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文章编号:1672-2795(2023)03-0091-06收稿日期:2023-03-07作者简介:王阿西(1989),女,河南驻马店人,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在读,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北京 100032)如:劳伦斯克瑞默(Laeewnce Kramer)、罗伯特渥瑟(Robert Walser)等人。姚亚平在 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 一文中认为:所谓阐释,即对意义的推测和探求,它要求阐释者投入自己的情感、认知、假定和建设性的思想,对事物发表自己的
2、意见和观点。在新的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语境中,读者成为了文本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新的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阐释者/读者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艺术文本成为挥霍不尽的、可以无限增值的阐释对象,文本阐释成为具有游戏性质的自由创造。见 黄钟 2007 年第 4 期。对新音乐学中性别视角和主体介入话题的再思考王阿西摘要:“新音乐学”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英美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带有批评性质的学术研究动向。它的关注点在于研究主体如何从性别视角实现对音乐作品的阐释。作为“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苏珊麦克拉蕊在其著作 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 中对性别的阐释是从非理性(阴性)思维出发的,而我国学者姚亚平在其
3、著作 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 中的阐释策略则是建立在理性(男性)思维上的。“新音乐学”对性别视角的强调,同时也提升了研究主体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美国学者约瑟夫科尔曼音乐批评思想中强调的“主体介入”并不是影响“新音乐学”对研究主体关注的主要因素,两者之间的区别大于联系。研究者在研究中更应该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立性。关键词:新音乐学;性别;主体介入;阴性终止;性别焦虑与冲突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1991 年以苏珊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的 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1(下文简称 阴性终止)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女性主义(Feminism)音
4、乐批评迅速在北美音乐学界引起一阵躁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以她为代表的从性(sex)、性征(sexuality)、女性地位、女性话语等角度来阐释音乐的女性主义批评学者们被统称为“新音乐学家”,而“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一词则成为了在批评这一研究方式时所不断使用的名词。“新音乐学”从本质上看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阐释音乐的问题。它的核心在于阐释,要从音乐分析中阐释出音乐以外的东西 例如以性别(gender)为代表的文化阐释。本文将从“新音乐学”中的性别和“它与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批评(下文简称:科氏批评)之间的理论关系”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论述。本文的具
5、体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新音乐学”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别阐释与 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2(下文简称 性别焦虑与冲突)中男性视角下的性别阐释策略做对比性观察;第二部分,就“新音乐学”中“主体介入”的归属问题,谈其与科氏批评之间的差异。19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一(一)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历史溯源学者姚亚平在其文章 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 一文中认为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审视公共领域中经由音乐流通的欲望、挑逗和性欢愉符号。通过揭示性别中
6、隐藏的男性霸权,运用政治、意识形态等反叛性质的批评话语,旨在揭露许多被认为价值中立的西方音乐进行模式其实已经带有了性别/权力关系烙印”。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存在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性别结构的认识,并在音乐学领域提倡要在研究中加入“女人”的维度,打破“男性中心论”。其最终目的是要从文化上进行一场颠覆传统的革命。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前,她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上,目的是揭露“父权文艺中存在的男权意识”223。此时的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在性别话题上对男性价值观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排他性”,该阶段也被称为是女性主义的批判阶段。此后,女性主义学者逐渐意识到,若一味地停留在对男性话语权威的批判
