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pdf

47昭 通 学 院 学 报第 45 卷 第 6 期Vol.45 No.6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2023 年 12 月Dec.2023收稿日期：2023-06-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借鉴”（LSYZD21006）阶段性成果；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刻在石头上的滇东北史话”（SKPJ2022020）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建超（1993），男，山东济宁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刘建超a，梁 婷b（昭通学院 a.人文学院 b.教育科学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摘要：昭通地处乌蒙山区腹地，境内民族众多，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自身独特的模式。碑刻独特的载体特质在民族融合、华夏一体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记录作用。现有资可查的昭通碑刻逾 300 通，清朝时期的约 150 通，大致可分为学宫碑、水利碑、德政碑、禁约碑、圣旨碑、墓志铭和摩崖等几类，内容多为文教治理、民生建设、法律禁令等，集中反映了昭通发展的历史观。无论是民间刻碑还是官方勒石，均说明民间自主交流交往和政府主导治理管控，是历史上清代昭通地区加强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为昭通在当下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关键词：清代；碑刻；昭通地区；地方治理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7408（2023）06-0047-09昭通地处滇东北，为云贵川三省相接部，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东控黔西”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昭通重要的政治因素。据恩安县志稿载，昭通原隶蜀境，雍正八年（1730），“逆酋悖叛，皇师讨平，归滇统辖，始建城池。固岩疆重地也。”13昭通设立之初即为镇边之用。传统王朝国家因中央政府力量的强弱，使得边疆社会的国家属性相对模糊，但历代王朝试图通过边疆治理以彰显国家属性的逻辑却是清晰的。昭通境内民族众多，各民族以不同模式共同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历史事实通过不同的形式记载了下来。碑刻以其独特的载体特质，在民族融合、华夏一体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昭通地区碑刻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无论是孟孝琚碑，还是袁滋题字摩崖，既是客观史实，更是昭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结晶，很好地充当了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昭通碑刻内涵丰富，其中有大量反映国家治理和地方基层治理的历史信息，大致可分为注重教育教化功能、加强地方基建造福百姓、强制民约法规稳定社会等几大类，以独特的昭通模式凸显了古代中国在边疆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一、文教治理昭通地区的学校建置由来已久，明史 称“元时本府（今昭通）向有 科 举 学 校”24570；洪武二十三年（1390）“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24570。年羹尧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上奏的请设学疏亦称“川省之镇雄、乌蒙两土府，久经设学取士，彬彬文物，几同内地。”1422雍正八年（1730）土酋禄氏叛乱，于是移城至二木那，改乌蒙府为昭通府，设恩安县。虽然昭通地区文教起步可谓甚早，但三省交界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本地难治之名由来久矣。东川改土建学始末碑记 称此地“夷性反复，不善阙终，虽属版图，抚之者鞭长不及，声教难施，嗜杀劫夺，习与性成”3426。雍正年间，昭通地区改土归流。清朝秉持“中外一家”的治国理念，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旷然更始，靡而自化”的文教治边措施4，对昭通地区进行了边疆文教治理。