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以修德弭灾为视角.pdf

18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复 储 之 争 与 明 景 泰 朝 政 治 生 态以修德弭灾为视角余 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摘 要：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保卫战结束后，明王朝局势稍安。随着景帝之子的薨逝，以章纶、钟同等为代表的朝臣遂借灾上疏，发起以修德弭灾为主题的复储论争，此间景泰君臣政治态度的分歧凸显。围绕储位问题，朝臣依托传统礼法规范和政治原则对景帝进行规谏，景帝也在论争中竭力表达维护自身一系的政治意向。复储之争是朝臣维护儒家伦常秩序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是君臣政治思想博弈和碰撞的契机，深刻影响着景泰朝的政治生态与政治人物的命运。关键词：景泰年间；复储之争；政治生态；修德弭灾所谓“修德弭灾”，即通过修养和反省德行以应对灾变，反映在政治上则主要强调统治者在儒家伦理道德框架内以慎自省、修德政等方式来消灾弭祸，从而实现政治稳定、朝政清宁的愿望。()这种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遵行不悖。享国近三个世纪的明王朝各类灾变俯拾即是，由此统治者因灾修德之举也屡见不鲜，景泰年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代君臣修省与 政治生态研究”（SK2021A0141）的阶段成果。()参见李媛：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西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第 5561 页；余焜：庙堂与江湖：从修省弭灾看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7782 页。2023 年第 3 期Vol.14 No.3政 治 思 想 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总第 55 期Sum No.5519间复储之争中皇帝修德弭灾即为一典型例证。景泰五年（1454），朝臣借星变发起复储论争，在朝堂掀起巨大的政治波澜，深刻影响了景泰朝政治生态。目前涉及景泰朝复储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就笔者所见，赵毅、罗东阳正统皇帝大传介绍了思明府土知府黄竑建言景帝易储之事，分析了朝臣刘球、钟同等人反易储的斗争。()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在第 8 章中简要介绍了景帝易储概貌，但并未探讨围绕储位问题引发的君臣政治较量。()方志远明宪宗传以朝臣上疏复储事件为基础，重点分析了景帝易储准备中展现的君臣关系。()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对景泰朝关注较少，且在论及复储事件时多集中于梳理景帝易储、复储经过，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一事件中景泰君臣的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研究仍然缺乏。鉴于此，本文以修德弭灾为视角，分析景泰君臣在复储事件中的政治态度以及君臣博弈中透露的政治思想，进而窥探景泰朝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一、景泰初年的政治环境与复储之争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在孙太后及于谦等人的支持下即位为帝。景帝即位后改元“景泰”。此时的明王朝可谓险象环生。瓦剌骑兵数次兵临城下，因此景泰君臣着力整饬武备，固守坚城，多次击退瓦剌骑兵的进攻。在瓦剌撤军且太上皇朱祁镇还朝后，明朝局势稍安。此时，明廷开始出现围绕皇权归属、储位之争等问题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在灾变频生的时代背景下，复沂王朱见濬()储位的论争不断上演，朝臣纷纷疏谏，以期说服景帝遵照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复还沂王储位。()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178187 页。()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8 章。()方志远：明宪宗传，人民出版社，2019 年。()明史载明宪宗朱见深初名“见濬”，景泰三年（1452）被废为沂王。至英宗复辟，天顺元年（1457）被复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13，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1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20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一）景泰初年政治环境景帝即位之初，明王朝正处于瓦剌军事威胁之下，京师局势危殆。正统十四年九月，“虏三万余骑犯辽东，破驿堡屯庄八十，掳万二千二百八十余人，马六千余，牛羊二万余”()。可见，瓦剌分兵进犯辽东等地，以期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这年十月，“也先以送上皇还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入寇紫荆关。京师戒严，人情汹汹”()。山西地方亦不胜其扰。兵部尚书于谦在奏疏中称：“宣府、大同地方，即目达人侵扰，去来不常，或攻围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轻骑袭我辎重，或以人少诱我官军，声东击西，出此入彼，边民不得耕种，士马不得休息。”