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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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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 胡甫臣 -------------------------------------------------------------------------------- 引 言   我心中早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政治运动这么多,究竟该怎么评价?我统计了一下,建国后经毛泽东批示过的运动大致有多少(现列名附在文后)。从这些文稿中,大致可以看出每次运动的来龙去脉,方针政策。这些运动在某些方面又似乎有些成绩,有些成功之处。但运动之多,运动中整人之多又成了这些运动突出的特点。毛泽东的这个发明,是不是我们党成功的思想工作经验,成功的教育干部工作经验,成功的管理干部工作经验和成功的治党治国经验呢?我很希望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太大,自己好像无从思索起。因此,这问题存于心好久好久了。   我曾看到于光远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谈到他受批判时,顺便说到的一句话:“颠倒是非,无情打击,在极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领导下,干出极其错误的行动,是那些年历次政治运动共同的特点。”李锐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也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他们的话倒好像击中了要害,值得探索、思考。总结和认识失败的、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十分珍贵的遗产,是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大革命运动后,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决定今后不再进行这种政治运动,不仅大得人心,也是党和国家怎样执政的重要收获。   我在读中国工人出版社《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书时,国外称为毛泽东学,对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第四卷上有个美国的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一文中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什么现象比群众动员运动更独特、更重要(至少对局外人来说)、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他认为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中,“这种全国性的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他是看到政治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了,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你问及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不自觉地与由中国主要的政治运动所标志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他这篇文章评议了两个西方学者关于论中国政治运动的专著:一个叫查尔斯·塞尔,写了《目前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一书,认为这种运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具有积极的边际效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分三类:经济的,旨在增长生产率;意识形态的,旨在改变人民的思想方式;和斗争的,旨在铲除敌对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基础和地位。他根据毛主义领导们的言论,选取了表示成就的和表示缺点的各22个标志,检验了36场运动,得出了上面的认为是有效的结论。而另一个叫托马斯·伯恩斯坦的,论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书中,认为这是失败的做法;认为这是西方学者不能接受的,是中共特有的不好的做法。因为大多数城市青年不想下乡,大多数农民也不希望他们去,这是中国领导人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马德森说他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将不像他们两人这样把群众动员运动简单地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将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寻这复杂的内涵。   他们对毛泽东学这种严肃的研究态度是可取的,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是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技术和方法,是很难探索出最本质的经验教训的。   大搞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曾被作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已多次宣称不再运用了。但它不只是执政的方式方法问题,因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还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思课题,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应该对这个重要的课题,应该进行反思、探索、研究,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   附:我所记忆的建国后开展的运动:   (1)土地改革运动   (2)镇压反革命运动   (3)抗美援朝运动   (4)建国后第一次整风运动   (5)连队民主运动   (6)三查运动   (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   (8)清理“中层”运动   (9)民主改革运动   (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   (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   (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   (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   (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17)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   (21)整党建党运动   (22)学习运动   (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6)整风运动   (27)反右派运动   (28)工商界整风运动   (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30)大跃进运动   (31)人民公社化运动   (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   (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   (35)增产节约运动   (36)养猪运动   (37)整风运动   (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   (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40)爱国卫生运动   (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   (42)学习雷锋运动   (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   (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   (46)增产节约运动   (47)文化大革命运动   (48)清查“五·一六”运动   (49)批陈整风运动   (50)批林批孔运动   (51)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   (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二)运动知多少--搞运动成了党领导全国的基本方法 (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上)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下) (六)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上)--极左思想造成了极左氛围 (七)开展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下)---禁锢和控制思想扼杀了思想的创新(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例子) (八)试析运动多的根源--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独断专行 运动知多少 --搞运动成了党领导全国的基本方法 胡甫臣 --------------------------------------------------------------------------------   我这里统计的建国以来我们究竟开展了多少群众运动,是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他本人批示过的运动的数目,共52次。这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进程,可以看见我们的最高领导是怎样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他是我们这个大党和大国的最高领袖,他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好像主要就是领导运动,或者说就是通过运动来领导。