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pdf

文 史 哲L I T E R A T U R E,H I S T O R Y,A N D P H I L O S O P H Y2 0 2 3年第6期(总第3 9 9期)N o.6,2 0 2 3(S e r i a l N o.3 9 9)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以 甲骨学商史论丛 为中心的考察朱 斌摘 要: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 甲骨学商史论丛 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 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关键词: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甲骨学;商史;古史重建D O I:1 0.1 6 3 4 6/j.c n k i.3 7-1 1 0 1/c.2 0 2 3.0 6.0 4法国史家皮耶诺哈曾言:“历史学每次的进展,都与某个大变动导致资料来源、方法和关注焦点全面转移所造成的冲击有关。”这种冲击类似陈寅恪先生提倡的“预流”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便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细察之,2 0世纪甲骨文的出现,尤其是殷墟的考古发掘,呈现了中国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新材料”,另一方面,“疑古”思潮如火山迸发般廊清古史迷雾,所带来的便是“新问题”“新方法”。可以说,中国史学就是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相互激荡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据丁山的观察:“古代史学,经过顾颉刚先生 古史辨 扫荡伪材料之后,立刻得到卜辞、金文大量的直接史料来补充,加上李济之先生所领导的安阳殷墟十余次的发掘,举凡器物、墓葬、宫室遗址的收获,迥乎超出我们意想之外的丰富。这批地下新出的直接史料观察殷商文化,迥乎超出两千年来儒家所传述的程度高而且深。这当然是古代历史学的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光荣。”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了一个史学“新潮流”,或者说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成为2 0世纪史学的焦点问题和重要论域。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学术谱系当中(“疑古”学派亦特别重视上古史的重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各方共享的学术资源,其用甲骨 作者简介:朱斌,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徐州 2 2 1 1 1 6)。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1 9 3 0 1 9 5 2)”(2 0 F Z S B 0 1 8)的阶段性成果。皮耶诺哈:记忆所系之处,戴丽娟译,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 0 1 2年,第1 9页。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1年,第2 6 6页。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5年,第3 1 1页。本文在行文当中,使用了“学派”“典范”“主流”“中心”“新汉学”等概念,并无褒贬之义,仅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工具使用,其中“新汉学”和“新史学”具体的厘定,请参见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3年。参见王东杰:“故事”与“古史”:贯通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 0 0 9年第2期,第8 1 9 9页。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开出的“古史新证”的道路,亦成为重建古史的有效途辙。胡厚宣指出甲骨文是检验古籍记载正确与否的“最新式工具、最可靠的尺度和准绳”。徐中舒也乐观地认为:“甲骨既为殷商所遗,即为治古文字及商史之第一等材料”。那么,面对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占据民国学术主流的新汉学范式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学术问题解决得如何?自然需要从胡厚宣、徐中舒等服膺新汉学范式的学人身上寻求解答。本文即以胡厚宣为例(以1 9 4 9年以前为主),将其学思历程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的考察,探讨 甲骨学商史论丛 在什么情况下,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理解学人及其著述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一、从“疑古”到“考古”的转变胡厚宣(1 9 1 1 1 9 9 5),幼名福林,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人,1 9 3 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工作,1 9 5 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曾自述:“我在北大、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六年,在齐鲁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主任、历史社会系教授兼主任,共七年。”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胡厚宣从2 0世纪2 0年代到4 0年代,治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求学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接触学术;第二加入史语所投身殷墟发掘,走上甲骨学研究道路;第三在抗战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研究员,在顾颉刚的指导和帮助下出版 甲骨学商史论丛。从个人经历看,胡厚宣很幸运地身处现代学术的“策源地”,其学术成长轨辙,与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转变大潮声息相通。