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pdf

第 卷第 期 中州大学学报 年 月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孟莉莉（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河南省图书情报研究项目“河南省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研究”（）；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清代中州后学对中原理学发展谱系的构建研究”（）；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嵩阳书院与洛学的历史发展研究”（）作者简介：孟莉莉（），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馆员，从事文献学研究。摘要：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关键词：北宋；中原书院；理学；书院精神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钱穆认为宋学精神包含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之两端，而书院讲学是宋学精神的源头。书院教学推动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宋学精神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书院教育也必然受到宋学精神的浸润、影响和塑造。理学家运用理学思想进行书院教育，不仅强化了中原书院最初独立、灵活、开放的特点，而且塑造了书院不同于官学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独特精神气质，即所谓的“书院精神”。书院精神形成于宋代，以南宋时期的理学书院最为突出。后世诸多学者都曾对书院的精神特色加以论述。胡适在 书院制史略 一文中说：“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朱汉民评价书院自诞生之后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教育特点。例如，书院一般由名师大儒执掌；学术吸引力强、影响力大；讲学方式自由灵活；人才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相互促进等。各家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通过对北宋中原书院的研究发现，北宋前中期，书院虽然在科举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此时期书院教育为科举服务的功能更为突出，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念和精神特色。到了北宋中后期，书院与理学结合之后，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中原书院开始形成独特的书院精神。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使命和办学宗旨、书院教育氛围、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充分彰显了理学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想，并成为后世理学书院精神的滥觞。一、书院教育使命：倡明道学、传道济民北宋初年，对儒者创办书院目的的记载并不多见，即使有文献记载，也颇为模糊，多为“乃建书院于湖南，化训州人”“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等。教学目标仅能够大致说明书院的儒学教育性质，并无过多清晰地描述。根据早期书院教育家和书院创办者的教育实践，也可以看出此时期的书院教育目标多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倡导和对教育的重视。北宋中后期，作为理学的诞生和传播基地的中原书院，其教育使命越来越清晰，定位越来越明确。理学先驱把书院教育上升到了传道的高度，他们创办书院、在书院讲学的教育目标在于借由书院教育恢复儒家道统，倡明道学、传道济民。范仲淹作 南京书院题名记 提到“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认为书院教育中，对儒家经典的旨意解读应以明道为切入点，文章要以阐发义理，追求真理为目的而作。在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 中，他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再次强调教育的目标应该是“陈正道”，即儒学之道。在理学思潮涌动的时代下，范仲淹对书院教育从多个角度不断论述，明确了应天府书院培养“明道”“通理”人才，传承儒家之道的教育目标。西湖书院创办于皇年间，创办人欧阳修主张应该以“天下之至理”“圣人之中道”为标准去辨别经典真伪，追求世间真理。其学术主张也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目标，其培养的门人均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如门人刘敞学问博洽，长于 春秋 学，不拘传注，开宋人评议汉儒先声。虽然欧阳修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以承继儒学的目标来培养门人，但对于西湖书院的教育使命，并未见到欧阳修明确论述的文献记载。庆历之际的中原书院，教育使命并没有上升到传承道统的高度。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书院成为理学学者的栖息之地。理学学者对书院教育使命的论述伴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而越发清晰起来。宋元学案 记载：“时程颢知扶沟县，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设庠序，聚邑人子弟以教之。”明道书院由程氏兄弟为倡明道学而创办。在教学实践中，他们“讲道劝义”“讲明道义，以资后学”“倡圣学以示人”。随着他们二人理学探索的深入，和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对书院教育的目标一步步明确，程颐将之清晰、明确的表述为：“志将斯道觉斯民。”自此以后，理学教育书院确立教育目标为倡明道学，传道济民。