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 2023.pdf

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 2023.10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 安思齐 李昌徽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代表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前言作为经济和社会的支柱，照料劳动至关重要，但却常常被忽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和女童承担着大部分的无偿照料劳动：全球来看，妇女从事着76.2%的无偿照料劳动，是男性的3.2倍；在中国，妇女花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男性的2.5倍。妇女和女童肩负的繁重而不平等的照料责任，是造成经济及社会各方面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酬照料劳动，作为转化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要载体，其价值也通常被低估。例如，由家政工承担的有酬照料劳动往往是非正规的，缺乏法律保护，这影响了家政工的福祉及高性价比的家政服务的供给。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这样的紧急事件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许多因素增加了无偿照料劳动量，例如学校停课、老年人和病人护理需求的增加等。随着妇女在家中满足更大的照料需求，其工作也不成比例地受到降薪和裁员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危及我们在女性劳动力参与方面取得的本就很脆弱的成果。同时，家政工也受到严重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由于封控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家政工人（超过5500万人）面临着失去工作和收入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家政工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照顾老人和儿童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给整个照料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而男女平等作为中国基本国策，已载入中国宪法；现行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共同承担照料陪伴子女老人、教育子女等家庭责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也明确提出了“缓解妇女的家庭育儿负担，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目标。在此背景及 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2021-2025年)下，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发表了 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以更好地了解照料劳动和照料经济在中国的情况，并提出了重审照料劳动的社会安排以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的政策建议。该报告对联合国妇女署通过推动妇女在照料劳动上的付出获得认可和报酬来变革照料经济的工作，及国际劳工组织为有家庭责任的工人提供平等机会和待遇的体面工作项目和倡导无偿照料再分配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旨在为两个组织的相关工作提供实证支撑，并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有用的资源。为了实现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解决照料问题上的问责制，并探索新的途径来认可、减少和重新分配无偿照料劳动。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v前言 v致谢 1概要 2一、导言 4二、文献综述 6(一)无偿照料劳动分配及其变化 8(二)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方法 10(三)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估算结果 11(四)新冠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 13(五)国内外关于照料劳动的政策实践 14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5(一)研究方法 15(二)数据说明 16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8(一)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性别分配现状及变化 18(二)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 25(三)新冠疫情对家政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影响 33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一)研究结论 41(二)政策建议 43附录 47参考文献 49目录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1本研究由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和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联合发起，其顺利完成是多方努力和合作的结果。本报告由曾湘泉、陆海娜、单志霞、熊督闻、王馨悦和朱建军撰写。刘华博士做了部分数据的基础分析。本报告由林加蕾女士、王瑨宜女士（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和黄群女士（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负责协调，她们为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建议和指导。我们感谢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开发中心提供的家庭时间利用调查微观数据。本报告结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数据开发中心或国家统计致谢局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冠肺炎 突发危机事件对就业市场影响研究”项目（72073138）的支持。我们感谢阿姨来了、好孕妈妈、众品明浩等家政公司提供的对企业和家政工的访谈机会；感谢58同城招聘平台提供的蓝领招聘大数据。我们对所有为报告提供了建议的个人表示感激：初帅、王睿、位晓琳，他们在曾湘泉教授定期举行的组会上对报告提出了建议。我们还要感谢 Soledad Salvador 女士（联合国妇女署乌拉圭办公室）和 Ginette Azcona女士（联合国妇女署总部）的宝贵意见，以及 Sarah Cook 博士在报告内容上的大量投入及其在报告审阅、编辑和定稿方面所做的工作。