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治理：关于档案治理的文化考量_谢诗艺.pdf

2 0 2 3年第1期理论纵横3 9 档案文化治理:关于档案治理的文化考量谢诗艺 葛 悦(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2 1 5 0 0 0)摘要:对于档案文化治理,现有研究理解不一,有的从档案的文化属性或价值切入,将其理解为“档案/文化治理”,将档案文化治理置于某治理体系中的下位类;有的则更加凸显档案文化的独立性,理解为“档案文化/治理”。通过对文化研究的探赜索隐可发现,文化自身就具有“治理性”,文化功能的实现与文化治理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档案治理实质就是一种文化的治理。而档案治理的既有研究也进一步论证,从文化角度对档案治理进行重新思考和表达具有必要性。关键词:档案治理;文化治理;档案文化;生活方式中图分类号:G 2 7 9.2 收稿日期:2 0 2 2-0 8-0 5作者简介:谢诗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文化、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葛悦,本科生,本文通信作者,E-m a i l:g y 1 6 7 8 3 31 6 3.c o 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档案文化要素的本质及其演化研究”(2 0 C TQ 0 3 3)。档案治理在学界已不是一个新词,相关研究从概念界定到落地实施,从宏观规划到具体探讨,多有涉及。“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对“四个体系”的提出更是进一步体现了“档案治理”的现实意义。然而,其中关于档案文化治理的讨论寥若晨星,即使提及,也多是视为档案治理体系中的从属内容进行探讨。事实上,今日的文化研究与治理二字密切相关,文化内含的治理性使得“文化治理”早已不再是从属于治理体系的“分支”,而是走向治理的文化性探索。在加快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要求下,引入多重视角对档案治理进行考量,不仅是提供一种诠释方案,更是对其治理本质和实现路径的深入思考。1“档案/文化治理”与“档案文化/治理”档案文化治理既有研究综述 学界直接针对档案文化治理的研究并不多,但在论述档案治理时多有作者从文化角度进行拓深思考。作为档案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档案文化治理研究的出现既有政策话语的推动,又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档案文化治理在多数文献中已被当作一个独立用语使用,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档案文化治理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系统性地阐释。并且,从文献分析可看出,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有的理解为“档案/文化治理”,认为档案文化治理是基于对档案文化属性或价值(尤其是历史档案)的重视而采取的系列手段;有的则理解为“档案文化/治理”,将档案文化视作一种子文化来探讨它的功能实现。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多数,在具体研究中,有的学者将研究点落到具体的文化要素上,探讨档案领域的文化治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解决路径,如杨茜茜1结合文化治理和数据治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包括档案文化数据的整合和档案文化数据制度的完善在内的档案文化数据整体性治理思路;谭必勇等2则结合文化场域理论探讨了对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的治理逻辑与路径等。有的学者从宏观视角切入,讨论档案文化治理作为治理体系中的一种手段,如何有效实现其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和影响,如杨晓颖等3认为档案文化治理是档案治理体系中的内容之一,档DOI:10.16113/ki.daxtx.2023.01.010理论纵横2 0 2 3年第1期 4 0 案能够文化治理源于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档案文化治理是档案部门依托重要历史档案的资源优势塑造积极向上的公共文化服务氛围,形成公民文化自觉的过程”;而张玉昭等4更强调档案文化治理对国家文化治理的融入,提出“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之 道”。认识到档案文化的独立性地位,并基于文化自身探讨治理性的学者并不多,其中周林兴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档案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档案馆文化既可以作为治理对象也可以作为治理手段来理解。”5这一观点不仅强调了档案文化治理的独立性地位,更深刻解释了文化与治理的关系,而台湾学者吴彦明在总结文化治理研究成果时也曾表达同样的观点:“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手段。”6对于既有研究,笔者认为:首先,档案文化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复合概念,其产生有着系统的理论渊源和成熟的学理背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几个研究主题的叠加,而应深入历史和逻辑的源头,探其渊薮;其次,对档案文化的理解应该更开阔,档案文化研究应是从文化视角对档案、档案人、档案管理、档案史等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研究,是探寻档案学本质问题的根源性元研究,不应只将其看成某些文化要素,某种文化产品开发而已。