7、与瓦解上并不能让自己的批评理论站稳脚跟,而是应该建构与男性文化相对立的属于女性自身的话语模式,进而开创女性音乐史。于是她们进入了“以发掘整理被埋没的女性主义作曲家,关注女性自己独特的文艺表达方式,聚焦女性写作和阅读的特殊心理,探索以女性身体经验和心灵感受”223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到了 80、90 年代,女性主义开始从内部对自身进行反思: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既是相互对立的也是互补的,不应偏激地全盘否定学术研究中男性的中心地位,把男性看作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应该树立一种更广泛的多元对话的性别批评视野,强调对不同性别文化的尊重。至此,女性主义中以生物性别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开始转移到以社会性别为中心。但是,
8、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并不等于性或性征,虽然对性问题的探讨几乎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的标志”3161。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相互吸收、融合,实际上是在研究“与性别有关的各种社会机制,在追溯社会性别形成过程中分别性别赖以形成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生活基础”223。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目前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研究体系已经逐渐完善化,“形成了以女性音乐史研究为基础,以社会性别和同性恋研究为两翼的研究体系”3153。尽管这个理论体系的理论根基并不扎实,从性别角度对音乐作品进行阐释时所表现出来的批评策略也较为牵强,且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断性。但是,女性主义音乐批评作为学界一股极具个性化的学术势力,在解读音乐意
9、义上为学术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解读方式,通过对社会文明中被父权制压迫的带有边缘性的女性音乐现象的观察与阐释,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社会性别结构的认识,并使其成为了合法的且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范畴。它从性别角度对西方音乐传统文化中所隐藏的社会和人文现象的再揭示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反思的。站在当下,当我们重新审视这种音乐批评的方式时,就要褪去其带有主观臆断性式性别解读的激进色彩,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学术动向所遗留给我们的研究视角并分析它的价值,以期被用于当下的学术研究中。(二)男性视角下的性别观虽然对性别话题的探讨几乎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从性别切入的研究都属于女性主义研究。在以男性作
10、曲家和男性作品为中心的传统音乐学学术研究中,研究者也同样可以从性别视角进入,进而对音乐进行分析与阐释。一般来讲,传统的音乐学研究在就性别问题进行批评时所遵循的路径,与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就国内而言,姚亚平于 2015 年 6 月出版的专著 性别焦虑与冲突,就是立足于以“男性中心论”为代表的传统音乐学学术研究方法,进而从性别视角进行的研究。他与女性主义的批评路径完全不同:女性主义在性别话题上的批评方式可参见 阴性终止 中对歌剧 奥菲欧(LOrfeo)、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e de Lammermoor)、卡门(Carmen)以及柴可夫斯基 第四交响曲(Symphony N
11、o.4)、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Sym-phony No.9 in D minor)等作品音乐形式的分析。整体来看,她们的论证缺乏逻辑性,行文也较为随意。相反,姚亚平在写作时,则时刻以男性身份为主体,强调在男性视角下如何看待音乐形式中所携带的性别属性问题,且在写作方式上突出传统学术29 王阿西:对新音乐学中性别视角和主体介入话题的再思考 VOL.21NO.32023.08研究中以逻辑性和宏观性见长的男性思维特点。但令人颇感疑惑的是,目前学界对该著作的认知依然偏向于把它看成是以后现代话语模式为主的“新音乐学”成果。实际上,姚亚平在书中针对其与“新音乐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做出了说明:本文的观察点
12、注重音乐语言和形式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观察性别意识的迁移。这样的观察,与新音乐学近似:强调音乐分析的阐释性,把音乐语言视为文化和社会的符号反映。但差别也显而易见:新音乐学是后现代的,更为主观、随意和注重碎片式的表象;而本文的思想方法却很传统;它强调一种“过时”的整体观察,注重宏大的历史走向和深层次的思辨性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是在弥补女性主义视角中的许多盲点,它从男性视角观察男性自身。在音乐的性别讨论中,男性视角不可或缺,它能提供一些更逻辑的基础性和实证 性 论 证,在 这 一 点 上 新 音 乐 学 显 得粗疏。2182因此,“新音乐学”只是学术探索的一种方式方法,但凡研究中涉及到性别话
