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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周 益*摘 要:在理论上明晰“海洋社会”的内涵对于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前社会学界对海洋社会的讨论缺失了“科学技术”的维度。本文在海洋强国战略的视域下审视了海洋社会这一概念,运用马克思和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了 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历程。研究显示,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的崛起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 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的“民族主义功利”与“经济和技术功利”在中国海洋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崛起之路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些经验对当前通过建设海洋强国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海洋强国 海洋社会 航海技术 社会需求一 海洋社会与航海技术(一)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海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自此“海洋强国”成为我国海洋开发的重要战略决策。2013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周益,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20 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对海洋社会的认知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首先,海洋社会是中国整体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极其深刻的结构性与系统性。1996 年,杨国桢教授在其 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 中给出了海洋社会的定义,即“指向海洋的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组合,即与海洋经济互动的社会和文化组合”。21世纪之初,杨国桢教授概括了海洋社会的概念内涵,认为海洋社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因此,中国要兼顾陆海建设、发展海洋强国就必须认识到海洋社会的结构性与系统性。其次,海洋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整体社会的发展脉络相一致,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比如庞玉珍教授就从时间的角度指出海洋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存在“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海洋社会的真正崛起是到了近代之后,尤其到了当今时代,海洋社会才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种基于历史层面的论述将海洋社会的这一概念与整体社会的变迁结合了起来,使得用宏观的社会发展解释海洋社会的整体变化成为可能。因此,要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就必须将海洋社会的发展与整体社会的变迁相结合。最后,海洋社会也是某一历史时期一部分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着共时态下的社会互动关系。比如,宁波教授就认为“海洋社会所依托的共同地域仍是附属于陆地的海岸带或岛屿,且其社会关系与互动关系也依赖于在陆地上形成的风俗习惯或法律条文”,而“海洋社会学是社会学就人们关于海洋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理论建构,是社会学在人类海洋实践领域具体应用的产物。因此,海洋社会学是研究人类基于海洋所形成的各种互动关601杨国桢: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6 年第 2 期。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1 期。庞玉珍: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系的学问”。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研究中海洋社会的地域局限,重新回到社会互动的层面来看待海洋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因此,人类社会因面向海洋而形成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都可以被视作海洋社会学的研究重点,而新时代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也是构建中国当代海洋社会的基础。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洋社会是整体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部分。海洋社会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但其历史进程又与整体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海洋社会中的人类活动是面向海洋、能够促进海洋开发的,且这种人类活动是整个社会互动中的一部分。因此,对海洋社会的解释不能局限于海洋社会本身,而应该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包括历时态下的社会变迁与共时态下的社会互动。(二)航海技术与海洋社会的关系2018 年 6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察时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因此,发展海洋科技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一环。但受传统社会学的影响,目前学界对海洋社会学的探讨缺乏对包括造船、导航等内容在内的航海技术的“注意力”。学者们更关注海洋文化、海洋环境、渔业群体等领域,而忽视人类社会在进行海洋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性载体 航海技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工具性载体。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关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并突出了工具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一个阶段,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即生存与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创造了生存与生活所需的“工具”。而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第二个阶段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因701宁波:关于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概念的讨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 531 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工具而引起的“新的需要”会不断促进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革。作为人类海洋开发重要一环的航海技术正是这种“工具”。在人类面向海洋开展一系列生产生活活动时,航海技术逐渐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回应了人类活动的社会需求。而这些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又持续刺激了这一需求,反过来再次促进航海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在上述两个过程中,新的社会关系也逐渐形成与变革,最终促成了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历程与海洋社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是相吻合的,而围绕航海技术进步与人类海洋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海洋社会内部,而是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与历史演变当中。