业情况对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会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且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更愿意增加孩子的教育投资；相较于母亲无业的二孩家庭，母亲有工作的家庭也更愿意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教育支出；双重差分一、问题提出生育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直接影响我国人口规模和家庭经济结构。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总生育率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为了避免我国新生人口持续下降，提前进入老龄化，国家提出了新的生育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并在各个省份开始不同程度的推行。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和调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提升仍然成效不明显。对此，2016 年 1 月，我国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出台“三孩”政策。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适用范围较小，而“三孩”政策落地时间较短，其政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全面二孩”政策的效用。“全面二孩”政策会影响我国未来学龄人口的数量和家庭消费结构，那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是否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情境下重点产业供应链韧性评估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AZD081）的研究成果，并受到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数字化转型与国际贸易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影响机制、作用路径与政策建议”（项目编号：23PJC077）资助。作者简介：金则杨，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陈羽商，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郑轲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科研助理，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研究。葛润，施新政，陆瑶，等：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的证据，经济学 2022 年第 4 期，第 1235-1258 页。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并于 2016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4040金则杨，陈羽商，郑轲予：“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会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增加，这是本文试图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借助 2016 年推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构建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利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以下简称 DID）来探究这一问题。家庭的生育决策如何影响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一直都是教育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并且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关于子女数量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已有文献普遍认为，随着家庭中新生子女的增多，每个孩子所获得的教育资源会减少。安娜斯塔西（Anastasi）提出最初的同胞资源稀释假说，即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分配给每个子女的经济和物质资源会递减，对子女相应的教育投资也会降低。布莱克（Blake）在大量经验分析的基础之上，系统化地提出了“资源稀释假说”，认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每多一个兄弟姐妹都意味着平分到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量变少。桑德伯格（Sandberg）和拉菲娅（Rafial）等佐证了“资源稀释假说”，而钟粤俊、董志强进一步证实家庭中孩子之间存在教育挤占效应，每个孩子的教育成就会随着家中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以上研究都基于资源稀释假说，但这一现象在我国有所不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受到政策限制只能养育一个孩子，这部分家庭在“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并不需要削减第一个孩子的支出来平衡教育支出。因此，“资源稀释”这一假设可能并不明显。学者使用我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水平没有抑制作用。例如，黎煦认为，家庭中所有子女的教育投入支出并不会随着新生子女数量的增多而降低；苍玉权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使得真正生育二孩的家庭加大了日常的消费开支，尤其增加了孩子文娱、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研究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下，子女的数量与家庭总消费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尤其是家庭教育支出。总的来看，随着家中孩子数量的增加，为了满足随之增加的隐性消费，父母都会考虑以更多的工作付出来增加家庭总收入，这也说明了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促使父母工作，以求增加家庭的经济和物质资源，本文后续也会对这一假说加以验证。并且根据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现状，父母会把养育孩子视为一种有回报的经济投资行为，加大孩子当前的教育支出就等同于加大对子女未来收入的投资。黎煦认为，随着新生子女的增加，父母就会增加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缓解了家庭资源的约束，进一步扩充了已有的“资源稀释假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假设 1：“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正向影响。我国普遍存在“学二代”现象，即父母教育年限的增加也会使得子女教育年限增加，这意味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会越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教育代际传递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母亲这一角色对于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更具影响力。目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依然低于男性，但是其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多。2015 年女性占就业人数的 45%，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占比超过 50%，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家庭中具有更高的地位。魏钦恭研究发现，与父亲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孩子的教 A.Anastasi，“Intelligence and Family Size”，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3，no.53（1956），pp.187209.J.Blake，Family，Size and Achie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钟粤俊，董志强：更多兄弟姐妹是否降低个人教育成就？