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构建的思路探微(正)-2.doc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构建的思路探微
姚剑文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215021）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构建相应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结构呈现出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基本特征。在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结构当中，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构建需要树立实践超越的理念：即在宽容多元政治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多元政治价值的良序互竞，以政治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基于责任伦理的取向而选择的政治实践实现对人们政治价值选择的感召。
[关键词]：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体系构建 实践超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构建相应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结构呈现出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基本趋势：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借助国家权力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所带来了人们政治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同时，全球范围内各种政治价值在冲突中互动、在斗争中融合、在较量中并进的趋势也呈现在当代中国面前。在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结构当中，一元主导的政治价值如何与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实现良性互动，既不使一元主导压制、泯灭多元分化的内在活力和创新力，并在多元分化中汲取合理的政治价值资源；又不使政治价值的多元分化带来社会政治动荡和消解社会和谐的政治价值基础，并为社会政治稳定和和谐发展提供多元政治价值的意义知识网络的支撑，则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无可回避的难题之一。而且，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转型是在政治危机中开始的，这直接引发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不是继续到圣哲的遗训中寻找拯救的力量，而是越出传统知识体系寻求更为先进的知识类型。被传统知识所鄙视甚至所遗弃的功利领域在近代中西相应的危机状态中，显示了一种实用化的政治价值。” 参见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在对实用化的政治价值的寻求过程中，面对扑面而来的多元政治价值，思想界一时弥漫着各种非理性的极端思潮，如全盘西化论、极端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至今仍不乏其声；而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于其内在理论言说逻辑的貌似包容性和符合进步性，实则掩盖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面临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来说，在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结构当中，要走出各种极端思潮的迷雾，正视各种问题和困难，必须树立实践超越的理念。
一、政治宽容的意识
多元时代需要政治宽容。政治宽容是人类政治发展几千年积淀的弥足珍贵的文化心态。没有政治宽容，就没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现代西方主导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获得广泛确立的重要条件之一与政治宽容意识（以宗教宽容意识为主要表现形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提到：“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乃是宗教改革及其后果，其间伴随着十六、十七世纪围绕着宗教宽容所展开的漫长争论”；“随着长达数世纪不宽容的实际得到确认，人们会更自然地相信，社会的统一协和需要对一种普遍而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或道德学说达成一致。排斥异端曾经被作为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一个条件而为人接受。这种信念的不断削弱有助于为自由制度扫清道路”。 参见[美]J•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导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西方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也力倡政治宽容。为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作出奠基性理论贡献的洛克就是宗教宽容的提倡者，他在《论宗教宽容》中提出：“每个人应当享有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无论是异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都不应当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剥夺其社会公民权。” [英]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46页。
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伯林更是从“多元主义”视角提出，要“少一些弥赛亚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方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对错姑且不论）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出一些空间” 转引自张国清：《和谐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自由社会的好处在于容忍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意见存在而不被压制”《伯林谈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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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政治宽容的意识是现代多元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多元社会需要并催生政治宽容的意识。政治宽容的意识是人们多样性的政治价值理解、体认和选择的需要。就像人本身的需求是多样化且复杂的一样，人对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需求也是多样化且复杂的。在人的生存和生活中，他需要多元的价值意义知识为其对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体认提供满足。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意义知识即与之相关，也满足了人对价值和意义的多元理解与体认的需求。人对政治价值的理解与体认同样如此。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境遇对同一个政治现象或政治行动有着极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体认；或者对众多政治价值有着极为不同和多样性的价值等级排序等。比如对参与政治，有的人基于自己对政治的理解（认为民主政治具有普世的价值）或独特的政治经历和利益诉求（参与政治是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途径），可能会赋予政治参与很高的政治价值或意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参与政治是一件令人生厌的、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事情，甚至认为参与政治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甚至同一个人在某个时期非常乐于参与政治，热情高涨，但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对参与政治心灰意冷，逃避参与政治等。对此，很难用单一政治价值去评判和衡量，单一政治价值也很难满足人们对多元政治价值理解、体认和选择的需求。面对人们多样性的政治价值理解、体认和选择，社会的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是否能够予以满足，本身就需要形成一个能够容纳多元政治价值的体系结构，或包容不同政治价值体系的存在。