2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需求端看，人口结构的变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加之独生子女等政策的调整，对照料服务需求的增加。从供给端看，中国家庭规模变小，抚养比上升（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导致家庭对其成员的照料能力下降。与此同时，新兴的有酬照料劳动行业依然脆弱。家庭内部（往往是妇女）承担的繁重的无偿照料负担就反映了这种照料劳动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匹配。新冠疫情突显了有酬照料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照料经济，本报告详细分析和讨论了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性别分配的现状和变化，并估算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和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我们还将家政行业（即提供有酬照料劳动的行业）作为切入点，评估了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的影响。有酬照料劳动反映了无偿照料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了解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的影响。本报告使用国家统计局2008年和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计算了无偿照料劳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性别分配方面的变化。我们发现，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类似，中国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及总劳动时长均远高于男性。2018年，男女无偿照料劳动时间较2008年均有所增加，这种增加主要体现在陪伴和照料孩子、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和照料概要成年家人等方面。性别差距在大多数无偿照料劳动的细分类别上都有所增加，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性别分配还随城乡、教育、婚姻状况、年龄、个人收入等的不同而不同。其次，本研究估算了中国经济中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以及妇女在其中做出的贡献。结果表明，2018年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不少于 GDP 的 25%，其水平维持在 22.6%和 32.1%之间，这一结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研究一致。其中，妇女对无偿照料劳动的贡献尤为突出，约为男性的两倍。最后，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对照料行业的影响，主要是分析新冠疫情对家政服务行业提供的有酬照料劳动的影响。该研究使用来自一家领先招聘平台机构的大数据，结合访谈和问卷，发现在新冠疫情的早期，照料劳动的供需双双下降。家政服务企业和工人受到严重影响，这反映了家政服务行业和有酬照料工人劳动条件的脆弱性。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中国照料经济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照料劳动的需求，同时减轻妇女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负担。如果照料劳动的供给状况不改善，其他的政府目标，如人口增长、性别平等和“共同富裕”等也很难实现。主要的政策建议如下：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3 充分认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将其纳入“家庭卫星账户”的编制；1 出台并实施支持优质照料服务发展的政策；向有酬照料劳动提供者提供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并提高家政服务部门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包括增加在家政服务管理和提供方面的培训；确保所有企业履行用人单位责任，落实国家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并在工作场所引入家庭友好的措施；1 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家庭卫星账户(HHSA)将生产范围的边界扩大到包括所有家庭非市场生产，并根据相关交易或交换进行调整。家庭卫星账户可以提供家庭各种生产活动的详细数据，是核算和分析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要工具（刘丹丹，2012；陆熊文，2013）。营造一种支持性社会环境，减轻妇女承担的有酬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的双重负担，并减少有酬照料劳动市场中的性别隔离。以上建议将共同推动中国照料经济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词：照料经济；无偿照料劳动；性别；新冠疫情；时间利用调查；大数据4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近年来，照料的供给，或更具体地说，家庭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和政策问题。从需求端看，人口变化，包括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增加了对照护人员的需求。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约为2.2亿；到2025年，这一年龄段的人口预计将超过3亿，到 2053年将攀升至约4.82亿人的峰值（翟振武等，2017）。为解决这一人口不平衡问题，中国在 2022 年进一步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所有夫妇最多生育三个孩子。照顾老人和儿童的需求导致对有酬和无偿照料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给整个照料行业带来压力。从供给端看，中国家庭规模变小，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照料能力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5年的平均3.10人减少0.48人。3此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提供的照料服务不规范，为照料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供需不匹配尤其体现在家庭内部无偿照料的沉重负担上，而这一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肖未索，简逸伦，2020）。照料劳动分为有酬照料劳动和无偿照料劳动。实际上，大多数从事照料劳动的人都是女性，而此类工作的价值被低估，甚至常常不被视为工作。因此，认可和重视无偿照料劳动并改善照料劳动提供者的工作条件将有助于改善照料劳动提供者的状况，尤其是通常承担更多此类劳动的妇女的状况。更好的条件和报酬可以反过来提高所提供的照料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需要照料需求。