概念共识的缺失将导致术语内涵和外延模糊不清,那么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和可能也无迹可寻,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基于此,本文将尝试追本溯源,从文化的治理性出发对档案治理和档案文化进行关联,尝试在文化治理理论、档案文化理论和档案治理理论中为档案文化治理定位,以求为档案治理和档案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2 档案文化治理的理论定位 基于文化治理性的剖析2.1 文化自身内含治理性2 0世纪9 0年代,英国文化理论学者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性”思想的提出开启了文化治理研究现代化的序幕。本尼特“文化治理性”的提出主要以福柯的“治理性”概念为理论依据。法国哲学家福柯将“治理性”描述为一种治理术以及其涉及的权力关系与互动机制,其本身有着较为复杂的含义,既包括治理制度所内含的理性形式,又包括治理者对他者宰治的技艺,还包括被治理者自我宰治的技艺。7因此,治 理 术 不 但 治 理 作 为“人 口”的“群体”,而且治理作为“肉体”的“个体”,同时,这一权力规制、统治机构和知识形式甚至干预个体的观念活动即福柯所谓的主体化过程,而这也为文化的切入提供了角度。在此之前,伯明翰学派研究学者基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更加强调要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然而这一做法忽略了文化本应具有的实用性功能,因此,本尼特在充分扬弃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将福柯“治理性”理论引入文化研究。本尼特将文化视为一组独特知识、专门艺术、社会系统的技术和规则,以及透过自我审视并作用在社会之上的内化过程8,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连接并平衡权力控制技艺与自我规训技艺,进而成为一种作用于整体社会的治理机制,即“文化的治理性”。本尼特强调运用文化符号对“群体”和“个体”开展技术性管理,从而将过去对政治批判的关注导向为普通大众的自我构型。在此影响下,文化开始被视为治理的对象和治理的工具,并以此提供了治理干预与文化管制的手段。2 0 0 2年起,台湾学者王志弘9、吴彦明1 0等人将“文化治理”概念引入大陆学界并进行阐释和批判思考,“文化治理”正式进入中文语境。中国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化治理的概念进行系统性分析,将文化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之一,通过强调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展示了文化治理在学术领域和政策话语中所呈现的不同形态。1 1胡惠林1 2认为文化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与特征,并据此进一步扩展,提出文化产业也具有治理性,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吴理财1 3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具体阐释文化治理的概念,展示了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并阐释了公共文化服务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这些学者将文化治理改造成为用于分析文化政策演变与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化理论工具,促使文化治理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同时赋予其中国特色。然而,同时存在的是,许多学者对文化治理“旁敲侧击”地切入,对其本身的挖掘少之又少;在大量的文章表述中,“文化治理”或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下的分支,或与“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概念混淆,进而导致了文化治理本应具有的广阔空间一再缩小。在档案学领域,“档案文化治理”的研究亦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不仅对于档案文化研究而言是一种局限,对于发展至今的“文化治理”研究来说更是一种倒退。2 0 2 3年第1期理论纵横4 1 2.2 档案文化内含治理性2.2.1 生活方式 文化治理性解读的前提通过上文对文化治理概念流变和理论渊源的梳理可发现,学者之所以赋予文化以治理性的功能,其根本在于 在时代的发展中,“文化”的内涵和本质逐渐多元,学者对文化的认识出现变化。在传统的精英学说中,文化是精英集团的创造物并被定义成各种文化活动的总和,其他文化 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则是精英文化的附庸1 4,然而,这样的界说越来越无法解释和描述现实世界,伴随着1 8至2 0世纪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和冲击,这种由英国文化传统中精英主义思想主导的文化的定义发生了巨变,在此背景下,艾略特开始将文化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方式,即“时时刻刻都指导、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而这一切并不是通过下达命令的手段进行的,而是通过习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1 5,这种观点从根本上为文化的治理功能创造了空间。威廉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改写,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提出“整体”一方面要解决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组成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整体”被赋予了实践的可能,这种“整体”一直处于运动、变化和不断地选择当中,于是,各主体之间的文化目标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并以此凸显了个体和群体对于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此后,无论是霍尔对这一概念的补充,还是本尼特“文化的治理性”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对“生活方式”的文化解读而展开的。