13、题,就一概而论地认为应该归属于“新音乐学”是不恰当的。作者姚亚平承认,性别焦虑与冲突 的确是受到了女性主义从性别角度对音乐进行阐释这一理论的影响与启发,进而从该视角尝试重新对 19 世纪的音乐作品进行新的解读。但是,他只对 阴性终止中所讨论的性别话题本身感兴趣,也即他接受了新音乐学“把音乐语言看成是具有性别属性的一种存在”这种观念。在 阴性终止 中,麦克拉蕊对音乐形式的性别属性采取的是一种过于主观的讨论方式,而姚亚平对女性主义过于主观的讨论方式,实际上是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是不认可的。这表明,传统音乐学研究同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也可以从性别切入,并自觉在研究中加入这种新的维度。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研
14、究者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观念在谈论性别:是传统的观念,还是后现代的观念,也即性别话题是可以使用不同的观念来表现的。如果用传统音乐学的方式关注并谈论性别,那它并不一定就是属于“新音乐学”或后现代的范畴。姚亚平在书中正是以一种传统音乐学的观念来讨论性别的。姚亚平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讨论“男性”时,曾在课堂上说,在他的心目中,“调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男性的,而男性就是理性,男性(理性)代表着一种传统”。他又进一步解释称:“即使把性别焦虑与冲突 一书中的全部 性别 字眼都去掉,把所有 男性 一词都换成 理性,此书依然是完整的。”这段文字表达的观点与他在著作西方音乐的观念 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二元冲突研究4
15、(下文简称 西方音乐的观念)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这本著作中,姚亚平依照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断言的“(理想)艺术终结了”,提出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上的“西方音乐的终结”4239。作为在理性观念支配和制约下不断发展的“西方音乐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理性的终结”。由于在性别意识上,姚亚平认为“理性就是男性,非理性或者感性也即是女性、阴性”,那么,“理性的终结”也就是意味着“男性的终结”。此观点也正印证了姚亚平在 性别焦虑与冲突一书结语中得出的结论:“从后现代主义的性别立场上来看,男性(理性)正趋于全面阴性(非理性)化,
16、男 性(理 性)的 衰 落 是 不 可 阻 止的。”2350-352至此,以理性为支点嫁接起的两个结论 “西 方 音 乐 的 终 结”与“男 性 的 衰落”实现了遥相呼应。这两本分别代表作者早期和近期学术思想的著作,在结论上的不谋而合并不是一种巧合,相反,后者是对前者传统学术观念的拓展与深化。由此可见,从思想根源上看,在 性别焦虑与冲突 中,姚亚平从性别视角对音乐作品进行的分析与文化解读,实际上根植于他在 西方音乐的观念 中就已经深深扎下的以男性(理性)思维为中心的传统音乐学研究方式,而并非后现代语境下的非理性(阴性)思维。在如何吸纳“新音乐学”中的性别视角,并将其合理运用到传统的音乐学研究中
17、去这一问题上,性别焦虑与冲突 以具体作品的分析与逻辑论证为例,从实践上加深并拓宽了学界对性别话题的认知与应用。阴性终止 和 性别焦虑与冲39本处引文括号中的词是笔者所加。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突 分别代表了“女性”与“男性”、“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在如何从性别视角行使音乐批评时的不同路径。读者通过对这两部著作书写观念的对比性研读,必然会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认识性别话题在音乐学中的更新与阐释。二“主体介入”是在提到科尔曼对“新音乐学”的影响时,不可绕过的一个名词。科尔曼在批评以强调实
18、证为特点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时,加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主体介入,通过主体审美的介入,从而为通过主体进行文化阐释的“新音乐学”奠定了基础,也即把“主体介入”看成科氏批评对“新音乐学”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然而,仅用“主体介入”概括科氏批评对“新音乐学”的影响,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这里需要厘清“主体介入”在科尔曼音乐批评中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在科尔曼之前,以强调实证性为特征的历史音乐学研究“几乎完全陷入了对音乐史作 考古发掘 式研究和对作品文本作纯 解剖式 技术分析的呆板框架中(前者的工作称为 Musicology,后者的称为 Musical Analysis),在这种研究中音乐更像
19、是 Object 而不是 Music(这里强调它与希腊词源 Muse 的关 系,词中 含 有 艺 术 生 命 的 意义)”5103。音乐学家和音乐分析家在此研究中更多的是在建立文本而不是解读文本。这种纯实证性质的研究没有给研究主体留下富有个性化的阐释空间。面对此种境况,他于 1965 年开始撰文呼吁:“音乐学要从 实证主义 的死水中走出来,向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看齐,强调重视主体审美评价和价值判断在浩瀚如海的材料堆积研究中的重要性”5104。此处,科尔曼对研究主体个人的审美评价与价值判断的强调,使得传统的历史音乐学研究发生了转向,走向了“批评”性(criticism)的话语环境。由于“新音乐学”
20、也强调通过主体进行阐释,从这一点上看,二者的确同属批评思维引导下的音乐学研究,都强调研究主体的介入,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把“主体介入”看成科尔曼对“新音乐学”的影响。针对这种观点,我们明显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追问:试问西方历史上凡是牵扯到审美问题的,哪一种没有主体的介入?何以见得新音乐学中的“主体介入”就是来自科氏批评理论的影响?纵观西方音乐美学史的发展,不论是在发轫于古希腊时期音乐模仿论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并于 19 世纪中期在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的美学思想中达到高峰的他律论情感美学,还是建立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形式美学
