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帖、观画、访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谫论.pdf

July20232023年7JOURNALOFSHANGQIUNORMALUNIVERSITY月No.7Vol.39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3 9 卷第7 期读帖、观画、访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论张硕（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 6 4 0 0 0）摘要：宋代禅僧围绕私人收藏的与苏有关的书法、绘画及探访苏轼遗迹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和思想话题的辨析体现了他们深厚的苏情结。通过读帖、观画，惠洪抒写了他对苏轼忠义精神的推崇、风范气度的钦佩和才学识器的仰慕。居简、大观、宝昙或认为苏轼谈谐幽默的个性与其端正严谨的书法不相伴，或相信他字如其人，或对遭受迫害的苏轼寄寓了深切同情，或尖锐批判构陷苏的小人，或赞赏画师对苏轼神态的精准把握。通过访迹，宝昙婉惜遗迹埋没，追忆了苏轼与道潜的友情；居简对苏轼超凡的人格魅力致以崇高敬意。宋代禅僧的苏情结反映了其行为观念趋向“士大夫化”，禅宗高度重视苏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利于自身发展并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创作。关键词：宋代禅僧；苏轼情结；宋诗研究中图分类号：1 2 0 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2-3 6 0 0(2 0 2 3)0 7-0 0 5 7-0 6宋室南渡，基于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朝廷在文化政策上对崇宁年间禁元祐学术的错误予以纠正，元祐学术受到官方的褒扬。这一调整对南宋文化影响显著，作为元祐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苏学,在经历徽、钦两朝的沉寂后,迎来复兴并快速传播。如鹤林玉露甲编卷二日：“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老学庵笔记卷八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苏轼及其作品空前的热烈追求。诚然，苏学的再度崛起离不开官方的提倡和推崇，但是，这亦同宋人的“苏轼情结”密切相关。所谓“情结”，由荣格首先提出，它常以某些具有意义的个人为核心，或以某些有意义的对象为核心，具有磁性作用，可使许多有关的经验附着其上，具有强大的能量，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极大影响 1 9 4 3。早在北宋，苏轼超然旷达的精神气质就已令各阶层人士对他倾慕备至，其文学、书法和绘画更是在人们心中具有相当吸引力，宋人积极寻求并收藏与之相关的艺术品，整个社会掀起了“崇苏热”，纵然遭逢党禁文祸，这火热的文化氛围也未曾熄灭，反而促使人们更加珍视苏轼的作品，私藏之风愈演愈烈。党禁甫一解除，“崇苏热”旋即卷土重来，上至帝胃，下及士庶均对苏轼及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喜爱和执着的追求。所以，本文就以“苏轼情结”来概括宋人对苏轼及其作品的迷恋。关于宋人的苏轼情结，过往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它在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具体表现 2 ，至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苏轼情结，关注不高，所谈甚少。事实上，此种情结在宋代也流行于一个“非士大夫文人”群体禅僧之中。两宋禅僧对苏轼的推崇及对苏轼各体艺术的追捧，丝毫不逊于官僚士大夫。其中，清?惠洪、橘洲宝县、北殉居简、物初大观就是该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围绕私人收藏的涉及苏轼的书法、绘画和苏轼的游踪遗迹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思想等话题的辨析，值得探究。