()军事冲突接连不断必然带来政治气氛的凝滞与紧张。此时北京人心惶惶，甚至出现“京官潜遣归家，民心惊惧”()的混乱状况。在北京戒严期间，因城内多是羸马、疲卒，致使“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朝野上下人心浮动。值此国势艰危之际，于谦以兵部尚书兼总督军务的身份坐镇北京，一方面辅助景帝安抚人心、稳定局势；另一方面身先士卒、率军抗敌。在景帝全力支持下，于谦“如法整搠军马，抚绥人民，昼夜提备，固守城池”()，以挫败也先进逼北京的图谋。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瓦剌军北撤，太上皇朱祁镇也被迎还北京。在内外局势稍安后，景帝安置太上皇与整顿朝政。景泰元年（1450）八月，“上皇还自北庭，居南宫”()。明英宗朱祁镇还京后，即被送入南宫崇质殿()，入居南宫看似优养，实则为幽禁。幽禁太()谈迁：国榷卷 28，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792 页。()张岱：石匮书卷 7，故宫出版社，2017 年，第 158 页。()于谦集奏议卷 1，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1 页。()郑晓：今言卷 2，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0 页。()张廷玉等：明史卷 10，第 139 页。()于谦集奏议卷 1，第 11 页。()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 5，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00 页。()明代“南宫”亦称“南城”，位于皇城之内。据清人吴长元考证，明代南宫“其地当在今东华门之东南，景泰间英宗居之，称曰小南城，盖东苑中之一区耳。复辟后，又增置三路宫殿，因统谓之南城”（吴长元：宸垣识略卷 3，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 45 页）。吴长元为清乾隆年间文人，所言“今东华门”亦指乾隆年间东华门附近状况，与现今故宫东华门所在位置相差无几。21上皇之后，景帝又着手兴革前朝积弊，清除宦官王振、马顺党羽，以显新朝气象。据明通鉴记载：“廷臣因极言官校缉事之弊，上切责其长，令所缉悉送法司，官校稍稍敛戢。”()朝廷内外局势初定，景帝初即位时更易皇太子的设想虽还在犹疑中，但开始被提上日程。此时，“太监王诚、舒良为上谋，先赐阁臣以缄其口”()，景帝又将左都御史王文与掌鸿胪寺左都御史杨善并加从一品太子太保衔，又分赐内阁诸学士金银财帛，以期赢得朝臣支持。()至景泰三年（1452）五月，在一应准备基本妥当之后，“诏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生母杭氏为皇后，废皇后汪氏居别宫。改封上皇长子皇太子为沂王”()。无疑，这是景帝为保自身一系世代传承帝位的关键一步。然出乎意料的是，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皇太子见济卒”()。皇太子的骤然薨逝使得储位空虚，景帝的愿望也随之落空。这一事件也成为复储之争的导火索。（二）复储之争查阅有明一代各类正史、文集笔记，均记载自景帝即位以来，尤其是在皇太子朱见济薨逝后，灾变迭见。自景泰元年始，“春久旱，两京灾异亦迭见”()。次年二月，“戊子，镇星犯上相。庚寅，逆行入太微左掖”()。景泰五年，仪制郎章纶在所上修德弭灾疏中亦提道：“自冬徂春，雨旸弗顺，或积雪连旬，或穷阴弥月。”()除天变和雨旸不时等灾变外，“今在京、在外山东、河南等处，积雪穷阴，南至浙江、湖广等处，弥月雨雪，深盈数尺。自古南方向不冻冰，今亦冻冰而可行车走马，人畜冻馁而死者不可胜计”()。章纶认为，灾()夏燮：明通鉴卷 26，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064 页。()夏燮：明通鉴卷 26，第 1064 页。()黄光升：昭代典则卷 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57 页。()张岱：石匮书卷 7，第 164 页。()张铨：国史纪闻卷 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393 页。()叶盛：水东日记卷 4，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2 页。()夏燮：明通鉴卷 25，第 936 页。()章纶：章恭毅集，载章纶集，线装书局，2009 年，第 26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27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22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变之所以多发，是“阴壮之盛而天之所以谴告”()的缘故。奇怪的是，景泰五年春，数日阴沉，久久不见日色。()加之湖广地方报灾，称“罗山大寒，竹树鱼蚌皆死。衡州雨雪连绵，伤人甚多，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这更给时人心理笼罩上一层恐慌气氛。明人认为，灾变现象的相继出现，是上天对时下统治秩序的不满，具体到现实政治中，则是储位的变更不定和有违礼法伦常。频发灾变成为复储之争最直接的推手。有鉴于此，朝臣纷纷上疏景帝，为复沂王朱见濬储位而发声。“怀献太子之薨也，中外属望沂王，欲乘此复东宫，无敢发者。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语及沂邸皆泣下，因约疏请复储。”()时任仪制郎的章纶敢为人先，应诏条陈修德弭灾十四事，以“敦孝义”为辞，“请上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率群臣朝见於延安门，以极尊崇之道；推犹子之谊，诏沂王复正储位”()。章纶在所奏疏中将复储之事与皇帝所当坚守的亲亲之义相结合，极力推崇儒家所倡导的“孝义”理念。几乎同时，南京大理寺卿廖庄也上疏景帝：“请笃亲亲之恩，定天下之本，略与章公议同。”()御史钟同紧随其后，为复储位而上疏切谏。