这一目标在此后二程的书院讲学和著作中得到反复的阐述，如：（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吾生百年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由此，理学书院“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志将斯道觉斯民”“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的教育使命和定位越来越坚定，归纳起来就是：倡明道学、传道济民。随着程颐的深入阐述，北宋中晚期的书院教育目标越来越明确地与理学求“道”、承继道统的理想相一致。二、书院氛围：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评论书院与官学的差别，来表达对书院自由讲学的肯定：“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做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北宋中后期，以理学家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充分发扬了书院原有的灵活和自由，开展独立、专门的学术研究，确立了以理学学术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书院氛围。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方面。书院的教学不以科举仕进为目的，因此，作为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学术研究的基地，教材的选择、授课的内容等都具有一定自由度。在邵雍、程颢、程颐讲学办校的书院中，教学内容的选择直接取决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他们在书院中一边讲学、一边著书，书院教学课程体系围绕个人的学术著作和思想体系建立，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即是书院个性化的讲义，是讲授的教材。宋史 称程颐“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程颐从 礼记 中提取 大学 和 中庸 单独成书，与 论语 孟子 并列，成为“四书”学在书院中讲授。这样就在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而这一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以义理为导向的一套独特的书院课程体系。钱穆创办新亚书院时指出：“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北宋中晚期中原书院的课程体系即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中心即以人物的学术思想为中心，作为书院课程的设置依托，将理学家对某一儒学经典或儒学问题的研究成体系地在教学中传授，把理学家对时代问题的最新思考融入教学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书院教育不仅有利于打破拘泥古人注疏的学风，而且使儒家经典的教学能够深入，能够与时代相结合，激发门人的思考与研究的深入。学术思想通过课程的传授，又会得到教学的反哺。书院教学中，师生之间关于某一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不断推动思想体系的建构，实现了“思想课程思想的深入”这样教学与学术之间彼此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一个学术观点通过课程成为一个学派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在课程中得到丰富、深入和体系化，教学服务于学术研究。例如，程颐晚年在伊皋书院，就将自己花费毕生心血研究的 易传 传授给尹蔰、张绎。一部著作成为一门课程，借助这样的课程传承了一套学术思想。书院的招生也是围绕理学思想文化的研究进行。不同于官学只收本地子弟，书院面向全社会开放，入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生徒对道的向往与渴望。在生徒不避千里来书院择师求学之前，多已倾慕其道德学问许久，求学的士人根据自己的资质、喜好和学术兴趣投奔不同的教师，潜心学习。书院对生徒的地域、社会地位和年龄均不作限制。例如，杨时考中进士在家待阙闲居三年，去拜程颢为师。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跟随二程求学于扶沟县明道书院。“程门立雪”发生在杨时和游酢由程颢处学成归南后多年。为了提升学问，再次赴洛阳拜见程颐的杨时和游酢都已经年届四十，杨时也即将赴外地任职。程颐的门人张思叔，本是一个喜欢作诗的酒保，其诗作言辞粗糙却往往蕴含理致，因而受到谢良佐推荐成为伊川高弟，“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叔。”中原书院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赋予了书院平等开放的姿态面向求学士人，无论贵贱长幼，随贤愚启迪之，既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成就了许多人才，又推动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三、师生关系：学术共同体北宋中后期，中原书院以明确的道学传承目标和理学大师讲学，成为有志于道的士人的集合地。士人共同肄业于书院，跟随理学家求学，接受同样的义理思想，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与治世理想。师者与生徒教于斯、学于斯、游于斯，彼此之间交流学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士人于书院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身份标签的团体，在共同的思想、志向与学术旨趣追求中，书院师生学术共同体的特征和性质愈发显现。康德 年的著作 学部冲突 认为，从学术目的、性质等角度来考察，大学是以学术生产为目的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在享有独立性的前提下，以追求真理与理性为宗旨。这一看法得到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认同。