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_钱均鹏.pdf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 2022 年第 4 期7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ardinal Principle and Institution of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ed Forces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钱均鹏 王增祺摘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萌芽于党的早期军事活动，探索意义为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历史借鉴；形成于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向；巩固于严酷斗争实践，充满探索的艰辛和曲折，蕴含着不屈斗争与坚守，彰显着如磐的信念和忠诚；完善于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实践，形成严密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建构起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四梁八柱”。由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巩固发展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使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成为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保证。关键词：建军 95 周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 根本制度中图分类号：K26 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2）04-0007-09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入了解和全面掌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在建军 95 周年之际，系统考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科学真理性、制度优越性，坚定党指挥枪的政治自信和制度自信，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萌芽于党的早期军事活动作为马列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暴力革命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军事活动的理论渊源。党史军史界通常把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 1927 年南昌起义前这个阶段党的军事活动，称为党的早期军事活动阶段。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一大党纲就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提出在兵营建立党的组织。1922 年 8 月 10 日，蔡和森在先驱第 10 期撰文提*本文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2021 年度科研项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现形式的成功探索及经验启示”（21ZY02-50）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钱均鹏，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军队党的建设；王增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军队党的建设。夏利彪编：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历次修正案文本汇编（19212012），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年，第 3 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2022 年第 4 期8出：“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这一点做不到革命是不会成功的”。19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少年第 6 号上，周恩来发表署名“飞飞”的文章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923 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文告：“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此外，像邓中夏、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发表了许多论及武装斗争的文章。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群众运动的同时，已经开启了对武装斗争和军事问题的初步探索和思考，并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认识到抛弃旧式武装、建设新型军队的必要。早期的共产党人从工人运动惨遭失败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战胜中国革命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行的”。然而，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武装斗争并未上升到党的中心工作，党对于如何创建、掌握和运用军队并没有形成可行方案。毛泽东在 1938 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这段艰难探索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它为党在后来国共合作条件下开展军事活动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1924 年国共合作后，国内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有力推动了党对军事工作和军队问题的认识。这个阶段，党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选派得力干部在南方帮助国民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在北方帮助创建中山军事学校、北方联合学校、三民军官学校等；在苏联的直接援助下，在兰州、西安等地开办了 16 所专门学校和教练团，党从各地秘密选送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这些学校工作或学习。据周恩来回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此外，党还选派部分党员和先进分子，到苏联的军事院校学习或者举办训练班等，这些军事实践为党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军事和政治骨干。二是仿照苏联红军开展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门任职或担任政治教官，周恩来就主持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工作，负责全校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后来，随着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普遍推广，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彭泽湘等共产党员分别在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刘伯坚则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政治部部长，并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山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从创建黄埔军校到组建国民革命军，从两次东征到大举北伐，共产党人都参与领导了军队的政治工作，这些军事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初步经验。三是创建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当时，受共产党人直接掌握或影响的武装有：1924 年 11 月成立的由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赵自选等指挥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铁甲车队形式上隶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1925 年 11 月，以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含后来由独立团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二十三团、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五团），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1927 年 1 月，在南昌创办由朱德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0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21 年 10 月1924 年 6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85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 51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50 51 页。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47 页。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15 11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32 页。周士第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 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2022 年第 4 期91927 年 6 月，组建由共产党员卢德铭指挥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即武昌警卫团；还有冯玉祥国民军的张兆丰师、史可轩师（后由许权中负责）；石谦旅的谢子长、李象九部等；党还派出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对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贺龙独立师进行改造，1927 年 6 月，该师改编为第二十军后，周逸群担任政治部主任；创办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员恽代英担任校务委员任政治总教官，后又直接主持工作。这个时期，中共开始尝试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建立的特别支部，是党在军队中成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此后，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以及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也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中共掌握的武装中已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这些革命武装，大多数参加了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各地武装起义，成为党创建红军的重要力量。这一阶段，党内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些正确主张和积极有益的尝试，有力影响和推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高潮，但总体上看，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对民主革命和军队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北伐战争后期，当时党的中央机关无原则地对国民党反动势力让步，顽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教训极其深刻。1927 年 8月 7 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在看到党早期军事活动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探索的意义、失败的价值，认识到党的早期军事活动对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 1944 年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所说的：“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二、形成于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高度概括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一）发端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党史军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实践，开辟了党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共产党人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危急关头，断然决定“将我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这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在国民党反动派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面前，历史性地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1927 年 8 月 1 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军队 2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257 1258 页。