增加可负担的高质量有酬照料劳动的供应应该会减轻无偿照料者的负担，让有照料负担的个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寻求自己的职业或个人发展。然而，如果任由市场提供照料服务，照料服务价格的增加将减少收入有限人群获得优质照料服务的机会，因此政府需要将此视为一个政策问题。此外，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是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提供照料的大多是女性，因此认可照料劳动的价值并为照料劳动提供报酬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方式。经济的发展对这种分工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中国政府也提倡男女平等。现行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4和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5均提出要减轻女性的照料劳动负担。一导言2 中国自 1982 年 9 月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 2016 年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而被取消。2021年，政策发生变化，允许所有夫妇最多生育3个孩子。参见http:/ 参见https:/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tp:/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tp:/ economics）又称为照顾经济学或关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家庭、市场以及政府行为中照料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上述领域中的照料服务如何实现最优化配置以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刘二鹏等，2019）。Becker（1995）充分肯定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认为“现在该把居民无偿照料劳动视为一个国家GDP中犹如商品和服务一样的组成部分了。家务劳动占据居民大量时间，这表明家庭生产在一个国家GDP中占有可观的百分比”6。尽管照料经济为当下和未来人口的养育和再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经济支柱的照料经济一直未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传统经济学研究以男性经验为主有关。随着劳动经济学、女性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化，照料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很多国家的此类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内部从事照料工作的家庭成员存在低就业率和即使就业也是低工资收入的状况，即“家庭照料惩罚”（福布尔，宋月萍译，2020;Azcona等，2020）。从事市场化有酬照料工作的女性（从业者往往大多为女性），其收入明显低于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即“有酬照料惩罚”（福布尔，宋月萍译，2020）。随后，学者们又在有酬劳动的产业化、市场化等方面，研究了有酬劳动的“定价机制”“成本控制”“质量监督”和“劳动力供给”等问题（Himmelweit,2005;Budig&Misra,2011;Mason&Kuhlthau,1989;Daly&Lewis,2000;Folbre&Nelson,2000;Klaver et al,2013）。Himmelweit（2005）评估了照料劳动市场及其失灵，说明了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考虑到照料需求的不同和能够用于支付照料服务的资源的不平等，以及照料作为一种依赖于劳动时间的商品的性质，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通过降低工资）的市场激励措施可能会导致照料服务质量的下降。反之，提高工资又会增加家庭的照料成本，进而使许多提供无偿照料劳动的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Himmelweit得出结论，仅靠市场将加剧现有的供求不平衡现象，并可能破坏劳动标准和劳工条件。与此同时，由于照料资源的稀缺、照料活动的专业化、照料服务的商品化，经济学领域关于政府是否以及怎样提供照料服务的政策研究也逐渐展开（刘二鹏等，2019）。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照料经济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台了多种政策支持照料经济的发展，旨在减轻女性负担，减轻或消除“家庭照料惩罚”和“有酬照料惩罚”。政策目标包括承认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减轻无偿照料劳动负担、并促进照料劳动在男女之间以及家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再分配（Elson，2017）。除此外，还强调了为有酬照料劳动从业者提供合理、体面的回报，并保障其发声和集体协商的权利的重要性（Addati等，2018）。二文献综述6 https:/ Connelly等，2018），社会化照料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纪竞垚，2020）以及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余央央和封进，2018）等。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表明，无偿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及无偿照料劳动和有酬照料劳动是可相互替代的。虽然照料劳动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缺乏对该主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部分原因是数据有限，部分原因则在于中国学术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自2020年以来，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防控措施进一步突显了中国乃至全球照料问题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对可部分替代无偿照料劳动的家政服务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导致全球无酬家务劳动显著增加，而女性无酬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则明显高于男性。基于此，本研究详细分析和讨论了中国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现状和变化，估算了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并以家政服务业和家政工为切入口评估了新冠疫情对有酬照料劳动的影响。下文对为我们处理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8（一）无偿照料劳动分配及其变化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定义，无偿照料劳动通常是指个人为其家庭或社区内成员的利益所提供的所有无偿服务，包括照顾人员和家务劳动。