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动精神力量.pdf

4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 0 2 4 年第“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动精神力量陈立旭摘要：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精神上也陷入了被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但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而且推动了中国人民精神的现代转型，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民精神上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精神力量不断提升的过程。可以说，基于“第二个结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不断地拥有了精神上复兴、思想上主动的标志性成果。这也意味着，我们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仅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有了强大的、主动的精神力量。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主体性精神力量中图分类号：G122；A 8 1;D 6 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2 4 3（2 0 2 4)0 1-0 0 0 4-0 0 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但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而且引领中国人民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焕发出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是一个中国人民不断摆脱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身命运主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民自信、自立、自强以及志气、骨气、底气不断提升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一个收稿日期：2 0 2 4-0 1-0 2作者：陈立旭（1 9 6 3 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文化发展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邮编：3 1 1 1 2 1*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 3 WH09ZD）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求是，2 0 2 3（1 7）：4 一1 1.个结合中华氏族王动精神力量陈立旭：“第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精神力量不断提升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展示了改造中国社会、改造中国人精神、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国人从“精神上被动”转向了“精神上主动”，构建了现代化强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一、文明蒙尘与中国人精神上逐渐陷入被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坠人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腐败堕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精神上也陷人了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李大钊所说，近代以来，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因之也崩毁了，“大家族制度既人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另一方面，在旧的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的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孕育和成长，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前，中华大地一度失去文化主体性。失去文化主体性，就失去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没有根本依托，就没有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国家认同也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国人因之也逐渐在精神上陷人消极、被动。2018年5 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 9 2 2 一1 9 2 3 一书，披露了1 9 2 2 年至1 9 2 3 年爱因斯坦到访亚洲日记，其中写到中国。爱因斯坦在日记中说，中国人很勤劳，但“航脏又迟钝”“甚至连孩子们都无精打采的，看上去很迟钝、呆头呆脑”。诚然，如有学者所说，爱因斯坦日记中流露出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态度”，甚至有“种族主义倾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爱因斯坦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一幅消极、被动的旧中国精神世界画像。事实上，不但外国人爱因斯坦如此描绘当时的中国人，而且当时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也描绘了旧中国精神被动的中国人画像。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归纳了中国人六大“根深蒂固”的特性：“一日奴性，二日愚味，三日为我，四日好伪，五日儒，六日无动。”他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愚味无知，自私自利，极好面子，胆小怕事，喜欢围观。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人“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进一步揭露了国人缺乏公德观念、缺乏权利与义务观念、只有家庭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冒险精神、不懂得自尊等消极、被动的精神特征。陈独秀认为，旧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不觉悟，不觉醒，家族利益至上，国家观念淡薄，只知听天命，不知尽人力，普遍处于麻木愚味状态。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他系统列举了精神上被动的中国人的特性：惰性，“人人想用很小的努力栖牲，得很大的效果”；奢侈，“吾华之贫，宇内仅有，却有奢侈之风，何忍！”贪婪，“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虚伪不诚，“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拜，圣人之不诚也”“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猛烈地秤击了国民缺乏爱国精神的道德意识、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格、没有抵抗力的精神取向、追求升官发财目标的人生观价值观、缺乏诚信的道德品行、缺乏科学指导的伦理生活等精神状态。李大钊也认为，旧中国国民麻木、自私、愚味、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国民的启蒙和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用“无声的中国”“沉默的灵魂”“十全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求是，2 0 2 3（1 7）：4 一1 1.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4:1 8 2.爱因斯坦日记涉嫌“种族主义”称中国人“航脏迟钝”【EB/0L.中国经济网，http：/m.c e.c n/g j/g d/2 0 1 8 0 6/1 4/t 2 0 1 8 0 6 1 4 _ 2 9 4 2 7 9 6 7shtml.具体参见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C/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4：1 4 0 1 4 6.具体参见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6：1 0.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J.新青年，1 9 1 6,2（0 2）.6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 0 2 4 年第停滞的生活”来描述旧中国被动的精神状态。他通过阿Q、孔乙已、祥林嫂等艺术形象，形象地勾画了旧社会国民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愚味无知、狭隘自私、麻木保守卑怯等性格。“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对消极、被动的国民精神也有深人的认识。他在1 9 1 7 年8 月致黎锦熙信中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同一年，他在与好友张昆弟的谈话中说，“现在的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他认为，国人的旧思想、旧道德“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鸦片战争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陷人了“文化软无力”“文化自卑”的状态。胡适在介绍我自已的思想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已百事不如人”，不仅物质机械、政治制度等“不如人”，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等都“不如人”，甚至身体也“不如人”，中华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胡适的这些论述，典型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旧的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建立，中华大地失去文化主体性后，旧中国“文化软无力”“文化自卑”的被动精神状态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焕发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时刻都发生在特定精神氛围和文化场域之中，事事处处受到精神因素、文化因素的内在制约和指引。精神因素、文化因素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任何社会行动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也是中国救亡、革命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主题。显然，精神上消极被动的国民无法担负起救亡和革命的使命，无法担负起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人的旧思想旧观念，推动中国人精神向现代转型，推动中国人精神从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转变。正是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推动中国人精神上从被动向主动转变这一意义上，鲁迅把自身的战斗任务概括为改革国民性”。