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财经研究 2018 年第 2 期，第 75-89 页。J.Sandberg，P.Rafail，“Family Size，Cognitive Outcomes，and Familial Interaction in Stable，Two-parent Families：United States，1997-2002”，Demography，Vol.3，no.51（2014），pp.18951931.黎煦，陶政宇：生育二胎对孩子教育水平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 2018 年第 6 期，第 20-30 页。苍玉权，周家静：“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 PSM-DID 的实证研究，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3 期，第93-101 页。李军，周安华：“学二代”现象普遍存在吗？基于教育数量和质量的代际流动研究，教育与经济 2018 年第 6 期，第 33-4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载中国政府网：http：/ 年 1 月 13 日。4141第53卷现代基础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2024年3月育资源的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假设 2：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二孩家庭，其家庭教育支出增加得越多。培养教育孩子会产生较多的支出，而收入越高的家庭更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如果母亲有工作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就会相对较高，也更愿意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女性受教育程度高，通常有稳定的、较高的工作收入，也更愿意增加子女的教育总投入。在研究中国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时也发现，母亲的家庭经济地位相对提升会显著增加家庭中女孩教育支出，并且母亲的收入增加能够提高所有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因此，结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母亲的就业情况，本文将探讨新二孩家庭的家庭教育支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我们提出假设 3。假设 3：“全面二孩”政策后，家庭的教育支出受到母亲的就业情况影响，相对于母亲无业的二孩家庭，母亲有工作的家庭教育投入增加更为显著。二、研究方法1.实证策略本文以 2016 年开始施行的“全面二孩”政策作为自然实验，用以识别新二孩家庭与家庭教育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选择“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建立自然实验的依据，是因为“全面二孩”政策在最大的范围内满足了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构建自然实验，可以最大限度改善抽样结果的代表性，并减轻样本的选择偏误问题。本文使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中的追踪个体进行估计，并将确定条件设置为在 2016 年以前只有一孩的家庭，并且在政策颁布实施之后确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将政策颁布之后生育二孩的家庭设为实验组，将只有一孩的家庭设置为对照组。本文纵向追踪这部分家庭，基于20142018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的数据继续进行研究，具体的双重的差分估计模型如下：yijt=0+1TreatiPostt+Xit+Wjt+j+t+ijt其中，Treati为虚拟变量，即原有家庭是一孩家庭，并且在 2016 年及以后生育二孩作为实验组，Treati=1；其他家庭作为对照组，Treati=0；Postt也为二元变量，考虑到生育所需要的时间，本文使用政策颁布之前的 20142016 年的样本 Postt=0，政策颁布之后的 2018 年的样本 Postt=1。TreatiPostt为处理变量和时间变量的交互项，TreatiPostt前的系数1反映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和之前实验组个体的差，减去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与之前对照组个体的差，通过双重差分法得到的系数。系数1为本文关注的待估参数，若1显著为正，则说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生育二孩的家庭会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即“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直接边际效应为正。Xit和Wjt代表个人和公司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j和t分别代表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并且ijt代表误差项。2.数据说明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旨在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主要的数据来源为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目前已在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2018 年进行了五轮调查，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本文的实证检验主要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模型进行分析，其中，DID 模型 魏钦恭，张佳楠：来自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校外教育投入中的女孩占优现象与家庭偏好逻辑，社会 2021 年第 5期，第 208-242 页。葛润，施新政，陆瑶，等：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的证据，经济学 2022 年第 4 期，第 1235-1258 页。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学术研究 2014 年第1 期，第 42-49 页。4242金则杨，陈羽商，郑轲予：“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将使用 20142018 年的追踪调查家庭进行计算。3.变量说明（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教育支出，其计算方法为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中样本家庭所有和教育相关的支出总和，例如择校费、学杂费、培训费以及参加课外辅导班的费用、购买教辅材料费用等。（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追踪家庭是否将“二孩家庭”作为双重差分模型的处理变量（Treat），即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二孩的家庭将进入自然实验的处理组，其他家庭组成对照组；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年份2016 年作为政策干预时点（Post），即 2016 年以前为政策实施前，2016 年后为政策实施后。此外，为体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样本只保留在 2016年以前只有一孩的家庭，并且在政策颁布实施之后确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将生育二孩的家庭设为实验组；政策实施之后未再生育仍为一孩的家庭设置为对照组。（3）控制变量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为与家庭教育支出相关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指标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是否有老人、是否有儿童、家庭所在地以及一孩性别。需要说明的是，家庭所在地（二元变量）是指家庭所在地区属于城镇还是农村（城镇为 1，农村为 0）。个人层面变量为被调查家庭的户主及配偶的主要个人特征，包括户主性别、丈夫就业、妻子受教育年限、妻子年龄、丈夫健康评分以及妻子健康评分。