胡厚宣就学于后五四时代,与容易趋新的同龄人一样,对席卷大江南北的思想和学术新风尚,颇为敏感且心生向往。他回忆道:“小学时受五四影响,看了些亚东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独秀文存、创造、民铎,自己作小论文,投入 小朋友 等刊物,当时思想还活泼。”在新旧过渡的时代,新旧的斗争虽然激烈,但是旧的仍然存在,有时还会有一些发展空间。在中学时期,胡厚宣的国文老师为文史名家缪钺,在缪钺的指导下接触了一些国学的基本书,奠定了古典学术的根柢。据胡厚宣晚年追忆缪钺是“说文 尔雅,经史百家上下贯通”,讲课方式“不拘一格,精义纷呈”。师生之间相得益彰,缪钺对胡厚宣也是青眼相加,特别赞许,并有诗赠与爱徒,曰:“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荷衣须自洁,聋俗岂相闻。”值得玩味的是,在1 9 5 1年胡厚宣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向“旧我”作告别时提到:“中学变死,因读古书,有国学一门,谬被赏识,跟着走,庄子 文选,看 学衡 甲寅,读不不忠不孝,思想落后。”这也提示我们,“国学”是新是旧,是先进或落后,取决于方法和后世的眼光。1 9 2 8年胡厚宣从培德中学(保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得到范文澜的25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关于新汉学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接受情况,参见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 0 0 8年第6期,第1 0 5 1 2 9页。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5 1年,第5页。徐中舒:甲骨学商史论丛徐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第3页。关于胡厚宣 甲骨学商史论丛 的研究,仅见左家纶:胡厚宣先生甲骨学研究 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台湾东海大学硕士论文,2 0 1 3年。左氏此文仅针对甲骨文字学研究,忽略了胡著的时代语境及以甲骨学为工具书写殷商新史的追求。另外关于胡厚宣的研究有:胡振宇:胡厚宣教授的甲骨学商史研究,殷都学刊1 9 9 0年第4期,第3 1 3 3页;王宇信: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胡厚宣教授的贡献 为胡厚宣师八十寿辰而作,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 9 1年第4期,第1 1 1页;郭小武:胡厚宣先生学术述论,史学史研究1 9 9 2年第3期,第5 0 5 7页;胡振宇:考据与史料 胡厚宣先生治学与史语所的传统,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 9 9 8年,第6 6 3 6 7 6页;王宇信:甲骨学的发展与胡厚宣的巨大贡献,殷都学刊2 0 2 1年第3期,第1 5页。胡厚宣:“交代材料”,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 9 9 8年,第3 0 9页。参见缪元朗:江山阻携手 相望终日夕 记胡厚宣先生与缪钺先生的交往,文史杂志2 0 1 8年第6期,第5 0 5 2页。参见彭邦炯:怀念胡厚宣先生,张世林主编:想念胡厚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 0 1 2年,第8 7页。胡厚宣:“交代材料”,谭其骧日记,第3 5 6页。指导,根据兴趣所向仍习旧学,和同学合组“礼社”,“专攻 三礼 名物之学”,受京派影响“注重考据”。缪钺、范文澜俱是文史方面的通人,为胡厚宣奠定国学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胡厚宣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时,适值整理国故运动蓬勃发展,考据古史之风盛行,胡适、顾颉刚的声名在北京大学也如日中天,这些给初涉学问的胡厚宣留下颇深的印象。据胡厚宣自己回忆,他在史学系经历了三个主任:朱希祖、傅斯年、陈受颐,主要教授有:胡适、陈垣、马衡、孟森、钱穆、顾颉刚、邓之诚、蒙文通、蒋廷黻等,并且在大学一年级还听过陶孟和的社会学、浦薛凤的政治学和陈豹隐的经济学等课程。这些师长辈的学人皆为一时俊彦,定让胡厚宣受益匪浅。胡厚宣自述在北京大学时最喜欢的老师有三个:胡适之先生,开“中古思想史”,接着他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讲中古的哲学思想。胡先生长衫西裤,风度翩翩,讲课则抑扬顿挫,庄谐并陈,所印讲义虽仅大纲,但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每一章节后附详细参考文献,与讲义配合并可据此深入研究。陈援庵先生,开“中国史籍名著评论”讲 史记 汉书 史通 及 文史通义。陈先生授课,常含笑巡视于同学间,态度和蔼可亲,迄今印象尤深。再者即钱宾四先生,先生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秦汉史”,汉承秦制,即秦汉史。钱先生讲课特点为有感情、有口才,因其了解学问而有见解,加之口齿清楚,一口无锡官话,满腔热忱,使诸生感奋。在上述三位先生中,胡厚宣与钱穆的私交尤好,多年后,他仍记得大学三年级时,钱穆带队去齐鲁故地,游济南大明湖,登泰山,去曲阜观三孔,并见到年幼的孔德成的情形。与钱穆的交好,想必也是胡厚宣后来乐意跟随顾颉刚去齐鲁大学国学所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胡适、顾颉刚为核心的新汉学风尚,尤其是顾颉刚发动的古史辨运动正“蔚然成风”。与师友的朝夕相处中,自然容易塑造胡厚宣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境地中,很容易在胡厚宣的观念里种下“问题意识”。萧一山所谓:“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胡厚宣较早发表的一篇习作是 匈奴源流考,便可视为对考据学风因应的成果。胡厚宣自述其“很快就接受了当时最流行的所谓托古改制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古史观的疑古之学”。胡厚宣也观察到当时能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竞争的学说,主要是来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广泛地阅读胡适、梁任公、梁漱溟、郭沫若、王国维诸家之后,胡厚宣开始崇尚所谓“古史二重证据”的考古之学。王国维与新汉学的关系已被熟知,其研究成果也被很多新汉学家视为学术资源,胡厚宣直言:“认真读他的 观堂集林,深受启发教育,这是我后来做学问的根底。”顾颉刚也认为北京大学的学人对王国维“没有一个不佩服”。