早在1 9 0 7 年前后，他就已经有了立国必须立人的观念。他认为，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国人没有精神上的主动、精神上的自立，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正因如此，鲁迅把“立人”、实现个体精神自由、推动国民精神上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他认为，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铸造民族复兴的精神大厦。李大钊倡导建设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他说，“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他希望“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陈独秀也认为中国旧思想毛泽东早期文稿（1 9 1 2.6 1 9 2 0.1 1）【M.长沙：湖南出版社，1 9 9 0：8 6.毛泽东早期文稿（1 9 1 2.6 1 9 2 0.1 1）【M.长沙：湖南出版社，1 9 9 0：6 3 9.3毛泽东早期文稿（1 9 1 2.6 1 9 2 0.1 1)M.长沙：湖南出版社，1 9 9 0：8 6.胡适文存：四集M.合肥：黄山书社，1 9 9 6：4 5 9.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2 0：9 6.鲁迅全集：第1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2：3 1.6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4：6 0 6，5 3 9 5 4 0陈立旭：“第二个结合动精神力量伦理中的糟粕，不仅是造成国民道德堕落的原因，也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所以，如果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救中国，就必须首先一一把与共和背道而驰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洗刷干净。“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如果要使政治革命得以成功，就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如果要“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要探索出一条文化建设的新路。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已经坚定地将改造国民旧思想旧观念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 9 1 7 年，毛泽东在与好朋友张昆弟的谈话中希望中国出现如俄国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还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改造中国、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成为毛泽东的终身追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味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近代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将大清变成了中华民国，但其他都没有变，旧组织没有变，旧文化、旧价值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没有变，也没有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精神从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转变，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五四”时期在中国纷纷“粉墨登场”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各样主义、思想流派，没有从根本上“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激活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因此，正如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中所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可见，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中华民国”的招牌已经挂了十多年，但中国人精神状态、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依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定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步提升的过程。引领社会革命，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组织，变革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旧习惯，在真理的指引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用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等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焕发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凝聚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三、“第二个结合”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陈独秀著作选：第1 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9 3：1 7 0.转引自修倩论陈独秀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演变 J.赤峰学院学报，2 0 0 9（1 0）：3 6 3 8.3陈独秀著作选：第2 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9 3：1 7 0.毛泽东早期文稿（1 9 1 2.6 1 9 2 0.1 1）M.长沙：湖南出版社，1 9 9 0：1 2 8.5毛泽东早期文稿（1 9 1 2.6 1 9 2 0.1 1)M.长沙：湖南出版社，1 9 9 0：8 6.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6 6 3.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 9 9 2：4 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7：1 3.8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 0 2 4 年第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理论志向和初心使命，就是要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命运，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就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人民拥有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彻底改变现状”“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创新精神，天下为公、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等相通相合相融，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焕发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成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使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也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现中国人精神上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力量，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毛泽东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辉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等，都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而步人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说，是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彭德怀说，以前他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就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华文明中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追求翻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改变人类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追求翻身解放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也是人类认识精神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强大、主动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宗旨就是把理论从一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为一种内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的维度。要改变世界，就必须批判现存世界。马克思主张反抗旧思想观念统治，摆脱旧意识形态加锁的束缚。自古至今，人们总是为了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已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思想、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想、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5 7 5 5 7 6.列宁全集：第5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0：1 8 3.Y4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1 4 0 5.5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6 8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5 7.9陈立旭：“第二个结合华氏族动精神力量在物的加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统治。”