除了马克思的历时态分析外,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从共时态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航海技术与海洋社会形成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为我们揭示了整体社会、海洋社会与航海技术三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海洋社会作为整体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必然符合整体社会的发展脉络,而“科学发现的出现存在 一种固定的顺序,包括科学的内在性质与社会原因”。因此,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层面的诸多因素会形成合力要求科学技术做出相应的改变。例如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其“片板不许下海”的要求,导致中国航海技术在明成祖之后迅速进入衰落阶段,而这种科学技术的退化导致中国海洋社会扩张的受阻以及中国海洋开发能力的弱化。另外,“随着科学的成长,资源也必须增长以使科学能够持续发展”。海洋社会的发展与扩张需要依赖航海技术的进步,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需要整体社会的不断投入作为基础,三者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单方面的科技因素对海洋社会起作用,还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来回应海洋社会的发展需求。综上所述,航海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背后透射出的是整体社801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115 页。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16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会的发展脉络,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点。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航海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其发展需求做出反馈的结果。接下来,本文将借助马克思与默顿的理论观点,尝试分析 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状况与发展需求,并考察该时期的航海技术如何回应当时海洋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些回应又是否促进了中国海洋社会的崛起。二 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的基本状况(一)中国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兼具类型多样的大陆环境与海洋环境,大陆海岸线长达 18000 多公里,海域辽阔,拥有众多天然良港。从考古学研究视角来看,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都证明,中国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靠海吃海”的生产生活模式,中国海洋社会正是从这一时期出现了发展的萌芽。正如马克思所述,蒙昧时期原始人类的第一需求是生存与生活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沿海地区的先民开始创造最原始的航海工具。考古工作者在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包括鲨鱼、鲸等海生鱼类的遗骨以及距今 7000 年的独木舟与木桨,并在附近的海岛上也发现了同类遗存,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已经有了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陆地上的农业生产逐渐发展,社会生产力较原始社会有了充足的进步,原始的商品交换与货币交换开始出现。考古工作者在对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鲸鱼骨,因此远距离的海陆交易与物资交换在当时已经成为事实。在这一阶段,载重性能更好的木板船应运而生,通过恒星观测方位的天文导航知识也逐渐被应用在航海实践中。纺织技术的发展使得“风帆”的出现成为可能,进一步促成了人类的远航行动。研究显示,此时中国人的航行范围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以及中南半岛。因此,在这一阶段,依托海洋的社会群体已经不再仅仅是“靠海吃海”,而是利用原始的航海工具与航海技术扩大了社会交往范围、改变了社会关系,初现峥嵘的、901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第 6 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原始的海洋社会已经被部分地纳入了整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之中。自此之后,中国海洋社会一直处于持续扩张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通齐国鱼盐于东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等一系列记载都表明,当时中国海上的经济贸易、军事战争、外交往来等活动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秦汉时期,更是开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到了隋唐时期始设“市舶司”,航迹已经延伸至东非海岸。宋元时期中国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上联系,泉州等城市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这种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明初,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顶峰。在这段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海洋活动,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依托于海洋建立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不断发展,海洋社会也因此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发展期。但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时期,中国逐渐步入了“航海的中衰时期”,海洋社会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并取消了市舶司机构,同时“严禁交通外番”。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也颁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了中国各个群体的海上活动,阻碍了海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清朝在延续这种严格的海禁政策的基础上,于1660 年提出了“迁界令”:“九月,以海氛未靖,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边境人民,均于内地安插。”这一政策使得沿海居民被迫向内地迁徙,中国的海洋活动急剧减少,海洋社会不仅没得到发展,反而进入了收缩状态。进入 18、19 世纪之后,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中国海洋社会的入侵。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的袭扰。早在 1832 年,英国军舰就已侵袭了浙江到山东的沿海地区,而清政府的兵船却“无从押逐”。另外,鸦片战争之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开放了多个通商口岸,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011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第 10 页。明史朱纨传。明太祖实录 卷 27。明成祖实录 卷 205。蒋良骥:东华录 卷八,中华书局,1983,第 133 页。郭振民: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第 75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商品倾销,这种经济上的入侵也压缩了中国海洋社会原有的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的海防政策宣告失败,正式进入“有海无防”的阶段。同时,西方的航海技术、管理制度以及海洋理念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有识之士的视野。