居于学界中心,自然容易接触到前瞻性的问题和领域,据胡厚宣的观察:二十年代有所谓信古派,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为代表;有疑古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得到胡适、钱玄同等学者的支持;有考古派,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与疑古派针锋相对。当时社35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以 甲骨学商史论丛 为中心的考察胡厚宣:我和甲骨文,书品1 9 9 7年第1期,第4 5页。胡厚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中国文化 总第1 4期,1 9 9 6年1 2月,第2 2 5 2 2 7页。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 0 0 7年,第1 8 6页。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 并答陈恭禄君,国风 第4卷第1 1期,1 9 3 4年6月,第1 2 2 1页。胡厚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教学问题1 9 8 8年第3期,第4 3 4 4页。古史辨 的出版也扩大了王国维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参见陈以爱:从疑古到重建的转折 以王国维对傅斯年的影响为中心,吴淑凤等主编:近代国家的型塑,台北:“国史馆”,2 0 1 3年,第8 3 3 8 7 8页。胡厚宣在5 0年代教学生治学方法时,仍特别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将“王氏 古史新证 作为讲课的辅助材料印发给学生”,参见裘锡圭:厚宣老师引我进入学术之门,张世林主编:想念胡厚宣,第5 3页。胡厚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教学问题1 9 8 8年第3期,第4 3 4 4页。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 第5卷第1 2期合刊,1 9 2 7年8月;收录在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年,第2 6 8 2 7 5页。会上最畅销的三部史学著作是顾颉刚主编的 古史辨、郭沫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和王国维的 观堂集林。顾颉刚的“破”与傅斯年的“立”,可以被看成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体两面。从建设的意义上讲,1 9 2 8年史语所成立,为中国史学学科化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以机构为中心的学人社群开始出现。史语所迁到北平时,傅斯年也同时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方法论和中国古代史的教授。除傅斯年以外,史语所学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皆开设课程,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开殷商史料考订,董作宾开甲骨文字研究。本来就开始思考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古史的胡厚宣,有史语所诸先生的现身说法,更加坚信用地下发现的新史料来考证古史学是可行之坦途。李济提出“先将国学基础建筑于历史考古学之上”的主张,恰恰纾解了古史辨运动对胡厚宣的思想冲击。傅斯年在史学方法的课堂上说:“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在认真听课的胡厚宣心中,治学的取向似乎也开始慢慢地转变。其实,傅斯年要求史语所学人在北京大学开课,有他自己的学术规划,即利用所谓“拔尖主义”施加影响,以此吸引了一批能运用新工具、新观念的年轻人,到史语所开展研究工作。傅斯年本人也在研究方法和取向上,对这批年轻人严格监督,施以影响。据邓广铭回忆:“傅先生所以在北大兼课,主要是想为史语所选拔人才。当时史语所人才济济,像陈寅恪、徐中舒、董作宾、郭宝钧、李济等等,但总要培养些青年学者做接班人。所以,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对于北大和史语所的治学差异,胡厚宣也是有清晰认识:“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之差:北大怀古,史语所考古;北大国学,史语所史料学。”据胡厚宣的看法,史语所实际上是清华研究院的继续,不仅继承了清华学术研究的传统,而且原班人马都转移了过来。虽然身在北京大学,或许因为王国维的缘故,胡厚宣内心更服膺清华的学术传统,正因如此,胡厚宣成为新汉学的主要践行者。1 9 3 4年,胡厚宣从北大毕业,经董作宾、徐中舒推荐,被傅斯年选入史语所做了两年研究生,四年助理研究员。可以说,胡厚宣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进入史语所后奠定的,经历了“由国故学到史料学,由疑古到考古学”的转变。据比胡厚宣晚一级的何兹全回忆:“当时北大史学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分作三个流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一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学派,这派以胡适教授、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以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胡厚宣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有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必然中也有偶然因素,胡厚宣进入史语所时,正值史语所安阳考古发掘需要人手,于是跟随梁思永去殷墟工作了一年。他亲自参加了殷墟的第十、十一次发掘,具体负责1 0 0 4号大墓的工作。随后回到南京对前九次发掘所获甲骨,进行整理,开始甲骨文研究,正像他自述:“由殷墟发掘到殷代史到甲骨学,走上史料考证的道路。”1 9 3 6年殷墟的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了整坑甲骨,为了方便清理,整体运到了南京史语所,胡厚宣45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胡厚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教学问题1 9 8 8年第3期,第4 3 4 4页。李济著,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 9 9 4年,第8 7页。傅斯年:发刊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 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 0 0 3年,第3 3 5页。