钟同认为，“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但是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且“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与章纶和廖庄不同的是，钟同是从天命论的角度来论证建复沂王储位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认为复储是顺应天命和深孚众望之举，由此其疏谏复储的态度也格外坚决。储位问题在王朝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历来被视为“国本”，“它关系到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和转移能否以和平的()章纶：章恭毅集，第 27 页。()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 7，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28129 页。()张廷玉等：明史卷 28，第 426 页。()夏燮：明通鉴卷 26，第 1088 页。“怀献太子”即景帝之子朱见济，景泰四年夭折后谥“怀献”。()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 5，第 200 页。()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 5，第 200 页。()张廷玉等：明史卷 162，第 4409 页。23方式进行，关系到国家的政治能否稳定”()。由此，服膺纲常名教、深谙传统儒家政治理念的士大夫政治精英，在储位问题上不惧艰险，冒死进谏。景帝因章纶、钟同等人上疏而大怒，下令立即逮捕并下诏狱。有趣的是，在对上疏朝臣用酷刑时，“天忽大风雨沙，狱遂少缓，得不死”()。景帝亦惧怕上天示警，才因此作罢，将二人禁锢狱中。以章纶、钟同等人为首的朝臣上疏力谏复还沂王储位，由此引发了君臣之间关于储位的冲突和论争，在这一关乎宗社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景泰君臣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从这两种政治态度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景帝与朝臣在复储之争中的政治立场和内心世界。二、复储之争中景泰君臣的政治态度随着“怀献太子”的夭折，景泰朝政治前途和命运也变得难以捉摸。在景帝为政治前途担忧惶惑之际，灾变频发以及朝臣屡次疏谏复储，君臣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从其政治态度可见一斑。（一）景帝强硬且矛盾的政治态度景泰四年朱见济的薨逝，使得复沂王储位的呼声日益高涨。至次年春，灾变频发，景帝不敢轻易怠慢上天示警，到“二月乙巳，以雨旸弗时，诏修省，求直言”()。加之气候异常，连日“积雪，恒阴”()，少有日色。这一系列异常天象的出现，在传统社会统治者的思想世界里都是异于常态的不祥征兆，与时政得失紧密相关。景帝之所以下诏求言，其直接推动力量来自于上天示警。为顺应天意，景帝期望以求直言的方式消弭灾变。若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景泰五年春出现多种灾变，景帝为消弭灾变、安抚人心而求言，是()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第 186 页。()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 5，第 200 页。()张廷玉等：明史卷 11，第 147 页。()陈建：皇明通纪卷 16，中华书局，2008 年，第 730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24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其内心恐慌不安的外在表现，且基本意愿也只是想通过这一措施来迎合天意，以求内心慰藉。这于实际政治运行和政策调整并无多少裨益。我们可从章纶、钟同等人上疏后景帝的政治态度中明显感知这一点。章、钟二人相继上疏，为沂王复储之事据理力争，结果却是“疏入，上大怒，逮系搒掠，体无完肤”()。很明显，储位空虚与悬而不定是明廷政治生活中最为朝野关注之事，此时灾变频发，便很自然地被认为与储位之事相关。景帝将上疏言及复储之事的官员一并治罪，正是其保权固位强硬政治态度的明显写照。不难发现，此前，景帝使自己一支世代传承帝位的政治意图已颇为明显，而朝臣上疏复储正触犯了景帝忌讳，其强烈反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景帝的这一政治态度其来有自，实因天变异象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世界观里是政治社会秩序紊乱的表征。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早已固化的阴阳论调、传统思想文化为既定思维模式，人们将多种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与政治、社会运行状况紧密相连。()从灾变的发生和变化过程体察政治运行的规律，以掌握吉凶休咎并妥做因应，正是包括景帝在内的明朝统治者心愿所在。景帝始终坚守自身立场不愿复还沂王储位，但植根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命观念又使他不得不直面灾变的发生，从而采取相应时政修举措施以应对上天谴告。基于内心对灾变异象的惶惑，又迫于传统礼法规范带来的舆论压力，景帝畏惧灾变的恐慌矛盾心理清晰可见。我们从其贬谪给事中徐正之事中可窥见一斑。此前，给事中徐正为迎合景帝心意，上疏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虑，宜出沂王於所封，增高南城，伐近城高树，宫门之锁以铁锢之。”()景帝因疏中所言事而大怒，将徐正谪戍铁岭卫。实际上，自下定决心软禁英宗于南宫到朝臣讨论复储问题这一时间段内，景帝可谓始终怀有此种矛盾心理，即在采取措施以保自身万世一系与传统礼法规范下合法性认同危机带来的恐慌之间()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 5，第 200 页。