德国教育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作为教师的学者与求学的学生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共同体，承担着学术研究、传承和创造性文化生活的功能。由此，可以总结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为：享有独立性，以追求真理为宗旨，师生具有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承。根据刘河燕的研究，北宋时期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对北宋中后期中原书院的师生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原书院在北宋中晚期与理学相结合，以理学研究为中心后，书院的师生关系发展出“学术共同体”的要素和特征。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北宋时期，由理学家创办的书院，教师多为知名的理学家。他们是在书院教学、著述，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与思想研究的双重人物，既是教师也是学者，既是教育家也是思想家。教师的教学在于传道、明道。学生求学的目标在于求道。在求道的学术理想推动下，学生呈现出求学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是学习的主体。书院教育将道的弘扬与学的传承结合于一体，师生双方的教育原动力和宗旨都在于追求“真理”即儒家的道。以道相交、共同求道的目标成为连接师生的坚强纽带和基石。在此基础上，师生的学术传授、质疑问难等教学与求学的各个环节助推了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师生关系的形成。以理学教育为核心的中原书院，如安乐书院、嵩阳书院、伊皋书院等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各方面特征，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与门人之间形成了由理学研究连接起来的学术共同体关系。理学之“道”以伦理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养成教育是书院教学的重要部分。因此，书院教师以理学高度的道德水准自我约束，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书院门人接受理学道德训练，同样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师生之间相互尊重，亦兼师友。书院讲学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是门人在书院从学于师的阶段内进行，但理学家及其门人通过书院讲学、思想交流、学术争鸣建立起的学术共同体关系并不会随着授业结束而终结。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会贯穿此后双方的学术生涯持续经年，对真理的追求也会在共同体的学人中一代代传承下去。理学门人在书院求学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由书院求道而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却是终身的。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具有对某种真理一致的学术信仰。基于同样的学术信仰，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过程中付出激情与生命能量，并因此达成了一种默认的契约关系。北宋末年，洛学多次受到政治斗争的打击，在陷入发展的低谷，几欲面临灭顶之灾时，理学门人求道的坚韧志向更加凸显，维护共同体的团结。哲宗元符二年（），“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 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程颐遭受政治迫害，依旧沉浸于道学追求中，其矢志不渝的道学精神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精神人格。崇宁元年（），程颐被列入元奸党名录，追夺官职，其门人也遭到外补或贬黜，在洛学遭受困厄的阴霾下，吕舜从、马伸、尹蔰、张绎、孟厚等门人不惧打压，依然跟随程颐从学，坚守求道信仰与志向。政治压力造成的恶劣环境检验了学术共同体成员守卫共同体的意识、追求真理的信仰和求真明道的神圣志业，外部压力更加强化了共同体对共同使命与宗旨的认同与守护。在中原书院的理学教育下，学术共同体成员形成了一种共存、共勉、共生的凝聚力，致力于统一的目标与追求，自觉承担和维护学术共同体追求真理的使命，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与成就感。书院师生对以道治世，达成人性丰满、社会进步的理想达到高度契合，实现了教育“以智慧启迪智慧、以情感激发情感、以道德感化人格”的功能，形成了以追求真理为宗旨，进行学术研究和传承的学术共同体。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遵守共同的理念规范，具有共同的意义追求。每个成员在学术中回归自我，借助书院“道”的传承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以血缘、地缘为依托，却引发了稳定、持久的共同使命感与思想一致性。通过书院共同体的建构，理学实现了人才和思想的代际传承，这成为理学伦理精神广泛散播社会，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效应，落实于救世行动的先决条件。四、书院精神核心：师道精神在北宋中后期，中原理学家建立的书院以“传道而济斯民”为教育宗旨，目的在于借助书院教育，恢复合乎儒家之“道”的秩序，实现天下大同的三代之治。中原书院教育中，师与道是结合为一体的，书院的师道精神承载着理学的人文理想。中原书院的师道精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书院以倡明道学为教育宗旨，师者是道的传授者。那么，树立师的权威即树立道的权威。书院教育对师道精神的重视与强调是恢复道的独尊地位的努力，是对儒家之道的捍卫。全祖望曾概述宋初师道兴起的情况：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全氏之语准确描述了儒学复兴的先驱对师道复兴的贡献。例如，其中提到的范仲淹即是主张恢复师道的先驱之一。范仲淹认识到“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教化”。