常见的例子包括洗衣、烹饪、做清洁，以及照顾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等。跟家务劳动或照顾人员相关的志愿社区工作，如社区厨房或儿童保育，也是无偿照料劳动的一种形式。它不包括“自用商品生产”（例如生产商品供自己使用）和“营利性”就业（例如在家族企业工作但不领取工资或薪金的生产活动）（Addati等,2018）。在无偿照料劳动的研究中，由于衡量无偿照料劳动的标准不同，跨国数据往往并不兼容，但总体而言，各国内部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是清晰的。在全球范围内，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Charmes（2019）使用来自75个国家的数据7 发现，平均而言，女性从事的无偿照料劳动是男性的 3.2 倍，女性平均每天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 272 分钟，而男性为 84 分钟。Miranda（2011）使用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6个成员国和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花 2 小时 20 分钟从事无偿照料劳动。在这种性别分工模式之下，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分配模式进一步呈现出国别差异、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在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以及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成员年龄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8 根据Charmes（2019）研究的结果，在新兴经济体中，80%的无偿照料劳动提供者是女性，她们平均每天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276 分钟，而男性为 68 分钟。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平均为 65.5%（女性每天工作 260 分钟，而男性为 137 分钟）。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数字约为 86%（女性为 263 分钟，男性为 168 分钟）。在几乎所有国家中，农村地区的女性比城市地区的女性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关于无偿照料劳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从变化趋势来看，Gimenez-Nadal和Sevilla（2012）使用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从1975-2005年间，虽然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但男性也逐渐增加了在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上的投入，从1975的每周8至15小时增加到2005年的每周11至17小时。从具体照料活动的性别差异上看，母亲的育儿时间主要是生理照料和监管，占其育儿活动的60%；而父亲花在教育和娱乐活动上的时间则比母亲多（Veerle Miranda，2011）。中国关于时间利用的调查始于20世纪80年代9，但当时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并未对时间做明确的分类，即没有关于有酬劳动时间、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明确界定，数据分析主要集中于采用统计描述法分析居民在休闲、吃饭、购物方面的时间利用情况，或者采用因素分析法分析个人因素或社会因素对个人休闲时间的影响（李浩杰，2017）。7 这 75 个国家/地区的时间使用调查在问卷设计和调查时间框架方面并不一致。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参考文献。8 可参阅联合国妇女署编制的数据，其中记录了新冠疫情高峰期间的此类数据的相关变化：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pandemic-has-increased-care-burden-how-much-09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雅林教授于1980年对哈尔滨、齐齐哈尔的9个城市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9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在北京等10个省市开展了第一次正式的居民时间利用调查10，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研究也以此数据为基础逐步展开。Dong和An（2015）使用统计局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发现，在全样本中，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女性为每周27.3小时，男性为每周10.6小时）。在城镇样本中，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27.6小时，男性为12.9小时，在农村样本中，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26.9小时，男性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为每周8.1小时。李浩杰（2017）使用2008年统计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得出类似结论。其余研究则聚焦于无偿照料劳动的具体组成部分，如刘娜和de Bruin（2015）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在工作日，妻子比丈夫在家务劳动上每天多花费131.5分钟。齐良书（2005）使用2000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多106分钟，男性仅分担了25%的家务劳动。杨菊华（2014）使用1990年、2000年、2010年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中18-55岁的已婚人群样本研究发现，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31.31分钟，而男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94.91分钟，远低于女性。综上所述，国际上的研究大多探讨无偿照料劳动、有酬照料劳动与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因素、无偿照料劳动或家务劳动等某一组成部分的国家差异。一些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芬兰、加拿大和西班牙等高收入国家，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在国家层面对无偿照料劳动进行了系统的数据收集，有些国家甚至持续了几十年。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数据有限以及学者或政策制定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重视不够，缺乏对该主题的研究。一些中国的研究只关注无偿照料劳动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例如家务劳动，但对无偿照料劳动的整体情况了解甚少。