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pdf

2024 年 2 月第 40 卷 第 1 期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Feb.2024Vol.40 No.1收稿日期:2022-01-28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23CXZZ048)作者简介:宋定坤(1995),男,河南新乡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DOI:10.13216/ki.upcjess.2024.01.0015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宋 定 坤(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摘要: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关键词:盛唐;游侠诗;游侠形象;身份认知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4)01-0120-08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扩展,并呈现在与之匹配的文学作品中。郑振铎曾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道:“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1游侠文学具有明晰的发展脉络,在一定历史时期还颇为风靡。而盛唐游侠诗作为其间最具代表性的体裁,存世数量之多、创作人群之广是冠绝前代的。不仅如此,它们往往还会杂糅咏怀、边塞、游仙等多种主题,诗中人物也因此复合儒、仙、侠等多重身份,其游侠内涵亦随之产生多样变化。但与此同时,这些诗歌所体现的忠君爱国、坚持远大理想、追求自由等精神品质始终不变 既是所谓“盛唐气象”的直观表现,也对后代文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游侠内涵与游侠文学的三次流变游侠文学起源于对游侠事迹的记述,因此它的发展与游侠内涵的流变密切相关。唐代之前,文学作品中的游侠经历了两次内涵转变。最初,“侠”被认为是“士”的一类,韩非斥责他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模式,并视其为影响国家统治稳定的“五蠹”2449之一。秦汉以后“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愈来愈少”39,但他们依然保留“弃官宠交”“肆意陈欲”2423-430的特点。荀悦将“游侠”定义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同时将其与“游说”和“游行”并称为“三游”,认为他们是“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的“德之贼”。4158可见,在游侠诞生与发展的初期,虽然他们“生于武毅不挠”4158,有着“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53699的正面形象,却也因“作威于世”6的行为模式和“背公死党”53697的政治选择而饱受批评。游侠内涵的第一次转变始于史记。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着力描绘游侠的人格和品性,从德与行两方面对游侠作了重新界定。他虽然承认游侠在行为上有着“不轨于正义”的局限性,但更强调他们在品行上“盖亦有足多者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73865可见在司马迁心中,这些游侠虽然依旧“时扞当世之文罔”73867,但其行为更多是出于对世俗与王法的反叛,而非品性的恶劣。因此他将朱家、郭解等“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称为“布衣之侠”,明确地与“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区分开来,并表示了对世俗将二者“同类而共笑之”的批评。73867-3868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著书立传的人,其游侠列传也被认为是中国游侠文学的开端。游侠内涵的第二次转变伴随着游侠诗的兴起。游侠诗发端于汉朝描写游侠的歌谣,颍川儿歌长安为尹赏歌闾里为楼护歌等都可视为其代表。这类歌谣大多来源于民间,感情浅显率真、语言朴实凝练,同时也存在内容直白、篇幅较短、写作手法单一等不足。而在诗歌意蕴上,它们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但其所颂扬或嘲讽的游侠内涵并没有得到扩展,仍以“强直自遂,南阳朱季”81738等布衣之侠和“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9等暴豪之徒为主。自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游侠风气随着“整个社会的无序化”392而愈演愈烈,游侠诗歌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涌现出诸如曹植的白马篇名都篇精微篇、张华的轻薄篇游侠篇壮士篇、陶渊明的咏荆轲、左思的咏史(其三)和咏史(其六)等大量出色的诗作,任侠成为诗歌的一大主题。此时的游侠诗虽然没有摆脱汉乐府的写作形式和命题规则,但它们大多由专业的文人创作,所以在艺术手法上便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直叙,而是融入更多比喻、对比与夸张,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与丰富,游侠的内涵也开始广泛延伸。尤其是曹植的白马篇名都篇等作品,其中书写的少年游侠或胸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0613的信念,或挥洒“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10721的意气,或追求“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10308的自由。