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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时的坂本龙马，从不自诩为领袖，也绝非精英出身，一心想着如何改变国家，并不惜拼上性命。中国足球也是如此，若也能出现一个勇于担当之士……振臂一呼，有志者必将云集追随。

似乎是命运播弄。2013年6月15日，先是国足在合肥1比5惨败给泰国。当天半夜，日本队又在联合会杯揭幕战上和东道主巴西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虽然最终“蓝色武士”比分上输了三球，但其场面不落下风，进攻抓住巴西队边后卫身后空当的战术意识犀利，传球流畅华丽……两相对比，中国球迷所受刺激之强，可想而知。

0比3和1比5，若论净胜球只差一个。可看看对手：一个是进了中国五球的“五星”泰国，一个是拿过五次世界杯的五星巴西!“联合会杯”是各大洲足球联合会冠军的洲际交手，近年来也成了世界杯的测试热身赛。日本就是以亚洲冠军的身份进军巴西，和2014年世界杯的东道主交手的。

而到这场比赛开始时，也只有日本和巴西确认了明年世界杯的机票：日本是除不需参加预选赛的东道主之外，第一个从世预赛出线的球队。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2010年南非世界杯，日本同样是全球除东道主外第一个出线的球队。联合会杯揭幕战当天凌晨在央视当解说嘉宾的我，在演播室里看着日本队的表现，百感交集。

二十五年前，中国和日本曾有过一次奥运会预选赛交手。如此久远的历史，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球迷都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了。这么说吧：首回合日本队在广州凭借原博实的一粒头球、1比0客场小胜中国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受辱，像“5·19”输给香港那样，怎么日本都能爆我们冷了?

好在随后中国队远征东京国立竞技场，凭借柳海光和唐尧东的两个进球，荡气回肠地击败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出线。这，就是当时中日之间水平的差距。可如果说二十五年前两队都在痴缠于“走出亚洲”的命题，那么今天的日本队从成绩到打法都早已“脱亚入世(界)”，反而是中国队一直在鬼打墙兜圈子。

回顾中国队世界大赛的出线史：1988年奥运会出线是因为宿敌韩国队以东道主身份直接晋级，2002年世界杯出线是因为韩国和日本又是东道主。最近三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均未能进入亚洲区十强赛。现在，遑论进军世界杯奥运会，中国队连亚洲一流甚或二流都早已算不上了。

二十五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不独我们中国球迷有此感受，日本著名足球记者后藤健生在2010年采访广州亚运会时也留下了这样的感慨：“二十三年前，我一度访问过这里……那个时候客场战胜东亚巨人中国，说它是奇迹，毫不夸张……然而现在，一支没有备战时间且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居然可以完胜中国。只有短短二十三年……看着比赛，沉耽于流逝的历史，感慨不已。”

这是足球专家应虹霞在她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一书里所记录的一段话。浸淫日本足球多年的她，在这本书中试图回答我们这些球迷所有的相关疑问：日本足球做对了什么，让它们在这二十五年内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她想引发我们自省：中国足球在这二十五年中做错了什么，让我们深陷于一种酱缸似的死循环，甚至越来越置身于一个下行螺旋不能自拔?

和应老师第一次联手采访，是在2004年亚洲杯。和我不少学日语的朋友一样，似乎是语言的学习浸润着文化，让他(她)们都承袭了日本人的工作风格：认真、谨严、细致、刻苦。当时为了得来不易的日本国家队主帅、巴西前著名球星济科的一对一专访机会，她反复准备了好久，精心构思了问题。采访也极为正式，这和不少中国足球记者采访时的随意程度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此前，我在英国采访时，就已经被日本足球记者的敬业勤奋感动。他们每场比赛都在记者席上拿好秒表掐时间，然后画一幅又一幅的球场形势示意图。有的甚至有专门印制的笔记本，每一页都是印好的球场俯瞰图，详细纪录战术配合、任意球站位和进球经过。在比赛中，他们很少和身边的同行扯闲天，而是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场上形势。如果你因为低头打字错过了进球，问他们往往是最靠谱的。

这，其实也是日本足球这二十五年的经验：不管是学什么，一旦下定决心要学习，那么就要不大而化之，要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宁下笨工夫也不走捷径。日本国家队前主帅、目前执教浙江绿城的冈田武史在为本书写的序里就说：“说到底，足球的世界不存在魔术，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发生奇迹，无论是在技战术上还是其他方面。”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

从十九世纪末期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筑波大学)开始玩足球算起，日本足球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师夷长技”的风雨历程：这些年来，他们先后请过德国主帅克拉玛、荷兰主帅奥夫特、巴西主帅法尔考、法国主帅特鲁西埃、巴西主帅济科、波黑主帅奥西姆和意大利主帅扎切罗尼。