21、的基础上,而后在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那里达到极致的自律论美学,他们在回答音乐的本质到底是存在于情感(内容)还是存在于音乐本身(形式)中时,对音乐(审)美的判断必然都是建立在有“主体介入”的主体感受之上的。尽管这里的“主体介入”是指主体的纯主观审美,它与后来科尔曼所强调的基于“文本细读”而建立起来的符合客观实证精神的“主体介入”的内涵并不相同。事实上,即使是科尔曼所反对的建立在纯客观基础上的实证主义,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也有主体的介入,但与他自己所主张的“主体介入”不同的是,实证主义中的主体并不明确强调对文本做出带有主体观点的个性化阐释(也即批评思维)
22、,仅强调主体对历史材料的甄别与分析,从而达到建立文本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相较于实证主义中的“主体介入”,科尔曼的“主体介入”实际上就是在其基础上又多走了一步,要求主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带有个性化的主观阐释,这是一种客观实证与主观阐释相融合的音乐批评道路。由上述可知,“主体介入”在历史上无处不在。它在来源问题上的存疑性,导致其并不能充分充当科尔曼对“新音乐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重要要素。因此,如果排除科氏批评通过“主体介入”从而影响“新音乐学”这一共同元素,那么横在这两种批评之间的则更多的是他们的区别和独立性。事实上,“新音乐学”在科尔曼所建立的这条49“文本细读”(close readin
23、g)是科尔曼从文学批评中借鉴过来的术语,强调对历史文本(包括对作品的历史创作过程、作曲家的生平、历史环境)和音乐文本(扎实的音乐形式分析)的实证性考察,而后将二者结合纳入到更广泛的历史上下文中加以观察,以求得对作品意义的更深理解。王阿西:对新音乐学中性别视角和主体介入话题的再思考 VOL.21NO.32023.08主客观相融合的批评之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已经逐渐背离了他的初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主观个性化的阐释,从而忽略了(或较少考虑)对客观实证性的基础研究。这种个性化阐释(如从性与性征的角度)多是借助于音乐之外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进行的。它已经逐渐远离了音乐本身,而是“顺
24、着某种文化的离心力把音乐带到更宏达的文化问题当中进行批评关照”5103,其目的是要走出音乐,进行文化阐释。这是一种“开放型”656的阐释策略。科尔曼的“阐释”则更注重音乐本身。它是一种审美阐释。这种阐释是“将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评判与审美批评投射于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音乐作品之内在逻辑的关照中。音乐作品的研究被置于中心位置,音乐分析的技术层面与历史音乐学的文献层面被统归于音乐作品的 麾 下,主 体 的 阐 释 将 两 者 有 机 融 合 起来”790。它最终要回归到实际的音乐作品中,强调从音乐的感性和主体的体悟上去对音乐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批评。科尔曼之所以反对实证主义,正是因为实证主义只关心音乐
25、材料文本的建立,不关心音乐作为一件听觉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特性,而他要关心的恰恰就是音乐,就是主体通过聆听感受之后进行的审美阐释。可见,科尔曼是一个十足的重音乐者。这是非常传统的音乐学看法:音乐是唯一的立足点。他的阐释牢牢从音乐本身出发,经过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历史维度的提升,进而将其重新投射于音乐作品意义的建构中,也即,最终它又落实到了实际的音乐作品中去。这是一种“封闭型”(音乐文本-社会历史文化阐释-音乐作品 风格)的传统音乐学阐释策略。尽管“新音乐学”与科氏一样也反对实证主义,但它对实证主义的反对并不是要像科尔曼一样走向音乐,而是认为实证主义过于被局限在历史文献材料和音乐本体分析的怪圈中,
26、无法从这些材料与分析中解读出音乐之外的文化含义。“新音乐学”是把音乐看作一个符号,“他们期望从音乐中读解到社会建构,批判西方音乐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对于弱势群体话语权的遏制”790,“通过对音乐文本形态的剖析,致使藏于其中的社会文化 隐性密码 得以 显性 还原”656。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音乐走向文化”820,这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路数相似。因此,在“阐释”的批评内涵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新音乐学”是文化方向的批评,其走出了音乐自律论的研究范畴。而科尔曼的音乐学研究仍是指向音乐作品的批评。他的审美批评性研究依然属于自律论美学的研究阈限。因此,虽同属批评思维引导下的音乐学研究,科氏研究与“新音乐学”
27、研究 却在批评介入的所指方向上又有着本质的区别。666整体来看,“主体介入”是科氏用来突破传统音乐学研究方式的重要手段。科尔曼提出了音乐学研究中通过“主体介入”所必须具有的批评性研究意识,使得其自此以后深深扎根于西方音乐学的研究中。但是,“主体介入”是科氏批评与“新音乐学”所共同具备的属性,或是 20 世纪末以来,自英美音乐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向之后,部分跨学科和开放性的后现代理论研究所共同具备的特征。从历史溯源上看,它一直存在于各类传统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之中。因此,强调科尔曼通过“主体介入”影响“新音乐学”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新音乐学”对主体的强调是否是受到科尔曼“主体介入”的影响,并不可知。