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8年,第1 6 1页。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1 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 9 9 6年,第8 9页。胡厚宣:“交代材料”,谭其骧日记,第3 5 7页。胡厚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教学问题1 9 8 8年第3期,第4 3 4 4页。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7年,第2 0 0页。夏鼐日记中记述了胡厚宣参加安阳发掘时的情况,像工作之余唱梅派京戏 凤还巢,“颇够味”。参见夏鼐:夏鼐日记 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1年,第2 9 9 3 0 1、3 1 9、3 2 8页。当时有十位年轻学者参加发掘工作,被称为“考古十兄弟”,包括: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胡厚宣排行“老七”,参见胡厚宣:我的求学历程和早期考古活动,文史知识2 0 0 6年第4期,第1 0 4 1 0 7页。虽没有前去发掘现场,却做了八个月的室内整理工作,并开始写甲骨学的文章。因此,他不无骄傲地说:“史语所发掘所得的全部甲骨2 4 9 1 8片,都经过我亲手摩挲,并作了随笔。”陈梦家提到:“由于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的发掘,才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关于甲骨研究的工作。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作了殷墟发掘报告,没有接触到卜辞本身;丁山、徐中舒、张政烺作室内文字考证的工夫,没有参加过发掘;参加发掘而作甲骨研究的有董作宾、胡厚宣、高去寻等人。”胡厚宣自己也认识到:“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所依据材料又较零碎,受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 启发,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因为和新材料的“朝夕相处”,胡厚宣“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最基本之材料”。令人扼腕的是,1 9 3 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殷墟的发掘工作难以维系,很多刚刚起步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止。胡厚宣跟随史语所辗转从南京到长沙,经衡阳迁桂林,又经柳州、南宁、龙州,绕道越南到昆明,最后在离昆明三十里的龙头村落脚。其时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居住在不远的浪口村。顾颉刚因为应齐鲁大学聘任担任国学所主任,便就近邀请钱穆和胡厚宣同去。钱穆与顾颉刚前有交情,胡厚宣算是学生辈,同赴成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因为胡厚宣是史语所的研究员,顾颉刚欲从傅斯年处“挖”人,需要费些心思。顾颉刚对胡厚宣和史语所的治学取向知之很深,他明白“新史料”对于胡厚宣的价值。于是,他向胡厚宣提到,齐鲁大学有明义士的甲骨需要整理,希望胡厚宣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结果可以想见,胡厚宣“为了弄清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收罗的号称五万片骨的去向,毅然离开中央研究院,到齐鲁大学教书”。这次人事变动,因为有顾颉刚和傅斯年争胜的背景,在公私场合,傅斯年都表达了他的不满。据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寄齐鲁大学信,谓我们给厚宣一年薪水,其任务为(1)在滇买书,(2)抄录中研院所藏甲骨文材料。如此诬赖,实是羞人。”傅斯年因为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亦被称为“史料学派”,胡厚宣因为追索新史料而离开史语所,却被认为是“偷材料”以资他用。我们抛开人事的纠葛,还是可以理解到“史料学派”学术的关注点在何处。作为对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惩戒”,傅斯年不准胡厚宣在发表成果时使用史语所没有公开的材料。后来在 甲骨学商史论丛 的序言里,胡厚宣专门介绍了其中情由。1 9 4 4年,甲骨学商史论丛 出齐四本时,胡厚宣寄赠给史语所一套,傅斯年在回信中提到使用史语所未公开的材料需要“删节”的问题。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厚宣与傅斯年的关系得到缓和,但是就学术发展来看,胡厚宣的离开,并没有在治学路径上“背叛”傅斯年,甚至可以说,胡厚宣是“史料学派”的嫡系传人和后起殿军。胡厚宣自陈:“虽与傅斯年决裂,但做学问路子不变。”细察之,即胡厚宣自述其“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换句话说,正如胡振宇在“追怀史语所前辈师友考古学与史学整合的先进经验”时所陈述的:“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先做一总括整理,利用这些资料来探究上古的历史。”55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以 甲骨学商史论丛 为中心的考察胡厚宣:契斋所藏一块甲片风波的平息,出土文献研究 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 9 9 8年,第1 5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2 0 0 4年,第5 2页。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第1 4页。孙心一:访甲骨学专家胡厚宣教授,中州学刊1 9 8 5年第1期,第1 1 4 1 1 6页。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 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 0 1 0年,第4 2 5页。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第1 7 1 8页。傅斯年:致胡厚宣,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4年,第1 1 5 1 1 1 5 2页。以胡厚宣希望傅斯年为其写序来看,论丛 的出版应得到了傅斯年的认可,至少胡厚宣认为傅斯年会认可。胡厚宣:“交代材料”,谭其骧日记,第3 5 7页。