本文拟以宋代禅僧涉及苏轼书法、绘画、游踪遗迹的诗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分析。首先，立足于时代先后，梳理该群体苏轼情结的渊源流变，之后，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读帖、观画、访迹所呈现出的苏情结，揭该群体的苏轼情结的文化意义。一、惠洪：宋代禅僧苏轼情结的书写先驱谈论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惠洪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对象，这位对宝昙、居简等南宋禅僧影响不小的北宋前辈,是宋代禅僧书写苏轼情结的先驱。此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规模苏轼，还特别珍视苏的书法和绘画，每当遇到真迹，他都认真品鉴，撰文记录，收稿日期：2 0 2 3-0 4-2 9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宋禅僧与士人群体文学交往研究”（2 0 2 0 CWX033）。作者简介：张硕（1 9 8 5 一），男，辽宁辽阳人，讲师，博士。582023年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留下了不少涉及苏轼书法、绘画的评论文字，如跋东坡山谷帖二首跋东坡与佛印帖跋东坡平山堂词跋东坡与荆公帖跋东坡老木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等，既表达了他对这些艺术瑰宝的喜爱，又寄托了他对苏轼道德品行、学问才气的景仰。首先，惠洪鉴赏苏轼的书法，以题跋的形式，抒写了他对苏轼忠义精神的推崇。中国古人论书大抵相信“字如其人”，书品如人品。受此观念影响，人们常常通过书作的形态风格来窥测书家其“人”，也就是“观书论人”3 。关于苏轼的书品及其人品，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4 1 6 7 2 可见，苏轼的书法像他本人一样，饱含浓郁的才学之气，二者相得益彰,因此他人难以企及。惠洪亦持这种观念，所不同的是，他认为苏轼书法之精妙乃源于其崇高的人品一一忠义精神，如跋东坡山谷帖二首云：东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惊者，以忠义之效，与天地相始终耳，初不止于翰墨。王羲之、颜平原皆直道立朝，刚而有礼，故笔迹至今天下宝之者，此也。予于云岩讷室观此帖，皆其海上穷困时自适之语。然高标远韵，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饭不置。5 1 4 0 2-4 0 2 3苏轼之所以名震天下，是因为他身上有着“与天地相始终”的忠义精神。古代的书法名家王羲之、颜真卿皆以正道直行、刚强守礼而立身于朝，因此，他们的书法至今被天下视若珍宝。苏轼的书法同样建立在高尚的道德人格基础上，所以，世人待之亦如至宝。其次，通过阅读苏轼手迹，惠洪展现了他对苏轼风范气度的钦佩。他在跋东坡与佛印帖中说：“虽其一期酬之语，而谦光烛人。三复之，想见幅巾杖屡，偷然行詹石水溢间，如渊明在柴桑斜川时。”5 4 0 2 6 选透过书法，惠洪仿佛看到了穿行于詹州山水之间的苏轼，他就好像那悠游于斜川的陶渊明，洒脱磊落、快意闲适。很显然,这是将苏轼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借此抒发自已对苏晚年风范气度的欣赏与钦佩。需要注意的是，惠洪在表现苏轼的风度时，是以“幅巾杖屡”的形象呈现出来的。然而,这与宋代士大夫、画工们眼中居詹时期的苏形象不符，他们在刻画这一时期的苏时，通常以“黄冠野服”衬托苏轼的形象气质，如李公麟、何充等，而“幅巾杖屡”通常被视为苏轼在黄州期间所著服饰。可见，惠洪对居詹时期的苏轼形象的体认与宋代士大夫和画工们存在一定的差异。再次，通过观画及读帖，惠洪表达了他对苏才学识器的仰慕，他认为苏是全能型的天才，无施不可，如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又为无声之语，致此大士于幅纸之间。笔法奇古，遂妙天下，殆希世之珍，瑞图之宝。5 2 9 8 6应身弥勒即布袋和尚662193。