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pdf

41Vol.38 No.02 2024CHINA ANCIENT CITY2024年 第38卷 第02期摘要：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城乡规划领域的经典议题。以广州市为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人群画像数据等，聚焦城市内部各街区，通过对居住空间类型与社会群体分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关联分析，深入探究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及现存问题，进而提出城市社会空间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调控策略。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心城区在居住空间类型方面以商品房街区和城中村街区为主，老旧街区占比较小，呈现出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且三类街区的居民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消费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差异显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在不同社会群体及三类街区之间亦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在城市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房地产发展的共同影响下，广州市中心城区呈现出“圈层+斑块”的社会空间结构。为缓解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出现的社会空间维度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从可负担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两方面提出相关调控策略，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支撑。关键词：社会空间分异；居住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广州Abstract：Urban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a classic topic in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Taking Guangzhou City as a case,using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space types,social group distribution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ocial space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and then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space.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idential space types in downtown Guangzhou were mainly urban villages 魏宗财，兰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黄 铎Pattern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Large Citie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e Case of GuangzhouWEI Zongcai，LAN Zhiyi，TANG Qijing，YUAN Qifeng，HUANG Duoand commercial housing blocks,while the old blocks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small proportion,showing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Moreover,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in the three types of block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ge,education level,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The supply level of all kind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so showed obvious imbalanc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three types of blocks.Under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ertia,urban planning guidance an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the downtown area of Guangzhou presented a social space structure of circle+patch.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spatial dimension in big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relevant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affordable housing security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layout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Key words：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habitable space；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Guangzhou City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A 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强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出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快文章编号：1674-4144（2024）002-0041-11 DOI：10.19924/ki.1674-4144.2024.002.006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城市零售空间重构特征与机理研究”（编号：42271206）；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基于虚实消费行为互动的城市零售业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编号：2021A1515011073）。作者简介：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志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唐琦婧（通信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奇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42学者提出要警惕由社会空间分异引发的城市危机，例如社会空间极化将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对立和空间的对抗，危及城市可持续发展4，25-27。