胡厚宣: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中原文物1 9 9 2年第2期,第6 3 6 5页。胡振宇:胡厚宣先生治学与史语所的传统,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下册,第6 7 3页。二、多元典范的竞逐与回应学术的发展之所以有主流或潜流,有各种起伏跌宕,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问题,更关乎政治情势、时代潮流等诸多外缘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的内部竞争总会与外缘因素缠绕在一起,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影响了何种学术在何时会成为主流。就2 0世纪3 0年代而论,学术语境尤其是史学思潮几经流转,整理国故运动大潮已过,新汉学阵营内部分化日益突出,尤其是“古史辨”派与史语所系统的竞争日趋激烈。新汉学派虽仍居学界主流位置,但是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乘隙而起。据陶希圣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五四之前的文学和史学以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为首脑,至此是最保守的一环。五四以后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是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唯物史观派与新汉学派的交织缠斗,是2 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主要线索。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强大的解释力席卷学界,唯物史观派的影响力日趋上升,郭湛波在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中如此描述1 9 2 7年到1 9 3 4年的思想特征:“以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 为主要思想,以 辩证法 为方法,以 辩证唯物论 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新汉学主将顾颉刚都不得不承认,唯物史观派“像怒潮一样奔腾而来”。作为史语所体系中的胡厚宣自然属于新汉学派的学者。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证史学面临的挑战来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史家,一个是唯物史观派。两者皆呼吁历史研究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去扩大对民众的影响,“移风易俗”抑或“发动群众”,以此来回应社会的需要。而史语所提倡的专业化、客观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社会及政治问题都无心回应,不断被外界诟病。从学术界内部的挑战来看,像柳诒徵、钱穆等具有传统眼光的史学家,皆主张回护传统文化,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及道德作用,难以认同“为学问而学问”的史学研究取向。钱穆甚至公开认为无须参考任何新的考古材料,他也能追溯上古史,不懂甲骨文也能讲上古史,并反复强调零散的考古发现与重建上古史无多大关系。柳诒徵更是认为新的考古发现,没有能促进普通民众的历史知识。虽然传统史学已经无法影响到新汉学的主流地位,但是面对这些认为新汉学缺乏“意义”的指责,同时,又因为外患的日趋严重,已经很难让史语所学人像和平时期一样坦然处之。综合来看,唯物史观学派以经济与阶级作为解释历史进程的两大基本要素,成为新汉学的学术取向最具挑战性的“对手方”。新汉学专注于专题式微观研究,有尽可能脱离实际应用的治学取向。与此不同,唯物史观学派坚信历史与社会有紧密的关联,甚至要求研究历史为社会现实(革命)服务。翦伯赞就指责史语所的研究取向是“饱学的奴才”,认为历史研究应当成为“革命的武器”,并说:“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时,唯物史观学派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脱颖而出,而史语所始终远离这场本应参加的论战。认清中国65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当然,陶希圣表达了他对“史料”与“史观”两派都有不满:“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历史法则可以寻出来,这一点是与考据学派大不相同的。我又认为历史的方法必须从史料里再产生,才是真确的。如果先搭一个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进去,那就是公式主义,也就是错误的。”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图书馆出版社,2 0 1 6年,第1 2 4 1 2 5页。王学典: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 9 9 7年第6期,第1 5 2 3页。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 9 9 7年,第1 4 9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 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1年,第6 4页。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 5 6页。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1年,第1 4 7 1 4 8、1 5 4页。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1年,第2 8 7页。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6年,第3页。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5年,第9页。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第4页。社会的性质,当然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社会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人类社会主要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种带有进化论意蕴,宣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分析手段,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对渴望中国复兴的知识青年们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也历经此五阶段,如果是,那么各个阶段的起止时间为何?