惠洪对苏轼的画技予以极高评价，苏轼虽非职业画家，但偶尔作画，便笔法奇古，妙于天下，堪称稀世珍宝，这表明苏轼才华出众，无所不能，他的艺术才华简直像春天一样，足可装点世间万象之美。此外，惠洪欣赏苏轼的书帖，有时还曾体验到“诗中有画”的逼真效果，如跋东坡平山堂词：“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张嘉甫谓予日：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余衰退，得观此于祐上座处，便觉烟雨孤鸿在目中矣。”5 4 0 2 8 这表明苏轼在语言表达上具备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是惠洪对苏学问精博的颂扬。由上可知，通过读帖和观画，惠洪抒写了他对苏忠义精神的推崇，展现了他对苏轼风范气度的钦佩，表达了他对苏轼才学识器的仰慕，这便是其个人苏轼情结的具体内涵。虽然此种情结在惠洪之后的禅林中沉寂多年，然而，随着党禁解除，以及橘洲宝县、北殉居简、物初大观等禅僧的崛起，苏轼情结又重现在这个江湖文学世界二、宝昙、居简、大观：南宋禅僧苏情结的书写者南宋初期，由于禁毁苏轼文集政策的瓦解，苏轼的作品在出版上呈现了井喷般的景观，社会上再度兴起“崇苏热”，且经久不衰。不少南宋禅僧自幼就置身于这浓烈的文化氛围之中，耳目染，因此，这些禅僧与惠洪一样，热心追求与苏相关的书帖、画卷，怀有深厚的苏情结。首先，南宋禅僧将自己的苏情结寄托在东坡的书法艺术上，通过读帖，探讨其书品与人品之关系。居简认为，苏的书法虽能博采众长，妙绝时人，然其字体风格与本人谈谐幽默的个性并不相伴，如书米元晖写苏黄秦赠元章诗卷后：南宫逸迹直欲飞，元祐诸老尝品题。新生之犊未易控，仲由未见孔子时。绍兴天子宸思，诏写前朝断碑字。镇密中藏轩豁意，乡党篇中见孔子。坡仙滑稽肆吟，独与黄秦细商略。平原太守锥画沙，柳家新样元和脚。颜筋柳骨人不知，有子夜半亲传衣。换鹅风味超凡调，换羊更索坡仙笑。7 1 7 8诗题中的米元晖乃米带长子米友仁，他将苏轼、黄庭坚、秦观赠予其父的诗写成诗卷。虽然居简所见并59张硕：读帖、观画苏情结”论小第7 期非苏轼的书作，但是，由于这首诗亦包含探讨苏个性与其书法之关系的内容，故本文也将其纳人研究范畴。本诗一共十六句，前八句称赞米蒂的书法，述说宋高宗对它的喜爱；后八句则评论苏轼的个性与其书法，居简以用典的方式阐述了苏轼书法的渊源及特色。对于书法家苏轼，居简没有使用“东坡”而是用“坡仙”来指称，这“坡仙”不是遗世独立的神仙，而是风趣幽默的长者。不过，他的字体毫无谐之气，“平原”二句谓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柳公权及其书法特征，两人并称“颜筋柳骨”。关于苏轼对这两位名家的接受，黄庭坚跋东坡墨迹谓：“东坡道人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4 1 7 4 可见，宋人相信苏轼在书法上对颜、柳多有借鉴。然而，无论颜筋还是柳骨,均讲求形体端正，笔画平直，结构谨严，这种庄重的格调明显与其谈谐的个性互相冲突。因此，尽管居简没有直接挑明这组矛盾，但充分表明他不大会赞成苏轼“字如其人”。与老师居简的看法不同，大观认为苏轼的个性与书法存在一致性，如东坡赠妙善师诗前楷后草：点画精妍，其体庄重，则垂绅正笏之时。变而为草，龙蛇起蛰，则危言危行之时。书，心画也，因以见其人焉。骑箕而上，垂二百年，观此生气漂漂。8 8 0 4大观所见乃东坡真迹，即苏轼赠写御容妙善师诗。这幅书作前半部是楷书，后半部是草书。他认为，苏轼的楷书每一笔皆精彩漂亮，形体庄重，就像他立身朝堂、垂绅正笏那样，肃穆威严；草书则笔走龙蛇，潜跃起伏，尽管字的体式、风格前后不同，但仍可使人感觉到他是一位说话刚直不阿、行事不偏不倚的君子。所以，无论苏轼书写何种字体，都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凛然正气。文中“书，心画也，因以见其人焉”出自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9 1 6 正是古代“字如其人”的理论依据，可见，对于苏轼的个性和书法，大观相信二者是高度匹配的。再如，大观坡帖（通守杭时）：“下得以率其职，民得以安其生，达之于天下可也。观老坡此帖，自私以病民者可以鉴矣。8 1 8 0 9 又如东坡于湖帖：“粉墨消剥中见此数字，如见老先生于詹耳诊地，精神照映，自若也。于湖附见，未易以一律观。8 8 1 2 均强调苏轼书法透出高尚的精神气质，书品即人品。其次，南宋禅僧把自己的苏轼情结书写在以苏轼为主题的绘画之上，通过观画，表达他们对苏轼的思慕与缅怀。