一些研究使用中国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研究了无偿照料劳动。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研究已无法反映近年来中国无偿照料劳动性别分配的变化，因此本报告尝试填补这一空白。10 关于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在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做详细介绍。10（二）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方法 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的估算方法主要有投入法和产出法。投入法是指估计居民在无偿照料劳动中投入的劳动价值，使用花在无偿照料劳动上的时间和这项工作的相应“回报率”来估算。根据所使用的“回报率”或工资的不同，投入法可以进一步分为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法。机会成本法假设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有酬劳动，并将有酬劳动的市场工资看作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法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区分居民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具体类别，具有简便的特点。但是，由于不同个体的市场工资率不同，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本也不尽相同，所得到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差异也会非常大。同时，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个体可能在市场上难以找到工作，因此，尽管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居民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机会成本，但可能会高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Miranda，2011）。替代法假设无偿照料劳动不由家庭成员承担，而是雇人完成的，以雇人的成本作为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替代法又可分为专业替代法和综合替代法。专业替代法假定不同的无偿照料劳动由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员提供（如做饭由厨师提供、洗衣由洗衣工提供等），以该类人员的市场工资率作为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专业替代法的优点在于：它对从事无偿照料劳动行业做了更细致划分，从而提高了估算准确度。缺点在于从事无偿照料劳动的家庭成员和专业服务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积极性是不一样的。例如，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这可能导致高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Giannelli等人，2012）；而家庭成员提供无偿照料的动机可能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低估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综合替代法假定全部无偿照料劳动由一位服务人员提供，以该服务人员的市场工资率来替代无偿照料劳动报酬率。综合替代法简单直接，因为找到家政工人或者管家的工资率很容易（戴秋亮和詹国华，2010），缺点在于，不是所有无偿照料劳动都能够由家政服务部门提供，不能由家政服务部门提供的无偿照料劳动的市场价值就难以找到参考标准（刘二鹏等，2019）11。产出法关注无偿照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工作的价值可以通过无偿照料劳动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乘以市场上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得到。产出法与国民账户体系中使用的方法一致，因此理论上它与国内生产总值更具可比性。同时，由于它核算的是各项活动的增加值，因此一般也不会忽略那些“同时进行的活动”的价值。但是，这种方法要求详细核算每一项无偿照料劳动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及其市场价格，对于数据有着很高的要求（刘丹丹，2012），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很少使用。11 此外，还有一种将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混合”法。例如，将家庭佣工的工资计入家务，将专业工人的工资计入护理任务。这项建议是澳大利亚统计局于1999年提出的，后来被墨西哥应用，并扩展到几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感谢Soledad Salvador指出这一点。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11（三）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估算结果 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使用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综合替代法，估算了OECD 8个成员国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Caillavet等人，1995年）。研究表明，若被估值，无偿照料劳动将占每个国家GDP的很大比例。例如，在澳大利亚，无偿照料工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至69%，其中妇女占65%至66%。在加拿大，无偿照料工作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6%至46.3%，其中妇女占57.6%至63.4%。Sousa Poza等人（1999）根据1997年的瑞士劳动力调查，估计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占GDP的27%至39%，其中无酬家庭育儿的价值占GDP的5%至8%。Giannelli（2012）等人使用欧洲收入和生活水平调查（EU-SILC）数据和欧洲时间利用统一调查（HETUS）数据，估算出欧洲无酬家务劳动和无酬家庭育儿的价值占GDP的17%-31.6%。Suh和Nancy（2016）利用美国时间调查数据，估算出2010年美国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约占GDP的43%。对中国无偿照料劳动价值的估计研究目前较少。Dong和An（2015）使用机会成本法、收入法和替代成本法，计算出中国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25.1%-32.2%。李浩杰（2017）在机会成本法中考虑到了样本选择偏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获取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居民的有酬市场工资率，然后利用Heckman两步法和明瑟工资方程估算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居民的保留工资，估算出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45%。