如表 1 所示。48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表 1清朝昭通地区文教碑刻一览表刻 立地点数量碑刻明细昭通 14昭通书院碑记（雍 正 八 年1730）大 庙 义 学 碑（道光二十一年 1841）文昌宫义学碑（乾隆三十五年 1770）新 建 昭 通 府学 宫 碑（雍正 十 一 年1733）重修昭通八仙营 书 院 小 引（咸丰年间）重修龙神庙水塘 义 学 碑 记（乾隆二十八年 1763）重 修 泮 池 捐货 碑（乾 隆四 十 三 年1778）重修徐公祠碑（乾 隆 五 年1740）武 庙 启 圣 宫新 建 碑（光绪 十 二 年1886）增 加 学 额 碑（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昭通府学牌 坊 碑（乾隆 二 十 一 年1756）迁 建 学 宫 记（道光二十二年 1842）迁 建 学 宫 告成 记（道 光二 十 二 年1842）府署魁星亭记（道光年间）巧家 2培修文昌宫序（时间不详）重 修 文 庙 碑（道光三十年1850）盐津 2代撰巧会二属请 棚 合 同 记（光 绪 八 年1882）刘 汉 鼎 捐 送县 城 义 塾 碑（乾隆六十年1795）镇雄 5文 庙 碑 记（乾 隆 七 年1742）重 修 魁 阁 叙（光 绪 七 年1881）迁 建 黉 宫 碑（道光二十年1840）修建学宫大成殿记（光绪四年 1878）捐置奎乡书院学 田 碑（乾隆 三 十 九 年1774）永善 2重 建 永 善 县学 宫 记（雍正 十 一 年1733）桧溪文昌阁记（乾隆四十一年 1776)彝良 1彝 良 奎 垣 书院 碑(乾 隆二 十 九 年1764)绥江 3凤 池 书 院 碑（嘉庆十一年1806）副 官 村 文 昌宫 碑（乾 隆四 十 三 年1778）新滩溪增修文武 宫、魁 星阁 两 庑 碑 记（同 治 七 年1868）威信 1劝 捐 创 建 文昌 宫 序（嘉庆 十 四 年1809）合计：30 通碑刻关于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学界讨论较多，本文旨趣不在此处，不做探究。就目前清朝昭通地区碑刻而言，按内容主题大致可分为学宫类碑记、书院类碑记、文庙类碑记等，其中亦涉及义田、义学等；按刻立性质大致可分为新修类立碑和重修类立碑。除了上述碑刻外，亦有部分德政碑、去思碑零星记载有关文教事宜，本文概以重修徐公祠碑记代表之，不再展开描述。大量存世的文教碑刻反映了清朝昭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实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抑或是地方士绅，均说明清政府“文教兴边”的治理理念在昭通地区得到了具体落实，同时也有力促进了昭通的文教发展。昭通明属四川，据明史乌蒙传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诏诸土司皆立儒学。”233万历四年（1576）云南等处州县建立学校。然经历过雍正八年乌蒙之战后，昭通地区四野荒芜，城郭尽毁。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时任昭通知府的徐德裕刻新建昭通府学宫碑记 1401，称“今幸圣天子平定边疆，声教遐敷，翕然丕显”，而“昭通初辟，夷疆风俗甫整”，因此需“急于设学”。于是选址城南，历经壬子之秋（1732）和癸丑（1733）之夏，终于建成学宫。该学宫包含了崇圣殿、泮池、启圣宫、明伦堂等基本建置，同时还设有名宦乡贤祠和生师宿舍。徐称学宫建立之后，昭通“虽在夷、猓，亦知风岁慕，渐消其顽悍鄙野之俗，而循有尊儒道之思”，并感慨道“未设学与既设学后，气象便已迥然。人苟争自濯磨，共相鼓励。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不以边地远而有间，将骎骎而迁善，蒸蒸而蔚起。”副官村文昌宫碑记5748为教谕吴绳祖记乾隆四十三年（1778）绥江修建文昌宫之事。绥江（旧称副官村）原无文昌宫，后乾隆癸巳岁（1773）绥江县佐黄兰香“首倡以文教之兴”，修成文昌宫。宫立之后，“今之为士者，自离经辨志，莫不读孔子之书，为科举之业。”吴感慨“自兹以往，邑之人士果解争自濯磨，弦歌备习其中，吾见文风日上，人材日多，其应科举之选者，发为经济以佐太平之治。即进，而沐浴于道德，渐渍于仁义，养成大儒，以接洙泗之传。”本文表格均系笔者整理，数据来源于昭通各地方志书收录的碑刻、笔者田野调研获得的碑刻等。表格中“时间不详”指具体纪年不详，但均系清朝刻立。该表“昭通市”包括今昭阳区在内的昭通市辖区范围，不含昭通市下辖区县。下同。49第 6 期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除了学宫外，书院、义学等亦逐步走向正轨发展。昭通地区的书院有昭通书院、凤池书院、奎垣书院、八仙营书院等，据昭通书院碑记6651载，昭通书院建于雍正九年（1731），为当时的云贵东昭雄威地方总兵官徐成贞所立。