宋代以苏为中心的绘画作品不外乎两类，一类以苏轼生平经历为主题，像西园雅集图东坡赤壁图；另一类是有关苏轼的写真，即他的肖像画。面对这两类作品，两宋时期的士人往往采用题画诗、写真赞、题跋等形式表达他们的苏轼情结，或追忆从游经历，或颂扬苏的精神气韵，如米带西园雅集图记、黄庭坚东坡先生写真赞三首、晃说之东坡先生画像赞、李之仪东坡先生赞、邹浩东坡横策像赞、陆游东坡像赞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诗、刘克庄西园雅集图跋、赵秉文东坡赤壁图诗及赤壁图卷题诗，等等。与士人群体的做法相似，南宋禅僧也用题画诗、写真赞等形式，抒写苏轼情结，如橘洲宝县为李方舟题东坡赤壁图诗：大江赤壁黄州村，鱼龙吹血波涛浑。腥风不洗贼臣泪，暗湿官树旌旗昏。城南哑哑一笑入，愁日动地回春温。夜阑魅不敢舞，壁月如水舟如盆。客亲馈鱼妇致酒，北斗可把天可扪。当时跨鹤去不返，水仙王家真画存。百年画史有眼力，东坡晓挂扶桑瞰。1 0 1 7 3宝县观览的是东坡赤壁图。从诗中“客亲馈鱼妇致酒”可知，其所绘场景对应的是后赤壁赋，宋代文人面对东坡赤壁图时往往将自己的仕途沉浮、情感体验投人艺术化的东坡赤壁想象之中，在东坡的襟怀中寻求释放、共鸣与力量 。然而，宝县乃出家人，并无仕宦经历，所以他的审美体验与宋代士人略有不同，他对苏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欣赏他的乐观豁达。诗的开头四句，寓情于景，由于赤壁是古战场，故江中鱼龙长于浑浊的血水之中，江上吹拂的是血腥之风，然而，这风却不能让陷害苏轼的贼臣以泪洗面，只能暗暗湿润官道两旁的树和傍晚城上的旌旗，表达了对贼臣的无比愤怒和对苏轼的深切同情。“城南”指苏轼初到黄州寓居的定惠院，“哑哑”出自周易震卦“笑言哑哑”，形容苏轼笑对苦难。虽然贬所生存环境恶劣，但苏轼一笑了之，仿佛大地回春一般，这种乐观旷达的精神令人钦佩。诗的中间四句，写景状物，诗人描绘了赤壁图的部分画面，场景多见于后赤壁赋。诗的结尾四句，以抒情为主，“跨鹤出自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缩衣。夏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也。”1 2 第1 0 册4 0“水仙王”出自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一）“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即钱塘的水仙王庙。两句形容苏轼泛舟赤壁之乐，在当时无法被形诸画卷，恐怕只有水仙王才能画得。然而百年之后，诗人欣喜当代技艺精湛的画师已能为世人重现这一场面。此外，画师能否对苏轼神态气韵予以准确表现，是南宋禅僧在欣赏以东坡生平为主题的绘画时所关2023年60商丘师范学院学报注的另一焦点，如大观跋东坡三适图：沧溟阔，烟云葱笼。锵厥英茎，鼓舞海若。此坡公得力处，不止于适而已。则紫霄玉堂，雕题鲸岛，又何容心于其间哉！黄冠野衣，坡在詹耳时，正如此装束。非南宫逸笔，不足以发此。可惜冲雨戴笠著履，争笑竞吠样子，不出于其手。嘻！胸次九流，眼底八荒，此人间知坡者。若戒关西改头换面，而何公子阴与之游，坡亦不知，人间其谁知。8 1.8 3 9-8 4 0“东坡三适”指的是苏轼绍圣四年（1 0 9 7）居海南昌化军的三件适意之事，即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和夜卧灌足。在跋文中，大观提到了画中苏轼的服饰为“黄冠野衣”。其实,这才是多数宋代画师在塑造居詹期间的苏轼形象时为之搭配的服饰。黄冠野衣又名黄冠野服，指农夫野老之服。首先将它施于苏轼者或为李公麟，以此突出苏轼的出尘气质，表现了他潇洒豁达的态度，而这种构图方式也颇受宋人认同，并成为绘画的典范 1 3 。本画的作者也遵循这一范式，大观认为这样处理完全正确，他的画技尤为精湛，大观推测此人或为米带，另外，他还遗憾地说东坡“冲雨戴笠著履，争笑竞吠样子，不出于其手”，这表明除了这幅图以外，大观还见过东坡笠展图，关于这幅画，费衮梁溪漫志卷四曾有记述：“东坡在詹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著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今时亦有此画者，然多俗笔也。”1 4 1 3 又，魏了翁跋张逵东坡笠履图亦称：“东坡在詹耳，一日访黎子云，中途值雨，从农家借箸笠木履，戴履而归,妇人小儿争笑，邑犬争吠。