他们继承了前 辈“设 取 予 然 诺,千 里 诵 义,为 死 不 顾世”73867的准则,进而突破了“以武犯禁”的行为模式,将 所 追 求 的 个 人 价 值 由 单 纯 的“杀 身 成名”53698,上升到追求“甘心赴国忧”10568的功业与“美酒斗十千”10721的风流上。至此,任侠的重点开始集中为“豪迈不群的气概,并且落实于为国立功,辅翼王室”1163,游侠的豪气也逐渐与“贵公子式的奢华”1163结合起来。曹植因而被视为“使游侠主题成为一种文学现象”12的开创者。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高峰,游侠诗也迎来了繁荣期,其数量已是“魏晋六朝咏侠诗的近十倍”1358。不同于前朝的混乱与动荡,唐代游侠诗诞生于一个相对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初盛唐的政治大一统,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高度开放,百姓有着昂扬的精神面貌;兼之李唐统治者以武立国,虽秉持着“文武之道,各随其时”141045的治国观念,但却更重武功,不熟悉武事的人经常会受到嘲笑乃至影响升迁,最终自上而下地形成了“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1597的尚武风气。受此影响,文人们不仅承继前代“重武轻儒”16的传统,热衷“少任侠”的义举,更因边境时有战患而加强了投身报国的意识。此外,武举、幕府等制度也提供了非文事入仕的途径,远赴边陲谋求“画地取封侯”17的不世功业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初盛唐全方面的大繁荣为侠风兴盛提供了土壤,以记述游侠言行和事迹为主的游侠诗也迅速发展起来,并与游侠内涵共同迎来了第三次转变。初唐的陈子昂、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诗人创作了大量游侠诗,突破了单一的乐府体裁,描述的游侠集中表现为“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18、“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19、“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干”20等报国之士,歌颂的任侠精神也“更多地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21。盛唐的游侠诗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创作的人群和作品数量更多,内容和体制也更为丰富。在思想内容上,诗中的游侠人物和任侠精神时常融在边塞、游仙、咏史等不同主题中,传统的“咏侠”多变为了“咏怀”。也正是这种儒、仙、侠三者合一的复杂表现形式,模糊了游侠诗中游侠内涵的边界,使得一些学者质疑它们已非真正的游侠诗。唐君毅便提出:“中国游侠与西方英雄之不同,则为英雄之力在使人忠己,游侠之德在忠于他人。前者之本质在意气与自信,后者之本质在义气与不愿负人之信念唐诗中边塞之作但颂武将之勇,已非游侠文学。游侠之士,忠人之事,不求显名,非同英雄之喧赫,故没则已焉。”22刘飞滨也认为:“时有论者因为一些诗歌中表现出了游侠的某个或某些行为特点,从而忽略了诗歌中主人公固有的社会身份,而将该诗纳入游侠诗的范畴来讨论,便出现了判定失误。”23然而,无论游侠的内涵如何变化,其人物本身始终是游侠诗的叙写主体。所以从文体和文本等角度来判断,游侠诗理应是记述游侠行为、歌咏任侠精神的诗歌作品。刘若愚便认为游侠诗就是写侠客的诗,具体可分为“对游侠加以描写”和“对史籍上的侠客的评论”24两类。汪聚应则提出“唐人咏侠诗”的概念,指的也是“唐诗中以游侠为表现对象,歌咏或表观其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等内容的作品”1354。因此,在游侠文学不断发展的现实观照121第 40 卷 第 1 期 宋定坤: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下,即使部分唐代诗歌中的游侠身份和内涵与前代不同,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也颇为复杂,但只要其描写与评论的主体仍属于“侠”的范畴,便依然可以归类于游侠诗。盛唐游侠是具有多重内涵的复杂群体,以其为歌咏对象的游侠诗在此时进入了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展现出相当独特的诗风。这些诗歌虽多用乐府旧题,但在体式、体裁等方面却更具近体诗的特征,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联章创作。而在思想内容上,随着游侠的内涵发生变化,诗中的侠客、刺客、征人、文人等身份逐渐统一,任侠、报国和功名等精神趋于融合,是典型追求“风骨”与“格调”的“盛唐之音”。故此可言,盛唐游侠诗是当时文人价值追求和身份认知的重要表现,研究这些内容的关键则在于理清游侠的具体内涵,其新变自然成为重中之重。二、以游侠诗论盛唐游侠内涵的三类新变游侠诗发展到盛唐,其所写所咏的游侠虽已非单指“以武犯禁”的仗剑之士,但仍保有一些前代的色彩。他们以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为榜样,有着“杀人如剪草”25688的高强武艺,奉行“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25604的价值标准,是古时游侠重诺言、轻生死、明恩怨等特质理想化的集合。但由于封建集权的加强和统治阶级的扩大,盛唐人已经很少采用武力来反抗暴政,任侠成为了一批悠游少年取乐的途径。与此同时,选拔与升迁制度的改变也使得游侠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官员与君王,知己之恩随之变为知遇之恩。如此,诗人笔下所咏的游侠便更明显地表现出愿为明主效力的渴望,得遇者可以为了“不负信陵恩”而“仗剑行千里”26167,不遇者也会“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251670。而在皇权与国家密切绑定的封建制度下,报君与报国具有极高的一致性。盛唐人“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27的功业意识促使了大量边塞游侠的诞生,实现了英雄主义、侠义精神与忠君爱国思想的统一。在这样普遍的尚武风气影响下,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盛唐时出现了一些专门描写女性侠客的诗作,游侠的内涵在性别上也实现了突破。(一)报恩转变为建功司马迁在游侠列传 里详细记述了鲁朱、剧孟、郭解等人的事迹,并称赞其恩怨分明、言出必行、轻生重义的品格特性。