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金融交易税理论研究新进展(上).docx

近年来国外金融交易税理论研究新进展（上） 摘要：金融交易税理论正在国际上逐步发展，瑞典、英国及巴西等国均实施过该项税收，欧盟也已计划于2016年开征该税。在亚太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后，金融交易税在理论内涵、制度框架及征管模式上均发生了新变化。国外学者对金融交易税理论从市场波动率、税收收入、制度构建以及投机抑制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新研究。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推进，金融交易税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可将金融交易税作为应对现阶段外汇管制的一种替代性工具，在大部分情况下实行低税率；在税基设计中尽可能包括现货金融产品及其可替代的衍生品交易；在征管模式上并行适用国际上流行的两种模式。关键词：金融交易税，理论新进展，税制创新一、金融交易税理论的提出及其内涵（一）金融交易税理论的提出金融交易税（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简称FTT），是对特定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金融交易税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694年英国政府对伦敦证交所股份交易行为所征收的印花税（Stamp Duty）。较早的金融交易税理论当属1936年“大萧条”过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对证券交易征收一定税金的理念。凯恩斯认为这种税收能在增加投机成本的同时控制无信息金融交易者的过度投机行为，以最终达到将投资导向实体经济生产部门并降低经济波动性的目的。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金融交易税理论是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普林斯顿大学Janeway讲座中首先提出的对外汇交易征收的一种“货币交易税”（Currency Transaction Tax，亦称为Tobin Tax，即著名的“托宾税”）。（二）金融交易税的理论内涵及制度框架1.金融交易税的理论内涵及其发展托宾在其1974年出版的“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中对金融交易税做出了详细论述。其认为，由于流动性的区别，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相对于金融市场对价格信号的敏感程度较低，因此国际资本市场的投机活动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后，终会引致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扭曲，并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需要往“过快运转的国际货币市场飞轮中撒些沙子”，通过征收全球统一的货币交易税的方式，降低国际金融市场运行的速度。这种增加短期交易成本的方式能够抑制频繁的短期投机行为，降低全球资本的流动性，从而维护汇率的稳定。随后，在1978年，托宾又进一步建议对全球即期现货外汇交易统一征收税率为1%的金融交易税，并在1995年建议将税率调低至0.5%由于托宾提出的金融交易税理论的深远影响，学界亦常以托宾税代指金融交易税。在托宾税被提出的20世纪70-80年代，全球正值经济繁荣，外汇规模亦相对较小，并且运用当时的技术在全球征收金融交易税难度较大，因此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随着1987年10月全球性股市崩盘、1989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2年至1993年欧洲国家汇率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接踵而至，托宾税又一次进入了全球的视野并获得了多方认可。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规模过于庞大和复杂的金融投机交易被视为推动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金融交易税作为有效抑制投机冲击并应对金融危机的非管制价格手段，获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广泛关注。就金融交易税的制度意义而言，传统学说认为，课征金融交易税的主要目的是抑制短期交易，并减少资产的波动和定价扭曲。由于大多数短期交易是一种基于技术分析做出的投机或干扰交易，其本质是一种类似于零和游戏（Zero-sam Game）的无真实交易需求套利行为。通常而言，短期投机交易往往非但不会增加实际的经济价值，还会带来市场的波动并造成资产泡沫。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无意义的交易过程还会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征收金融交易税便具有实践意义，其一方面能够减少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使市场价格机制更真实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减少无意义投机交易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交易税还是政府增加收入的一个来源。有学者研究表明，即使对欧盟征收税率为0.01%至0.05%的金融交易税，也能创造约350亿至1186亿美元的税收。而我国人民币外汇市场仅2013年的累计成交额就达到了11.2万亿美元，即使对其征收极低的税率，也能获得可观的税收收入，并且这类税收收入可用于国家未来的多种发展需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少经济学家赋予了金融交易税更多的内涵，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金融机构贪婪的属性使得整个世界对金融行业应如何为危机负责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不少经济学家都提议通过政府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方式为日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提供救助资金的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税收让金融行业为其投机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付出代价。目前理论界所研究的金融交易税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证券交易税，当前我国及其他国家对股票、债券或其衍生品征收的印花税便属此类税收。第二种是货币交易税，严格来说，由于仅针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最初被提出的托宾税仅是货币交易税的一种。广义的货币交易税还应包括对外汇衍生品的税收。而第三类则主要指金融活动税（Financial Activities Tax，简称FAT），其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作为一种对所有金融部门增值征收的税种，征收金融活动税之主要目的是让金融机构为未来可能遇到的金融风险提供补偿资金。2.域外金融交易税制度框架的发展在托宾税被提出后的几十年中，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众多金融衍生产品及新型金融交易不断被设计和推行。而传统的托宾税理论也在不断经历着改良与发展以应对新型投机冲击。Tomell建议采用一种双重汇率系统（DualE x-change Rate System）来实施托宾税，并认为托宾税可以减少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和不确定性。tnRein-hart在理性预期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下对托宾税进行了检验，并认为托宾税增加了持有外国资产的机会成本并会激励投资者转向对国内资产的持有。