1 5 1 2可知，此画在南宋相当流行，只不过大观所见的笠履图乃“俗笔”，远不如三适图的作者，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知坡者”。观赏苏轼的画像，以写真赞的形式抒怀，也是南宋禅僧抒写他们苏轼情结的途径之一，如居简东坡画像赞竹岩家藏：帝哀先生，为天下忌。速反其，卒不愁遗。遂骑箕尾，而分天章。云汉昭回，衣被八荒。载驱六丁，收拾文字。神京遐，旁罗曲致。落人间者，太山毫芒。寒者绮幼，者稻梁。取彼谐人，投界豺虎。既梁其，而幼其。以人爵，俾敏厥修。息公之谱，承天之休。1 6 1 7 9此画是居简的好友钱德载的私人收藏。虽然这篇写真赞和北宋苏门弟子的同类题材作品相似，均未涉及写真本身，容貌在真赞中被虚化 1 3 。但是，居简的审美体验却和苏门弟子不同。苏门弟子在创作上强调的是对东坡的精神气韵和道德文章的追慕与向往，坚信其精神不朽，如晃说之东坡先生画像赞、李之仪东坡先生赞。相比之下，居简则表现出了更复杂的感情。他认为，虽然苏轼的离世令人婉惜，不过，他的文章学问却没有随之去，此处化用苏潮州韩文公庙碑诗的“手块云汉分天章”，强调苏文亦如韩文，能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论是繁华的京都，还是荒僻的边睡，人们争相收藏。苏文犹如拯救寒者的罗绮、喂饱铵者的稻粮那般贵重，因此，居简对那些构陷苏轼的奸臣自然无比愤怒，“取彼人，投界豺虎”出自诗经小雅巷伯，可以想见，居简对苏轼有多么热爱，就对那些毁谤苏轼的奸有多么憎恨。再次，南宋禅僧把自我的苏轼情结承载于苏轼的游踪遗迹之中，通过探访这些遗迹，抒发对苏轼的深切缅怀及对其精神气节的褒扬，如宝县游参寒泉怀东坡、参廖二老诗：两翁无恙时，泉当几何深？公归百年后，泉没不可寻。道德载一丘，行人知所钦。流传一语妙，随喜文字淫。梦语忽变灭，窘为真实音。堂堂万钟，日莫西湖阴。我欲撼一翁，以慰邦人心。斯人如斯泉，魂来月同临。天高无消息，泪落青枫林。1 0 4参廖泉位于杭州孤山智果禅院内，元祐六年（1 0 9 1）三月，苏轼在离开杭州前，专程向参寒子（道潜）辞行并作参廖泉铭并叙，此泉和铭文一同成为双方友情的见证。在两翁百年之后，宝县来此探访，他希望参寒泉仍在，设想两翁交往那时，泉深几许。然而，当他到达后，却发现这泉早已不复存在，遗憾之情尽显无遗。虽然探访的结果令他倍感失落，可这丝毫不减他对苏轼、道潜的景仰之情，他深情地追忆苏、参寒相知相交的史实，“梦语忽变灭，为真实音”化用参廖泉铭并叙：“余谪居黄，参寒子不远数千里从余于东城，留期年。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 之句，语甚美，而不知所谓。其后七年，余出守钱塘，参寒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实来告行。舍下旧有泉，出石间，是月又凿石得泉，加冽。参寒子新茶，钻火煮泉而瀚之，笑日：是见于梦九年，卫公之为灵也久。坐人皆帐然太息，有知命无求之意。1 3 第1 2 8 2 1 4 可见，宝县对两人富有传奇色彩且真诚可贵的友情十分羡慕，可令人悲伤的是，斯泉亦如斯人，早已不可见,所以诗人面对这凄?结局，唯有洒泪缅怀。相比之下，居简有幸探访到苏轼生平所到之地，这就是嘉兴本觉寺的三过堂。三过堂见证的是苏轼与蜀僧文长老的交谊。文长老，即释文及，字本心，四川眉山人，嘉兴本觉寺住持，苏轼三度过访，双方曾有唱和1 7 1 0。苏轼先后赋诗三首赠予文及，即61第7 期张硕：读帖、观画、访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叙述了他与文长老的交往，见证了文长老由老僧变为病僧，再到圆寂的全过程，情真意切，韵味悠长。居简作三过堂记予以缅怀，在文中，居简驳斥了那些认为苏轼和文及交往只是出于“因乡里，道故旧”的陋俗之见，他认为苏与释文及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文会友，绝非出于功利目的或者人情世故，而且居简对苏轼的精神气节大加赞赏：公以刚明劲正之气，与奸邪并进，爽拔不可干，若千崖高秋，松桂精神，草木凛栗，助寡忌众，直行径前，危机冥施，命亦几殆。烟江瘴海，至轭忘反。蛇乡虎落，纵浪吟啸，不知死生患难为何物。然则颉顽翔鸣，物莫我樱，不足为之荣；羁穷窘局，动与祸触，不足为之辱。泛乎水盈科，浩乎云无心。至今望之，逊在天上。1 6 1居简之文全面剖析了苏轼身上蕴含的多重人格魅力，即当他面对不同场合、不同群体、不同境遇时，无论是顺境，抑或逆境，均能表现出适当、得体的应对之道，亦可看出苏轼在居简心中地位之崇高，对其影响之巨大。综上所述，南宋禅僧呈现自我苏轼情结的方式，主要有读帖、观画、访迹。