因此，明晰城市社会空间维度不均衡发展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调控策略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大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空间在社会维度和居住空间维度上的分异，近年来有关公共服务设施分异的研究也逐渐兴起28。年龄29、收入30、职业25等社会群体属性，以及住宅价格、交通区位、住房条件等居住空间属性31，是造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地公共服务不均等矛盾的日益凸显，居住空间分异与公共服务不公平性的内在联系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32。有学者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享有的公共服务资源存在显著差异33-34，亦有学者指出不同群体对居住空间的竞争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现象35。总体上看，以往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的社会分异现象，对于社会群体、居住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三者空间关联的关注不够，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调控策略有待进一步探讨。2 研究设计2.1 研究范围选择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范围，共计974.9 km2（图1）。参考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对中心城区的界定，同时考虑行政区的完整性，进一步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中心区（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和近郊区（包括白云区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黄埔区新龙镇以南及番禺区广明高速以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城市积极应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建设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1，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城镇居民收入分化日趋明显，新的社会分层和多样化住房市场正重塑中国城市社会空间2，城市社会空间维度的不均衡发展问题日趋凸显3，已经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4。在此背景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探索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相关调控策略刻不容缓。广州多种居住模式并存，造成了差异显著的居住条件和居民特征5，是中国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其中中心城区覆盖了全市约62.9%的常住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尤为明显6。因此，选取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范围，综合运用人群画像和人口普查数据等多源数据，聚焦城市内部各街区，通过对居住空间类型与社会群体分布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关联分析，深入探究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探索城市社会空间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调控策略，以期为缓解城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情况提供研究支撑。1 相关研究进展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调控是城乡规划领域的重要议题。传统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多聚焦居住空间视角7。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总结提出城市居住分异的三大经典模型8，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衍生出生态学派8、行为学派9、实证主义学派10等研究脉络。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力量作用的产物11。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受政治经济变化、城市功能结构与房地产发展组织方式转变的影响12-13，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和社会空间遭遇了深刻重构14，其中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成为最直观、最典型的可视化空间响应现象15，居住隔离、居住空间分异等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12-13，16。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上海11、北京17、广州18及南京19等大城市的实证研究较多，一些学者从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20、结构演变21、形成机制22等方面展开了大量且深入的探讨。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厘清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特征，缓解城市社会空间维度存在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亟待城乡规划学贡献学科智慧。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持续加剧23，上海16、深圳20、南京22、广州24等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快速变化，趋于复杂。部分图1 研究范围魏宗财，兰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黄 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43Vol.38 No.02 2024CHINA ANCIENT CITY2024年 第38卷 第02期北地区）两部分。根据行政区边界、主要交通线（如道路）和蓝绿空间边界，将中心城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区域划分为256个街区，并将其作为分析单元，其中中心区和近郊区的街区数量分别为154个和102个。2.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研究采用的人口社会属性数据主要是包括来自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广州市统计年鉴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来自极光智能服务平台以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采集的人群画像数据。人群画像数据于2020年3月采集，包括白天与夜晚常住人口数量，以及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消费水平、职业类型、家庭结构等在内的人群画像特征，不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其余数据还包括从高德地图开放平台获取的广州市POI数据、从开源地图数据库获取的行政边界、道路中心线、蓝绿空间等基础地理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对社会群体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分异特征进行探究。选取SDK数据中的夜间常住人口数据表征居住人口，采用空间连接工具对分析单元内的人群画像特征进行统计。