王兆萍和张健（2015）在投入法的基础上，构造了线性替代法，利用200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估算出甘肃省的无酬家务劳动价值占甘肃省GDP的34.63%。廖宇航（2018）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工资数据，采用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和行业替代法进行估算，发现家务劳动的价值约占GDP的30%。吴燕华（2018）设计了住户投入产出问卷，对浙江省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进行了估算，发现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占全省GDP的16.5%，而男性仅占5.8%。12表 1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结果的文献汇总作者国家/地区/省份原始数据年份方法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占GDP的比重Sousa-Poza 等人（1999）瑞士1997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32.0%-47.0%Caillavet等人（1995）澳大利亚1992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和综合替代法52.0%-69.0%Caillavet等人（1995）加拿大1992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和综合替代法30.6%-46.3%Suh和Folbre（2016）美国2010专业替代法43.0%Giannelli等人（2012）欧洲2006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17.0%-31.6%Dong和An（2015）中国2008机会成本法、收入替代法25.1%-32.2%李浩杰（2017）中国2008机会成本法45.0%王兆萍和张健（2015）中国甘肃2008线性替代法34.6%廖宇航（2018）中国2011机会成本法、专业替代法、综合替代法业替代法、综合替代法30.0%吴燕华（2018）中国浙江2015产出法22%-30.3%上述文献表明，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中，无偿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均占GDP的相当大比例。此外，大多数涉及性别间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差异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远高于男性。不过，由于时间利用调查问卷设置的不一致性，以及对劳动力的范围界定不同，各国间的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并不完全可比，同时，也缺乏对一个国家无偿照料劳动价值变化趋势的研究。中国的照料劳动：发展现状、价值估算及疫情影响13近期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已经减少了支持或替代家务工作的有酬照料服务的可获得性，例如快递、外卖送餐、家政服务和托儿设施，从而增加了家庭无偿照料劳动的负担（Brckner等，2021；Seck等，2021；Azcona等，2020）。随着针对疫情的封锁政策，女性更有可能失业，因为她们往往集中在更加灵活、不稳定和低薪的工作中，包括家政服务部门（Foley和Cooper，2021）。此外，为了抗击疫情而实施的隔离措施导致家庭内部工作的激增。当孩子们在家上课、家庭成员在家工作和用餐时，家务劳动（如清洁、烹饪、购物和子女学习辅导等）大幅增加。在增加的无偿照料劳动中，女性（尤其是有子女的女性）通常承担比男性更大的份额（Yaish等，2021；Chauhan，2021；Huls等，2022；Xue和McMunn，202112）。这些研究表明，疫情和相关政策不仅增加了从事有酬照料劳动的女性失业率，而且通过减少有酬照料（家政工或其他服务提供者）的供应，间接增加了无偿照料工作的负担。在中国，由于难以获取关于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直接影响的数据，目前只有少数关于对小型和中型企业（包括提供家政服务的企业）及其工人影响的新闻报道可供参考。迄今为止，仍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分析疫情对有酬照料行业的影响，探索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间接影响。（四）新冠疫情对无偿照料劳动的影响12 参阅联合国妇女署的研究：“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creased the care burden,but by how much?”2020年12月，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pan-demic-has-increased-care-burden-how-much-0.14（五）国内外关于照料劳动的政策实践国际劳工组织总结了可以概括为5R的政策实践，即认可（recognize）、减少（reduce）、再分配（redistribute）、奖励（reward）和代表（representation）五个方面。认可是指消除对无偿照料劳动的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认为无偿照料劳动是女性的天然义务的观念，承认无偿照料劳动的价值，并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时体现对无偿照料劳动的支持。减少是指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减少无偿照料劳动方面的时间投入。再分配是指无偿家庭照料劳动时间在男女，在家庭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再配置。奖励即对有酬照料劳动提供者给与合理的回报，实现体面劳动。代表是指照料劳动提供者有社会发声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和机会（Addati等，2018）。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照料劳动由家庭、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种照料责任大部分由家庭来承担。例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不再开办托儿所提供托儿服务，大部分育儿责任又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开始更加关注无偿照料劳动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倡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共同承担照顾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庭责任，缩小两性在无偿照料劳动时间上差距。该文件督促用人单位落实探亲假、职工带薪休假、配偶陪产假等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支持男女职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同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21年7月的一项决定重点优化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发展“普惠服务体系”，鼓励雇主制定有利于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并照顾婴幼儿的“生育友好”措施，包括通过灵活的假期和工作安排。