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依据,是唯物史观学派论证的焦点。因为殷墟发掘是史语所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备受国人和学界的关注,同时,中国社会史大讨论又主要聚讼在上古史领域。史语所面对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便是能否回应社会性质争论的一个关键点:殷商是否为奴隶社会?对于“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史学,傅斯年因材料不足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坚持史语所永远不会讨论“史观”和“历史哲学”,但是就后果而言,尤其是抗战时期,这些“不回应”、不参与给史语所的同人带来了普遍的意义焦虑感。李济说:“九一八国难发生后,我们常常的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不是一种浪费?”参加过安阳发掘的郭宝钧也同样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学术研究只是 无用的装饰物。”傅斯年更是生出一种极端的罪恶感,认为在这样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竟然坐在家里读古书,而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拿起武器。或许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争吵”中“沉默”的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几乎被同行和世界普遍地遗忘了”。与史语所学人群的集体焦虑不同,唯物史观学派的研究在论辩中不断推进。像郭沫若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认为,商代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1 9 4 4年出版的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一文中,郭沫若从商代的社会生产情况和从事生产者的身份两方面证据,来论证商代和西周一样都属于奴隶社会。当然他也承认夸大了商周之际历史的变革,是对王国维未加批判的接受而导致的。最初有许多史家反对郭沫若的历史解释,但之后越来越多人赞同他的早期社会形态的观点,成为其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导性趋势。大胆地得出结论,以纾解中国社会的压力,给未来的中国以希望,无疑,唯物史观学派的策略和结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除此之外,有必要申说一下史语所与古史辨运动的关系。傅斯年和顾颉刚都成长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之中,受到胡适、钱玄同的影响,对古代历史的记载充满了怀疑,傅斯年甚至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呼应“层累造成说”,但是对顾颉刚认为古史是汉代学者伪造的观点,傅斯年则有所保留。傅斯年主导的史语所开展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就是殷墟发掘,他需要把古史辨运动遗留下来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而在学术史意义上,殷墟发掘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质疑:一个是如何回应古史辨对古史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如何回应唯物史观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尤其是商代的社会性质)。换句话说,史语所学术工作之成立与否有待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吊诡的是,胡厚宣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顾颉刚的大力支持,个中情由,值得关注。其实,顾颉刚早就对考古发掘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钱玄同也注意到:“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的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李宗侗更是直言:75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 以 甲骨学商史论丛 为中心的考察当时国民政府似乎也认为傅斯年及史语所有回答这类问题的责任,当有人来信询问政府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时,政府官员把此信转给了傅斯年,见“傅斯年档案”,I 5 0 9,转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2年,第1 6 3页。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李济文集 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6年,第2 8 5页。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1 8 5页。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 0 7页。郭沫若: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6 4年,第8页。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科学出版社,1 9 5 6年,第4 5页。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第1 3 7页。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3年,第6 5页。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1 9 2 3年1月1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5年,第4 9 3页。“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反对古史辨的学者陆懋德指出:“惟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辩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参与古史辨运动的学者,几乎都认同考古发掘可以解决古史问题。