鉴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各街区不同社会属性人口比重存在差异，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5个等级，以刻画不同类型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并构建基于熵权法的生活便利度指数，定性、定量测度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匹配程度。首先，使用核密度分析工具探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集聚情况36。其次，以熵权法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系数37，将各类服务设施的核密度归一化值作为因子，经过加权计算得出街区生活便利度指数36，甄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现存问题。最后，采用空间连接工具统计分析单元内的生活便利度均值，以测度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社会群体、居住空间的匹配程度，进而从可负担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两方面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大城市社会空间维度调控策略。3 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3.1 街区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广州市中心城区各街区在居住空间类型方面以商品房街区和城中村街区为主，老旧街区面积占比较小，呈现出显著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图2）：（1）老旧街区占比较小，仅为11.0%，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老城区（如越秀区、海珠区江南西片区），在五山等高教区亦有分布。该类型街区包括旧街坊社区和单位制解体前组建的单位社区38，建成年代久远，建筑多为多层住宅，街区内部环境衰败，常住居民以本地人口为主39。（2）商品房街区占比超过一半，具体数值为52.9%，其分布呈现“云山珠水”的格局，即主要沿珠江两岸和白云山两侧分布，如珠江新城、白云新城、琶洲、万博商务区等；在黄埔区中部也有分布，这是由广州在2000年后持续推进东进战略，特别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跳跃式发展所致。该类型街区内多为由开发商主导建设并配有现代化物业管理的住区，街区整体环境较好，房屋租金也相应较高。（3）城中村街区占比超过1/3，数值为36.1%，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边缘，如白云区亭岗村、荔湾区西塱村、黄埔区南岗村、番禺区南村等，在海珠区的城乡接合部亦有分布。该类型街区建筑密度高且环境设施差，凭借低廉的租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聚集了大批外来务工者，人员构成复杂5。3.2 各类型社会群体空间分异特征3.2.1 不同社会属性群体集聚特征广州市中心城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圈层式分布。如图3（a）、（b）所示，高收入群体集聚珠江南北两岸的商务区（珠江新城CBD、金融城和琶洲），并以此为核心向外围延伸，而中心城区边缘的城中村街区集聚了较高比例的低收入群体。此外，黄埔区科学城、番禺区万博商务区也存在部分高收入群体集聚区。这主要是因为商务区和科学城的企业产业附加值较高，吸引了大量的高收入群体集聚，而城中村则承担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外来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广州市中心城区不同教育水平居民的空间分异图2 广州市中心城区三类街区空间分布44现象与高等院校和城市产业区布局关联紧密。如图3（c）、（d）所示，高受教育程度群体主要集中在商务区（天河CBD、金融城）和高等院校集聚地（五山、龙洞），在空间上沿珠江北岸和白云山东侧连绵分布；低受教育程度群体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这与工作岗位对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对较低有关。可见，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人们的居住空间选择，最终使广州市中心城区居民在受教育程度上产生空间分异现象。广州市中心城区各年龄层居民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的格局。如图3（e）、（f）所示，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西部）集聚了较高比重图3 广州中心城区街区各类型社会群体比例的空间分布魏宗财，兰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黄 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45Vol.38 No.02 2024CHINA ANCIENT CITY2024年 第38卷 第02期的中老年人口。由于老年人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等依恋性较强，因此其居住搬迁动力较弱，故大量老年人一直居住在留存有大量老式住房和公有住房的老城区内18。1645岁青壮年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外围，包括天河区东部和北部，以及白云区、番禺区等近郊区，这些区域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适龄劳动人口迁入，集聚了较大比重的青壮年人口40。3.2.2 不同街区类型的社会分异特征三类街区的居民在以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消费水平为主要表征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方面差异显著（表1）。老旧街区具有显著的老龄化趋势。从居民年龄结构来看，老旧街区中46岁以上居民占比（37.0%）明显高于其他两类街区（城中村街区20.3%，商品房街区32.0%），这与前文不同社会属性群体的空间分布结果相符，也与周春山等对广州市2010年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结果相似24，进一步印证了老城区老旧街区的居民以中老年人为主，具有较强的居住稳定性。商品房街区内有较高比例的高消费水平群体。商品房街区内高消费水平的居民占比达22.0%，明显高于老旧街区（18.9%）和城中村街区（13.5%），这与商品房作为一种满足中产阶级对更多家庭隐私、更高品质住房和建成环境追求的消费产品属性有关，即居住在商品房街区的居民多具备较强的购买能力。此外，商品房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创造出来的消费产品，主要吸引在社表1 广州市中心城区街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占比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共同属性特征的居民购买和入住41，且多为“夫妻”“夫妻+未婚子女”“未婚者+父母”三类核心家庭42，这也解释了商品房街区内各年龄层段居民比例无突出特征的原因。城中村街区以青壮年居住为主，同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落脚点。研究表明，在年龄方面，城中村街区内近八成居民在45岁及以下，其中1625岁和2635岁居民的占比分别为25.1%和27.0%，显著高于其他两类街区；在收入水平方面，城中村街区内低收入居民占比为21.5%，而此类群体在老旧街区和商品房街区中占比均不到20%，反映出城中村容纳了较多的低收入人口，为他们融入广州提供了落脚空间。既有研究也表明，城中村街区的形成与城市扩张过程中对农村的侵占有关，其建筑密度较大、质量较差，但物价和房租相对低廉，加之其往往处于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域，故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这些人中一部分为年轻人，收入不高，暂住于此，一旦收入提高后便会搬到条件更好的街区（如商品房街区）居住；另一部分是在城中村街区经营的小商小贩，他们常年租住于此，经营着各种店面，以服务周边的居民为主43。4 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社会分异特征4.