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运动治党,运动治国。要稍分析一下,这些运动中,有整风型的群众政治运动,这便是有检查、批判、斗争的群众思想政治运动,这就有一般所说的整人的内容(在上面所列统计中,占32次);有一般工作或学习号召型的群众运动,这就只是叫人一律开展什么工作、搞什么批判和进行某种学习(如抗美援朝、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增产节约、学雷锋、批胡适等,约占20次,当然,在号召开展这些工作的群众运动中,也常常有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整人)。这些运动,有的时间长,几年或上十年,有的只是突击性的几个月或一二年。作为运动就都有集体行动的规模和气势,这些运动,特别是较大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或由他提出经党中央决定,用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起来的。当然,也有他心血来潮,突然发动的。有的还是他自始至终亲自坐镇指挥的。   他要求下面的干部做工作要搞试验田,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他的领导则只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最多也就到下面去时听各级领导的汇报和他本人走马观花的视察,或有时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做一些专项调查(而调查回来的材料,他还不一定相信和采用),他便在文件上作批示或在会议上作口头指示。有的运动就是根据这样的批示、指示,并未经过集体讨论,他说要搞成群众运动就开展起来的。更要看到的是,这种搞运动的做法已经属于全党的工作方法,各部门、各地方、各系统莫不照此办理。这样的运动,面广数多,真要计算起来将是个很大的数字。而那些运动,其实也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才能开展的。就拿工会系统来说,便有过批判李立三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运动和批判赖若愚扩大李立三在全总的错误,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运动。在军事部门有批判刘伯承、叶剑英、肖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军事教条主义和以肖克为主帅、李达为副主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运动。文艺、文化方面批判某方面问题、某个人问题的运动,诸如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批胡适、梁漱溟、马寅初、罗尔纲、翦伯赞、杨献珍、孙冶方以及什么现实主义广阔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混合论、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批判鬼戏、批判《早春二月》等几十部电影,哲学上批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为一”,等等,那就更多了。重庆市在七千人大会后,清理不合乎那次大会精神的文件,清理出单是1960年就布置搞“全民运动”的文件33个,试想想,一个市一年就搞这么多运动,真要全部统计,那数字肯定会是很惊人的。并且,这些批判,都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都是小政治运动。建国前延安整风运动、三查三整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等群众运动的老传统、老祖宗更没有统计在内。所以,从群众运动的数目来说,我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大搞群众运动,这确实是我国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工作常用的也可说是主要的做法。毛泽东认为只要发动群众,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和苏联见物不见人相比较,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什么都爱大搞群众运动。要全面认真分析研究,探究其利弊,全面加以评说,这可是个十分巨大的工程。这里只能择其大要举例谈谈某些重点问题和有代表性的问题,大致说说我们大搞群众运动的基本概况。我觉得还是用事实说话好,一般已经讲得比较多的,哪怕是十分重大的运动(如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未选,我选了几个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也比较典型的群众运动作例子。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随心所欲的强迫命令代替了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胡甫臣 --------------------------------------------------------------------------------   毛泽东在1951.11.20和1952.5.10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转发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的批示大约185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130件,以党中央名义签发的51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4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可看出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批示看看。   1951.11.20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   11.30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8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请注意,运动要和打击敌人的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1952.1.10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1.24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省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但是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1.30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4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个支书中7个贪污,九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2月3日据报已增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150只,共计250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自订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举了许多虚报数字作为范例,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   2.4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   2.4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不断增加指标。   2.5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还没有订出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1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   2.5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1000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1000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2000至3000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   2.7对中南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   2.11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有: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这是全国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   2.11给中南的电报中有: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3000,中小虎2万,还是低了……   对预算、指标嫌低,就主观提出些高指标,硬逼追加。   2.13转发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的批语: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则大虎1000,中小虎3000,增为大虎2000、中小虎6000。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军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2.17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有:这个大虎8000小虎42000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3.3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有: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或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连同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都像镇反时一样要交代清楚,可见要让资产阶级绝种的决心之坚决,可见运动范围的不断扩大。   