自此,他们成为游侠行事和为人的榜样,其品性也成为后人的行事准则和价值取向。明恩怨直接导向的是重恩情。盛唐时期,科举成为主要选官制度,文人的政治参与感大为增强,对于迫切入仕追求功名的他们来说,来自上级官员乃至君主的知遇自然成为最重要的恩情。因此,在直用古代游侠典故的盛唐游侠诗中,剧孟的事迹最受青睐。剧孟是汉初洛阳人,以侠义著称,“七国之乱”时,太尉周亚夫在河南得到了他的投靠后十分欣喜,认为“得之若一敌国云”53700。故而唐人多用他的故事作为得到重用的例子。李白直言“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251650,抒发难遇明主的悲伤与愤懑;储光羲在干谒时以“剧孟不知名,千金买宝剑”2836的故事作喻,表达“出入平津邸,自言娇且艳”2836的自矜与期待。游侠注重言必行,必然也会追求行必果,因此明恩重恩的他们倾向于选择有恩必报。在盛唐文人笔下,游侠报恩的对象往往是“四公子”、燕昭王、太子丹等知人善任的明主,“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娼”2944成为了他们的理想生活,所报之恩也最终变为君王的知遇之恩。同时,受到当时“武皇开边意未已”30142的频繁扩张影响,以武力见长的游侠报君和报国的主要途径自然是谋求边功。于是他们纷纷奔赴塞外从军,将战死沙场看作是“犹闻侠骨香”2934的丰功,“不向边庭”2934则被视为苦事。在这些身处边塞的游侠中,“少年”是十分独特的一个群 体,他 们 有 的 是 世 代 居 于 边 城 的“并 州儿”31537,有的是年少从军的“羽林郎”2934,虽然彼此出身不同,但都“各负轻生义”8471,以斩杀敌寇作为建立功勋的必然选择。游侠最初作为“以私剑养”2449的暴力群体,武力是他们最主要的行事手段。而后不论游侠的内涵如何变化,尚武仍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正如前文所言,盛唐游侠的尚武风气承接前人,并受全面大繁荣的影响自上而下形成,反映在游侠诗内便是对游侠武艺的详尽描述与热情歌颂。他们或有“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的射术,引得“海边观者皆辟易”25368-370;或有“铁骢抛鞚去如飞”的骑术,最终“马后横捎意气归”2617-18;或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剑术,却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25489。同时,由于唐人的报恩观念逐渐转变为建功意识,尚武的风气也随之转变为善战。射术高超的游侠不再满于射猎鸟兽,而是“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2935;骑术高超的游侠不再耽于章 台 走 马,而 是“赌 胜 马 蹄 下,由 来 轻 七尺”31447;剑术高超的游侠也不再拘于私人恩怨,而是“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25701。221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 2 月(二)任侠转变为享乐早年的游侠大多出身市井,任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以武力博取生存空间的生活方式。而在繁荣的盛唐,虽然远赴边关杀敌成为他们立业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对那些生活优渥、进身无虞的富贵子弟来说,这种所谓的“英雄气概”只是意味着纵酒游乐、挥金如土,任侠也“实则已从带有英雄传奇色彩的非同凡响的行为,变为寻欢作乐的时髦生活方式了”32。盛唐有许多游侠诗都提及“长安少年”“长安侠少”“五陵少年”“杜陵少年”“霸陵少年”“六郡良家子”等群体。“五陵”“杜陵”和“霸陵”都是长安附近汉代皇帝的陵墓;“六郡”则是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个地区,因为“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便在其中选择身世清白的“良家子”51644入羽林、期门。因此在诗中,长安及其附近经常被视为少年游侠的聚集地,故又得名“游侠窟”33772。这些生活在京畿的少年游侠或是王孙公子,或是地方豪族,或是皇家军士,任侠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整日里策马游赏、饮酒享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有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革各,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从之,遇好花则驻马而饮。”34对于这种行为,时人持有不同的态度。一些诗人肯定他们的浪漫生活情趣与真实人性诉求,认为歌酒放诞的生活正是少年不羁气概的一种展现。王维称赞咸阳少年游侠“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2933的倜傥之举;李白也赞赏五陵少年“银鞍白马度春风”25879的得意和“笑入胡姬酒肆中”25879的豪迈。另外一些诗人则不免将“长安少年”与“边城儿”作对比,认为杀敌报国才是少年应走的道路。王翰笔下的“长安少年”便“一生惟羡执金吾”,他的“顾恩宁顾身”是为了“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331603;王昌龄笔下在短长亭送客的“西陵侠少年”,在突然面对“单于寇井陉”的紧急事件时,也会毅然“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2618。(三)“贤女”转变为“女英”盛唐的游侠在身份上是跨阶层的,他们有的出身下层,渴望以武建功;有的家世优越,选择任侠为乐。除此之外,盛唐的游侠在身份上还开始展露出跨越性别的趋势。在唐以前的史传、小说与诗歌中,很少有女性游侠事迹的记载。曹植的精微篇、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傅玄的庞氏有烈妇等作品中虽有杀人报怨的女性出现,但却都被冠以“贤女”“烈妇”的称呼。在唐代,诗歌与传奇中涌现出一批个性鲜明、武艺高强的女侠,仅在太平广记中便有车中女子聂隐娘红线等7 篇作品,并明确编在了“豪侠”类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妇女普遍习武的风气密切相关。