通过读帖，他们辨析了苏轼的个性与其字体风格的联系。居简认为，苏轼谈谐幽默的个性与其端正严谨的字体风格并不相伴，大观相信苏轼字如其人，书法蕴藏着高尚的道德品质。通过观画，宝县、居简对遭受政治迫害的苏轼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对构陷苏轼的小人予以控诉和批判；大观在赞赏苏轼人格魅力的同时，肯定了画师对苏神态气韵的准确刻画。通过访迹，宝县抒发了不可得见的婉惜，以及对苏轼、道潜二人富有传奇色彩且真挚感人的友情的钦羡；居简则有力地驳斥了有关苏轼与释文及交往的陋俗之见，并且对其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均有适当、得体的应对之道这一超凡的人格魅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三、宋代禅僧苏情结的文化意义从惠洪到宝县、居简、大观，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呈现了由个体情向集体认同的发展态势，这一文化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宋代禅僧的苏情结反映了该群体的行为观念趋向“士大夫化”。读帖、观画、访迹在中国古代向来是士人阶层的精神文化活动，宋代禅僧在日常生活中，把热情、精力投人到这些高雅艺术品鉴活动之中，不管动机如何，都有违于其出家人的身份，难免招来非议，给人以不务正业之感。不过，宋代禅僧显然并不因此烦恼或者焦虑不安，恰恰相反，他们自由地抒写观赏这些艺术品时的审美体验，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对苏轼的真情实感，这种热情和投人是前辈禅僧难以企及的。事实上，宋代禅僧参与这类高雅文化活动甚，而且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评论文字，它们不止针对苏轼的作品，譬如居简和大观的题跋文，均有大量涉及两宋士人及禅僧书画作品的审美体验书写，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宋代禅宗美学趣尚。由此可见，禅僧积极投身读帖、观画、访迹等文化活动，彰显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对禅僧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这是禅僧“士大夫化”的显著特征。其次，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表明了禅宗高度重视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利于自身发展。从北宋至南宋，禅宗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前后有多位僧侣仰慕、追怀苏轼是非常罕见的。不过，考虑到苏轼与禅宗,尤其是他与云门、临济二宗的关系，就会明白宋代禅僧这绵延不断的苏轼情结亦属必然。一方面，宋代禅宗乐于结交苏轼，力图与他建立亲密的联系,以壮大本宗声势。在北宋,与苏轼交往的禅僧人数不少，其中声势最大的当属云门、临济二宗。据朱刚考证，从苏轼写给僧人的尺判断，迄今为止，同苏轼有交往的禅僧,属于云门宗的有十三位，临济宗的有三位1 1 8 1 2。而且据灯录记载，苏轼本人还被列人“僧中之龙 东林常总（临济宗）门下 1 9 1 5 6 7，是他的法嗣之一。更有甚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七还曾记载了苏的前世乃云门宗的五祖师戒禅师的传说 2 0 1 6。可见，临济、云门都希望把苏轼纳人本宗，双方围绕苏轼均进行了相应的宗教阐释，目的自然是扩大本宗在士人阶层的影响。到了南宋，原本在北宋极盛的云门宗于靖康之难中惨遭打击，南渡之后，迅速衰熄，法脉断绝。从此，临济宗进人独盛时代，尽管临济宗成为当时南宋最大的佛教宗派，可他们依然重视苏轼的价值，其领袖大慧宗杲就非常推崇苏轼，其创作多次表达了对苏轼人格精神的赞扬以及对苏轼作品的接受 2 1 2 5 1，而且宝县、居简、大观均属于宗杲一系的禅僧,可知,其苏轼情结的形成与这位祖师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南宋的“敕差住持”制度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的延续，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敕差住持”即朝廷钦定的五所禅宗最高寺院（临安的径山、灵隐、净慈三寺和庆元府的育王、天童二寺），其住持由官方亲自任命，此项制度是南宋政府推行禅宗国家化的开始，其渊源可上溯至北宋元丰年间朝廷敕封宗教领袖之举措，它象征了宗教与国家法权的结合 2 1 2 0。