该碑称赞了鄂尔泰节制滇黔、平叛逆贼的过程，认为鄂尔泰所授“天生荞”使得昭通地区“童叟忻忻，廛市攘攘，烟火万家，吠鸣千里。殷庶之象，宛然内地矣”，为昭通书院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徐成贞秉承鄂尔泰化民成俗之心，兴贤育才之意，建立昭通书院，征选民间子弟入书院学习，以达到“去其椎髻，易以衣冠；去其巢窟，易以空庐；去其戈矛，易以揖让；去其剽掠，易以讴吟”的治理目的。徐认为书院的建立“诚千万世型仁讲让之勋”，并非一时铲除残暴的功绩而已。书院的设立与发展，有效加强了地方的维稳和重学风气的形成。捐置奎乡书院学田碑记7498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时人感念诸生“念连宵庄诵，莫继兰膏；清画耽吟，未充箪食。花前文就，罔毫而书之于心；月下诗成，无笺而挥之于石。”于是置田为“实俎豆馆师作修脯，生童供楮墨已耳”。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世：彝良奎垣书院碑记7498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亦称“士者，民之表也；士风振则万化兴，书院之不可不建也，明矣。”时人坚持“汉夷人性皆善，何地无才”的书院办学理念，崇圣位，建书院，延明师，育秀民。咸丰年间刻立的重修昭通八仙营书院小引8389称八仙营书院“太平既久，环滁失皇凤之擒蜘户蜗墙，崩颓神黯。庇万间之厦而风雨一椽，仰百尺之楼而松楸半蚀。”于是时任昭通府知府的傅埾“赞成众志用是节存量贳钩金日以落成”。刘汉鼎捐送县城义塾碑记3434感叹原城内鲁木得处的正蒙义馆“久而房屋倾圮，荆棘丛生”，每年“巧厅给租米十六京石以作束修，但充馆师米薪之外，无多积储”，无法聘请名师，于是选新址，捐“置义馆正房三间、耳房四间、后园地一段，前铺面六间”，由“馆师放佃收租”，以培育大关人才，振兴学校。除了学宫、学院外，昭通地区还注意对文教场所进行维护和完善。文庙碑记7487记载了镇雄文庙的迁建、修缮过程：文庙建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城隍祠下，后地基褊窄，庙宇将颓，康熙五十九年（1720）迁至城南，时年仅修至圣殿、启圣祠、东西两庑、大成殿；后乾隆七年（1742）当地政府对其进行“已成者修之，未成者建之”，彩饰圣殿；迁移启圣祠；拆修、文绘月台两庞、大成门；新建乡贤、名宦二祠，礼义二门，道德二坊并棂星门，凿泮池，复建明伦堂、魁星阁；依次整理四周照壁、围墙。重修文庙碑记3435记述了巧家迁建文庙的历史。巧家文庙始建于嘉庆十六年（1811），巧家同知犹自东祗谒文庙时，发现文庙“栋宇低隘，半就倾纪”，于是“合属绅耆谋新之”，迁建文庙于高阜，“先建崇圣祠，恢廓大成殿，其次两庑、戟门、棂星门相继具修，添制簠簋笾豆若干事”，又在“阁外增建关圣祠”自此“庙貌重辉，规模宏阔骏奔，祀事群仰宗风，将见士气日扬，人文蔚起，风俗庞而礼让兴”。重修昭通府学牌坊碑记8363刻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为时任知县沈生遴所撰。昭通府学原建竖崇坊，正对凤凰山，“象文明而肃瞻仰”。但在乙亥年（1755）冬日被大火所毁，沈生遴于次年（1756）走马昭通，认为“勒民饬学，事本同贯。而守残补缺，岂敢缓图？”立即着手修葺该牌坊。以府学“左右两楼任为民廛计，岁获租税”和“得归公田二十亩，所入籽粒可与楼房租税并存而济用”作为资金来源，从该年闰九月至十一月，终告完成。新修的竖崇坊“分三楹，础中为达道，左右为楼束。”重修泮池捐货碑记8368刻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是年，泮池“历年久远，淤泥填满，不能注水”，昭通府教授侯荣春“叹泮池如此，何以肃观瞻”，于是“将池中淤泥掏去，另行凿深周围，海底镶以石块，当中一甃石桥，竖立石栏，制狮、象蹲两头。”后“池水盈盈，波纹绿漾”。迁建黉宫碑记9262为道光二十年（1840）因镇雄黉宫立北城外“欹斜宣露，湫隘嚣尘”，于是迁至东南隅，“气象维新，州人士感激欢腾”。迁建学宫记亦记载了迁建黉宫事宜。改土归流之前，历代王朝对云南未实施过直接管理，而是将其视为“化外”之地，因而“云南旧染蛮夷之习，视礼法若土苴。”10若想从根刘建超，梁 婷50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本扭转这种现象，非文教不可，故而“古之王者建国治民，教学为先。”8144就昭通文教类碑刻而言，清代在昭通地区实施的文教治理以“兴学”“抚民”为主，文教为兴边服务，兴边为治边服务。文教类碑刻大量反映了昭通在清代从设学、兴学、重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学宫、文庙、文昌宫、义学、书院等均指明地方社会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兴修学校，注重文教场所的修缮，坚持重学风气维护等。最终形成了学宫、书院、义学三个层级的教学体系。可以看出，清代昭通地区的治学主体以官府为主，但也有地方士绅的身影。