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广州市中心城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格局（图4）。教育服务设施呈现多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伴有连片分布趋势。通过设施点核密度分析可见，教育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中西部地区高度集中，呈现出连片分布的特征，尤其是在越秀区（广州市政府所在地）、海珠区中山大学所在片区、天河区珠江新城CBD片区最为集中；在其他各区（荔湾区、白云区、番禺区）的中心（区政府所在地）及大学城片区同样较为集中，具有典型的多中心集聚特点。文化服务及体育休闲设施配建相对较少，两类设施在中心城区内具有相对明显的规模优势，集聚中心位于越秀区（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和天河区珠江新城CBD片区；但相较于外围的近郊区，其分布规模较小且分散，各区虽有核密度相对高值区域，但集聚效果并不明显，反映出外围街区居民的文化及体育休闲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现状。医疗卫生设施，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药房等，在中心城区内各行政区均有集聚点，且主核面积覆盖范围较大。其中，老城区的长寿路片属性具体指标城中村街区（%）老旧街区（%）商品房街区（%）性别男性52.750.051.1女性47.350.048.9年龄1625 岁25.117.416.92635 岁27.020.121.93645 岁14.414.017.246 岁及以上20.337.032.0收入水平高收入11.214.515.7中等收入67.368.267.0低收入21.517.317.3受教育程度高受教育32.137.437.2中等受教育54.750.050.8低受教育13.212.612.0消费水平高消费13.518.922.0中等消费64.163.860.6低消费22.417.317.446区、烈士陵园片区以及新城市中心的天河区珠江新城CBD片区属于高密度集聚区；医药类高校（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等）周围属于中高密集区域。相较之下，商业服务和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较广，总体较为均衡，呈现出“多主核+次核”的分布模式，主核主要位于市中心的越秀区和天河区，其余各片区也有集聚中心。总体上，广州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显著，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分布较不均衡，以广州市政府所在的越秀区和新城市中心所在的天河区（主要是珠江新城CBD）为主核，以海珠区、荔湾区的区域中心（区政府所在地）为次核分布，而中心城区外围片区虽也有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出现，但核密度高值相对较低且集聚中心面积覆盖范围较小，反映出外围片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整体较低的现状。进一步计算街区生活便利度发现（图5），位于老城区核心及珠江南北两岸（如越秀区、天河区南部和海珠区西北部）的老旧街区和商品房街区生活便利度较高，其内居住的居民享有较便利的城市公共服务；受开发时序、地理区位及人口密度等因素的“持续累计”44影响，外围地区的城中村街区和商品房街区周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尚不完善，是城市公共图4 广州市中心城区各类型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分析图5 广州市中心城区街区生活便利度服务的“洼地”，尤其是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服务和体育休闲设施等的供给水平亟待提高。4.2 街区类型与社会群体、生活便利度的匹配特征在厘清广州市中心城区各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空间分异视角，探究不同社会群体类型、不同街区类型及街区生活便利度的对应匹配关系，明晰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社会空间分异现状，以甄别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现存问题。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表现出显著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反映出公共服务设施在各社会群体及三类街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社会公平存在明显的边缘“弱魏宗财，兰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黄 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47Vol.38 No.02 2024CHINA ANCIENT CITY2024年 第38卷 第02期图6 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群体、街区类型与生活便利度匹配情况化”现象34。图6所示的桑基图直观地反映出以收入水平为表征属性的社会群体、街区类型、街区生活便利度三者之间存在的对应组合关系。其一，居民收入水平对其居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高收入群体在住宅市场中拥有更高的选择自由度，通常选择有更高居住品质的街区；相反，低收入群体则没有太多的选择机会，只能租住在房屋及社区建成环境品质较低的城中村街区，这也反映了中国大城市社会群体居住选择的普遍规律31。如图6所示，高收入群体及超过六成的较高收入群体主导街区为商品房街区，而低收入及次低收入两类群体主导的街区，超八成为城中村街区。其二，老旧街区生活便利度总体较高，城中村街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缺口较严重。由前文对三类街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可知，老旧街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老城区，该片区具有较长建设历史，公共设施累积作用较强，故老旧街区大多配置了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超七成老旧街区可提供高或较高的生活便利度。对比拥有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城市街区，城中村街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一般都比较低。研究发现，32.5%的城中村街区在生活便利度方面处于次低水平，18.5%处于低水平。此外，商品房街区在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方面出现了内在异质性，有约43.9%的商品房街区可提供高或较高的生活便利度，亦有约37.1%的商品房街区生活便利度水平处于次低或低水平。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广州“东进”和“南拓”战略的持续实施，近郊区如黄埔区科学城、番禺区南村万博成为新的工业“飞地”45，在带动了大量从业人群流动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商品房住宅开发，而这些商品房街区往往存在居住小区先开发、公共服务设施后配置的问题34，导致部分商品房街区的生活便利度较低。5 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格局综合上述分析，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形成了“圈层+斑块”的空间结构（图7）：第I类社会区（老年人口集聚区）地处中心城区的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西北部），是社会空间结构的核心。该类社会区开发建设最早，以老旧街区为主，居民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备、成熟，生活便利度最高。第II类社会区（精英群体集聚区）地处新城市中心（珠江新城CBD、琶洲），在社会空间结构中呈斑块状沿珠江分布在老城区以东。