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doc

-范文最新推荐- 论邓小平理论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两大事件。前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者深深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苏东剧变影响，处于低潮的最困难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邓小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代发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只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发展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邓小平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失误是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匆忙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为我国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仅要建立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把人们从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若没有这一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仍有相当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活力仍很有限。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新理论。 只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然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上得不到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改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就难以说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正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创造 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等于实践必然成功，关键在于在实践中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战略、策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跨越各种艰难险阻，是由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实践时，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创造。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克服“左”倾错误，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克服右或“左”的错误，关键是要端正思想路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的束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把端正思想路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0多年来实践的每一次新探索和获得的新成果，都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奥秘所在。 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回顾以往，一般地说，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忽视抓生产，发展经济，主要缺点是并没有始终把它看作中心，抓紧不放松，而是经常受到冲击和干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是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核心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因为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一切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于这个中心，才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解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证。 鼓励敢试、敢闯，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新措施、新部署出台，人们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总要出现姓“资”姓“社”的疑虑和争论。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鼓励大胆试，大胆闯，从“三个有利于”中找动力，找活力，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为人民谋利益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争取时间更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标准。 改革开放从人们关心的切身利益做起，摸着石头过河，循序前进，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付诸行动，究竟从何着手，怎样才能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减到最低点，这是一项高超的谋略和领导艺术，处理不当，事与愿违。邓小平概括我国的做法是：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同上，第457页）这话是邓小平在1991年10月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说的，表明我们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取得的成果，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赞誉，这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资本主义还会有发展，还会创造出有用的东西。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将对社会主义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指出，“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他还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是为了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独具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目标。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性，也会起反作用。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他同时提出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根据这“三条”要求来进行的，既稳妥，又有实效。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新希望 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新的声誉。在世界上拥有超过12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振兴，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对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毛泽东实行这一结合的光辉范例。可是自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扼杀了各国的创新精神。这是导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成功，坚定了社会主义者探索走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现在，建立“本国式的社会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个普遍的命题和目标。这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现实世界，实现这种跨越发展的国家是少数。80年代后期，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要利用这一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发展经验，可供第三世界国家借鉴。 在本世纪最后一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当我们回顾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宣告，数年前盛行的所谓“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灭亡”的预言彻底破产。瞻望21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定将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发展趋势。   理论创新，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坚持理论创新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毛泽东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毛泽东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亡党亡国；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 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需要组织路线的保证。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应该看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主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有鉴于此，邓小平把新时期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加以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刻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加强执政党干部管理和监督的思想，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执政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使我们党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 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65页。）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消除腐败，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