()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安徽史学，2019 年第 5 期，第 34 页。()张铨：国史纪闻卷 8，第 395 页。25犹疑。景帝的这一心理状态，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是在复储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景帝无奈且复杂的心理状态衬托出了其政治态度的变易，与朝臣在复储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二）朝臣为复储而据理力争前文已述及，景泰年间多数朝臣视储位为国本和社稷安定的基石，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是维护和保障储位有序传承的有力根据。“儒家伦理道德对士大夫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也是其心中不可动摇的、近乎真理的价值体系”()。朝臣对儒家伦理道德坚守与服膺的情怀，在复储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景帝下诏修省求言时，章纶在其所上修德弭灾疏中明确提出希望景帝听从谏言，称：“恭惟皇上继统中兴即位以来，于今五年，为因灾异屡下，明诏反躬自省，许人之言，真可谓有敬天勤民之心，听言纳谏之至，虽古帝王不过如此。”()很明显，这是对景帝遇灾虚心纳谏的肯定，接着又从“正风化”的立场出发，对景帝进行劝谏。在章纶看来：“风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传万世者矣。至于储位，亦不可久虚，伏望皇上推同气犹子之义，诏沂王复居储位，以为天下之本。如此则五伦全备而和气充盈于宫庭，万姓爱戴而欢声洋溢于四海，殆见天心自回，灾异自弭而胡虏不足平矣。”()以章纶为代表的朝臣从伦序当立的角度来论证复还沂王储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认为如此才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且顺应天意的因应之道。景泰五年秋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也应诏上疏，亦力争复沂王储位。廖庄认为，景帝应“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所以系属天下之人心”，认为如此即为“弭灾召祥之道”。()在此基础上，廖庄进一步发出“孝弟刑於国家，恩义通於神明”()之呼声，但这封奏疏被留中不报，其建议更没有得到景帝采纳。景帝对群臣上疏极谏沂王复储位的言辞基本持消极态度，但秉持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朝()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0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26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29 页。()夏燮：明通鉴卷 26，第 10941095 页。()张铨：国史纪闻卷 8，第 394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26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臣仍前赴后继，为争取复储而据理力争。正当复储之争趋向白热化之时，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竑因灾陈言。王竑在疏中提及，自景泰四年以来各类灾变接踵而至，致使“人民庐舍飘荡，麦稻淹没，颠连流迁”，至五年春，“风雨连月，寒冱倍冬，不识天意何在”。()王竑认为，诸多灾变的出现是政治运行出现纰缪而有干天和所致，其言外之意则直指储位问题的悬而未决。王竑希望景帝敬修德行以整顿朝政，在敬重天命、顺从天意基础上将储位复还英宗之子，以消弭不断出现的灾变，这也是使社稷稳定、政治平稳运行并造福民生的明智之举。复储事件中景泰君臣政治态度明晰，在此基础上君臣政治博弈的逐渐展开，成为观察景泰君臣政治心态、政治思想和景泰朝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三、以复储之争为中心的君臣政治博弈“政治博弈”一词，原属政治学范畴，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詹姆斯莫罗称博弈论是基于某种社会情境构建相应场域来牵涉个体的互动，“是一个关于相互依赖的决策的理论”()。若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考察，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通常“涉及和政治有关的思维和感情，以及这些思维和感情所产生的行为倾向”()。这些政治学理论可以为景泰年间朝臣与皇权之间的政治互动和较量提供解释。反映在朝堂斗争中，“政治博弈”主要体现为君臣之间围绕政治运作、朝政局势和政策调整等问题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其间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情感的流露和表达。()景泰五年复储之争是明中叶政治()张铨：国史纪闻卷 8，第 393 页。()詹姆斯D.莫罗：政治学博弈论，吴澄秋、周亦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 页。()托马斯普雷斯顿等著：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5 页。()参见赵轶峰：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史学集刊，2020 年第 1 期，第 3442 页。赵轶峰认为，在明代皇权与士大夫展开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士大夫政治话语权得以提升，皇权亦向高度集中的趋势发展，君臣之间冲突不断、关系微妙。