28、但二者的确都是从这个源头出发的,虽同属批评路线,但在批评的方式和内容上却大相径庭。最后,不论是从孕育二者产生的理论土壤上看还是从“阐释”最终所指向的范畴上看,它们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范式。二者之间的区别大于联系。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的相通性,同时更要强调它们之间的独立性。三、结 语本文以“新音乐学”中的热点话题 性别和“主体介入”作为切入点,以学术界对这两个话题的认知存在偏差作为探讨起点,论述了“性别”话题在学者姚亚平的研究中表现出了相异于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狭隘理解,更多体现为一种宏观化(男性化)的传统叙事特点。在“主体介入”问题上,文章弱化了科氏批评对“新音乐学”的影响,强调了两种研究方
29、法在内涵和批评路径上的区别。笔者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以期能为研究者在行使“新音乐学”批评时提供一个较为59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清晰的认知概况。参考文献:1 苏珊麦克拉蕊.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M.孙中兴,译.台北:商周出版,2003.2 姚亚平.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3 宋方方.对美国 20 世纪末西方音乐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审视 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4 姚亚平.西方音乐的观念 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
30、二元冲突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邓军.科尔曼“音乐批评”实践研究 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4(1).6 宋戚.科尔曼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再思考 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4).7 徐璐凡.科尔曼的音乐批评观:语境内涵意义 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2).8 姚亚平.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几个话题 J.音乐研究,2013(3).(责任编辑:黄向苗)Rethinking the Topic of Gender Perspective and Subject Intervention in New MusicologyWANG AxiAbstract:N
31、ew musicology is an academic research movement with a critical dimension that emerged in the 1990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academia.It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subjects can interpret musical work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New Musicology,Susan McClarys interpret
32、ation of the topic of gender in her book Feminine Endings:Music,Gender,and Sexuality is based on irrational(feminine)thinking,while Chi-nese scholar Yao Yapings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in his book Gender Anxiety and Conflict:musical interpretations of male expression and presentation is based on rat
33、ional(masculine)thinking.The emphasis of new musicology on gen-der perspectives also enhanc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in the whole research process.However,the emphasis on subject involvement in the music-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American scholar Joseph Kerman is not an important fact
34、or influencing new musicologys focus on the research subjec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greater than the connection.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researchers to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in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in their research.Key words:new musicology;gender;subject involvement;Feminine Endings;Gender Anxiety and Conflict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