隋唐之前的北朝多为游牧民族建立,骑射本就是他们的传统;兼之保留了较多的原始风俗,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练武也因此成为了她们的习尚。北史后妃传南齐书卫虏传等史书里都有不少关于北朝女性骑射的记载,民间也有木兰、李雍容等人的故事流传。唐初李渊称帝时距离北朝灭亡不过 30 余年,女性习武风气仍盛;加之统治阶级具有较多的胡人血统,骑射同样是他们的祖宗旧业,因此宫廷女性不禁骑马,民间也随之广泛效仿起来。唐代记述女性游侠的文学作品主要为创作于中晚唐的传奇,诗歌数量较少,盛唐只有李白的东海有勇妇与秦女休行两篇。从题材上看,东海有勇妇或是“即拟曹植精微篇而作”25674的乐府新题,秦女休行则是“古词魏朝协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拟之”25782的乐府旧题,二者与曹植、左延年、傅玄等人的作品相近;从内容上看,东海有勇妇与秦女休行都是讲述为亲人复仇的故事,与前人的作品同样差别不大。然而,李白不仅形象地描写了东海勇妇“学剑越处子,超然若流星”的高超剑术,还给予了“勇妇”和“女英”的评价,认为她“捐躯报夫雠,万死不顾生”的行为远胜豫让、要离等刺客,是可以“立事独扬名”25675-679的壮举,这便已经将其视作侠客一般的人物。同样,李白虽然没有直写女休的武艺,但也以“英声凌紫霞”等诗句来称赞其为父报仇的事迹,并认为她“何惭聂政姊,万古共惊嗟”25782。可见在李白心中,东海勇妇和女休都是“粲然大义明”25675的英雄,这点便与魏晋时期的“贤女”“烈妇”有着本质差别。因此,李白的两篇乐府虽然不像车中女子聂隐娘红线等传奇一样直接点明是关于“侠”的作品,但其人物武艺精湛、恩怨分明,有明显的轻生重义取向,在品性与行事方式上与同时期的游侠并无二致,故而仍可认定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游侠诗,更是唐代游侠跨越性别的开端。“安史之乱”后,随着唐廷的控制力日渐减弱,地方的藩镇和中央的权臣开始蓄养刺客,以消除异己和保全自我,其中便有如聂隐娘、红线一样的女性。她们继承并发扬了游侠敢抗争、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以非凡的智慧和武力向不平的世道去讨要321第 40 卷 第 1 期 宋定坤: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正义,她们的事迹与言行在诗歌和传奇等作品中得到进一步描写与升华。这些文学作品明确地以“侠”名之,在李白东海有勇妇与秦女休行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动荡时百姓对正义与公平的渴望,符合郑振铎所说的“超人”心理,是典型的游侠文学。三、由游侠内涵看盛唐文人身份的三种认知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与当时文人的身份认知密切相关。首先,选官制度的更替,使得盛唐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发生改变,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成为他们读书的普遍追求。但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科考并非易事,获得贵人的推荐和君王的赏识变得尤为重要。受渴望功勋与知遇的情绪驱动,盛唐文人笔下游侠报恩的途径逐渐变为远赴边塞杀敌建功,尚武的特质也随之转变为善战。其次,文人们对“长安少年”任侠取乐的批判或赞赏,体现出他们心中“儒”与“侠”的对立及转化。最后,盛唐文人在对游侠重新定义的同时开始尝试消除性别限制,使得女性游侠也具有了“英雄传奇色彩”,从而成为他们理想人格的代表之一。(一)渴望报国的英雄据旧唐书职官志,唐人的进身之路主要是科举、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三者面向的主体分别为文人、流外官和皇亲勋贵。141804据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统计,盛唐时科举入仕的文人在总数上要远少于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但高级官员的数量却超过一半,且大都出身不高,“玄宗开元元年至二十二年期间(713734),科举出身的宰相共十八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人数二十七人的三分之二,比重又有所增加”“在武则天、玄宗时期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中,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比重也上升了明经、进士出身的宰相二十人中普通地主子弟和中下级官吏子孙一共占了十四人,这表明科举不仅正在日益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而且已经成为一般地主子弟通向高官的主要途径”35。唐代以前,在以血缘和家世为选官主要依据的举荐制度下,文人的上升途径基本被门阀世家把持,最终出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36的普遍情况。隋唐施行以考试为取舍标准的科举制,为出身不高的文人入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诗赋取士的方法也使得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至盛唐时通过参加科举来为官建功已成为社会普遍认知。沈既济在词科论中便有如此记载:“以至开元、天宝之中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37然而,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处于初创阶段,在诸多方面直接继承隋制,不仅规定“工商不得入仕”38,录取人数也远不如其后的宋代。据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唐代从武德五年(622)至天佑四年(907)共有进士登科 6 603 人;宋代从建隆元年(960)至咸淳十年(1274)共有贡举登科 97 921人。因此,唐代进士登科虽为文人开通入仕的途径,但大多数仍旧很难借此实现理想,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谋仕。