27生活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斗争，深刻影响了景泰朝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甚至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若就景泰朝政治状况而言，在灾变频发的历史环境下，透过复储之争，景泰朝以君臣政治博弈为面相的政治生态清晰可见。（一）以敬天法祖政治原则为思想基础的政治博弈传统社会中皇储问题是关乎王朝国家社稷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不仅是简单的皇室内部帝位传承，更关系着王朝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走向，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在景泰五年的复储之争中，景泰君臣围绕储位问题而进行的政治博弈不仅能直观地展现君臣关系，而且在明朝统治者普遍信奉的敬天法祖政治原则下成为观察政治生态变化的窗口。“国朝最重天文”()，如天启年间内阁大学士朱国祯所言敬天观念在明人思想世界里根深蒂固，又有类似“天地之气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的说教。此外，随着传统社会的发展演进，宗法观念深入人心，“使得 尊祖 的传统和意识逐渐弥散于社会，强化于人心，而极具政治意味的 法祖 观念也主要来源于此”()。在灾变频发时期，这种敬天观念与法祖思想相结合，成为朝臣与皇权之间展开政治斗争的思想观念支撑。景泰四年、五年之交，因灾变数见，景帝为息天怒下诏修省，是基于法先王之道且顺应天命的举动，意在保有上天授予自己的皇权合法性的顺利传承。很明显，景帝在群臣上疏言复储之后的消极处理态度和直接用刑于言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儒家政治理念所推崇的君臣和谐共理国政的理想局面，也可视作皇权对士大夫政治权力的压制和打击，从而表现为较为尖锐的君臣冲突。在景帝强硬反对复储的情势下，以章纶、钟同为代表的朝臣仍不屈不挠，敢于向皇权发起挑战。灾变出现之际，在朝官员多认为“消弭在敬天法祖”()，这也是对景帝皇权决策的一种规范和要求。()朱国祯：涌幢小品卷 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14 页。()孙福轩编校：商辂集卷 5，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67 页。()余焜：敬天恤民：明成化弘治时期修省弭灾探研，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70 页。()夏燮：明通鉴卷 26，第 1095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28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在这些言官看来，“易储一事，天地不与，祖宗不与，人心不与，举朝臣子皆不与”()，易储是违背天命和人伦之举，希望引起景帝警省，重视天戒。同时，又以亲亲之义规劝景帝重视宗法伦常，由储位复还英宗之子而言及已然成为太上皇的英宗。正如章纶在其修德弭灾疏中所言：“上皇天性谦冲，意无彼此，伏望皇上于朔望日或节日一幸南宫，率郡臣朝见上皇于延安门，以叙连枝同气之情，以极尊隆崇奉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义也。”()毋庸置疑，章纶敢于逆龙鳞言英宗之事自然是触犯了景帝忌讳，引起景帝不满，随之被投入诏狱。以上所言，都可视作朝臣对皇帝权威进行挑战，在敬天法祖政治原则下与皇权展开斗争。在英宗后，天顺元年（1457）定襄伯郭登奏：“前给事中林聪、叶盛，大理寺少卿廖庄，御史倪敬、左鼎，礼部郎中章纶等皆以直言触忤时讳，乞将各官重加升擢。”()景泰朝力争复储之臣纷纷得到升擢，成为新朝功臣。围绕复储之争展开的君臣博弈，是景泰朝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不仅夹杂着尖锐的君臣冲突，也是朝臣贯彻和实践敬天法祖政治原则的契机。（二）灾异谴告与传统儒家礼法对皇权的约束尚书言“天命有德”()，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看来，“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除了超凡魅力和德政，还有上天赋予的天命”()，这就是为统治者所信奉的“天命论”。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也曾说：“天命，实理之原也。”()意为天命是天地间万物运行规律的起点，必须遵而行之。这种天命有在的思想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并作为确立其合法性的思想工具，且常与灾异谴告说相统一，成为矫正治道和约束皇权的常见政治手段之一。在景泰朝复储之争中，灾变频发()章纶：章恭毅集，第 335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29 页。()明英宗实录卷 274，天顺元年正月癸未，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 5790 页。()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 4，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39 页。()马骊：朱元璋的政权及统治哲学，莫旭强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30 页。()叶子奇：草木子卷 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29对景帝的心理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景帝在降灾后即下诏修省，群臣纷纷上谏。