在具体的文教治理方面，除了上述重点所讲学校兴学之外，当地亦有树典型的倡导之举，可视为教化榜样，部分德政碑中即有体现，如吕静斋先生德教碑刻光绪六年（1880），记吕静斋掌教凤池书院，“德为士程，文为时范”，一生懿德善行，受人爱戴，去世后世人“爰勒贞珉，以扬德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建侯碑主要记述了李建侯造福百姓一事；周府君瑞年合卦山墓表 记清末民初的周瑞年，管理黉宫多年，并创建乡校两所，造福百姓，为时人纪念。还有 傅府尊德政去思碑记恭纪诰授中宪大夫署马湖府知府，特授夔州府知府程公德政去思碑不再论述。二、民生建设清朝在国家治理中较为看重地方官的作用，“国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令凡州县兴利弊之事，皆与知府有专责焉。承流于上，宣化于下，所系綦重矣。”11而“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导，职任尤重。”12上秉圣意，昭通地区的地方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章节重点讨论碑刻所反映的清代昭通地区的民生建设情况。如表 2 所示。表 2清朝昭通地区民生建设类教碑刻一览表刻立地点数量碑刻明细昭通 8创修石路碑文（时间不详）培修元宝山记（光绪年间）重修徐公祠碑记（乾隆五年1740）三 多 塘 碑 记（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恩波楼记（光绪三十年1904）师 人 塘 堤 碑（嘉庆二十一年 1816）刻立地点数量碑刻明细重修龙神庙水塘 义 学 碑 记（乾隆二十八年 1763）恩安添建蓄水闸壩碑记（乾隆 二 十 一 年1756）鲁甸 3重修永安桥碑（光 绪 元 年1875）重 修 黄 泥 坡大 路 碑（乾隆 二 十 四 年1759）重 修 黄 泥 坡江 底 大 道 碑（咸 丰 元 年1851）巧家 3义仓碑记(乾隆年间）劝捐修小河曲可 铁 索 桥 序(乾隆年间）倡捐劝修葫芦口 铁 索 桥 序(乾隆年间）盐津 5落雁修路碑记（乾隆三十三年 1768）刘 公 桥 路 碑（乾隆五十七年 1792）二溪口石桥碑（乾隆三十一年 1766)建 修 川 滇 两界 跻 路 碑 记（道 光 八 年1828）高桥（同治二年 1863)镇雄 6修茶园沟山路引（时间不详）开修阿路林新路 碑 记（雍正 十 一 年1733）溪 口 渡 碑 记（时间不详）南楼碑记（乾隆 三 十 三 年1768）卧龙石水沟碑记（时间不详）母 享 水 利 碑（雍正年间）永善 1傅府尊德政去思 碑 记（乾隆 二 十 七 年1762）大关 4修建镇关彩虹两石桥碑（时间不详）培修万寿宫殿宇戏楼两厢记（光 绪 四 年1878）武 庙 万 寿 亭侯 碑 记（道光 二 十 四 年1844）重修安顺桥记（宣 统 元 年1909）彝良 7奎乡南楼小序（乾隆三十二年 1767)兴 文 桥 碑 记（道 光 七 年1827）重善桥碑（光绪八年 1882)杨 四 桥 碑（道 光 八 年1828）改路修桥碑序（道 光 六 年1826）重修鸡鲁大路碑（光绪三十年 1904）师 贞 桥 碑（同 治 六 年1867）绥江 6中 坝 桥 碑（光 绪 末 年1908）中坝路碑（嘉庆年间）兴隆桥碑（嘉庆二年 1797)罗 汉 坪 路 碑（嘉庆年间）二十四岗建路碑（乾隆-宣统）更 建 副 官 村龙 神 祠 碑 记（道 光 五 年1825）合计：43 通碑刻以表 2 而言，民生建设类碑刻大致可分为修桥、修路和兴修水利三大类，空间分布比较广泛。表 2（续）51第 6 期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建筑类碑刻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民生建设，但因其内容多涉及文庙、府学等，本文将其归入第一章“文教治理”。昭通建城之初，招徕四方民众来此垦田，但此地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于内“鸟道崎岖。岩疆险阻，无交通可言。”878“河川险碍，山岳峻阻，跋涉维艰。”6269于外“兵米自外州县运往，转输不易各州县前往昭通，道路崎岖。”1395目前昭通地区专门记述修桥铺路事宜的碑刻有几十余通，反映了清代昭通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运行和基础设施的开发与保护，对研究清代昭通的历史地名、重大建设工程等具有重要意义。劝捐修小河曲可铁索桥序3444倡捐劝修葫芦口铁索桥序3445均为巧家同知胡秀山所作，记述了小河镇曲可桥和葫芦口两处劝捐重修铁索桥事宜。曲可桥始建乾隆十九年（1754），“为东、巧往来孔道，久遭圮废，关繁紧切。”而葫芦口原有玉虹桥，“后江水涨流，桥石崩塌”，道光年曾于此改建木桥，但“历年既久，势成朽腐，急待重修”。两处桥梁均为巧家重要通衢，于是胡秀山倡率“本城八村以及川、滇士农商贾有力者”捐修两桥，葫芦口铁索桥需银千余，曲可桥未估造价，但“所赖仁人君子，凡已捐未捐者，务祈解囊醵金，迅速输助，共襄盛举。”以待“冬晴水涸之时，定议克期兴工”，利济万民。重修永安桥碑1390记载了屡次修建永安桥的过程。