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服饰.doc

精品教育民国服饰变化（一）官方礼制制度。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王朝脱离关系，服饰文化的改变就是这一要求的外在表现。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参议院于民国元年七月公布服制条例，规定男女礼服制度。女子礼服为清代汉族女装的发展；男子礼服则分中、西式。中式为长袍马褂，西式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男子常服。民国的男子常服主要为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等，纯中式的大襟袄、中式裤、黑布鞋亦存在于广大的农村。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水平以及社交范围不同而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职业、年龄、职务、修养等不同而出现。 1.西装。在中西文化碰撞下，西装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西装流行原因有二：是传统礼教彻底崩溃；二是对西洋文化的崇尚，正如郁达夫所说：“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于是阿猫阿狗就都穿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鞋，提起乐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所以在中国民国成立后，西装迅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正式社交服装。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思想开放的人士爱穿西装。西装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 最初，西装仅为来华西方人所穿，后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买办、商人也开始穿着。中国第一家洋服店，是1879年开设于苏州的李顺号洋服店。广州第一家洋服店，是1880年创办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它位于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现六二三路)。当时，这一带除了信孚成记洋服店外，还陆续出现了元祥号等多家洋服店。1892年，元发号洋服店在高第街开设，店主潘礼、潘伯良从日本学艺回国，有“洋服状元”之称。但西装真正流行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到了上世纪20年代，许多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出现国产名牌西装，不少报纸、杂志开辟专栏介绍西装。当时在广州，穿西装的男子极多，有教师、学生，各机关的办事员和洋行职员。岭大附中新生入学，要置备的服装规定必须有西装，还要有大褛一件、寒衣二三件、夏衣五六件、衬衣三四件、汗衫裤六至十件，黑袜六对、长袜一对、游泳衣一套、手帕六条。因“九同章”手艺出色，岭南大学师生的西装后来全都由它承做。岭大学生外出，西装笔挺，洋派十足，当时广州的女孩子中流行着“法政公(老的意思)，高师穷，一中广府唔中用(不合适)，农业工业晒到黑，惟有岭南才做得(合格老公)”的顺口溜。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西装流行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学生装。学生装由西装改造而成，其样式比西装简便。它没有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有纽扣扣紧，不用领带。衣服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有一个明袋。穿着这种服装，有一种干练的感觉。2.中山装。西装的样式并不完全适应中国人的生活特点，于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出现了。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是在“学生装”和企领文装“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一种服装。中山装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以及袖口等部分有变化，制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有所改进。由于敬仰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威望，政府官员，文化人士等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民国时期的风尚，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三大男装款式之一。中山装是学生装和军装改进而成的一款服装，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导和率先穿着，因而得名为“中山装”。中山装出现在历史巨大变革时期，是告别旧时代，进入新世纪的标志，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款式吸收了西方服式的优点，改革了传统中装宽松的结构，造型呈方形轮廓，贴身适体，领下等距离排列的纽扣，顺垂衣襟而下，呈中轴线。对称式四袋设计，实用，稳妥。与西服相比，改敞开的领型为封闭的立领，自然庄重，具有东方人的气质与风度。中山装的出现对中国现代服装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被称为“国服”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中山装素以其特有的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华人的青睐，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视中山装为自己的日常服装。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3. 长袍马褂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长袍马褂为清代满族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马褂加于长袍的外面，它起源于骑马短衣。后来，长袍马褂传到民间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便服。民国元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蓝长袍配黑马褂以及中山装列为“国民礼服”。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长袍、马褂有礼服、便服之分。用作礼服时，在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格式。长袍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6厘米，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30厘米左右的长衩，其袖长与马褂同。马褂一般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下长至腹，前襟钉扣5粒。若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民国期间，羊城仍有不少旗人，他们多住在老城的中心，即今天的中山五六路一带。尽管旗人衣服与本地人区别不大，但他们穿着的长袍马褂有自己的特色，腰部必横系一布条，鞋子的面以厚布密缝榄核形线条，鞋底是木的，密布铁钉，行时逼迫爽脆，一望而知为旗人。 （三）民国流行的妇女服饰。民国时期的妇女服饰在西化速度方面落后于男性，但就款式以及更新速度而言则比男性服饰丰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的突出代表就是新式旗袍和时装的出现。1.旗袍。到20年代后，由于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衣身缩短，腰身紧收并缀以肩缝，比起以前变的妩媚精致，更加舒适合体，衬托出女性美。30年代后，旗袍进入全盛期，不断创新变化。总体而言，旗袍的衣领紧扣，曲线鲜明，加以斜襟的韵律，突出了东方女性端庄、典雅、沉静、含蓄之美。正是旗袍不断自我更新的特征使其永保魅力，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貌的服装，享有“国服”之誉。