时任左春坊大学士的商辂应诏陈言，坚决认为：“天心仁爱人君，莫大于发灾变以谴告之，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惧之，无非欲人君修省过咎，以修德政，钦崇天道，以保天命，变祸为祥，转危为安也。”()商辂所言保天命之道是与君主实心悔过以修德政相联系的，这与明中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丘濬所倡导的“人君为治，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之论调中有关天命与治道关系的言论不谋而合。可见，商辂和丘濬等人的言论，都是在阐明君主不可违背天的意志，在突出天是至高无上权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灾异谴告对君主自身行为和政治措施的约束和规范。因畏惧天命转移，加之朝野内外请复沂王储位的呼声日益高涨，景帝虽然内心矛盾，但因灾变引发内心惶恐，遂公开宣布反省时政，并下诏求言。御史钟同随即上疏道，“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也从与灾异谴告相统一的天命论角度出发来规谏景帝。此次上疏虽然未能得到景帝采纳，但对景帝的心理变化影响颇深。不容忽略的是，除通过灾变、天命等因素在心理层面对皇权进行约束外，传统儒家礼法规范在复储之争中对皇权进行限制主要体现在制度和思想道德层面。简言之，朝臣通过传统儒家礼法对君德进行规范。在景帝下诏求言后，林聪随即上疏，其疏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灾祥在德。”()林聪进一步以古圣先王作比，认为：“古之王者，以祸福无不自己出之者，故每遇灾，必恐惧修德，以求消弭。”()无疑，这是在向景帝说明遇灾修德的重要性，突出修德在消弭灾祸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为争取复储而上的上言十六事疏中，章纶进一步指出，帝王应是“法天道之运，隆英明之德”的君子，是“惟知道德仁义为己有，而不知富贵利达为何物”的圣人()，这也为约束和规范景帝的言行提供了有力()孙福轩编校：商辂集卷 5，第 74 页。()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158，京华出版社，1999 年，第 1379 页。()夏燮：明通鉴卷 26，第 1092 页。()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45，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43 页。()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45，第 343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11、9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30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依据。另外，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看来，遇灾修德还应与循伦理和正纲纪相结合。如丘濬所言：“然所谓纲纪者，盖亦多端，而在人伦者尤为重焉。”()人君为治，必须躬行礼义孝悌，方能为天下万民表率。“德者政之本”()这一为儒家士大夫普遍提倡的道德准绳在约束和规范景帝言行以求复储之效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复储之争中朝臣屡次上疏，都意在将天命、灾变范畴内的天道与儒家传统礼法规范下的“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相统一，希望景帝遵循天理、道德。朝臣借此对景帝至高无上的皇权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以防止其无限膨胀，对景泰年间储位问题的尘埃落定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朝臣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承续和践履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基本源于礼法制度中对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的要求与界定。尤其在程朱理学颇为盛行的明前中期，“士大夫服膺纲常名教，向来将宗族和礼法制度视作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与其旨在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得君行道政治理路一起，尽显这一群体在政治生活中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刻践履。这在身居权力中枢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即朝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朝臣立身持正、君明臣直的政治思想在景泰朝复储之争中也得以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明人焦竑所指出的，明前中期的多数朝臣，每“遇天地大灾，时政缺失，抗事力争，无少规随”()，且常怀“上孤天恩，下招众议”()的自责心理。不难发现，在储位悬置、景帝亦无复沂王储位之心时，以章纶、钟同等人为首的朝臣纷纷上疏立谏，这正是维护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实践。“适国家多故，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为复储问题力争时，章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系狱三年，项上铁索身同卧起，至白亮如银。比脱杻镣，手足拘挛不能()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2，第 10 页。