具体而言，其认为征税导致了持有外国资产机会成本的增加，因而会导致资本回流和本币升值的发生。而本币的升值会进一步导致外国资产持有量的下降，并最终对持有本国资产的实际净利率产生影响。因此，Reinhart建议将托宾税变革为一种实际利息平衡税（Real 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简称RIET）以应对其不利影响。Eichengreen和Wyplosz则建议实施一种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简称URR）的“托宾税”，即要求银行按其外汇交易量的一定比例向中央银行提交期限为一年的无利息的存款准备金。这种隐性“托宾税”的税率则相当于持有该无息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19）在国际实践中，这种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智利得到了成功施行。而目前对传统托宾税最具影响力的制度发展当属Paul Bemd Spahn所提出的两级托宾税（Two-tier Rate Structure）理论，即在通常情况下对一般性投资收取税率极低的金融交易税，而在出现异常投机冲击的情况下，加征惩罚性的高附加税，以做到“第一级”低税率保障市场流动性，“第二级”高税率抑制国际短期资本投机冲击并保障市场稳定的效果。同时，其建议运用汇率波动作为具体观测指标以测量是否需要启动第二级高附加税抵御冲击。具体而言，当汇率在适当的区间内波动时，仅运用第一级基本税率征税，而当汇率波动超出预先设定的区间范围之时则启动第二级高附加税率以防范可能到来的投机冲击。同时，Spahn还认为这种两级托宾税可由各国分别征收，而并不绝对需要国际社会的统一施行。3.金融交易税征管模式的新变化经历了多年的实践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目前国际上对金融交易税的征收主要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外汇交易商统计并报送自己交易项下的税收，再定期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的金融交易税，而税务机关则仅仅负责监督这些金融机构的扣缴行为。运用这种征收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降低税务机关建立新税收征纳系统的成本。但其相对的弊端则在于增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交易和管理成本，并且由交易商自行统计税收存在一定的服从风险。目前世界上实施这种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巴西，其金融交易税（1mpuestosobre Operacoes Financieiras，简称IOF）是由被巴西央行授权进行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代收的，纳税义务发生于合同订立之时。而这些被授权的金融机构需要保存并及时向巴西央行报告其交易记录，并每隔一定期限向政府缴纳其代征的IOF税收。同时，巴西政府也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设立了两个隶属于巴西税务部门的专属审计机构来监督这些金融机构的税收征纳情况。而这种模式被国际社会采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外汇市场的高度集中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的外汇交易仅仅由数量很少的几家金融机构完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2010年，75%的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以及加拿大的外汇交易分别由7、9、5、8、4、5家银行完成。而我国外汇市场也具有很强的集中性，在2013年4月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中国仅9家银行的外汇交易量就占到了整个国内外汇市场交易量的75%，而总共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也仅有15家。另一种模式则是通过结算机构来代扣税收，由于电子结算和交易系统在近年的高速发展，使运用电子结算系统征收金融交易税的税收成本大大降低。除此之外，这种征税模式也能减轻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在数据保存和税收征纳中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由第三方代扣代缴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纳税人对税收的遵从率。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结算机构往往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升级其电子系统以适应宽税基的金融交易税征纳工作，并且其对金融交易税的代扣任务可能会降低其结算方面的工作效率。二、金融交易税理论的域外实践（一）瑞典金融交易税制度瑞典在1984年至1991年间对金融市场征收证券交易税。在1984年1月，瑞典正式对股票买卖开征双向税率为1%的证券交易税（买人和卖出均征收税率为0.5%的税金），并于1986年将期权纳入征税对象的同时将双向税率升高至2%。该证券交易税直接从在瑞典注册的证券交易经纪人处征收，并且这部分注册证券交易经纪人占据了瑞典股票市场大部分的交易份额。无论是瑞典国内抑或是外国的投资人，只要其交易在瑞典登记的股票时选用瑞典的注册证券交易经纪人，就需要对其交易征收证券交易税。而注册证券交易经纪人之间的交易直到1987年才被征收双向1%的交易税。虽然瑞典的证券交易税收人在1984年至1989年间持续增加，但相对于其预期收入，仍然令外界大失所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其税制设计的缺陷所导致的大量外逃避税交易。即使交易瑞典股票，只要交易人不选用瑞典交易商或转往他国交易便可轻松逃避证券交易税，这给外国投资人的避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实施证券交易税前，瑞典股票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纽约的证券市场进行交易。而在瑞典证券交易税实施后的6年时间内，大量的瑞典股票交易迁往了伦敦市场。如表1所示，在证券交易税实施后的1988年至1990年，有将近一半的瑞典股票在伦敦而非斯德哥尔摩完成交易。并且在1986年证券交易税税率提升前夕，大量不受限制且活跃的股票交易集体迁往了伦敦。其原因在于，对于外国投资者，运用非瑞典股票经纪人在伦敦市场交易能轻易地逃避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并减少其实际交易成本。除此之外，瑞典从1989年1月1日开始对固定收益证券（Fixed Income Securities）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制度设计也被证明是失败的。与之前对股票征收证券交易税遇到的转移市场交易避税问题不同，瑞典对固定收益证券的证券交易税由于税基过窄，使避税衍生工具被大量运用，最终导致了极低的税收收入，而这项税收也在1990年4月1日被废止。根据瑞典政府的数据显示，从税收实施到被废止的一年多时间内，固定收益证券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大幅下降了约40%。大量下降的交易量并未同之前股票市场一样被转移至国外，而是转向了各类可以避税的国内衍生工具。这也使得同一时期的公司债券、掉期和远期利率协议增长迅速。而避税行为的大量出现最终导致该项税收收入仅有预期收入的约130。股票市场中利用替代市场避税以及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中利用衍生品避税的问题使瑞典的金融交易税制度并未获得良好的实施效果。在1991年初，瑞典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减半，并在1991年 12月1日最终废除了所有金融交易税。从瑞典的金融交易税实践中可以获得的经验是，在金融交易税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多的将国外市场与本国相关的金融交易纳入征税范围，或至少将地域相近的可替代市场上的相关交易纳入税收范围。并且，金融交易税制度应尽可能采用更宽的税基以包含各种交易工具，避免投资人通过转换交易方式进行避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