2.2.2 档案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子文化,档案文化当然也可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档案文化的认识,在我国档案学界曾经历过“成果观”与“规则观”之“争”。1 6前者将档案文化理解为一种包含思想、行为、器物的成果总和,后者则认为档案文化是一些规则的描述和体现。由于人们需要对应的物质载体去感知和理解档案文化,并且文化一词本身就突出了秩序性、规范性与过程性的特征,因此这两种解读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比较深刻的理论意义。然而,无论是“成果观”的解读还是“规则观”的描述都有些片面。与文化探索的历程类似,关注档案文化的学者们开始思考新的界定。2 0 1 0年,姜龙飞在其论文 档案文化论中 提 出:“档案文化,就是人们创造并面对和围绕档案所展开的全部生活方式。”1 72 0 1 7年,谢诗艺在其博士论文中进一步丰富深化了这一认识,将档案文化界定为“一种层累生成的,以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为基原的生活方式。”1 8相较于“成果”与“规则”限定下的档案文化,“生活方式”一词内涵丰富,且更为周延。这一界定既明晰了“成果总和”在档案文化中的定位,又超越了“规则”本身,说明了一种更为整体、充满联系的人类秩序。诚如威廉斯在补充描述文化的定义时所言:“于关系、成规与制度中进行交流、激励的模式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与真实的互动,这一过程的结果我们称之为文化。”1 9,这种“基本的联系与真实的互动”表现在了每一个个体身上。在作为生活方式的档案文化中,任何人都有机会、有必要通过经验验证、观察、对比与重构,形成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每个人都是这一生活方式里的主体,并能够与他人和社会建立联系,同时也受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暗含了治理的意蕴。2.3 档案文化治理是档案治理的实质本段内容行文至此,一个三段论推演已十分清晰: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具有治理性 档案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档案文化具有治理性。档案文化的这种治理性根源于文化自身,它使得由此界定的“档案文化治理”超出了既有研究的“附属”地位,不再是档案治理体系中的手段之一,而成为档案治理的另一种具体表达。换言之,如果从文化视阈进行考察,档案治理的实质就是档案文化治理。文化功能的相关理论将更加清晰地诠释出档案文化、档案治理与档案文化治理三者间的关系。文化哲学相关理论认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有两个层面的功能:一是在社会层面可以成为政治、经济等活动及社会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图式,二是在个体层面能够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并具有制约功能。2 0而文化治理在宏观上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作用于社会关系上的治理机制,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文化解码、价值认同和行为自觉等自我治理的技术。2 1由此不难发现,文化功能与文化治理在话语逻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意味着,档案文化治理实质上就是档案文化功能实现的一种手段,那么,档案治理,归根结底也便是档案文化为实现其功能而采取的手段之一。3 档案文化治理的现实意义 对档案治理的文化解读 将档案治理定位为档案文化实现功能的手段之一,并将档案文化治理作为档案治理的完整化表达理论纵横2 0 2 3年第1期 4 2 (或者说是文化视阈下的具体化表达),并不是本文为求标新立异的刻意之举。事实上,这正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自然延伸出的思考。伴随着“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在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的提出,档案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全面深化。尽管不同学者在开展档案治理研究时所呈现的细节描述和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对其主要特征和价值导向的认知是趋于一致的,从这种一致性中可以发现:相较于档案管理中单一的管理主体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档案治理更多地呈现出参与性、整体性、开放性等“软”性特征。而当我们带着上文对文化治理和档案文化的解读再去审视档案治理的这种特征和价值导向时,会强烈感受到其与“作为生活方式的档案文化”之间的“共鸣”。这种共鸣,根源于文化与治理的本质关联,也为档案文化/治理的可能性提供了除上文逻辑之外的事实参考 从档案治理既有研究的诸多观点中可以看出,档案文化治理就是档案治理的本质和深层表达,从文化视角对档案治理进行解读不仅可能,而且必要。3.1 档案治理的提出与明晰过程就是档案文化的表达过程从档案管理到档案治理,从概念探讨到理论框架搭设、细节内容补充,档案治理的理论演进之路生动展示了档案文化作为一种子文化的活力与张力。一方面,作为一种“层累生成的生活方式”,档案文化通过多种元素体现,档案学理论便是其中之一。