师道在范仲淹看来是修理政教的中心，因此，无论范仲淹的书院讲学、创通经义，还是范仲淹革新政令的改革措施，重振师道都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在濂洛之学兴起后，中原理学学者创办的书院，在“师儒之道以立”的基础上，继承了宋初理学先驱将师道传承与书院讲学相结合的理念，“以师道明正学”，推动师道精神的发展和道的传承。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尊师典故之一“程门立雪”，就发生在程颐与门人杨时和游酢师徒之间。程颐终生讲学著述，捍卫师道传承。程门立雪印证了理学学者与门人对师道精神的传承、信笃与坚守。张岱年在其 辨程门立雪 一文中说：“将程门立雪传为美谈，意在宣扬师道尊严。”书院教育中，书院与理学结合只是外在表象，其精神内核是师与道的结合。书院的师道精神的第二方面含义在于，希望通过强调师道精神，“建立起以孔孟之道为本位的师道型道统论”，确立学统与道统的内在一致性。“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在宋学的兴起阶段，宋儒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借助师儒的身份传承儒学，并实现了全祖望描述的“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的景象。在宋学高涨的阶段，讲学于中原书院的理学家，在前人确立师道精神的基础上，将师道精神与道统和学统相结合，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师道型道统论。程颐在程颢的行状和墓表中反复写道：（程颢）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在文中，程颢被尊奉为孟子之后得到儒学真传的第一人。这一说法反复出现，作为一种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把道的传承由孟子直接联系到了程颢，潜在含义便是程颐将继承程颢未竟事业，成为道的传承者。包弼德认为：“这是一种关于谱系的主张：程颢是 年来唯一的真儒，因为他理解圣人之学。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开端，也使他的弟弟成为他的继承人。”道统论在此时开始由以帝王接续三代先王，转变为三代先王、周公、孔孟直至程颢、程颐。道的传承在于学的传承，程颐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个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道的传承系统与学的传承系统，即道统与学统。正是由于程颐通过师道建构道统谱系，二程之后，理学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谱系的层层递进的传承系统，学统也由此形成。二程洛学的学统谱系在程颐这里形成了开端，由后世一代代的洛学传人参与完成了建构。后世学者对于二程学说的传承谱系有众多说法，试举一例。“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武夷胡氏传其子 五 峰。五 峰 传 之 南 轩 张 氏。此 又 一 派也。”这样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理学传播中的血脉源流，既表明了师承关系的学统，又彰显了具有师道精神的洛学传承中的学派正宗。程颐通过师道精神建构学统与道统的努力产生了如其所愿的效果。师道精神成为中原理学书院学术共同体契约关系的精神要素，将学派创始人与门人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宗师与门徒作为学派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完成者、传承者，构筑了本学派庞大精微的思想体系。在师道精神的指引下，学派成员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中，确保了道统的存续、传承与推广，确保了学统与道统的脉络不绝。据此后的发展来看，后世学者通过对本学派历史的不断书写，更加确立了先师的权威，使洛学的历史以展示学说承传与权威谱系的方式呈现出来，确保理学成为一个层层递进的传统。师道精神随着学统与道统的延续而延续下去。中原书院理学先驱倡明道学的教育宗旨和明道体、重塑道统的努力，落实于重建师道精神。师道精神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核心。五、结语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范仲淹、邵雍、程颢、程颐等在中原书院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书院独立开放、灵活自由的特质，为理学的生存提供了土壤，为理学人才培养和理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而理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北宋中原书院的书院精神包含四个方面：书院的教育宗旨为倡明道学、传道济民；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书院师生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形成了以理学思想文化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书院高度倡导师与道相结合的师道精神，师道精神与书院教育传承道统的使命高度一致，是理学的伦理精神在书院中的落实，也是书院精神的核心。“由北宋始，学术之发展开始全面系统地依托书院及其讲学活动。”书院与学术的渊源自北宋书院开始。可以说，理学为书院教育赋予了新的内容，是中原书院精神的思想源头。北宋末年，伴随着中原理学先驱的门人南下，在南方创设书院，承继先师们的学说、思想和书院讲学的传统，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南宋时期的书院精神，以及书院制度的确立，其源头向前可追溯至北宋的中原书院，向后则影响了后继若干朝代的书院建设，“至于宋后七百年，书院制度之发展，盖袭宋代，并无创新之处”。参考文献：钱穆 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胡适 书院制史略 卞孝萱，徐雁平 书院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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