盛唐大诗人中,李白因家世的问题无法参加科考,最终于天宝元年(742)向唐玄宗献赋而供奉翰林;杜甫应举不第,同样是在天宝十年(751)向唐玄宗献赋而获得“参列选序”302615的资格,天宝十四年(755)才被授予河西尉;孟浩然两次落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短暂入张九龄幕府,不久便退居襄阳;高适也是开元二十三年(735)落第,于天宝八年(749)才经张九皋推荐应有道科中第。而且,由于唐代科举不糊名,即使是成功得中的文人,在科考之前也会将自己的诗文投于达官贵人,以期获得他们的举荐来“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39。正因请托对于唐人入仕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文人们经常会在诗中表达对知遇之恩的渴望和感激。而在盛唐,他们的这种情感在恢弘国力和强烈自信下很容易转为对君王的期待与感激,反映到游侠诗中便是游侠儿纷纷从军杀敌以求建功报国。在此过程中,盛唐文人将个人的功勋与君王的赏识紧密结合,同时也将自己视为报君者与报国者。他们所描绘的游侠不再通过武力来维护己身利益和寻求局部正义,而是将之用于保家卫国和安定边疆,奉行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凝聚为狭隘的民族英雄主义。(二)耻于虚度的“儒”与“侠”盛唐人常常将“儒”与“侠”对立。在科举带起的读书风潮下,一些文人会悔悟少年时的放荡行迹,转而埋头苦读以期获得功名。李颀诗中的游侠儿年少时“托身攀贵游”,本来过着“倾财破产无所忧”的生活,怎料被人“弃我翻然如脱屣”;而后他终于明悟“男儿立身须自强”的道理,在“十年闭户颍水阳”后“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最后发出“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的喟叹。31277王维则在赠高适的诗中,借少年“自尔厌游侠,闭户421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 2 月方垂帷”的经历,来劝慰他安心等待“圣主诏天下,贤人不得遗”的时机到来。29393但能通过科举成功入仕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中第也要经过铨选等复杂流程才有可能出任低级官职,因此,也有一些文人在诗中向往游侠的自由与豪迈,批判读书和为官给自己带来的束缚与虚度。李白夸赞“生年不读一字书”的边城儿,直言“儒生不及游侠人”25368-370;储光羲也在赴冯翊就任的途中自嘲“耻从侠烈游,甘为刀笔吏”2819的选择。但这些盛唐文人的喟叹和自嘲,只是针对儒生与游侠的虚度时间和无所作为,并不是彻底地否定“儒”或“侠”。天宝年间,唐王朝耗费大量国力,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这固然使得其具有“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40的广阔疆域,却也因此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李白多次用“白首太玄经”25491、“白首下帷复何益”25370等诗句来评价儒生,既是对儒家“精神偶像”41的反叛,也是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现状的批评,进而表达对文人难得重用的愤慨与无奈。唐宋诗醇便如此评价其行行游且猎篇:“揆文教,奋武卫,二者不可偏废。此白愤时有激而作。盖天宝以后,益好边功,武士得志,亦世道之忧也。”42王昌龄批评游侠儿“矜夸紫骝好”2639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整日嬉游玩乐、不思进取,而不能像“幽并客”一样“皆向尘沙老”2639。盛唐文人的“非儒”是针对部分不事功名、难以得志的腐儒,“非侠”则是针对那些游手好闲、不思报国的狂侠。由此可见,随着游侠内涵的变化,盛唐文人对“儒”和“侠”的态度,已经与个人的功名前途及国家的安危治乱密切联系。从这方面讲,盛唐文人实现了“儒”和“侠”的改造与统一。(三)重义轻利的“烈士”在游侠诞生的初期,韩非与荀悦都将之视为以武力威胁社会稳定和反抗君王统治的反面人物。而后,司马迁称赞他们“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品行,曹植歌颂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义举,游侠就此转变为了恩怨分明、轻生重义的正面形象。盛唐文人具有普遍的功业意识,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游侠的“恩”与“义”广泛地上升到家国层面,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报国的志士与英雄,游侠诗也展现出独有的开阔胸襟与雄浑气象。在追求报君与报国功业的同时,盛唐文人依然保留着最为朴素的恩怨观。他们既在诗中将自己化身为荆轲、剧孟、郭解等有恩必还的“义士”26214,展现对明主的渴望;也立场鲜明地支持东海勇妇、女休等有仇必报的“女英”,并肯定她们的所为是符合“大义”的。虽然建功成为盛唐文人的主流价值追求,但参加科举和赴边入幕都是十分困难的道路。对大多数人而言,在重武轻文的盛唐后期,博得“麾下偏裨万户侯”的军功可能要“身经大小百余战”29145;“憔悴读书者”151较之“长安少年”则更难取得功名,只能“暮宿虚台私自怜”151。因此,一些盛唐的文人在追求建功报国受挫之后,会选择借游侠对功名的淡薄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李白便在古风(其十)、古风(其三十六)、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等诗篇中,多次用鲁连对平原君的封赏“辞让者三”72988之典,来展现“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2569的豪迈;王维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之后的“遁迹东山下,因家沧海隅”2943,视为自己的理想生活。然而鲁连之类的侠客,虽然“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72992,但也因“却秦”的救国之功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即使主动退隐依然可以留下“后世仰末照”2568的“英声”。