2. 袄裙袄裙为民国初年衣裙上下配用的一种女子服式。辛亥革命后，人们日常服受西式服装的影响较大，近代服装西化已成趋势。当时广大妇女从缠足等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装表演、演艺界明星的奇异服饰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衣下裙的袄裙服式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其上衣一般仍为襟式，包括大襟、直襟、右斜襟等，下摆有半圆、直角等形，衣袖、衣领也依穿着习惯各异；下裙近似现代褶裙，裙的长短也不一样。袄裙服式为其后的套装服式打下了基础。3.改良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的服装20世纪20年代以后，都市妇女服装中最具特色、最普遍的穿着即是旗袍。在清代传统旗袍的基础上，为适应汉满各族人民的穿着，旗袍的样式不仅吸收了汉袍中的立领等细节，也从装饰繁复走向简化。20年代，受到西方服饰的影响，袍身逐渐收窄。吸收西方服装立体造型原理，增加了腰省、胸省，并运用了肩缝与装袖等元素，使款式走向完美成熟。这时的旗袍经过彻底的改良，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式样，其款式经过了民族融合、中西合璧而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女装样式。其样式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流行长的，走起路来无不衣边扫地；以后，又改短式，裙长及膝后来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夏装）、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旗袍因其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服装特色，从而被世界服装界誉为“东方女装”的代表。2.时装。除旗袍外，女性服装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时装的出现。在某一时期内通行的新式服装被称为时装，时装在上海的广泛流行使上海成为全国的服装中心。商家的服装展演、女演员的穿着都引领着时装的潮流。时装中的裙装成为都市女性的新宠、样式、颜色时时翻新，举不胜举。披风、西式大衣、西式外套、毛线马甲、泳衣、各款帽子、围巾共同构成时尚女装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受留学日学生的影响，上衣下裙一度是最流行的服装。民国服饰的特性（一）城乡之别。以上涉及的各式服装都是在城市、商埠、城镇广泛流行，所适应的人群也以学生、商人、政府官员等上层人士为主。在广大的农村，这些服饰鲜见于市，穿着者更为少见。农村劳动人民的穿着变化不大，仍为传统的大襟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衣服的材料为不如城里变化多样，色彩丰富。他们所穿的衣服从纺纱、织布、染色到剪裁都是在家庭里手工完成的。所以布料粗糙，款式简单，色彩单一。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服饰方面的差异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城市与外界的交往远比农村频繁，因此无论是服装的款式还是材料变化都比农村要快很多。二，在农村，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远比大都市来得严重，闭塞落后的农民依然固守着视服饰过分艳美、新奇为妖气、淫荡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社会氛围给新式服装的推广设置了重重障碍。三，农村生活极为拮据，尤其在穷乡僻壤之地，养家糊口、暖衣饱食已是奢求，自然没有追求新潮的经济实力以及心思，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农民服装的真实写照。所以中国普通民众的服饰比起上层社会而言是单调而缺少变化的。（二）阶层之分。如果说城乡之间的服饰差别是经济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上下层社会之间服饰的差异就是传统等级制度残存的表现。中华民国在法令上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在社会心理上这种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从鲁迅先生所著的孔乙己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以长衫和短褂为标志的两个楚汉分明的等级，前者可以坐着喝酒吃菜，而后者只能站着喝酒。在长期的民俗文化心理的堆积中，中国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服饰角色心态，按照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穿着特定的等级服饰，在穿衣上着重体现“我们这一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导致来服饰上的款式、质地来区分不同的职业和阶层。中国的服饰也就成了一张穿在身上的名片。除此以外还讲究相应的仪容举止。于是在上下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隔阂，下层人民即使能负担得起上层人士的服饰也不会逾矩，这不仅仅是因为上层的歧视，也是下层的自觉。（三）派别之辨。民国时期服饰穿着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派别。仅就男装而言，根据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收录的33个革命党人的照片统计，穿西装者有16人，穿中山装者6人，穿军装者2人，穿和服者2人，穿长袍马褂者7人。该书收录的清政府各地督抚无一例外都穿着官服或长袍马褂式的常服，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督查除了两人外都是军装、西服或中山装。可见统一政治派别在服饰上具有趋同性。清朝官僚试图以固守清朝服饰来表明自己维护旧朝的忠诚，而革命派也用新式的服装来体现与旧朝的一刀两断的决心，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各省起义的督抚更是充分地利用服装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态度。（四）民族性别之别。有国外的学者认为，旗袍和中山装时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近代服饰上的体现，“虽然是西式服装的改变，但是中山装很快就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或者说，在心理上民族化了。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中华民国成立后，尤其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全国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服装上的爆发自然是要求能有一个代表本民族的服装。但是，长期以来，汉族并没有自己合适的民族传统服饰流传下来，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只能将某些服饰加以异化来达到目的。中山装犹豫孙中山先生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而成为了男式“民族服装”，再也没有人去追究中山装的源头实际上是洋人的玩意儿；同样，旗袍被选为女式“民族服装”同样也没有人追究它的源头是满族的民族服饰。 中华民国在服饰上最大的建树是废除了封建的服饰等级制度。从此，人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爱好来选择服饰，是中国的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繁荣新时代。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至此中国的服饰一开始一再的被西化，传统的服饰几乎消失殆尽，各旅游景点的传统服饰似乎只是为中外游客准备的，而且不适合穿着参加社会活动。这样的现状不得不使人忧虑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会不会就在服饰这一载体上失落。显然，要保存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不是仅仅建几个博物馆就能解决的，他要的是创新，在新的时代里重新演绎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服饰。-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