这些依托海洋而生发的人类活动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海洋社会发展较为矛盾的形态:一方面,因为动荡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原有的海洋社会遭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这种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人类海洋活动也促使依赖海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更加广泛、更加紧密,中国海洋社会开始逐渐转型,迈入现代化进程。(二)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状况1.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状况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社会对海洋的关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权”的重要性开始被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认识和接受,明清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开海利渔”、“通洋裕国”以及“开海富国”等海洋经营理念被重新拿出来郑重讨论。此后由国家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海洋活动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各个通商口岸与沿海城市成为中国海洋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节点,并借此辐射全国。以浙江宁波为例,为了满足越来越频繁的海洋活动开展的需要,宁波成立了一大批轮船公司。至 1936 年,宁波已拥有 39 家轮船公司,其中 20 家主要经营外海航线,剩余 19 家联通国内其他城市。港口、航线的开辟与建设,使得人口大量集中与流动,来自海上的货物由此被转销到全国各地,海洋社会的覆盖范围借助日益频繁的经济交流无声无息地迅速扩大。另外,海洋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也开始加速,主要表现为各种海洋组织的出现。以渔业组织为例,以现代管理制度为主要框架的渔业公司开始出现。但这些渔业公司在当时多被帝国主义所操控或直接由外商设立,“致行旅往返,货物输出,无一不受制于人,国人民族之损失无法挽救”。比如1938 年由日本成立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垄断了上海的渔品批发,上海渔品销售所获收入全部流入日本海军部队。不过,这些先进管理111孙善根: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7,第 11 页。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 557 页。穆盛博:近代中国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163 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理念的出现无疑也促进了中国海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同时,正是由于这些外来势力,中国原有的传统海洋社会遭受了严重破坏。以渔业生产为例,1936 年国民政府对浙江沿海渔村展开了调查,发现“渔民深感痛苦,殷望政府救济”。次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浙江沿海被日军舰队封锁,“沿海渔民均不能下海捕捉,以致百余万渔民生计,顿告断绝”,这些渔民最后纷纷选择投军或者内迁,“是以沿海突增数十万壮丁”。另外,随着当时政府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中国海洋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民政府期间,渔民出海必须持有牌照,并缴纳“使用牌照税”;水上警察局也会定期收取高昂的“护渔费”,且“多系地方自卫队以武力强迫征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为中国海洋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渔民群体被迫解散。2.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状况经历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持续动荡后,到 20 世纪下半叶前期,中国各个领域的社会建设基本都要“从零开始”,海洋社会也不例外。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渔民多依赖政府贷款进行生产活动。十年动乱时期,浙江嵊泗渔区出现了“集体空,社员穷,生产靠贷款,生活靠借支”的局面,连基本的船只、渔网等生产工具都十分匮乏。据统计,抗战前嵊泗县共有渔船2292 艘,但到1950 年8 月当地政府统计时发现,渔船仅剩1338 艘,渔网也仅剩 267 张,这导致当地渔民连简单的生产活动都难以完成。而受国内外政治局势影响,海上贸易更是处于颓势,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未见回转。以福建福州港为例,其“进入1949 年后,进口值仅寥寥15 美元,出口无统计数字”。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是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海洋渔业的渔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到 1998年中国渔业总产值较 1952 年增长 123.286 倍。以浙江嵊泗县为例,“1990年,全县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 2216 元,比上年增加 25.5%。其中,人均211各区渔民殷望救济,镇海报 1936 年 10 月 8 日。浙海渔民生计断绝纷纷投军卫国,新闻报 1938 年 5 月 22 日。孙善根: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7,第 50 页。郭振民: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第 78 页。一九四九年中国对外贸易报告,1950,第 13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生产性纯收入为 2087 元,比上年增长了 33.8%”。其次,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海上贸易逐渐兴盛。中国统计年鉴1999 显示,1975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 290.4 亿元,但到了 1998 年已经跃升至 26854.1 亿元,并实现了从 1986 年的入超 416.2 亿元到 1998 年出超3609.3 亿元的飞跃。同时,中国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也从 1980 年的21731 万吨跃升至 1998 年的 92237 万吨。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后依托海洋活动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逐渐发展,中国海洋社会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综上所述,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即 20 世纪上半叶的动荡期、20 世纪下半叶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恢复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繁荣发展期。动荡期中的中国海洋社会体现出了一种“畸形”或“矛盾”的发展状态,一方面由国家主导的海洋活动越来越频繁,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社会互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海洋社会却又遭受了重创。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前期,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海洋社会进入了艰难的维生与恢复期。受冷战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与海洋活动几乎停滞,渔业社会成为海洋社会的主体。而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化机制,实施对外开放,各区域之间联系加强,中国海洋社会也因此迎来了繁荣发展。