5.9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有: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订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按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论,应受到纪委处分”;二是“领导不力,对第二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反胜利。   运动都到收尾了,不强调实事求是,还要求反右倾。所订纪律也只惩右,不提防左纠左。   5.10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价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直到结案时候,才强调实事求是。运动中扩大化、错伤害人、影响正常工作等现象都已成事实。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参加三反的人数共383万多人(不急括军队),贪污10万元以上的10万人,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42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据另一个地方的材料,说被查处的有102万,这高出的90多万人,就都是不该受审行、一该受批斗的、扩大化了的人。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腐蚀,保持廉洁奉公的一次实践,对贪污,人们都认为该反,一般都认为这是开展得比较好的运动。比如:《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2卷的“编者后记”就说:[“三反”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无论怎样,全党重视和全党努力,群众监督和群众动员,始终是有效地进行反对贪污浪费斗争的必要条件。无论为着了解历史,还是为着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现实工作,阅读“三反”运动的有关文献,都是有益的。]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命主持三反工作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难得清醒》一书中也说:“我参加革命以后经过的运动,即使目标定得准的,也常常发生“过火”现象……据我观察,解放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几乎没有不发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运动偏差最小。……不像思想政治问题可以做随意性的解释。有人说这是一次时间不长、善始善终的运动。”但历史事实却不是像一般人(上面所引的说法可为代表)认为的那样。我们从上面那些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   (1)毛泽东这段时间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他领导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些文件,靠转发下面的计划、报告、经验和他在上面加的批示;   (2)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三反运动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层。简直就是他一个人在坐镇指挥。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一个人就批示了大约185次,有时一天就要批示几次。   (3)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但在这次运动中,由于他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形势看得极端的严重,用他个人主观想像的高数字、高指标或某个单位已经订出的高预算去推算,层层强压下面达到高预算的打虎指标;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各省县都强迫让人家向打虎的高计划、高预算看齐;强迫下面层层订打虎预算,并且要按人数多少、开支多少、管钱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让下面互相攀比打虎的高数字;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给你规定了一个比例,不准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数字增加就高兴,就表扬,一看打虎数字不如人家就生气,就批评是右倾;甚至在运动的末期,还把罗瑞卿反右倾的做法转发全国,全部批示中,直到定案中发现许多问题,才提出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真可说是一左到底了。而这样高压下的群众运动,群众对上面订的政策,几乎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标被扣上右倾帽子。上面本来就左,群众执行起来,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运动时哪个机关都打出好多假老虎,出现了许多冤案。   (4)在这样长的时间,不断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么多显然做不到或一眼就可看出是不实事求是的高指标,竟没有人提出意见,一直到总结的时候都没有人提出搞高预算打虎的教训。是不敢呢或是都左昏了头也没有认识呢?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已高到谁也不敢有不同、有相反的看法;也不敢总结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左的教训。后来,回顾当时的这个运动,对它的历史结论还都是歌颂这个正确的经验多,认真总结的少。   (5)这可算是我们开展群众运动的典型一例。这也可以说是领导运动群众一例。从后来的效果看,三反连一反也没有反干净,三反最突出的特点是打虎(反贪污),但很快就又遍地是“虎”。可见我们这种搞运动的工作方法,因为是群众运动,随便斗争,随便隔离反省,整的人之多,无法统计。但却并未抓住要害,并未建立起永久防止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制度,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总结出一个过得硬的规范。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但我们长期不曾反思过,以后还认为这是我们的法宝,一个又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乱,越来弊端越多越深,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天下大乱。   在这样极左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三反运动,那些老虎是怎么样打出来的呢?从各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看,主要是不断反右倾,分工包干找线索;内外夹攻忙审讯;小会挤大会突,发动群众搬“石头”;找重点抓弱点,坦白检举相结合;专案专人包打包查;预算数、期成数、必成数,穷追猛打不放松;个别谈话和群众压力相结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窝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断补课;杀、判、赦结合,猛、狠、压配套;斗智攻心和群众挤压,确定任务限期破案;大造声势组织火力,捉不住老虎决不收兵;公开宣战,八方围歼;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打、骂、捆加逼、供、信;打虎队突击,穷追到底等等群众性的大轰大嗡、无法无天的做法。从后期各地报告的结果看,自杀、自伤逃亡都成为要严防的事情,翻案、结不了案、收不了场,绝大多数只好宽大处理不算老虎,原来上报的老虎数字减了又减,甚至减到零。但好多人已经被打虎队“打”得有气无力,“打”得自己抬不起头,家属见不得人,这样搞法,肯定扩大化,伤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运动都和这次运动一样,在运动后期都有一个复查、甄别、定案阶段,以便把整错的纠正过来。同时停下工作搞运动,又打得机关人心涣散,工作很难齐心协力,肯定影响正常工作。   群众运动确实威力很大,但在错误思想领导下,不讲法律,由各级领导掌握,危害也很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怎样领导发动的(上) --乌托邦思想代替了实事求是思想 胡甫臣 --------------------------------------------------------------------------------   毛泽东确实曾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创造和发展,在革命实践中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起过巨大作用。为什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走向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越走越远呢?这我们再看看他是怎样发动和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例子吧。这可说是大跃进运动的挛生兄弟,它们是互相促进、并肩前进的哩。   1958.7.16《红旗》上刊出: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期间,毛泽东视察徐水县,曾问县委书记:粮食多了怎么办?7.14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批示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8.6视察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社长说棉田保证每亩一千斤,争取二千斤。   