马克思主义不仅把现实领域、客观世界作为批判对象，而且也把观念领域、精神世界作为批判对象；不仅将变革现存客观世界作为目标，而且也将变革现存主观世界、精神领域作为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驳斥了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而且强调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然，与别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局限于对现存旧思想、现存旧世界的观念上批判，不是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而是要诉诸革命的、实践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理论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不是一种非批判的外在静观，而是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反复强调，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内的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单纯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将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变革现存客观世界和现存主观精神世界为目标的彻底革命哲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先进文化引领者的同时，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民族精神积极主动的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体现。伟大建党精神，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又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体现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中华民族精神相融相通相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改造中国与改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精神世界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将教育和改造工人、农民、士兵等，作为自身的神圣使命。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焕发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以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旧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5 0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1 6.T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 0 1 7-1 0-2 8（0 0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求是，2 0 2 3（1 7）：4 一1 110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 0 2 4 年第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显然，参加革命后，这些农民也会将“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带人革命队伍。比如，据1 9 2 9 年初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所述，湘赣边苏区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各级基层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由农民组成。党组织成员几乎都是农民，文化程度很低，不少人甚至是文盲。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对此，毛泽东有更加深人的认识。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也指出，在红军和党内中存在“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小团体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他认为，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就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恽代英也认为，大多数兵士自然是被饥寒交迫逼上革命道路的，然而“他们旧社会的思想习惯已经沾染得很深，他的满脑子还装着许多反革命的旧观念”。他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根本铲除这些旧观念，才能使他们站稳革命的立足点，由不自觉的革命以至于自觉的很稳定的努力革命?显然，对那些加入党的队伍、革命队伍的成员特别是其中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进行教育和改造，推动其实现精神上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就会制约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果不加以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恽代英也认为，必须使一切士兵对于主义，“有很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转变，首先从党的自我革命开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在改造中国人精神中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升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优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首先从有严重“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小团体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命开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华民族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解决自身问题、革除自身病症的自我革命精神。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得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也具有了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1 8 3.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 9 2 9 年2 月2 5 日）【C/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2社，1 9 8 6:1 3 4.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7 4.4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8 5.辉代英全集：第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4：1 5 7.6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8 5.辉代英全集：第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4：1 5 9.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3：5 7 7.11责任编辑：姜方炳陈立旭：“第个结合中华民族主动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从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我革命的同时，致力于组织群众、觉悟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致力于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打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过程，就是觉悟大众的过程，就是党通过自我革命，强化先锋队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对人民大众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人精神从被动到主动转变的过程，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飞跃的同时，形成了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使中国人从“精神上被动”转向了“精神上主动”，焕发出了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凝聚了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精神力量。在百年的奋斗、牺牲、创造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同时，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民族精神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极主动的精神品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地拥有精神上复兴、思想上主动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这些标志性成果及先进思想教育、启发和武装群众，使中国人民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成为国家、民族和自身命运的主人。中国人精神世界从“被动”转向“主动”，意味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但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有了强大的、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 0 2 1-1 1-1 7（0 0 1）。骨共杭中共航州市中共杭仙市中共杭州车生梵校陈立旭（1 9 6 3 一），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共城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1 5 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理论人才，省委党校名师，兼任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与浙江发展等研究，注重从多学科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和浙江文化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从传统到现代：浙江现象的文化社会学阐释创新公共文化发展模式：浙江的探索文化发展：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发展文化产业：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等独著1 0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 5 0 余篇。5 0 余篇（部）论著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国家权威报刊转载。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1 项、一等奖3 项，全国党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 项。主持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1 0 余项。特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