另一方面，政治宽容的意识是多元社会避免某种政治价值借助政治权力对其他政治价值实行政治压制的需要。任何一种政治价值都关涉政治权力，或为既有政权及其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论证；或成为否定、消解既有政权及其制度安排合法性的论证力量；或以维护既有政权为价值指向；或以推翻既有政权并夺取政权为价值指向等。如果没有政治宽容的意识，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政治价值论争势必引发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甚至引发政治灾难。历史上就存在大量因在政治价值选择上缺乏政治宽容而引发的政治悲剧事件。如今，在我们这样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政治价值同时并存，主流政治价值和非主流政治价值相互交织，思想文化间的吸纳排斥、融合斗争、渗透抵御的多元化时代，我们更应该有一颗宽容的心和树立兼收并蓄的心态，承认每一种政治价值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而不应简单地以一种标准去剪裁他者、否定他者，甚至剥夺他者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在当代中国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结构当中，政治价值体系构建需要树立政治宽容的意识。政治宽容的意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实现实践超越的基础。没有政治宽容，很难实现实践超越。其中，政治宽容首先是提倡政治宽容者的政治宽容，即使提倡政治宽容者处于非常不利的社会弱势地位，也不应该放弃对政治宽容的珍视和驻守。如果提倡政治宽容的人自己表现出政治不宽容甚或践踏政治宽容，那么如何让政治不宽容者走向政治宽容，在全社会形成政治宽容的意识和态度？这在各种矛盾不断突显的当代中国社会尤显得必要和突出。
二、良序互竞的原则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日益在人们思维中确立起支配性的统治地位。恩格斯曾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人类理性化的征程正按照自身的逻辑重构着世界。在其中，人类不仅试图按照和遵从自己的理性确定性地把握自己及其生存与生活的世界，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设计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图式，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和意义的事物；而且试图按照和遵从自己的理性确定性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将社会、政治发展纳入理性的设计与规划当中等。同时，现代教育、传媒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思想、文化、观点包括政治价值等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展示的平台。如此进程，既带来了思想、文化、观点包括政治价值等的多样性，也赋予人们在多样性的思想、文化、观点包括政治价值等面前的理性选择以至高的权威。可以说，“理性化”的现代世界是一个“诸神”的世界，是一个各种价值的“超级市场”，个人身处于其中既寻求自己心灵的保护神和精神的归依，也选择和认同合宜的政治价值；这个价值“超级市场”也兜售着各种各样的信仰、思想和政治价值。在其中，人们究竟选择何种认同的政治价值，凭借的并非是外在力量或权威的强迫和压制，而是人们基于优劣比较之上的自主、自觉和自愿的选择。
同样，在政治价值的“超级市场”当中，一种政治价值要获得人们的认同，找到自己的信众，进而作用于人类政治的实践，也必须遵循一般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英国政治家约翰·密尔顿就在其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讲中指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并针对当时英国实行的出版许可制度指出，出版许可制度破坏学术、窒息真理，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因此，他呼吁让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参见[英]密尔顿：《论出版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第45-46页。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指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一种“特殊罪恶”；任何言论，不管它是真理还是谬误，亦不论它是不是部分真理或者部分的谬误，都有助于人类追求真理，因而都必须允许其自由的表达，而不得进行限制；“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真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 参见[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20页。
1919年在亚伯拉姆诉合众国(Abrams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美国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更在其著名的反对意见中指出：国会的“人们……坚信：他们所期望的至善，惟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Free Trade）才比较容易获得；也就是说，对某种思想是否是真理的最佳检验方法，就是将其置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让大众决定是否要接受该思想为一真理。” Terry Eastl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The Defining Cas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9.
卡尔•曼海姆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当人们进一步考虑到，随着现存的等级类型的垄断特权的废弃，自由竞争将开始支配知识生产的方式时，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他们在竞争中达到这种程度时，知识分子可以以未曾有过得更明显的方式采用在社会中可以得到的种类繁多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并在它们之间挑起争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取得公众的支持而竞争，这种公众不同于教士的公众，没有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他们不再是易于受其影响的。这种争取得到各种公众群体的支持的竞争之所以受到强调，是因为每一种独特的经验的和思维的方式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表达和效力。”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页。