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7 页。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26 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 年 8 月 2 日。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121 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2022 年第 4 期10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前后，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前委决定“钱第均（前敌军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基本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党组织的设置。中央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途中多次指示部队健全党组织，1927 年 12 月 21 日在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指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师委会的组织以五人为合适，除指定朱德同志为书记外，余四人可由全体选举，但必须有个士兵同志被选”。这些举措，对于实现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巩固起义部队的团结、保留革命火种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需要汲取的教训。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二）奠基于“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在我军初创时期党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严重受挫背景下进行的，是党对如何掌握部队、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探索进程中一次伟大创造。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矿区工人武装、平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以及鄂南部分农军组成。起义部队经过整编，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子，这是当时全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组织严密的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担任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1927年9月9日，起义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进击。“那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有些像秀才造反，大摇大摆的，并没有打起红军的旗号，也没有什么政策。起义很快受挫。”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剩下的部队，命令放弃攻打长沙，并率部队长途奔袭，于 1927 年 9 月 29 日转战至江西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由于一路战斗频繁，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加之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怕苦怕累不辞而别，部队由出发时的 5000 多人减少至约 1000 人，军纪松弛，“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队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情”。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决定在永新县三湾村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一是整顿建制，缩师为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三是肃清军阀残余，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四是整顿思想，加强教育，讲清工农革命军与旧军队、新军阀军队的本质区别。“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经过改编，“人虽然少了，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1927 年 10 月，部队行军到酃县水口村后，毛泽东在叶家祠堂主持了红一连 6 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安排各连党代表都来观摩，史称“水口建党”。这是对“三湾改编”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一次伟大实践。后来，部队到遂川大汾镇后，毛泽东又主持了特务连 8 名新党员入党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 12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7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813 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420 页。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第 548 页。井冈岁月：星火燎原选编之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3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55 页。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548 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2022 年第 4 期11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原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以往斗争实践中部队虽已有党的组织却因无法有效联系士兵群众，导致关键时刻难以掌握部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教训基础上采取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实践，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的全新组织架构，从前委到支部，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真正把党的组织与部队建制有机联系在一起，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实现了党的领导延伸到最基层最前沿、直达每一个士兵，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罗荣桓元帅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三）定型于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四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1928 年 4 月底，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湘南起义的农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德、毛泽东、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部队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以一场关于建军原则争论的形式爆发出来。毛泽东在 1929 年 6 月 14 日的一封党内通信中，将当时争论问题归纳为十四点，分析了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这封信系统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思想基础。然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当时未被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部队中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思想、雇佣思想、流寇主义、散漫作风、享乐意识等不良倾向进一步发展，给党和红军建设带来消极后果。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重危机。1929 年 9 月 28 日，党中央根据陈毅对红四军状况的汇报，作出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成绩和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及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肯定了红四军中的党委制度，批评了个人专权等错误倾向，对于红四军党内明辨是非、统一认识、增进团结、开好第九次党代会，起到重要指导作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8 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党史军史上一份纲领性文献，系统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的建军经验，着力纠正和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是马列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红军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正如罗荣桓元帅所说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三、巩固于严酷斗争实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着探索的艰辛和曲折，蕴含着不屈的斗争与坚守，彰显着如磐的信念与忠诚。正是由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党我军才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和破坏干扰，确保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形势怎样变化，我军始终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井冈岁月：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 39 页 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562 页。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65 页。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553 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2022 年第 4 期12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这段讲话，是对党与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红军改编以及领导权问题上，与国民党以及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削弱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的图谋，早在 1937 年 8 月 1 日，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中就明确：“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红军改编命令，明确要求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并通过建立健全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指挥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军队；成立军委前方分会（后改成华北军分会）和新四军分会，分别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面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以洛甫、毛泽东的名义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决定恢复红军改编时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10 月 24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指出：“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党营设立政治委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确保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指挥权，确保了人民军队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在人民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有力有理有节的斗争。重庆谈判归来后，毛泽东在 1945 年 10 月 17 日延安干部会议上谈到时局问题时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周恩来等依此原则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始终确保人民军队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成功粉碎蒋介石吞并人民武装的阴谋。