永安桥初建年代已不可考，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此桥，名“福德桥”。道光年间，桥复倾坏。同治五年（1866），修船数只渡此江水。后光绪元年（1875）“集昭城绅商耿继章、云帮俞正昌、黄庆颐、江帮鄢运山、川帮唐风停等商议重修”，知县谢云鳌抽收各货银六千余金，以作修资，诸事完备，仍选旧址改成了铁索桥。此外，碑文还详细记载了修复此桥的相关人员，如工匠、修路头人、铁匠、石匠、木匠等。修建镇关彩虹两石桥碑14记大关县建立石桥之事。大关县出水洞和栅子门两地，原为木桥，“山溪深险，一遇伏秋盛涨，辄为水没。”太守胡绣珊“爰商同城马腾霄、游戎、游清”，倡议捐款，劝绅商等邑人捐助经费八百余金，委任吴裕昆、陈焕奎负责修桥事宜，鸠工庀材，数月而成。在修桥过程中，时人依据实际情况，改木桥为石桥。出水洞石桥命名为“镇关桥”；栅子门石桥命名为“彩虹桥”，终“工坚石固，聿观厥成”。重修安顺桥记151358为宣统元年（1909）刻立，记述了大关县安顺桥的修建历程。碑文指出安顺桥始建于嘉庆朝，道光庚子年（1840）桥塌重修，更名“化龙桥”，后山水暴涨，飘荡无存。咸丰四年（1854）因原址已不利修桥，“移之下游重修木桥，上盖瓦屋，金漆匾对，辉煌壮观，更名 安顺”，但“水势湍急，河风抖峭，木桥难支。”于是光绪壬寅年（1902）募捐三百金，于甲辰年（1904）重新修建，改为石桥，不料是年六月洪水暴涨，石桥亦“顺波倾纪”。乙巳年（1905）再修此桥，募资二百金，于是年四月竣工石桥，该桥又名“成德”，直至刻碑时，“桥愈坚固，石功未张。”碑文详细记载了安顺桥历经数次摧毁并重建的过程，还记载了修桥的人力安排、财力来源和施工方法。除桥梁外，道路亦是当地民生建设的重要部分。创修石路碑文1426为时任恩安知府筠翩所撰，碑文指出“昭郡厥土坟炉，雨后易泥淖，城郭尤甚”，城内地势低下，“每当春雨秋霖，泥淖成渠，膈轮设滕。”时人罗尚纶鸠石出费，县尉范钧监修，修路百余长。修茶园沟山路引9239为时任镇雄吏目施肇乾所撰，碑文交代了修建茶园沟山路的前因后果，施肇乾勘田查赈途径茶园沟，道路难行，“其中之怪石，搓砑横卧、侧立，几使步骑不能前”，使得人马皆竭蹶。施欲修之，但“规其工甚钜，所费应不赀”，所以一直搁置修建计划。后乡贤士人提议修建该路段，施欣然应允，认为“仆或重经此地，将见向之，仆隶戒惕者化为荡荡平平，步骑竭蹶者旋歌”。落雁修路碑记16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坚持积小善之举，蓄大德之绩，所修道路为乡间小路。指出“田间之沟渠，路中之栈道多不其惧。陷得方石、方桥以接其步履，担簦、担赻亦幸其康庄”，于是率领“乡贤信上”“修斯路、斯桥”，最后勒石“以为后人之一劝”。开修阿路林新路碑记7500记镇雄修阿路林新路事。镇雄早年至昭通道路不便，官府访民间父老知若穿阿路林则六日即可到达昭通，但“林中古无居民，更其间百余里皆淤泥渗滥，密林大木，蝮蛇恶兽，毒草寒风，”时人一直未走此路。于是官民百人，共开此路，“凿椎声如雷，架长桥如虹。”“不刘建超，梁 婷52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数月而千百年之深林荒箸，履康庄而歌荡平矣。”因路途遥远，又在路中“设四塘四店，烟火相望，顿使猛恶远而毒雾消”。路成之后，较至原来旧路节省七站，“一切驼载物价顿减其半”，“千马载运，振铃连谷，商贾鱼盐，行吟答响。”“水利为农政之要端，民食之命源。”8128昭通灌溉不乏水源，但仅就初辟时所言，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田多水少的矛盾逐渐显现。昭通地区由此产生了大量水利碑刻，集中反映了当地的水利建设情形。刻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恩安添建蓄水闸壩碑记指出，自昭通设城，曾于乾隆元年（1736），兴修水利，疏通利济河、旧河和洒鱼河，同时在龙洞擦拉水塘、八仙营、芦柴冲、李子湾、西戈寨等处，分水官壩、官沟做蓄水池。四五月间，旱魃肆虐，水源几尽，原来村民私开龙洞闸，使得大源泉成为涓溪，于是政府紧急下令，关闭龙洞闸，派人守护，六日水盈。并放谕各村庄，“盈科迟输”。改祀龙硐神祀碑记8365刻乾隆年间，为昭通总兵佟国英迁建龙神祠之事。是年夏五月，天干池涸，引利济河河水灌溉田地，日落时都灌不及亩。佟国英北上溯河源二十里地左右，发现利济河转流此处的龙神硐，该龙神祠“蜗墙蛸户，苔侵草窃”，感叹道“其细已甚，无怪汲饮之难也”。于是会同太守傅埾迁神祠，选新址，“蠲饰神像建斋宫两楹础。”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重修龙神庙水塘义学碑记1418亦记载了迁建龙神祠（庙）之事。该碑由知府傅埾撰写，在记述迁建龙神祠的过程中，还提及了以前的地方官徐德裕“堵截溪流，引泉开沟池”之事，但徐堵截溪水的做法在夏日容易干涸，农事和城中汲水比较困难；沈生遴在城西开凿水池，但时有土崩，淤泥污浊流入其中，加之“居民且纵放牛、猪，为畜牧场。旱则池水仍涸，雨则街巷积污，汇入池中，食之多染疬疫”，不利于城中百姓健康。壬午（1762）年，傅埾调守昭通，仲夏时节旱魆为虐，除了迁建龙神祠外，傅与昭通县令汪商议，扩大、加深城中原蓄水池，并将其改为石制水池，将城外水引入池中，上复石板。