此外，考虑到微观调查数据的结果偏差和极端值等问题，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将家庭教育支出在 1%99%分位数之外的样本全部排除；同时也删除妻子年龄在 20 岁至 60 岁之外的非适婚适孕样本，见表 1。表 1 经过处理后 20142018 年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名称家庭教育支出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丈夫工作是否有老人妻子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儿童妻子年龄丈夫年龄段丈夫健康评分妻子健康评分家庭所在地一孩性别样本量35，65335，64737，54626，27337，54630，41237，54630，76526，25226，35627，86635，21431，615均值46670.4603.2300.3300.3108.5600.47045.7802.0602.0601.8400.6800.620标准差119110.5001.3000.4700.4604.8400.50037.7680.8501.1501.1700.4700.490最小值00100001710000最大值500000117112217234411 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 2008 年、2009 年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分别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测试调查，并于 2010 年正式开展访问。经 2010 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的基线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4343第53卷现代基础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2024年3月三、回归结果1.基准结果本文将家庭教育支出进行 DID 双重差分，来体现“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二孩家庭教育投入变化的影响，结果见表 2。表 2 二孩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DID（TreatPost）户主性别一孩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家中是否有 60 岁以上老人丈夫就业妻子受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 014 岁儿童妻子年龄妻子健康状况丈夫健康状况丈夫年龄常数年份固定效应家庭固定效应样本量R2家庭教育投入（1）1.120*（0.238）-是是26，2050.724（2）2.394*（0.761）0.00539（0.0940）1.109*（0.370）0.229*（0.0929）0.334*（0.186）-0.0990（0.113）0.210*（0.0497）-0.583*（0.153）-0.0178（0.0300）0.123*（0.0502）0.0439（0.0469）-0.556*（0.119）4.203*（1.512）是是20，4780.729注：*p0.05，*p0.01，*p0.001。4444金则杨，陈羽商，郑轲予：“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表 2 展示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结果报告了仅控制家庭、年份的固定效应，而没有控制个人和家庭相关变量的 DID 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使得生育二孩的家庭教育投入发生显著的正向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控制个人和家庭的相关变量时，家庭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可能是因为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当期消费需求增加、日常开支增大，因此，对于流动的现钱需求量也增加。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依然得到与第（1）列结果一致的结论：政策的实施使得生育了二孩的家庭着重加大了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说明生育了二孩的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支出，即使子女出生不久，也会增加孩子的教育投资。2.母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由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母亲对于子女教育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本文继续讨论母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对假设 2 和假设 3 进行检验。（1）母亲受教育程度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不断上升，家庭成员中母亲更愿意负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已有文献表明，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教育非常重要。为了验证假设 2，本文对样本进行分类，对家庭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检验不同分组下二孩政策的作用效果。将分为低等教育（小学及以下）、中等教育（初高中）以及高等教育（大学及以上）三类，分别进行 DID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DID（TreatPost）年份固定效应家庭固定效应样本量R2母亲受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低等教育）0.665（0.443）是是6，0890.744（2）初高中（中等教育）0.957*（0.385）是是10，3000.744（3）大学及以上（高等教育）1.483*（0.558）是是4，0300.708注：*p0.05，*p0.01，*p0.001；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相同但并未汇报在表中。表 3 的结果表明，当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时，二孩政策并未导致教育支出增加；当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或者大学及以上时，二孩政策促进了教育支出增加，并且第（3）列的回归系数也更大。可见，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新二孩家庭对于人均教育支出的倾向就会越强。新二孩家庭中，母亲如果只有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那么，她不会太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培养，因此，家庭人均教育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相反，如果母亲受过完整义务教育或高等教育，就会对新生子女有从小教育培育的意识，因此，也愿意为子女的教育花费更多的资金，所以会相应增加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以上结果使得假设 2得到验证。（2）母亲就业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 3，本文进一步探究新二孩家庭母亲的工作状态如何影响家庭对教育投入的决策。本文构造“母亲是否有工作”这个变量，作为异质性的分类变量 Vari。如果 2016 年政策实施后新二孩家庭 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学术研究 2014 年第1 期，第 42-49 页。此处母亲受教育程度根据“文盲/半文盲=0 年，小学=6 年，初中=9 年，高中/中专/技校/职高=12 年，大专=15 年，本科=16 年，硕士=19 年，博士=22 年”进行换算。4545第53卷现代基础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2024年3月i 的母亲有工作，则 Vari=1，否则 Vari=0。表 4 母亲就业情况影响DID（TreatPost）常数年份固定效应家庭固定效应样本量R2母亲就业情况母亲有工作（Vari=1）（1）1.151*（0.328）-是是16，9540.7598（2）2.600*（0.762）3.662（3.952）是是6，6910.8172母亲无工作（Vari=0）（3）1.294（0.502）-是是9，0640.8349（4）1.735（2.398）4.642（4.175）是是1，8400.9202注：*p0.05，*p0.01，*p0.001；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相同但并未汇报在表中。表 4 展示了区分母亲有无工作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支出的回归结果，第（1）列及第（3）列报告了仅控制家庭、年份的固定效应，而没有控制个人和家庭相关变量的 DID 结果。