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了他们篡夺军权、掌控部队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把军队与党和人民分开，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这场看似不动刀枪、不见硝烟，实则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党我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有效防范和化解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巩固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做到“考试合格”。正如邓小平所讲的：“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7 页。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第 41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第 42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第 485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80 页。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61 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04 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2022 年第 4 期13四、完善于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恩格斯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贯穿其中的宝贵经验就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主要包括：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整套严密、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建构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四梁八柱”。在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中，“起定海神针作用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制度的发展完善并最终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是对历史上处理军事与政治关系问题以及我军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双首长制过程中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历史演进中充满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在军队实行党委制而不是长官制，在古今中外的军制史上尚属首次，这是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建设实践中最先建立并实行的。尽管党委制在“三湾改编”中已经建立，并在古田会议以党内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等因素影响，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曲折和反复。党的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规定：红军“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对红军已经实行的党委制并未提及。1930 年 7 月党的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中央通知 147 号规定：“红军本身的指导机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成军事政治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1930 年 5 月全国红军会议讨论、12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规定：“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政委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在团委与政治委员发生争执时，团委仍当执行政治委员的指示”，等等。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更是处处沿用苏共、苏军的建党建军经验和做法，对推行不同于苏军领导体制的党委制横加指责。1931 年 11 月，在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相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歪曲否定毛泽东等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原则和做法，人为把党委制和政治委员制对立起来，甚至把党委制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诬为“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两个决议竟规定：“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这样，红军建立以来普遍实行的党委制在实际工作中被取消，嬗变为“政治委员党的全权代表制”，实质上实行的是“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6 页。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97 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第 49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7 册，第 309 页。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央档案馆藏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8 册，第 64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8 册，第 64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8 册，第 635 636 页。康士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6 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2022 年第 4 期14治委员一长制”。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减弱，导致个人专权和独断的军阀主义倾向的滋生。遵义会议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逐步得到恢复和重建。抗战时期，在军师级单位实行的军政委员会制，具有与党委制基本相同的机制，在党委制因客观原因不得不中断的情况下，对于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起过积极作用。1945 年，党的七大原则决定恢复军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1945 年平汉战役后，晋冀鲁豫军区首先在所属部队恢复党委制，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47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7 月 28 日，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明确恢复党委制，规定部队党委的性质、地位、职责、组织规则和党委与军政首长、军政机关的关系，明确“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人民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1948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围绕着继续实行党委制还是采取苏军“一长制”有过一场争论。为把全军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1953 年 12 月 7 日至 1954 年 1 月 26日，经党中央批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认识得到统一。会议指出：“党委制既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越制度，各级党委员会既是各该部队团结与领导的核心，因此部队中一切重大工作必须置于党委领导之下，部队首长必须服从党委领导，并对党委负责，任何首长和干部都必须按照党委的决议办事并接受党的监督和检查。”同时强调：“所谓党委领导绝不是把党委制与首长制混淆起来，绝不是要求党委去代替首长的指挥工作、行政工作，代替机关的业务工作。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和原则的领导，保证上级党委、上级首长、上级机关的指示贯彻执行。”恰当地把党委制和首长制结合起来的提法“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表述，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在这次会议上就定了下来，并写入了 1954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重申各级党的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不久改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沿用至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作出完整而科学的概括。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彭德怀曾深有体会地指出：“这种制度，是由我国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适合我国军队的情况的，它是一种既有统一（集体）领导，又有分工负责的制度。”汲取历史经验、符合我军实际、充满政治智慧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其科学性在于，实现了党的组织结构与军队体制编制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充分吸收了委员会制与首长制的优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党委决策的正确性和执行的快速性。其最大作用和好处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而杜绝了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掌控军队，对外不让别人说了算，对内不让个人说了算。在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解决的是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问题。这一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4 册，第 95 页。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40 页。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40 页。萧华文集（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 153 页。萧华文集（下），第 15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87 页。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496 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历史演进2022 年第 4 期15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过程。遵义会议后，从指定一人负总责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五人团”等形式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 23 人组成的中革军委，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及敌后战场军事工作。党的七大后，毛泽东既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形成党的领袖与军委主席合一的军事领导制度。解放战争时期，构建了中央军委前委战略区的军事领导框架，还探索建立了跨两个野战军或两个战略区的总前委，各战略方向的军政主官直接向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军事领导体制经历了一段探索调整期。改革开放初期，党组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建立了党和国家相统一的最高军事领导体制。1982 年，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十八大以来，党围绕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决策部署，从理论上、实践上、制度上不断丰富完善军委主席负责制，巩固和强化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中的地位作用，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行，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使这一领导体制继写入宪法后又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下来，标志着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更加成熟完善。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人民军队 95 年发展史有力证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保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上，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才能不断跨越新的难关险隘，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责任编辑：潘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