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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95999889968898历史陈其泰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文/陈其泰史学理论学科对整个历史学科具有指导意义，这是被学术史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得智慧和启示，对于当前在唯物史观科学原理指导下，努力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恢宏的中国历史进程激发我们理论创造的热情中国是史学发展的沃土，也应该是史学理论创造的沃土。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连续发展，举世独一无二；中国封建社会历时很长，世所罕有；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社会变动激烈，国内国际矛盾复杂交错，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书写了辉煌的篇章；新中国成立也已有7 0 余年历史，经过曲折起伏，开辟了通向胜利之路，同样具有世界意义。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极丰富的理论问题要深人总结，由此激发我们理论创造的热情。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思想解放，学术气氛活跃，呈现极为宝贵的理论创造活力。之所以能够持续出现这种大好局面，主要是由于形成了两大推动力：一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中国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有众多的学者在根本方向上形成共识：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事理论创造。为此，我们花费极大气力做正本清源的工作。首先是坚决肃清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其表现是，在“大跃进”年代及其后一段时间，有的人借口强调阶级分析，排斥运用“历史主义”，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将唯物史观原理“贴标签式”地胡乱套用，对史料的忽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违背了研究历史应当重视的尊重史实、搜集材料、考辨史料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从事研究工作必须从事实出发，必须详细占有材料，“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就说明，唯物史观创始人把掌握确凿而充分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认真考核视为研究工作的根本前提，力戒凭主观断出发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套用的做法。二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是欧洲19 世纪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从那时至今已经10 0 多年，时代已大大发展，不论国际或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必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发展唯物史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激荡了40 余年，社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总结新的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我们在向国外同行推出新成果的同时，无疑要大力吸收新学理，通过交流互鉴了解国外的新事物、新知识，丰富我们的理论体系。当前的环境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同时，这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面很广，下面仅就两个问题提出初步认识。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造获得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成果，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应当加以总结和发扬。在此初步列举13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宋史观和“新宋学”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江南早期工业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枢纽的抗日战争、民主革命时期“中间力量”的作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些理论主张都是当代史学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创获，由于抓住了关键性问题，凸显了理论的原创性和中国特色，因而对学术研究起到推进作用。理论创造是十分艰辛的事情，需要占有详尽的资料，需要有远见卓识和创造灵感，有时由于论题重大，涉及范围甚广，探析和概括很费时日，需要汇集多人的辛劳与智慧。下面列举数例：（一）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40历史陈其泰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于19 8 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的，其主要表述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人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对此，林耀华评价说，在这篇讲演中，费孝通运用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深刻追溯了中华民族格局的成因并指出这一格局的最大特点，即一体中包含着多元，多元中拥戴着一体，“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主张之所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固然应主要归功于费孝通本人长期的探索，但同时又是汇集了民族史学界诸如张博泉等多位学者的智慧而得的。（二）关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国家的发展”理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国家的发展”同样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关于宗周社会的礼乐文明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研究。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高度评价西周“一统天下”的建国规模，并强调以周公为代表创造的西周礼乐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巨，成为促进国家统一向前发展的意识形态，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猛，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文化认同理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瞿林东主编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该书展现了几千年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全景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该书还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刘家和撰写的第五卷“导论”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殷商之际，经历了王朝兴亡的巨变，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因王朝兴亡而产生断裂不同，商、周之际在王朝更替中确切地表现出历史文化认同。书中又论述秦汉的统一与同为公元前10 0 0 年代建立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的不同。概言之，后者是“武力的征服”，而秦汉帝国则是“武力的统一”。其理由，秦统一六国，“从它们的来源上说，原先却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一一都是周王室的诸侯”。再者，“在秦统一六国及汉再统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经是同一民族，即华夏族”（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理论“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理论，对认识近代社会运动的本质有重大意义。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近110 年的历史具有极不平常的意义，中国从社会衰败到屹立于世界东方，其间走过的道路波澜壮阔而又腾挪跌岩，问题异常复杂。如何总结其演进的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对于科学地说明这百余年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正确回答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都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这一课题的探索，自2 0 世纪50 年代以降，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索，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20世纪50 年代是第一次热潮。19 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后，引起学术界的讨论，有多位学者发表意见，都是以18 40 年至19 19 年有过几次革命高潮为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胡绳的“三高潮七阶段说”；章开沅的“三阶段说”；范文澜的“四阶段说”；来新夏也主张“四阶段说”，但具体划分阶段的意见又略有不同。当时正处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刚刚结束之后，学术界讨论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时，更多地重视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条主线。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从近代化这一线索来作分析。范文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 55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就重视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重要视角，并对近代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作了积极的评价。不过这一意见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建设实践带来直接的启发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进程这一线索自然地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在20世纪8 0 年代形成了讨论的第二次热潮41历史主知识体系的思考陈其泰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至此，时代环境较前已大有不同。一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总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二是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大大拓展，过去基本上偏于政治史的探讨，此时则由政治史推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因此，学者们的探索有了新视角，主要特点是强调应当重视近代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和推进近代化这一基本线索。李时岳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因此，应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发展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陈旭麓划分近代史线索的着眼点，是在坚持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关注其过渡性特点和近代化由萌发到逐步壮大的进程，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微弱发展与逐步成长。刘大年则提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这是对2 0 世纪50 年代以来革命高潮视角和近代化视角两种观点的整合。他把整部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经过2 0 世纪50 年代的讨论，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可以认为，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考察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论述更加全面，能够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因为其不仅坚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经近一个世纪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检验的正确理论，而且吸收了自2 0 世纪5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故此，可以视为学术界经过长期研究和讨论取得的重要成果。以上简略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历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理论主张，尽管尚不全面，但已证明中国学人学术创新之勇气、态度之认真、讨论之深人和追求真理之执着，对此，学界必须大力发扬。加强历史学各个领域理论成就的总结推进新时代史学理论体系建设，还必须加强对历史学各个领域创新理论的总结。这些领域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这里仅以史学史这一分支学科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例做简要分析。发掘传统史学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发挥其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理论建设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中凝聚着我们祖先高度的智慧和杰出的创造精神。以往有人认为历史编纂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历史编纂是史家之才、学、识的集中体现。白寿彝对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上具有的重要地位有过科学的界定。他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因此，历史编纂是表明一个时代史学发展达到何等水平之标志。当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其中的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范畴、命题和成就揭示出来，阐明其当代价值，以丰富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并且发挥其对于当代史书编纂的借鉴、启示作用。初步的考虑，“历史编纂”的基本构件，应有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史书体裁的特点、史料采择、体例运用等项，都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最为核心的构件，是史学家的编纂思想。为了推进对传统史学遗产的挖掘，首先应当把“编纂思想”作为核心环节。其内容应主要包括：（1）史学家之著史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观点，如司马迁理解中国历史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进程，撰写历史应当勇于对当代社会问题表达自已的见解。（3）史学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如何精心运用体裁形式和体例方式。（4）史学家的编纂思想如何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历史发展的壮阔道路和生动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课题，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营养。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发掘和总结历史学整体层面和诸多分支领域层面的课题，做出精当的概括，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S【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 0 2 3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