同时新开石渠，专门收纳各街积污，后流出城，“则垢秽可无虞矣”。卧龙石水沟碑记7509记述了乾隆年间兴修镇雄县李官营卧龙石水沟的过程。李官营可引绰山河水作为灌溉水源，但途径卧龙石“航嗥难通”，乙卯年（1735）虽“筑墩搭视”但遭水灾，当地人“砌堰凿疏至卧龙”，但“工惮于力，携资潜逃。”丙子年（1756）再次修建，却因分水不均“衅起，同类抗阻、构讼”。辛巳年（1761）大旱，“当年之纠阻者方始回心同虑”，重新商议修建之事，两年后河堰终成。时人“分水立法，镌石为记”，“各守轮规，永遵碑盟。”师人塘堤碑1382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立，主要记述了恩安、鲁甸两地的水利纠纷。师人塘连接恩、鲁两地，乾隆二十五年（1760）被恩民筑堤，致使鲁甸缺水；乾隆四十五六年（1780-1781），恩民又筑二堤，鲁甸人民“具控在案，屡批未结”，以致嘉庆七年（1802）三月酿成恩、鲁命案。后嘉庆二十年（1815），“巡宪大人檄文，飞催府主，委命恩鲁二主，会堪讯断。”最终商定“自堤北进山脚开闸口，沿山脚顺古沟修成大沟，引水灌入查拿大闸，上修石桥以利行人”。由于前几年修沟的银两由恩民负责，与鲁民无干。于是令鲁民出银百五十两，作修沟建桥之资。“定成铁案。县文申详，永不许塞塞，复起颂端。至荒海原系恩半鲁半，各守界址，亦勿得再行争占。”民生建设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内容，因昭通地区多高山大河，自然灾害频发，给民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因此清代昭通地区的民生类碑刻多以修桥铺路和水利工程为主，这与昭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相符合。昭通建城之初，人少地多，灌溉水源亦多，彼时民生类碑刻多反映桥梁道路，后期随着人口增加，人地矛盾和地水矛盾显现，体现了清代昭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问题，以及当地基层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般而言，可以概括为发现问题：该阶段问题可能为历史问题，也可能为新现问题，如桥梁不断建设、倒塌，水流忽大忽小等；其次想办法、提对策：该阶段一般由地方政府治理者主导，或访问乡老，或实地调研，提出对策；最后解决问题：该阶段主要的社会力量不再局限于政府，而是更多借助民间力量。需要指出的是，风水堪舆之说有时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重修安顺桥记中安顺桥的修建即因为该桥是大关县“风水祀典所关”。当然，地方治理的过程中，除了政府53第 6 期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主导外，亦有许多地方乡绅积极主动地参与事务解决中，如水利纠纷中，除了官府之外，百姓的力量亦不容忽视，显示了地方事务中尤其水利纠纷方面官民互动、官民共治的治理模式。当然，民生建设类碑刻不仅桥梁道路和水利，亦有部分碑刻反映了清代昭通的义仓建设情况、祭祀场所修建情况、公众娱乐场所修建情况等，留待下次讨论。三、法规禁令乾隆认为“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以教养为本。”17安民教养是为手段，本质目的在于维护地方社会的治安和稳定。昭通地区的禁令性碑刻既有民间村规民约亦有官方法律法规，同时也有部分涉及其他方面的规章制度，集中反映了清代昭通存在的地方问题，以及当地积极探寻解决对策的历史智慧。如表 3 所示。表 3清朝昭通地区法规禁令类教碑刻一览表刻立地点数量碑刻明细昭通市 6禁挖矿石碑（嘉庆十五年 1810）奉天承运碑（时间不详）新定夫马章程 碑 序（时间不详）增 加 学 额碑序（嘉庆 十 七 年1812）新建马王庙碑 记（乾 隆三年 1738）重修马王庙碑记（嘉庆 十 五 年1810）巧家1代撰巧会二属请棚合同记（光 绪 八年 1882）鲁甸2师 人 塘 堤碑（嘉庆二 十 一 年1816）乐马厂清真寺 碑 记（嘉庆 十 七 年1812）镇雄2严禁夫役碑记（雍 正 三年 1725）南楼碑记（乾隆三十三年1768）永善2禁革铜厂陋规 碑（乾 隆三 十 七 年1772）放生池碑记（道光四年1824）彝良1新桃园林栽树 法（光 绪二 十 九 年1903）威信2会 衔 告 示碑（光绪二十五1899）通晓喻事碑（光绪十一年 1885）合计：16 通碑刻新定夫马章程碑序8386为恩安县知县唐湛春所撰，反映了昭通建城之初，裁减夫马之事。夫马劳役历来为百姓疾苦，昭通自兵燹以来，民苦夫役尤甚，“朝下一令，此方负戴于涂；暮兴一役，彼又相驱于后。”百姓疲于应对官府差役，民不聊生。后“唐荣任来滇，观生民之流离，哀鸿满目；慨田畴之荒芜，硕鼠盈郊。”认为“苏民之困，必先除民之烦”，于是决定裁处夫马，“大小差役均由善后局照站酌发，概不取诸民间。”“具文详请督、抚”，督、抚准奏后，“当即檄知，通省有局者裁撤，无局者禁止。”同时，“颁发奏稿详文及夫马新章程，建碑勒石，以垂久远。”