而李白、王维等人尽管在诗中将自己视为“好名义不仕进”的“烈士”2410,却终究还是不得朝廷重用之后的无奈选择,只能借此抒发失意的幽愤。四、结语游侠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和相对明确的精神内核,最终在盛唐迎来了顶峰。受到前代游侠精神与任侠传统的影响,盛唐诗中的游侠继承了重诺言、轻生死、明恩怨等特质,并在强盛的国力和高度的自信中产生了内涵上的新变。他们报恩的对象逐渐固定为君王和国家,尚武的风气也随之转变为善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生活条件优渥的少年将任侠作为展示豪气的取乐手段,同时一批女性也开始打破游侠的性别壁垒。而在“诗言志”43的传统中,盛唐游侠诗的如此转变可以反映出当时文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在渴望建功的集体价值追求下,盛唐文人更重君王的知遇之恩。他们将自己视为全心报君报国的英雄,进而实现了“儒”与“侠”的统一;而在不得遇时,也有一部分文人会将自己代入不慕名利的“烈士”,以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自此,游侠不再是与统治阶级对抗的武士阶层,他们的内涵与出路基本固定,游侠诗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例。无论之后的游侠、游侠诗乃至游侠文学怎样发展,其思想内容在大体上不会超出盛唐游侠与传统游侠的范畴,可以看作是二者之间的变化与回归。521第 40 卷 第 1 期 宋定坤: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注释:详参王运熙望海楼笔记,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9 页。详参冯友兰冯友兰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6 页;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36 页。详参何新何新论美,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3-264 页。详参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844 页。唐代许多诗人都有类似“少任侠”的经历,详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第 5762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陈子昂传(第一册,第 105页),卷四韦应物传(第二册,第 166 页),卷五刘叉传(第二册,第 278 页)。详参吴相洲玄宗与盛唐气象,大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7 页。详参魏收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176-1177 页。详参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1957 页。详参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附录一唐代进士登科表、附录二北宋贡举登科表、附录三南宋贡举登科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2-209 页。关于李白家世的主流观点是宗室逃归和富商子弟两种,二者都无法参加科举。详参詹锳詹锳全集卷五李白诗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1-252 页;葛景春李白研究管窥,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69-85 页;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40-50 页。参考文献:1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34.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3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论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 荀悦.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5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6 李昉.太平御览:第 4 卷M.夏剑钦,张意民,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905.7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8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9 曹胜高,岳洋峰.汉乐府全集:汇校汇注汇评M.武汉:崇文书局,2018:302.10 曹植.曹植集校注M.赵幼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11 顾农.从游侠到游仙 曹植创作中的两大热点J.东北师大学报,1995(3).12 李晓芹.侠文化与曹植的游侠诗J.阴山学刊,1996(4):17.13 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论J.文学遗产,2001(6).14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 刘 开 扬.高 适 诗 集 编 年 笺 注 M.北 京:中 华 书局,1981.16 吴兢.贞观政要集校M.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29.17 祝尚书.杨炯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90.18 卢照邻.卢照邻集校注M.李云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45.19 陈子昂.陈子昂集M.徐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20 骆宾王.骆宾王集M.陈熙晋,笺注.