其中，有不少出自临济宗，比如居简和大观，既然是敕封的宗教领袖，与官方交往必然不少，除了处理宗教事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同官士大夫打交道，宋代的士大夫多为科举出身的知识精英，以社会责任编辑：郭德民】2023年62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秩序的维护者和核心价值的承担者自居，趣味大致高雅 2 3 。因此，居简、大观等人也必须拥有与官士大夫相称的审美品位，方能与之展开对等的交际，苏轼及其各体艺术自然是适合“士僧”交流的热门话题,所以,南宋禅僧苏情结的延续与这项制度不无联系。再次，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或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的禅僧文学创作。惠洪、宝县、居简、大观等禅僧的诗文集都曾流传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甚至有些禅僧的别集，如大观的物初剩语在国内亡佚甚久，却有幸被日本保存下来。很显然，这是当时日本的留学僧带回去的，而且从居简、大观的别集来看，他们也有不少赠予这些外籍僧侣的诗歌。可以想见，这些深受宋代禅僧影响的异国僧侣，不仅将惠洪等宋代禅僧的作品文本带回母国，亦将这苏情结传回本邦，譬如日本五山文学僧，很多都曾东渡来华，不少僧人还曾与居简、大观有交往，日本五山文学僧在创作上规模苏轼，以苏轼的作品为典范，这是国内外日本五山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遗憾的是，宋代禅僧在苏轼文学域外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至今尚未探明。事实上，苏轼的影响能传播域外，两宋禅僧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为中外交往作出自已的独特贡献，而这也是我们未来研究所应着力突破的重大问题。四、结语综上所述，从惠洪到宝县、居简、大观，宋代禅僧围绕私人收藏的与苏轼有关的书法、绘画及探访苏轼的游踪遗迹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和思想话题的辩析，体现了该群体深厚的苏轼情结。作为宋代禅僧书写苏情结的先驱，惠洪通过读帖和观画，抒写了他对苏轼忠义精神的推崇，展现了他对苏轼风范气度的钦佩，表达了他对苏轼才学识器的仰慕；南宋禅僧居简、大观等通过读帖,辨析了苏轼的个性与其字体风格之间的联系,或认为苏轼谈谐幽默的个性与其端正严谨的字体风格并不相，或相信苏轼字如其人，书法中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宝县通过观画，或对遭受政治迫害的苏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居简则对构陷苏轼的小人予以激烈地控诉和坚决地批判，大观在赞赏苏轼人格魅力的同时，肯定了画师对苏轼神态气韵的准确刻画；宝县通过访迹，抒发了对遗迹没的婉惜，以及对苏轼、道潜二人富有传奇色彩且真挚感人的友情的钦羡，居简有力地驳斥了有关苏轼的陋俗之见并对其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均有适当、得体的应对之道这一超凡的人格魅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反映了该群体的行为观念趋向“士大夫化”，表明了禅宗高度重视苏轼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利于自身发展，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的禅僧文学创作。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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