严禁夫役碑记7484对地方兵役扰民之事作出规定，为鄂尔泰要求刊刻。地方兵役“拢害公行，或衙役奉票出差，无论远近村庄，起夫搔扰，或兵丁领粮回汛，不拘老幼男女，拉人背驼，狐假虎以成威，并不出钱雇募，强凌弱以为横。”对此鄂尔泰规定：“凡奉公差遣者，携带袱被或出钱雇人，凡支领粮米者，装成囊棄，须自负回汛，不得沿途强拉，私自起夫，不许随地生波，擅行役众。”如有违者，“许尔百姓扭禀该地方文武官员，严加究治。倘该营官弁知情故纵，本部院一经访闻，定即参处。”最后“勒石永遵无违！特示”。禁革铜厂陋规碑5742记录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整顿铜厂事一事。昭通地区的朱提银矿资源丰富，铜厂昌盛。但地方官吏和铜厂员工多中饱私囊，“总理转发衙门领银造册、堂号门规等费需索自数两至数十两不等。厂员领银到手，复意图分润，非短发价值，即克扣平头，层层剥削，不厌不休。”致使“炉户领本不敷雇募砂丁之用”，探究根源“皆由坐省长随盘踞会城，与上司家人、书吏往来，讲贯勾，串作奸”。于是规定“将现在各属坐省长随查拿，驱逐递籍。如仍有混迹逗留，在省滋事及上司书役捺搁领批者，将失察纵容各官照例一并严参究治。”“凡承领铜斤工本转发衙门及管厂各官一体遵照，务须洁己奉公，毋许家人、书役收取陋规，层层剥削，苦索炉民”。倘若阳奉阴违，一经查实，“官则严参追究，役则立毙杖下”，最后“勒石示禁，”将“从前一切陋规严查饬革，勒行永禁”。除了上文所述官府刻碑立石外，民间亦自刘建超，梁 婷54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发刊刻禁令石碑。禁挖矿石碑13194立于嘉庆十五年（1810），碑文记述财神庙自建好，以供香火之费，但因办观音洞等淘挖撴洗，后又有人外合行出，私自偷挖，致使财神庙地基遭受伤损。于是原任东川府正堂兼管乐马厂务萧晴崖、施白人“以期保护神庙不致伤损，永垂不朽之意”“将观音硐荒子溜坡施给财神庙，永为地基，云省头人即就近查照，不得有人私自偷挖，所有荒子上应收铺面地租，仍着本庙住持协同客长照旧查收”，由课、客、硐、炉长总理会首乡众等，“勒石为据”。同为嘉庆十五年（1810）的 重修马王庙碑记151361立石刊刻了马王庙的四至。碑文记马王庙“东抵大路，南抵魏姓田，西抵王姓田坝，北抵陈姓大沟”，其中马王庙还有一处土地，“东抵山脚，南抵玉屏哨地，西抵郭姓地，北抵大沟”租给外人耕种，“纳租有年”，但多被“司事者”隐匿。但乾隆六十年（1795）“经署任总府刘泽纲清査”后，核定具体租金、谷物，以成定例。后嘉庆五年（1800），“经署总府孙讳坦剔弊”，再次清查详报，永成定案。另外碑文还言及马王庙“地内有旧坟数冢，系前人徇情所致”。经众人商议后，“让寸土以为阴宅，永为禁止”，并称“后之人如有侵隐不公，天绝其嗣”“兹特勒石以垂不朽”。乐马厂清真寺碑记13179亦记载了乐马厂清真寺的四至范围，除此之外，碑文还记载了寺庙的田产“复买海姓坟山一岭，价银三十五两，钉石立界”，“买获刘姓水田陆地共计十三亩六分，价银伍百两。坐落乐马寨。”规定了田产收租的具体用法“除三掌教每年养膳米三石六斗，看寺日用米一石二斗，其余银米叠存寺内，倘遇添修补建，藉此可以兴工。”制定完备后，“若不勒之琐珉，恐难保其坚固”，于是“证记以志”。道光四年（1824）放生池碑记5759记述了百姓主动请求官府示禁的事情。放生池凿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久弊生，复行网取。”后道光四年（1824）改建龙王祠，“士民等因思龙为水族之长，不可歼其类，禀请示禁。”官府允诺，做出告示，要求“无论公私概行禁捕”，并放谕士民“将池东溪水开堰灌入该池，速令碑禁，以冀永远遵禁”。除了禁令性碑刻外，其他规章制度的碑刻。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南楼碑记7508，记述了南楼修建后的管理办法。南楼为祭祀文帝、魁星之处，后在士人的资助下，新造铺房四间、厨房一间，“不有成规，恐难善后，爰分条勒石”。对铺房租金的使用和南楼内部物件的保护进行了详细记载和具体规定，要求铺房租于生员和乡约、客长，按季收租，限租一年，租金作南楼香灯钱和春秋祭祀、看司工食之费，南楼内部的锡炉瓶、八仙桌、厨房案板等“不许搬借他用”。“布德未见其怀也，示威犹见其畏也，则刑为祛痰之药石也。”10在地方社会治理中，昭通地区除了倡导礼仪规范外，还重点强调法令的规范。法规禁令类碑刻中既有民间刻碑，亦有官方刻碑，均是对当时地方社会行为的规范要求。官方刻石带有强烈的禁令色彩，形式有告示、晓谕等，目的在于告诫、警示、褒奖，内容多为对地方管理机构进行整顿，如兵役伤民、官吏吃喝卡拿等；民间刻石则多为商议之后刊刻以图隽永的色彩，以自我保护为目的，内容多为民众自觉规范经济生活的记载。法规禁令类碑刻既有镌刻公文的公文碑刻，亦有描述四至的田产契证碑刻，还有民请官立的碑刻，反映了清代昭通官民互动构建地方法律秩序的发展模式。尤以放生池碑记为代表，该碑由民间主动，将民间的“法律”规范纳入到了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规范中来，彰显了一种身份自觉性，显示了地方基层对律法的认同与坚持，也体现了清代昭通民众对国家法规的支持与传承。