13在市级层面，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补贴，北京市政府支持幼儿园、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开展托育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为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印发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2022年工作要点。但是，家政服务业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标准不够明确、不够细化等问题；服务提供的标准很多，但服务评价的标准很少，且已有的评价标准也很模糊。此外，由于标准更新缓慢，跟不上不断变化的现实，因此难以实施（李舒婷，章嘉薇，2020）。根据上述政策，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减轻员工的家庭负担。但是，政府和企业投入的不足，意味着优质公办幼儿园供给不足、教师性别比例失衡、管理机制薄弱。因此，尽管国家和企业都制定了减轻无偿照料劳动负担的政策或措施，但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仍旧非常突出。13 详见http:/ Women、ILO和OECD等国际组织关于照料劳动的最新报告。这些经典文献和研究报告为本报告中的结果分析和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支撑。我们研读了有关照料经济、无偿照料劳动时间及其变化、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方法、无偿照料劳动价值估算结果等文献，通过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分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探讨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研读的文献来自Econlit with FullText、Springer、中国知网等各类期刊数据库，以及行业研究报告等网络材料。2.深度访谈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个人访谈和集体访谈两种方式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一手信息，运用归纳法分析访谈资料，深化对访谈问题的认识（杨威，2001）。2020年10月，我们在北京和武汉选取了多家家政服务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家政工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4家企业共13名受访者），了解家政企业的组织结构、性别构成、用工特点。我们还访谈了这些企业的家政工，通过这些家政工，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工作经历以及受疫情的影响程度。其中，访谈的主要对象是就业市场中年龄偏大、脆弱性较高的女性家政工。3.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法是指通过收集、整理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数据来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从中得出可行的管理决策或政策建议（刘学英、郭炯，2021）。我们运用描述统计分析、交叉分析等方法将数据制成二维交叉表格，通过表格体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中国居民时间配置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同时辅以作图，直观呈现研究关注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一）研究方法161.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参考联合国和欧盟统计局相关标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时间利用调查。在调查方式、调查时间、问卷设计等方面具有国际可比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和甘肃10个省市开展了两次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14。调查户利用国家统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样本框，以省级为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取。2008年共调查16661个家庭户，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中1574岁的人口，共调查37142人。2018年共调查20226个家庭户，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中15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共调查48580人。两次调查都采取日志表的方式调查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日志表分为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日志表和休息日（周六、周日）日志表15两部分，记录了从凌晨4:00至次日凌晨4:00的居民时间利用情况。报告中的无偿照料劳动包括五部分内容：家务劳动16、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及与其他17。2.其他调查数据来源为了估算照料劳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需要有关GDP、就业和工资的额外数据。本研究使用国家统计局收集并发布在其网站上的统计数据。该数据库包含月度、季度和年度数据，以及区域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数据。本研究主要使用有关GDP、人口、就业和工资的年度数据。此外，我们还利用了多期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数据。每轮数据采集在年初进行，采集上一年度的年收入和消费信息。本研究使用2008年和2018年的CHIP数据。CHIP2008包括8000个农村家庭、5000个城市家庭和5000个农民工家庭。CHIP2018包括城市（包括流动人口）和农村问卷。CHIP产生的工资数据被中国官员和学术界广泛使用。（二）数据说明14 2018年调查中包括上海，为保证2008年与2018年两期调查的可比性，本报告使用的汇总数据中不包括上海。15 报告中的无偿照料劳动时间是对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按5/7和2/7加权处理的结果，表示一周任意一天无偿照料劳动时间的平均水平。16 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中家务劳动（为自已和家人最终消费提供的无酬家务劳动）指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进行的准备食物、清理住所环境、整理衣物、购物等无酬家务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