从第（1）列和第（3）列的结果可以看出来，相对于母亲无业的二孩家庭，母亲有工作的家庭教育投入发生显著的正向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控制个人和家庭的相关变量时，家庭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可能是因为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当期消费需求增加，日常开支增大，因此，对于流动的现钱需求量也增加。第（2）列和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一孩性别、户主性别、是否有 60 岁以上老人同住以及户主年龄等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依然得到与第（1）列和第（3）列结果一致的结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母亲有工作的家庭比母亲没工作的家庭更愿意增加家庭的教育投入。这表明，对于有工作、有收入的母亲而言，投资孩子教育的观念和资金支持能力更强，这促使她们生育二孩之后也愿意加大孩子的教育投资。四、结论和政策建议1.结论本文基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构建自然实验，结合 20142018 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中的追踪数据设置对照，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首次检验了“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新二孩家庭的家庭教育支出影响。为精确度量“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样本只保留在 2016 年以前只有一孩的家庭，并且在政策颁布实施之后确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将生育二孩的家庭设为实验组；政策实施之后未再生育只保留一孩的家庭设置为对照组，通过追踪这部分家庭的数据变化，真实地反映“全面二孩”政策的作用。第二，本文关注了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于结论的影响。母亲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与她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关，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更能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更有可能将这种教育观念传递给子女。她们可能更倾向于支持和激励子女追求学业成功，并为此付出更多的资金支持。第三，探究了母亲是否有工作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因为母亲是否有工作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经济支持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购买学习资料、参与课外活动、支付学费等方面的支持。稳定的家庭经济有助于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4646金则杨，陈羽商，郑轲予：“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2.建议（1）在制定相关的激励性生育政策时，需考虑潜在的生育成本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生育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和发展。考虑到家庭生育时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职业和事业发展成本，有助于政府更好地预测和引导人口结构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家庭生育决策涉及孕期和育儿期的经济支出，包括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等。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支持家庭负担这些成本，以及如何确保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应对不同规模的人口需求。（2）注重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得出母亲对孩子教育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该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增进女性家庭地位及其自主性，加强女性在家庭中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倾向。同时，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母亲的养育观念，尤其是加强对农村母亲的指导，改善孩子的教育条件或者尽可能创造一个更加适合学习的环境，促使孩子未来取得更高的成就。（3）对生育女性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职业和事业发展的中断，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即“生育惩罚”。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保障生育女性的工作和收入：第一，确保女性在职场中享有平等的职业机会，不因怀孕、产假或育儿而受到歧视，雇主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女性在工作场所能够获得平等的晋升机会和薪酬待遇；第二，提供合理的产假政策，使女性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家庭成员，同时保留工作岗位，此外，支持灵活的工作安排，如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等，以满足女性在育儿期间的需求；第三，提供全面的家庭支持政策，包括托儿服务、父母共同育儿的鼓励等，这可以减轻女性在事业和育儿责任之间的冲突，避免她们因为生育而面临职业中断。The Impact of Two-Child Policy on Family Education Expenditure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JIN Zeyang，CHEN Yushang，ZHENG Keyu（School of Finance and Busines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Abstract：Two-Child Policy ha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family demographics，thus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s regarding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wo-Child Policy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o examine how the birth of a child affects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Furthermore，it delves into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maternal education levels and maternalemployment status on 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Two-Child Policy leads to an increasein 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Additionally，as maternal education levels increase，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thepropensity to invest in their children s education.In comparison to families with stay-at-home mothers for the second child，families with working mothers are also more inclined to increase their 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Key words：Two-Child Policy，family education expenditure，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