该类社会区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下发展完善且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一批高品质商品房街区，社会群体多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均较高的精英群体。第III类社会区（中等收入群体集聚区）地处中心区内、老城区和新城市中心外围，是社会空间结构的第二圈层。该类社会区的街区类型以商品房街区为主，社会群体多为收入水平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较高。第IV类社会区（中低收入群体集聚区）地处中心区外围，是社会空间结构的第三圈层。该圈层内以城中村街区为主，并混杂有商品房街区和老旧街区，社会群体多为中低收入群体。第V类社会区（高等院校集聚区）主要是五山、龙洞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集中的片区，呈斑块状镶嵌在社会空间结构的第二、三圈层。在街区类型上多为老旧街区，社会群体以暂无固定收入的大学生为主。第VI类社会区（中高收入群体集聚区）地处中心城区的近郊区，包括科学城、黄埔港、白云新城、万博商务区等外围产业区，呈斑块状分布。该类社会区48图7 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中街区类型多为商品房街区，居民以中高收入水平社会群体为主，但是受开发时序的影响，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较欠缺。第VII类社会区（低收入群体集聚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是社会空间结构的最外圈层。该类社会区以为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双低”的中青年群体提供落脚点的城中村街区为主，是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洼地”。城市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房地产发展三者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心城区居住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使社会群体产生空间分异现象。城市连续扩展使得社会空间结构呈现出圈层特征，同时以“飞地”形式发展的高教区、外围产业区以斑块的形式镶嵌在圈层式结构中。对比周春山等总结的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45，20102020年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结构总体保持稳定，局部发生变化。由于老城区风貌保护严格、居民认同感强烈，高教区教育功能稳定性高，故此两类社会区内街区和群体特征相对稳定。老城区和珠江新城周围原本的“低收入群体集聚区”，由于毗邻市中心，商业价值较高，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该区域的中高收入群体不断壮大，逐渐变为“中等收入群体集聚区”。近郊区新出现了多个“中高收入群体集聚区”斑块，其出现的原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产业先行带来的从业人员集聚，从而推进街区开发；另一种是依托环境优势直接吸引房地产进驻24，二者导致近郊区出现商品房街区和城中村街区混杂的现象。综上所述，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存在不均衡现象，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双低”群体面临着社会空间边缘化的困境，城市社会空间维度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显现。不同居民对住房的选择实则是对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反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与匹配程度的空间差异也可能在城市尺度上成为社会空间分异的催化剂46。中高收入群体通常具备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住房的能力，而中低收入群体因受价格限制，住房选择有限，往往被迫居住在环境品质较差、生活便利度较低的街区。最终，反映在城市社会空间维度，出现了公共服务设施魏宗财，兰志懿，唐琦婧，袁奇峰，黄 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及调控策略以广州为例49Vol.38 No.02 2024CHINA ANCIENT CITY2024年 第38卷 第02期的不均衡分布现象，尤其是对公共服务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往往处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洼地”。这充分表现了城市社会群体与居住选择等社会分异现象的复杂性31，也揭示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实行精准调控策略的必要性。6 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的调控策略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维度不均衡发展的表现，会带来社会问题增多、治理成本增加等系列问题16，需要在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进行改善。积极满足不同类型群体对居住环境的差异化需求，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当前广州市中心城区在社会空间维度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可负担住房保障体系和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衡化两个方面提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调控策略。6.1 完善可负担住房保障体系“有房可住，有家可归”是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应着重从拓宽住房供给渠道，营造“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实现可负担住房量从基本适足到质的均衡提升的转变。第一，拓宽住房供给渠道，完善多元化的住房供给方式。为适应居民多层次的住房消费能力、满足其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应完善“向下有公租房兜底，向上有共有产权住房等通道”的可负担住房保障体系47。一方面，要增加可负担住房的供给。在低收入群体集聚的城中村实施包容性城中村改造48；在城市近郊区的外围产业区建设面向新市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化解外来务工人员、毕业青年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难题；对于新建的商品房住区鼓励引导开发商配建保障房49；对于老年人口集聚的旧城区，参考国外退休人群“大房换小房”等政策调整住房市场结构，间接增加可负担住房供应量49。另一方面，要加大经济和政策支持力度。规范发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实行差别化租金补贴；探索实施面向“夹心层”群体的共有产权住房，以灵活的政策工具帮助其在经济实力范围内逐步获得住房产权。第二，通过科学合理布局与精细化设计，营造“以人为本”的宜居环境。住区尤其是保障房住区宜尽可能布局在生活便利度高的地区50，尽量减少通勤时间给居民生活成本带来的消极影响51，还需要在空间上规避由低收入群体大规模集聚产生的新的社会空间分化52；在住区设计方面，应注重在开敞空间增设如羽毛球场等兼具运动和积极社交功能的服务设施；同时还需关注居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需求53，增强其归属感。6.2 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衡化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均衡化是缓解城市社会空间维度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应注重从布局原则、规划方法、效用评估等方面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推进舒适安居的社区便民生活圈建设。第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持续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配置54。