()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48，第 373 页。()余焜：庙堂与江湖：从修省弭灾看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第 79 页。()焦竑：玉堂丛语卷 4，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26 页。()于谦集奏议卷 5，第 223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348 页。31动”()。早在景帝易储之心萌生之时，朝臣多感受到政治空气的不同寻常。在他们看来，废除上皇所立太子改立景帝之子的行为，是对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和秩序的挑战与破坏，应当上疏切谏，以维护根植于道德框架内的传统礼法规范。有鉴于此，“同每独坐，深思泣下。已而，怀献太子卒，同与纶入朝待漏，言及储位事，相对流涕，同讽礼部，请复沂王东宫”()。面对景帝易储的坚决态度，以章纶为代表的朝臣多声泪俱下，为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的破坏而感痛心疾首，甚至甘冒斧钺之诛极力上疏复储。章纶本着践行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理念，始终认为若“沂王复居储位，如此则五伦全备，和气充溢，天心自回，灾异自弭”()，同时坚守着“臣身轻，而朝廷为重，使朝廷安则臣身虽死亦无憾”()的理想信念，其政治风范也在这种君臣博弈中得到彰显。不可忽略的是，景泰年间士习躁竞之风已显端倪()，对儒家政治思想的传承有所冲击。如明人袁袠所言：“夫躁竞者，进者恬，退者远，而贤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风俗败坏，而沦胥以溃矣。”()在复储事件中，除章纶、钟同等多数朝臣坚守自身政治立场以维护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之外，仍有少数人为明哲保身而缄口不言，如“主事孟玘，自分必掇祸，幸免”，亦有“王直、李贤、李侃、林聪、朱英以下咸知其非，卒无敢讼言之者”。()相形之下，以章纶、钟同等人为首的朝臣上疏立谏复储，是对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承续和践履，也是在士风浇漓的时代背景下坚守儒家政治思想的努力，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打击了伦序败坏和士习躁竞之风，又很好地彰显了朝臣的人格魅力和为政品格。（四）灾变对景泰朝政治生态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先民往往对浩渺苍穹心存敬畏之感，认为政治秩序()黄景昉：国史唯疑卷 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6 页。()张铨：国史纪闻卷 8，第 395 页。()明宪宗实录卷 238，成化十九年三月甲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第 4044 页。()明宪宗实录卷 238，成化十九年三月甲寅，第 40444045 页。()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226页。()袁袠：世纬卷下，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7 页。()黄景昉：国史唯疑卷 3，第 77、76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32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稳定与否与上天意志的表达紧密相关。“天可征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视听，人受天为聪明，天人一理也。”()明人何孟春对天人关系的阐释正是“天人相与”观念在时人世界观中的深切反映。而更易太子致使国本动摇之事，是关乎明王朝社稷稳定与否的大政，朝野很自然地将其与天变灾异联系起来。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道，景泰二年（1451），景帝“册己子为皇太子，更封今上为沂王。未几太子薨，灾异迭见”()。此时，章纶上疏称“窃观北极五星，明大则吉”()，是复中宫和东宫之象，遂“请复中宫以正壸仪，请复东宫以固宗社”()。天变被指为上天对易储的谴告，加之群臣纷纷上疏，景帝倍感压力，心中矛盾非常。除天变的频繁出现，各类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在章纶被逮系诏狱后，“天大风，黄沙四塞，人心杌陧；释囚之日也，连日阴霾至是开豁”()，且不论此灾变的真假虚实，时人对灾变的历史书写反映的是所处时代亲历者普遍的心理状态，是对上疏复储的士大夫的褒扬，对景帝破坏传统礼法规范的批判。章纶被释出狱之日，“京城男妇聚观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卫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举首相贺”()。由此可见民心所向，几乎整个社会舆论都对景帝易储持反对态度。而由灾变催生的社会舆论是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政治运行联系紧密的天人关系和由灾变引发的社会舆论，既推动了景泰君臣之间的博弈进程，也影响着君臣关系和朝局走向。“自昔灾异，皆君臣引咎”()，朝臣上疏请复储是一种期许消除天变的途径，也期望通过此种方式来维护儒家伦常秩序。朝臣立谏复储虽是儒家政治思想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付诸实践的表现，但也使得景泰君臣之间的关系走向悬隔和疏离。这从景帝为笼络朝臣以保自身一系储位稳固到决绝处置复储之臣的心路历程中明显()何孟春：余冬录卷 1，岳麓书社，2012 年，第 10 页。