不过，正如一般市场竞争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体系避免出现恶性竞争、践踏市场规则、破坏市场秩序、导致市场失灵一样；关乎政治权力和政治秩序的政治价值的“超级市场”更需要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确保各种政治价值的良序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将政治价值的竞争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下，避免危及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政治的动荡。进而通过各种政治价值的良序竞争，既实现政治价值的优胜劣汰，也实现各种政治价值的互补多赢；既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良序发展提供多元政治价值意义知识网络的支撑，又避免政治价值的异质多元引发社会政治动荡；既避免某种政治价值借助政治权力压制和清除其他政治价值及其表达空间，又促进多元政治价值在互竞中的繁荣、兴盛局面，满足人们的多元政治价值理解、体认和选择的需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应当遵循良序互竞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良序互竞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实现实践超越的重要条件。只要一种政治价值所指向的政治行为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破坏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秩序，就应该让这种政治价值获得表达的空间和展示的舞台。同样，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学术、思想问题上提倡学术民主、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努力营造生动活泼、良序互竞的良好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以及健康说理的批评与反批评，为一种合宜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多元的政治价值资源。
三、责任伦理的取向
面对现代生活的“知性化”，面对一个愈来愈“解除魔咒”的世界，韦伯并不想做一位政治上或信仰上的“先知”，也没有宣传过意识形态或行动纲领，他只是告诉我们，随着传统的宗教敌不过科学，而人们也习惯用明确的因果关系来取代神话和迷信，在现实的条件下，人们不必心存幻想，以为能找到救世主来拯救苍生。在逃避现世或顺应现世的心态之外，韦伯认为现代人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亦即秉持“责任伦理”的态度，时刻评量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追求道德和效率之间充满紧张的平衡。“在解除魔咒的世界中，各种多元的价值势必产生竞争和冲突，每个人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若能承认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冷静分析不同选择带来的利弊得失，并为个人的决策负责到底，那么面对当下的挑战亦能勇往直前，创造新的观念和作法。” 参见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这其实也对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般性的要求，即在一个政治价值多元的时代，为避免政治价值的多元走向政治价值选择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必须确立责任伦理的取向。
责任伦理是一种实践超越的伦理。也只有在实践超越上来理解责任伦理，才能真正体认责任伦理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一般论者在提到韦伯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区分时，总是习惯于引用韦伯的话：“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其实，在韦伯的行文中，二者的对立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的关系，即责任伦理是对信念伦理的超越，诚如韦伯所言，“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同上，第103页。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同上，第116页。
具体来说，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责任伦理以信念伦理为基础；（2）责任伦理避免了信念伦理中对个人责任的推卸，而在任何时候，都以个人的名义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3）当周遭世界信念伦理失效的时候，依然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并依此确立自己责任伦理的基础，在“神”退场或别人没有“神”时，依然有自己内心的“神”。因此，韦伯强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并不是对信念伦理的否定。相反，是在这个日益“祛魅”的世界中，要求政治家承担其基于个人信念基础上的责任伦理负担，并依此衡定自己的行为；大众信念的失落、衰亡，不是政治家丧失自我信念的理由和借口，政治家因其从事政治，以政治为“志业”，故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 同上，第114页。
；这种更高的要求恰恰是建立在政治家的坚定个人信念基础上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机会主义地行事，或者屈从于所谓的一般趋势，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或者根本就不配成为一个政治家，而他所从事的职业，无疑只使他成为一名政客或官僚；在韦伯眼中，政客和官僚恰恰是回避、忽略、甚至没有任何个人信念的。
每一种政治价值体系的倡导者对于该政治价值体系的责任伦理取向，是避免政治价值及其体系多样性的社会滑向人们政治价值选择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遏制人们政治价值选择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的重要屏障。“责任伦理必须是一种‘无条件命令宣示’，才有其道德意义，否则就只是一种机会主义。事实上，在韦伯那里，‘责任伦理’要求的正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 参见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来说，最需要避免恰是“对我有利的我就鼓吹它，对我不利的我就诋毁它”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譬如政治腐败，当前我们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痛恨者”趋之若鹜的现象就值得我们作深入的反省。固然，导致腐败的根源和原因非常复杂，制度的漏洞和不足难辞其咎，我们的反腐败策略强调制度是关键，许多人在分析腐败现象时也多从制度角度去思考，甚至把矛头和焦点对准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政党制度等，虽不无道理，但如果依此而推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则未免有失偏颇。台湾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前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弊案丛生现象就是很好的注解。我们社会有很多人包括许多搞政治学研究的学人着迷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建构，认为诸如“分权制衡”、“两党制”、“宪政”等是遏制腐败的有效制度安排，恰忽视了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运作基础的关注和思考。如果没有社会广泛存在的深厚宗教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运作的效果实难预料。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来说，它虽然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道德高尚的圣徒，但却需要社会的大多数个人必须具备起码的自律和责任伦理意识，否则社会治理极可能受挫。从宏观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人没有起码的自律和责任伦理意识，极可能出现“法不责众”现象；从微观政治运作角度来说，一个缺乏起码自律和责任伦理意识的人一旦掌权，则极可能踏上腐败之途。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要实现实践超越，需要政治价值体系的倡导者树立责任伦理的取向，并以此引导自己的政治行为。