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宜结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需求，分阶段、分层次进行差异化配置。例如，针对广州老城区老年人口集聚带来的庞大养老需求，可重点提升养老与医疗设施的供给品质；针对近郊区的中高收入群体集聚区，在继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同时，需要重点考虑高消费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55，适当提高文化、体育、商业设施的配置比例；针对低收入群体集聚的城中村街区，除了提供基础的便民生活设施，还需要重视法律援助、失业救助等外来人口服务功能的完善55，适当增加行政管理设施。同时，应根据生活圈体系配套建设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群体可达性28，使不同群体均可在步行尺度内获得社区便民公共服务。第二，在规划实践中积极应用新数据、新技术，完善生活圈规划效用评估体系。例如，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居民日常活动GPS数据和活动日志数据等多源数据，明晰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56，从而准确判断现实生活圈存在的问题；运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模拟等新技术，探寻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衡化的最优解，并与城市尺度的快递、物流、即时配送等新兴服务业态相结合，制定面向智能时代城市虚实空间交互的系统化社区生活圈规划方案57。此外，结合可达性测度和居民需求及满意度调查，制定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定期效用评估政策28；以效用评估结果为基础，制定城中村、商品房和老旧街区等不同类型街区的公共服务设施补缺清单，精准推进舒适安居的15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建设。7 结语受中国快速城镇化、城市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的影响，城市社会空间不断重构，分异格局日趋凸显。以广州为例，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人群画像数据，分析中心城50区街区类型及其分布格局，深入探究不同社会属性群体集聚特征及其与街区类型的空间关联，进一步评估公共服务设施均衡性及城市社会空间维度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质量发展语境下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调控策略。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心城区在街区类型方面以城中村街区和商品房街区为主，老旧街区占比较小，呈现出显著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且三类街区的居民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差异显著；广州市中心城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出“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在各社会群体及三类街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在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房地产发展的共同影响下，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呈现“圈层+斑块”的分异结构。为缓解城市社会空间维度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从可负担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两方面提出调控策略，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综合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手机APP的SDK人群画像数据、POI数据等多源数据，弥补了传统社会统计数据的时滞性缺陷；同时聚焦城市内部各街区，通过将居住空间类型与社会群体分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进行关联分析，准确刻画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是明晰城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积极尝试。研究发现广州市中心城区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圈层特征，在城市快速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发展基础和条件的差异又催生出异质性“斑块”，且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群体面临着社会空间边缘化的困境，该现象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中亦存在13,16,20,24。面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任务，弥补居住空间生活便利度差异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维度不均衡发展问题是相关政策制定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本研究仅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对城市近、远郊区等的关注度不足，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化：以家庭为单位，将职业、家庭结构、消费习惯等社会经济属性考虑在内，分析家庭层面的社会空间分异规律；使用高精度数据，从社区等小尺度探究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机制；基于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发掘其形成路径、机制和关联效应，提出更加精准的调控策略，助推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参考文献：1234567891011 12 13 1415161718192021222324张文忠，许婧雪，马仁锋，等.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发展导向基于居民调查视角 J.城市规划，2019，43（11）：13-19.WU F.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2，34（9）：1591-1615.谢富胜，巩潇然.资本积累驱动下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讨 J.地理学报，2018，73（8）：1407-1420.李东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条件、机制与路径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3）：82-91.朱战强，陶小芳，周素红.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以广州市为例 J.热带地理，2020，40（3）：487-497.张济婷，周素红.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J.地理研究，2018，37（3）：564-576.陈梓烽.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J.人文地理，2022，37（6）：72-80.PARK R E，BURGESS E W.The cit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5.CLARK W A V.Revealed preferences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