()陆容：菽园杂记卷 4，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7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32 页。()章纶：章恭毅集，第 353 页。()张诩：东所先生文集卷 3，载张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20 页。()张诩：东所先生文集卷 3，第 120 页。()叶盛：水东日记卷 4，第 42 页。33得见。而朝臣轮番借灾上疏，又有敬天法祖和灾异谴告等观念的作用，景帝内心矛盾异常，也使得这一关涉国本的问题久悬不定。景泰六年（1455）后，景帝身体每况愈下，对建储之事无甚精力且心灰意懒，这就给谋变许久的实权派官员以可乘之机。“时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景帝的犹疑与储位不定为石亨、曹吉祥等人借景帝病重之机发动夺门之变提供了绝佳契机。由此，景泰朝臣借修德弭灾发起的复储之争也以景帝病重和英宗复辟而结束。灾变在这一政治较量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进而影响着以君臣关系和朝局走向为标志的政治生态的变化，不仅使得景泰朝政治生态走向混乱，也为天顺年间甚至明中后期君臣关系的悬隔与政治斗争的加剧埋下了隐患。四、余 论景泰年间围绕沂王复储事件，景帝和朝臣在儒家传统礼法规范和祖宗旧制等框架内展开政治博弈，而各类灾变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复储之争是景泰君臣围绕皇储问题而展开的政治较量，深刻影响着景泰朝的政治前途和命运。朝臣以灾异谴告和天命论为有力武器，在复储事件中敢于发声，为维护传统礼法观念和伦理秩序同皇权展开博弈，这也是其政治风范的生动写照。而景帝因登基之初所立太子的夭折，为其政治前途忧虑，且深受上天谴告和朝野舆论的双重压力，内心矛盾异常。在复储之争中，景帝为保有自身一系帝位永续传承，迟迟不肯恢复沂王储位，将个人情感凌驾于传统礼法和伦理规范之上。而作为儒家传统礼法规范和道德伦理代言人的朝臣，以灾变为契机上疏言事，勇敢地规谏景帝复储，实际上是践行儒家政治理想和维护道德秩序。复储事件可以作为窥探景泰朝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君臣在处理国本问题上的主观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及君臣关系与朝局走向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景泰朝后期的政治命运也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基本奠定，且对明朝中后期政治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35，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29 页。余焜：复储之争与明景泰朝政治生态34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影响。明人常言“天无妄灾，雷无虚声”()，并始终认为灾变与人类政治社会秩序是相通且统一的，灾变出现是对政治秩序失稳和社会伦常失序的警示与告诫。从这一思想理路出发，“天”即被视为人类道德意识的终极之源，天意成为衡量人类政治社会秩序是否稳定的尺度和准绳。若逢治世，则“日月星辰，行有常道”()；若秩序紊乱，则世间万物“为灾、为妖、为乱矣”()。基于此种思想观念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在已然渐露近世初曙的明代仍颇为流行。其实，灾变仅为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象征着矫治混乱秩序的标尺，若将其与政治生活相联系，无形中就与政治意向和道德标准相结合而上升为天命和君道得以沟通的媒介。因此，当各类灾变与政治生活相联系时，往往衍生出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君臣权力博弈。在这种博弈和较量中，包括朝臣在内的士大夫群体往往以修德或修省为主题来规劝皇帝通过内省和施行德政等方式应对灾变，这不仅是修身明德、推行仁政和王道等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也是王朝国家应对各种突发危机时适时调整时政的重要契机。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天意的解读往往与政权合法性构建相结合的特征，统治者对天命观念的信仰根深蒂固，为防天命转移以保社稷稳固，宽民恤民之举常成为必行之务。而常与政治社会秩序相联系的灾变成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得以付诸实施的推动力。若要消除灾变，进而恢复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则必然要修德、修政，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被提倡。因此，修德弭灾也成为诸多士大夫表达民本、德主刑辅、宽政恤民等政治思想的重要平台和媒介。灾变作为一种与秩序和规范有关的政治文化符号，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和为政理念的传达与实践，而在调整时政和矫治时弊的过程中，时人构建稳定政治秩序与和谐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也清晰可见。（责任编辑 吴 倩）()田艺蘅：留青日札卷 9，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35 页。()叶梦珠：阅世编卷 1，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 页。()叶子奇：草木子卷 1，第 10 页。197ABSTRACTS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Gu Liang ZhuanDislikes“Handing Over the Crown”B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