三 20 世纪航海技术对于中国海洋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默顿在其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中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不同的时期,一个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思想情感主要表现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这表明一个社会的发展需求会促使科学技术朝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科学得到社会方面的鼓励甚至重视,主要是因为它的潜在作用”,这一“潜在作用”311郭振民: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第 379 页。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116 页。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287 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即指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与反馈。如上节所述,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海洋社会而言,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一发展阶段的社会需求有所变化,因此中国航海技术的回应也各有侧重。(一)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需求与技术回应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基本延续了鸦片战争之后矛盾性的趋势。在宏观层面,中国社会的海洋活动明显增多,无论是直接的海洋活动还是间接的海洋活动都更加频繁,社会整体与海洋的联系因此更加紧密。同时,随着各个政府的重视,中国的海洋社会已经被纳入了现代化建设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20 世纪中国的海洋社会表现出了一种颇具活力甚至欣欣向荣的状态。但在微观层面,中国的海洋社会却遭受了严重破坏,这里的海洋社会更多地指向中国本土传统的海洋社会。人们正常的海洋经济活动被列强的商品倾销所破坏,部分海洋区域被军事封锁,渔民群体的生产活动受到限制,很多依托海洋生存的社会群体都被“消灭”了,但也有一些群体开始谋求联合,以改善“一切旧有之恶习惯”。因此在总体上,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社会表现出了一种既“分裂”又“统一”的状态。宏观上的中国海洋社会逐渐趋向“整合”,政府开始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理念对社会关系逐渐变革的海洋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在微观层面,中国本土传统的海洋社会却难以为继,只能竭力维持自身的存在。但正如中国近代以来整体的社会变迁一样,这种“分裂”的海洋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诉求,即中国的海洋社会亟待一个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环境以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此,正如默顿在分析 17 世纪英格兰扩张过程中所发展的科学技术那样,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社会在航海技术的发展方面,也表现出了一种“集体自尊心”与“民族主义功利”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军事舰艇的研发与生产方面。19 世纪清政府关于“海防”与“陆防”之争的结果证明,在当时的国家层面已经确立了“海陆并重”411金炤华:浙江水产建设问题之检讨,载穆盛博著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胡文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 79 页。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17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的国防观念。19 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新建了一大批造船厂,从海防的层面“急求制军器之器”,开始谋求发展现代化的军舰。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批造船厂的重心无疑更加偏向军事舰艇的研发。以民国二十年(1931 年)的江南造船所为例,“在民国十一年以前,承造之军舰、商船已达三百七十八艘,修船不计其数。比年以来,建造本军舰艇、美国军舰工程迅速,质料精良,时间准确,皆以脍炙人口”。除此之外,在军事舰艇的其他技术设备方面,中国的技术工人也“急起直追”。比如在电气设备、无线电工程等方面“合经验及理论所得,采精撷华,由博反约,自行制造”,且成品“无不仿之惟妙惟肖,式样一律,观瞻大壮”。同时,航海技术的发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中国海洋社会对于和平发展环境的需求,比如船舶通信技术的进步为保证海上活动的安全开展提供了条件。1925 年,浙江要求各水上警察厅于巡舰上安装无线电机以维护海上治安;同年10 月,“全国海岸巡防处”于浙江设立无线电台,1926 年3月又于福建厦门设立大电台,“使得两省航线界内可以呼应”。1935 年初,宁波公安局紧急要求区内所辖航线客轮在同年 3 月前,必须安装无线电台。江南造船所于1936 年研发生产的“平海”号巡洋舰,在1937 年9 月曾作为海军第一舰队的旗舰,指挥舰队在江阴水道防守、阻击日本海军。这些航海技术的发展都为当时保障中国海洋社会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幸的是,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设立在各沿海城市的主要造船基地都被摧毁、占领。以江南造船所为例,战争期间仅有一小部分技术资料与职工来得及向内陆转移,之后也只能从事水雷的小规模生产。中国航海技术因整体的社会变迁而再次陷入停滞状态,中国海洋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二)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需求与技术回应1.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洋社会对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环境的诉511石健主编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107 页。石健主编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215 页。孙善根:浙江近代海洋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17,第 324 页。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 317 页。石健主编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236 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但其现代化过程仍在持续。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海洋社会正常、健康的生产生活秩序还未完全恢复与建立。在这一时期受冷战格局的影响,西方各国对我国实行了封锁政策,又因战争破坏,各类海洋设施、船舶载具都还处于缓慢恢复阶段。因此,20世纪下半叶前期除渔业活动外,我国的海上活动稀少,海洋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停留在较小的范围内,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当时中国海洋社会最主要的发展需求。这个发展需求在航海技术上主要体现为对海洋经济活动所需的生产工具的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大多沿海城市与重工业产业都为国民党所把持,这导致解放后很多海上活动陷入无船可用的境地。1936 年,中国尚有 10 艘拖网渔轮,150 余艘手缲网汽船。但解放战争后,以浙江嵊泗县为例,海上渔业活动却只能依靠“一只橹,二道桨,一张蓬,一顶网,一双手”这种传统的纯手工劳作,直到 1956 年才将第一批建造的机帆渔船投入生产。“各种海洋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兴起的,同时又都不断地促进相应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积累科学技术知识。”随着生产秩序的逐渐恢复,中国的航海技术再次发展起来。1954 年浙江省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站开始了机帆船捕鱼实验,并于 1955 年初试成功并投入生产。60 年代开始,中国沿海地区的渔船开始“机帆化”,渔民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从单纯的手工操作变为半机械化操作。同时,机帆渔船的吨位、功率也逐步扩大,海洋捕捞业开始进入大中型机帆船捕捞时代。因此,中国海洋社会开始以渔业社会为中心逐渐复苏。2.