毕竟,与史语所一样,古史辨派同属于新汉学阵营,面对唯物史观学派的压力,他们也非常渴望通过考古发掘,能够早日重建上古信史。一言以蔽之,“破坏完全是为了建设,批判只是为了使建设成为可能”。一种学术取径之所以成立,能够吸引信徒,原因便在于它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能够指示解决问题的途辙。虽然没有唯物史观强大的解释力,但就史学的根本来看,史料仍然是最后成败的仲裁方。胡厚宣一方面关注着唯物史观派的各种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史料上下功夫。胡厚宣在方法上坚持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路数,他说:“余治卜辞,期能综合归纳,分析疏通。著墨之前,必将有关材料,网致无遗,悉参于前人之说,通其辞例,考其学源,验以金文,证以小篆,然后旁印之史乘旧说,固不敢妄比时贤,盖自求能免穿凿附会而已耳。”不仅于此,他是傅斯年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最好践行者,其自述道:“十年以来,凡出版之书,必设法购置;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辗转设法,借拓钩摹。国内国外,公私所藏,虽一片不遗,虽千金莫惜。”材料的问题一旦解决,新汉学的回应才能更有力度。这个任务落到了胡厚宣身上,主要成果就是4 0年代于齐鲁大学国学所陆续发表的 甲骨学商史论丛。胡厚宣提到:“二十九年夏,应齐鲁大学之聘,来成都,教课之余,方期以最大努力,在最短期间,对甲骨文字作一通盘总括之彻底整理,不意一病经年此事遂废。三十一年夏,余身体渐健,乃略据旧作,每成新篇,遂以顾颉刚先生之怂恿,写印 甲骨学商史论丛 一书。并拟赓续前志,于三数年内成书四集,然后作 甲骨文字学 及 商史新证 两书,以完成彻底整理之夙愿。今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实其轫始之工作也。”又说:“国家困厄,印刷困难,此书之出,全赖齐鲁大学前后校长刘书铭先生,汤吉禾先生,及国学研究所前后主任顾颉刚先生,钱宾四先生之赞助,得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按照胡厚宣的规划,先“写印 甲骨学论丛 若干集,以为商史研究之长编”,然后作 殷商新史,而“期于甲骨文作一整体之清算”。很明显,胡厚宣的目标是写出能回答各方质疑的“新史”。甲骨学商史论丛 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共鸣。杨树达谓:甲骨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 尚书尧典 及 山海经 诸故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 楚辞 山海经 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君所著又有 商史论丛 诸篇,治甲骨者莫不入手一编矣。有相同治学经历和追求的徐中舒对胡厚宣的学术定位,也有准确的描述:余生既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宏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宜为甲骨划期之学者焉。当是时,甲骨之学,其于文字之解释,既已十得五六,而史迹之商讨,则方十之二三,即偶有所论,或据丛碎骨版片语只词,其不足为典要明85文史哲2 0 2 3年第6期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 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年,第2 6 8 2 7 0页。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清华学报 第三卷第二期,1 9 2 6年1 2月;收录在 古史辨 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2年,第3 6 9页。彼得盖伊:启蒙运动: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上册,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第1 2 7页。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自序,第1 7页。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自序,第1 4页。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自序,第1 5页。胡厚宣: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序言,甲骨学商史论丛,第5 4 9页。杨树达: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 9 5 4年,第1页。矣。若夫网罗放失,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茫,此则厚宣今兹所正努力以赴者也。甲骨学商史论丛 的出版也为齐鲁大学国学所带来了声誉,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褒奖,荣获著作类二等奖和八千元奖金。马衡在审查意见中认为:甲骨文字之研究,始于孙诒让。取其材料以研究商史者,始于王国维。唯其时材料零乱,整理开始,筚路蓝缕,仅启萌芽。逮中央研究院正式发掘殷墟后,材料始有系统可言。又经董作宾等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分析时代之先后,于是史料乃可完全应用。作者拟以三数年之力,整理旧稿,写印 甲骨学论丛 若干集,以为商史之长编。然后以二十万字,写一 殷商新史。此固为作者之宏愿,实亦现时最需要之著作。此编为 论丛 第一集,如 卜辞下乙说 四方风名考等文,皆能有所发明,可为不易之论也。从学术影响来看,这部书被日本学者白川静誉为“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内藤戊申也认为:“甲骨学商史论丛 虽不是殷代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所有殷代史的主要问题,堪称殷代史研究的最高峰。”正如有的学者提到:“甲骨学九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五十六年是与胡厚宣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这部完成于抗战时期的著作,可以看成是殷墟发掘之后,在重建商史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最好的结合,是民国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三、殷商史研究的新境界胡厚宣到齐鲁大学国学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