王群栗,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31.21 刘飞滨.盛唐诗歌的任侠精神J.中国文学研究,2004(2):39.22 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M/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 2 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191-192.23 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李白研究:20102011 年M.合肥:黄山书社,2011:130.24 刘若愚.中国之侠M.周清霖,唐发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50.25 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26 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27 孟浩然.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M.佟培基,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73.28 储光羲,元结.储光羲诗集次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9 王维.王维集校注M.陈铁民,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30 杜 甫.杜 诗 详 注 M.仇 兆 鳌,注.北 京:中 华 书局,2015.31 李颀.李颀诗歌校注M.王锡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32 罗宗强.李杜论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9:78.33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34 王仁裕,姚汝能.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M.曾贻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24.35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68.36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006.621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 2 月37 沈既济.词科论M/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4868.38 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344.39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中西书局,2019:37.40 司马光.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7127.41 陈 山.中 国 武 侠 史 M.上 海:上 海 三 联 书 店,1992:144.42 乾隆.唐宋诗醇M.乔继堂,整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26.43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9.责任编辑:曹春华New Changes in the Connotation of Chivalries and Cognition of the Literatis Identity in Chivalric Poetry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SONG Dingkun(School of Humanitie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Abstract:The connotation of chivalry in ancient Chin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hivalric literature and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tter.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its connotation took on new changes under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i poetry.As a result,the poems continue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ivalric traits of i-dentifying clearly gratces from grudges and taking lightly of life and death matters and highlighting repayment of gratitude to the king rather than simply fighting against the rule by force.More than that,some young men of noble birth regarded chivalry as a means of pleasure and some women were also characterized as chivalrous due to the strong national power and the martial culture.The aforemen-tioned changes deriv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tis way of realizing their own value,for the chivalrous poetry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