起源于2 0世纪初的中国档案学,发展至今,不足百年,从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到今日独立于学科之林,档案学人对档案文化的感知、认同与表达促使了档案理论的丰富、发展与成熟。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治理理论在档案场域的应用”2 2,档案治理以更宏观的视野、更主动的参与、更深入的影响展现了档案学人在社会大环境中发声、立足甚至作用的期望。这种理论上的转变或者说深化 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这里不做辨析,包含着档案人对“自我”、对“存在”的深思与强调,而这种“自我的存在”正是文化中人对所在文化的自觉与表达。3.2 档案治理研究勾勒的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档案文化控制的结果关于档案治理的最终愿景,学者们勾勒为一种“法制、民主、高效、有序”的“善治”结果,并提出了“智治”的手段,“法治”的原则等等。2 3仔细品味这一未来图景,可以发现:首先,在物质世界高速发展,进而促使个体精神世界觉醒并逐渐丰富的今日,提出这种有“去中心化”“去行政化”的社会秩序具有合理性;其次,这一愿景中突出展现了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和鼓励,也更加依赖于人之自我约束和共同目标的确立。换言之,档案治理勾勒的愿景是基于对个体有效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控制单纯依靠现有的、外在的权力压迫无法实现,更需要人内在的觉醒与认同。文化的产生,也意味着文化控制力的形成。任汉中认为,文化控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管理行为,通过控制人的意识来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之趋向统一的社会管理目标,便于达成目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十分行之有效的软性社会管理手段,与硬性的社会管理手段相补充,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2 4档案文化控制便是通过档案文化核心价值的输出,使档案职业群体和社会公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有着更全面的了解和更理性的认识,在“文化觉醒”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认同”,从意识自觉向实践自觉逐步扩展,进一步融合,从而达成“善治”目标。“智治”“分治”“法治”固然重要,也是实现目标必需的手段,但都只是文化控制的具体体现,抛去“文化认同”这一内核和线索,“善治”难以企及。3.3 档案治理的有效实施需要档案文化的制约功能来保障承接上文,档案治理所勾勒的愿景只有通过文化控制才能有效实现,而在达成愿景的过程中,无论是宏观上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还是微观上对个体活动的规范,档案治理的实施都需要文化的制约功能来保障。事实上,现有的档案治理研究中也内含了这层意思。有关学者提出的“智治”,就是倡导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手段,即通过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采用协商合作等科学的方式,从而使其区别于文件和政策的层层下达,凸显与档案管理最为本质的区别。李宗富直观指出档案治理要“推动自上而下的 硬管理向 软引导迁移,从自下而上的刚性服从向柔性反馈迁移”2 5。这种“软引导”“柔性反馈”若是从文化角度解读,正是档案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制约与规训的过程,即在社会层面成为政治、经济等活动及社会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图式,在个体层面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并具有制约功能。档案治理中的“智治”手段其实就是档案文化“文而化之”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论,多主体协同、法治原则是档案治理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与原则。但如何能促使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法律固然是一种手段,但笔者更认为它是 2 0 2 3年第1期理论纵横4 3 一种结果,一种文化作用而产出的结果。在文化中,“任何人都有机会、有必要通过经验验证、观察、对比与重构,形成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每个人都是这一生活方式里的主体,并能够与他人和社会建立联系。”2 6优化治理组织方式,建立社会参与机制,保障每个公民参与档案事务的权利,从而培育全社会的档案治理意识,增添档案治理的能动力,不仅是学界对于档案治理体系特征的共识,更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档案文化中,人作为主体彰显作用与价值的重要环节。而法律,仅仅是对这种生活方式规则的具体描述,一种“条款”的书写,是这种生活方式中共同精神的具体而微的表达。当然,文化需要这些表达,从而将之约束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但隐藏在表达背后的文化的作用,研究界不能忽略。3.4 档案治理研究的表达需要档案文化的理论成果来支撑本文引入“档案文化治理”并非为了代替“档案治理”,而是期待通过理论引入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作为新兴的研究热点,档案治理在理论表达上尚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而档案文化研究自2 0世纪8 0年代末起,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积淀。档案治理与档案文化研究有着理论上的共通性,通过对档案文化研究中理论成果的引入或可促进档案治理相关研究的开展。以档案治理的对象界定为例。