8.9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13他视察天津大学时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河南省长葛县已经证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俭学,学生成绩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没有搞勤工俭学,学生学得不好,升学的少。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8.15视察天津时指示:地方应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都好办了。8.17对河南省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的修改和批示发各省、县参考,《红旗》上也发表了。   提出走向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么重大的问题,事前并未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就这样一个人一边走,一边看,随便赞扬称颂就随便宣传出去了。而当时,他已经是金口玉牙,一言九鼎,自然一唱百诺。这些年,他已批判过那么多人,整过那么多人,谁敢说个不字?人人都生怕跟不上,有的头脑也发热,有的盲目跟,有的看到不能跟也不敢不跟。这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这么自自然然不知不觉就开始绘声绘色地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来了。   1958.8他在中央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我们看看《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一书所引1958.8.17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协作区主任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对人民公社的设想吧: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鼓励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我们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们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者,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者,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屋后的树木,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解放。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不要政权。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当然实行工资制度和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部分地区一二年或两三年,大约一半以上的地区需要四五年。到那个时候,农业就像工厂一样,土地国有,工资发给每个人,首先吃饭不要钱。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能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有共产主义萌芽。有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加“第四个”三字,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自从兴起将校尉多少朵花,还没打过仗。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光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仅工人是产业大军,也把农民组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将来城市也要搞公社,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搞公社这个东西,没有初级社那样危险。关键是初级社,由私有变公有。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搞公社,没有那么多的困难。这次提出办公社,农民会很快接受。群众要搞,也不能压,压就要犯错误。   这是到现在为止我所看到的表述最完整的毛泽东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乌托邦全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是讨论了他这个报告后通过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我们党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热已经热到了什么程度。   1958.9.6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向毛泽东报送各地电话汇报会议的材料说: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实现全省公社化,估计九月底前全国均可实现公社化。……这次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健康。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现在各地农村到处是锣鼓喧天,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   把群众被领导制造的公社化声势压出来的乌托邦热说成是高涨的热情,把群众根据毛泽东所设想的共产的种种项目掀起的共产风,为了吹嘘群众如何拥护,就说是群众的创造;后来发现越走越远越出毛病时,就说是群众和基层干部乱共产风。即使看到群众中已经出现杀鸡、杀鸭、砍树等情况时,这明显地是农民怕“冒富”、怕“共产”,虽然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农民这种反抗的形式,实际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但他脑子已发热到这种程度,只把它看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多会自己哄自己!   9.8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上的结束语中有: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起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他9月巡视长江流域对新华社记者说: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泽东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看到办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做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毛泽东还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能彻底解放。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群众中出现的好多乌托邦热的创造,就是毛泽东这样煽动起来的,这样宣扬推广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农业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它不是真正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而只是在低水平上的平均分配。平均主义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运动的基本纲领,这是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小农经济的最高理想和要求,也是乌托邦空想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其实也做不到,毛泽东还说它含有共产主义因素,并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一定要实现。这种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是思想上的大倒退。而且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不但不会长久,实际还造成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全面紧张。1959—1960年农业总产值年年下降13.6%、12.6%、2.4%,到1962年竟降到1951年的水平,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成为全国人民深重的灾难。事实证明,这种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反动思潮,严重阻碍了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1.6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照原样印发八届六中全会的同志。原文是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10.28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文中有: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完成后我社将是:各地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能发电……农业生产万斤化,保证亩产粮二万斤,争取三万斤;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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