四、实践理性的感召
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然而，知识文化人往往注重理论理性的力量而缺乏实践理性的勇气。这使得知识文化人常常基于理论理性围绕着某个思想理论观点的真确性在理论上展开相互的批判、指责和攻讦。并不是说在理论上的相互的批判、指责和攻讦不需要、不合理，相反，健康合理的相互理论批判和论争是思想理论观点获得发展和推进的强大动力，在对立面的相互批判和论争当中，能够使一种思想理论观点发现自己的理论盲区、审视自身的不足和漏洞，以利于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但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来说，过多理论上的相互批判、指责和攻讦却可能引致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过多的相互批判、指责和攻讦往往是缺乏宽容意识的表现，并强化相互的不宽容意识，甚至走向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相互的批判、指责和攻讦中，各种政治价值为增强自身的论辩力，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自身存在问题或不足，通过极力诋毁对方的缺陷来强化自身；而很少注意甚或掩盖对立面的合理观点和视角，走上非此即彼的论辩谜局；更可怕的是，甚至借助某种外在的强力以推行自身而压制、清除各种其他政治价值，围绕政治价值的论争导致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以民国初年的中国思想界为例，各种“主义”在“五四”前后纷纷流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基督教思想等政治价值通过影响知识分子阶层，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在家庭和宗族共同体之外缺乏广布的自治共同体，个人在家庭和宗族之外基本上是原子式的存在，这使得“主义”之间的相互批判、指责和攻讦最终走上了你死我活的争斗：究竟什么样的“主义”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并在对科学真理标准的争夺中互判其他“主义”的“死刑”，如打倒“孔家店”的呼喊、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固守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论争等一时甚嚣尘上。值得我们今天作深深的反思。
其二，过多的相互批判、指责和攻讦往往强化政治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机会主义政治行为方式的泛滥。思想、价值领域不像经济、政治领域。在经济、政治领域，一种力量的衰落总是伴随着新生力量的成长和替代。但在思想、价值领域，一种主导的思想、价值被否定，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价值就能填补其主导地位或承担其功能。典型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后，社会并没有自发生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体系，今天，道德建设依然是我国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很大意义上讲，当代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原子式个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一旦各种政治价值在相互的批判、指责和攻讦中走向互相否定，极可能强化政治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机会主义政治行为方式的泛滥。
人类的政治价值体系发展史充分说明一个道理，即某种政治价值要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确立主导地位，形成政治文化传统，不仅仅依赖的是其理论理性的力量，更需要这种政治价值的宣传者、信奉者基于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人格魅力的感召。在近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拥护，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治实践的巨大舞台，不仅缘于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长的内外在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获得发展的条件是最不利的），更缘于广大共产党人在各种艰难困苦和不利环境中提供的人格性魅力的感召，更缘于通过自身艰苦卓越的努力和奋斗；而“社会主义”在今天一定程度上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原因也并不在于其理论理性的衰微，而主要是其信奉者和宣传者实践上的原因所引发的，如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某些共产党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等。儒家文化的政治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主导地位的确立，也是由千千万万儒家“士君子”的人格支撑的。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眼中缺乏理论理性支撑的基督教，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理性和启蒙运动的双重冲击下，并没有退出西方的社会政治舞台，甚至为西方社会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道德基础，毕竟西方人也曾经宣判了“上帝”的“死刑”？靠的也是千千万万虔诚基督徒的身体力行。
因此，在一元主导和多元分化的政治价值结构当中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除在注重理论理性支撑的同时，更必须增强基于实践理性的人格魅力的感召。多元政治价值互竞不应该是政治价值的衰落、虚无和多元俱损，使人们在政治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中丧失对某种政治价值的认同和信奉，感到政治生活的无意义感，以及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冷漠和反感；而应该是形成一个多元政治价值在互竞中的繁荣、兴盛的局面，进而满足人们对多元政治价值理解、体认和选择的需求，以及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提供多元政治价值意义知识网络的支撑。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在多元政治价值的互竞中，每一种政治价值的宣传者、倡导者都应该反观自身，“在公共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言、思、行而实现抱负，追求道德高尚的生活，运用一切有价值的力量来完善自身，对人性怀有深刻的尊重，在不断追求精神理想中培养健全的理智和美德。同时，努力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造就和提携才华出众、品格超群的同类，并且对民众具有一种广泛的关怀、尊重和热爱” 金生鈜：《规训与教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以增强这种政治价值的实践说服力、吸引力和人格感召力，吸引人们向这种政治价值靠拢，争取自己的信众；而不应该仅通过贬损、谴责甚至压制他元政治价值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价值，更不应该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价值。而在多元政治价值的互竞当中，要保持某种政治价值的一元主导地位，发挥主导政治价值的功能和作用，也应该通过这种政治价值的说服力、吸引力和人格感召力来实现：既批判地吸收他元政治价值的合理因素，而不是一味地贬损、谴责甚至压制他元政治价值；又通过这种政治价值的宣传者、倡导者自身的身体力行来赢得更多的信众，让人们在宽松而充满活力的政治环境中接受这种政治价值、自觉自愿地选择和认同这种政治价值。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价值体系构建的实践超越。

作者简介：姚剑文（1975,12—），男，安徽歙县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
联系电话：[phone] 邮编：2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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