由于档案治理活动中包含多元主体,而且不同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或客体,因此档案治理对象的范围十分广泛。对此,不 同 学 者 在 表 述 上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差 异。金 波等2 7认为档案治理的对象应当包括体制内档案事务和体制外档案事务两个方面;虞香群等2 8在与金波等的商榷文中指出档案治理的对象是各种档案事务;李宗富2 9强调档案治理的对象既不是档案实物,也不是具体的档案管理;张帆等3 0则认为档案治理的客体要素是指全社会范畴的档案资源。不难发现,为了给予档案治理对象深刻而完整的界定,学者们的探索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但上述界定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借用档案文化的观点,这个问题或可有更好的回答。档案治理的过程实质就是档案文化“文而化之”的作用过程,档案治理的对象实质就是档案文化作用的对象。档案文化是人类在实践中层累生成的稳定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实践涵盖了多元主体围绕档案所展开的全部活动,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则是以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为基原而层累生成的。因此,档案治理的对象便可界定为围绕档案原始记录属性所展开的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对于档案治理来说,这个界定既具有范围上的广泛性,也具备内容上的区分性,是一个较好的表达。4 结语档案文化治理既是治理某种琐碎的文化对象,也是从属于档案治理的文化手段,文化自身就带有治理性,档案治理实质上就是档案文化的治理。这种理解不仅仅是角度的转换,新瓶子装旧酒,它更是对档案治理本质的深入探索,对档案文化的生动表达。时至今日,档案文化和档案治理研究都已不是学界的新课题,但笔者由衷希望学界关于档案文化治理的看法更广阔。这一提议不仅是一种对学术空间的渴望,更是基于文化本质的认知,对档案治理进行深层表达进而促使其真正实现的期盼。作者贡献说明谢诗艺:提出思路与大纲,撰写第一、三部分,修改全文;葛悦:撰写第一、二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1 杨茜茜.档案文化数据的整体性治理初探J.浙江档案,2 0 2 1(1):2 5-2 7.2 谭必勇,章岸婧,吴芳,等.基于场域理论的地方特色档案治理研究 以苏州为例J.档案学研究,2 0 2 2(2):4 8-5 5.3 杨晓颖,丁华东.档案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要求与路径J.山西档案,2 0 2 0(1):5-1 1.4 张玉昭,杨智勇.我国档案馆融入国家软治理之“道”J.档案管理,2 0 2 1(5):2 1-2 4.5 周林兴.论档案馆的文化治理研究J.档案学研究,2 0 2 0(1):7 3-7 8.6 1 0 吴彦明.治理“文化治理”福柯、班内特与王志弘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 0 1 1(6):1 7 4-2 0 4.7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8:1 4 0.8B E NN E T TT.C u l t u r ea n dg o v e r n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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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e r t h es t u d yo fc u l t u r er e v e a l st h a tc u l t u r ei si n h e r e n t l y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i t y a n da r c h i v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i s l o g i c a l l yc o n s i s t e n tw i t ht h e r e a l i z a t i o no f a r c h i v a l c u l t u r a lf u n c t i o n s F r o mac u l t u r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t h ee s s e n c eo f a r c h i v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i sp r e c i s e l ya r c h i v a l c u l t u r a lg o v e r n a n c e M o r e o v e r t h ee x i s t i n gr e s e a r c ho na r c h i v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f u r t h e rd e m o n s t r a t e s t h en e c e s s i t y t o r e t h i n ka n dr e-e x p r e s sa r c h i v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f r o mac u l t u r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K e y w o r d s A r c h i v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C u l t u r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A r c h i v a l c u l t u r e L i f e s t y l e s【责任编辑:张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