四、结语重修马王庙碑记言“事不表而后无考，石不勒而业恐泯”151362。恩安县志稿载昭通地区“易府为州，镇雄地兼铜运，喜石刻之古界；芒珙传来，睹仙碑之篆文。”18昭通地区刻碑勒石的传统由来已久。碑刻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集中体现了昭通地区在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方面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上述对清代昭通地区的碑刻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可以看出，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民族性和多样性，基本体现为民间自主交流交往和政府主导治理管控两种手段互55第 6 期碑刻所见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相交织，共同作用于基层治理。其治理的内容极具地域特色，文教治理被放在首位，其“化民”之用，废蛮夷旧习，易当地风俗；面临险恶的自然环境，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事和民生建设；针对社会种种不法行为，立法刻石进行规范。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官府作为国家在地方的代表，是国家意志的象征，一方面要贯彻国家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为当地谋福，双重身份加持下促使官员采用多种手段实现治理目的：既依托法规处理政务，亦借助乡绅、地方精英力量来处理政务，同时还会将风水、堪舆的理论应用到治理工作中。总之，清代昭通地区的地方治理展现了古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官民共治特色，也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互动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昭通治理模式，为昭通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丰富了昭通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内涵。参考文献：1 汪炳谦.（宣统）恩安县志稿 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 张廷玉.明史 M.长沙:岳麓书院,1996.3 陆崇仁.（民国）巧家县志稿 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4 包文汉.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 查枢修.（嘉庆）永善县志略 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2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 卢金锡,等.（民国）昭通县志稿 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7 屠述濂.（乾隆）镇雄州志 M.抄本.乾隆四十九年.8 符廷铨.（民国）昭通志稿 M.刻本.民国十三年.9 吴光汉,等.（光绪）镇雄州志 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 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0 秦光玉,编纂.李春龙,点校.云南备征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1013.11 清世宗实录 M.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86:77.12 皇朝文献通考 M.影印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5385.13 田国亮,罗启平.鲁甸碑刻 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14 张维翰.（民国）大关县志 M.台北:正中书局,1978:430.15 王心田.（民国）大关县志稿 M/昭通旧志汇编:册 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6 杨竹铭,修.陈一得,纂.（民国）盐津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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