改革开放之后基于 20 世纪下半叶前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社会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与社会各界的互动明显增多,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紧密。1980 年中国设立 4 个沿海经济特区,1984 年国务院批准开放 14611欧阳宗书:海上人家 海洋渔民经济与渔业社会(下),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第 273 页。郭振民: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第 125 页。黄公勉、杨金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出版社,1985,第 25 页。张立修、毕定邦主编 浙江当代渔业史,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第 92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个沿海城市,1988 年增设海南经济特区。这些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的海洋活动越来越频繁,带动了人口的大量聚集,面向海洋的社会经济活动使得一大批人不自觉地被纳入了海洋社会当中。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海洋社会逐渐进入繁荣发展期,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阶段的海洋社会谋求的是如何更快更好地与现代化社会接轨。为了满足这一阶段海洋社会的发展需求,航海技术开始倾向于向“经济和技术功利”方向发展,并对中国现代海洋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首先表现为航海技术的现代化升级,各类船舶开始呈现大型化、专业化、高速化、自动化的趋势,以此来满足海洋社会交流频率日益提升、交流规模日益增大的需求。比如七八十年代浙江嵊泗县渔民所用的拖虾机帆船重量一般为5 吨左右,功率为9 千瓦,但 90 年代时已经频繁使用 80 吨位、142 千瓦功率的大型拖虾机帆船了。除渔船外,远洋货轮的吨位也不断提高,沿海港口的万吨级泊位从 1979 年的 138 个增加至 1998 年的 468 个。另外,我国于 1979 年加入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卫星导航成为中国远洋航海的重要手段。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并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 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 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由此,中国的航海技术进入了导航定位电子化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海洋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其“社会自主性”,在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方面,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越来越强。1984 年 11 月 20 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从上海起航,同年 12 月26 日抵达南极;1987 年我国极地考察船“极地”号顺利完成首次环球海洋科学考察航行;1989 1991 年我国首次对全国海岛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调查;1994 年 10 月“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首次执行南极科考和物资补给运输任务。航海技术在回应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社会发展诉求的同时,也使其自711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 16 页。郭振民: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第 127 页。参见国家统计局,https:/ 年 5 月 14 日。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2 年卷 总第 10 期)身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并再次对海洋社会形成了正面的刺激,使得中国的现代海洋社会真正成型并开始崛起。综上所述,航海技术在 20 世纪中国海洋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 20 世纪上半叶航海技术的“民族主义”倾向,到 20 世纪下半叶前期的恢复与重建,再到 20 世纪下半叶航海技术表现出的“经济和技术功利”,这些发展特征无不回应了海洋社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诉求。正如马克思在 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 中所阐述的那样,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海洋作为一种与陆地特征不同的“新大陆”,人类在探索、利用它的时候必然要借助“工具”的力量,而“工具”也必然要体现并回应人类的诉求。四 结论海洋社会是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更好地认识与建设海洋社会对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有着深远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海洋社会具有三个典型特性:首先,海洋社会具有深刻的结构性与系统性,是整体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海洋社会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与整体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相关;最后,海洋社会是某一历史时期一部分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是某一历史时期中的、面向海洋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海洋社会的发展十分依赖工具性载体,在海洋社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航海技术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历史证明,航海技术会通过回应每一阶段海洋社会的诉求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与整体社会发展一致,20 世纪也是中国海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遭受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外来因素的巨大冲击,导致中国传统的海洋社会正处于解体的边缘。另一方面,海洋活动所涉及的领域又一直在扩大,新的海洋社会正在形成,但它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操控。因此,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海技术表现出了一种“民族主义”倾向来回应海洋社会对和平环境的渴求。81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 208 页。海洋社会的崛起:20 世纪中国航海技术对海洋社会需求的回应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受战争影响的中国海洋社会百废待兴,海洋活动只能围绕基本的生产生活展开,因此这一时期的航海技术主要集中在生产生活领域。直到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浪潮成为大势所趋,国内政策纷纷“解绑”,中国海洋社会才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一阶段,海洋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使得航海技术更加强调对经济利益与技术本身的追求,因此其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升级,而这种升级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现代海洋社会的崛起。中国现代海洋社会的建立与崛起无疑为我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以此为鉴,中国未来的海洋强国战略要持续推进,就必须不断关注现代海洋社会的发展趋势,按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那样,“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以更高效、更高质量的海洋科技回应当代海洋社会的发展诉求,从而实现建设新时代海洋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