初看起来，日本足球学习西洋的方式和我们并无二致：中国队这些年也是请过德国人，请过荷兰人，请过西班牙人。但差别在于，中国足球的学习就像是狗熊掰玉米，不断重起炉灶，最终的结果就是同义反复，而日本足球则是从每种流派身上都学到了精华：克拉玛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打好基础，奥夫特带来了全攻全守整体足球的先进理念，特鲁西埃虽然执教方式“残暴”，但他刺激日本球员抛弃内敛国民性、在场上打出更张扬的足球，济科带来了“自由”和“创造”，奥西姆强调了“思考”与“跑动”，提出了日本足球的“日本化”，扎切罗尼则迎来了“日本化的攻势足球”概念……每一个进步的层累堆积，都在帮助日本足球把中国乃至亚洲足球甩得更远。

择善固执，说来容易。固执好做，但确定什么是“善”很难。日本足球在学习方面的态度和文化相关：既然认为你强，那就放下身段来认认真真执弟子礼。从这点来说，日本足球远比中国足球有耐心。英超著名主帅温格当年执教名古屋鲸八时曾留下一则轶闻：一开始带队是连续八场不胜(不包括点球大战胜)，不乏主场2比6和1比4这样的羞辱比分，但俱乐部的董事并没有觉得他是“水货”，还派人每天陪温格小酌一杯，最终温格的带队成绩有目共睹。

尊重总是相互的，这些外籍主帅在日本享受着尊敬，自然竭诚以待、倾囊而授、物超所值。为日本足球草创立下汗马功劳的克拉玛，后来带领拜仁拿了两次冠军杯和一次洲际杯，但他在回忆自己一生最幸福时刻时，他选的是“日本队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夺得铜牌的那一刹那”。哪怕最后和日本足协闹得很不开心的特鲁西埃，今天到了中国联赛执教后，恐怕也会颇多感喟吧。

中国足球呢?以卡马乔为例好了：卡马乔再没有能力，缺点也只是名士派头太足，缺乏老狐狸米卢那种在官僚体系中游刃有余的街头智慧，对中国足球的“办公室政治”和球员的职业素质低下了解不足。但执教方面，他肯定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我们每次先是重金请来，然后像送瘟神一样送走，后来者能不心寒?

在我有限的几次围观中国足球的采访经历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国球员对外籍主帅“满不在乎”的样子，媒体同行也经常传写一些球员认为“其实某某洋帅也没啥料”、“换中国队踢巴西(或换我上)照样能踢得这么好”、“都怪裁判，否则中国队绝不会输成这个样子”的段子。

极端的自卑以一种过度自信的形式表现出来，仿佛觉得虚心学习就失去了大牌职业球员的面子一样。相反，日本球员只要有到国外学习的机会，哪怕是一些小联赛俱乐部，也在所不惜。目前这支参加联合会杯的日本队中，有来自标准列日的，有来自汉诺威的，有来自南安普顿的，有来自(荷兰联赛)维特斯的，有来自纽伦堡的。像长友佑都，就是先从切塞纳登陆意甲，然后再加盟国际米兰的。

有能力，肯学习，日本球员的留洋路越走越宽。而中国球员稍微大牌一点，就“我这水平非豪门不去”，自我管理的能力又差，留洋学习的路也就越走越窄。冈田武史在本书序言中一语道破：“我感觉中国球员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缺乏自信，二是自立意识不足……封闭的基地宿舍，一日三餐全包，场上场下重复着同样的生活节奏，没有渴望踢球的意识。”

世界上没有奇迹。我们要过多久才意识到：别人的优秀，从来不仅仅是因为幸运造成。

说到大牌，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职业性。在我看来，职业性就是“各安其分”，教练干教练该干的事，球员干球员该干的事，球迷干球迷该干的事，媒体干媒体该干的事。现在的日本球员，哪一个不比中国现役国脚更大牌?但他们场上场下都很职业。这两点，在应虹霞的书中都有细节的参照。

在场上，日本球员尽力尽责，哪怕对教练的指挥有保留也不拆台。克拉玛在执教日本队时指出：“球员、经纪人、教练还有青少年教练都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人，否则就不可能有世界杯胜利。”济科也说：“每一名球员的职业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克拉玛之所以认为带日本夺取奥运铜牌最幸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拼尽全力、哪怕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一支队伍”。而中国球员呢，仿佛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天才，不用训练、不用拿出百分之百的比赛态度就可以赢球。一旦赢不了，就怨天尤人怪社会。米卢当年带中国队强调“态度决定一切”，确有真知灼见。

在场下，日本队对球迷和媒体也有素养，不会一副“老子就是大爷你们快来跪舔”的姿态。《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里写道：“2007年(在中国举行的)女足世界杯最后一轮，被淘汰出局的日本女足姑娘们打出了让国人惊讶和赞叹的‘谢谢中国’的字样。其实，全然不存在走过场的必要，这些应是她们真实心声的流露。”

还有在德甲效力的男球星内田笃人，“在赛后总会留到最后，直到接受完日本记者团的全部群访，才登上大巴而去，离去前还不忘追问一声：‘还有什么问题吗?’”同样，在我以前对亚洲足球的采访中，韩国球员在路上见到并不相识的中国记者都会执晚辈礼示意。时刻保持谦卑和感恩，他们的强大，哪里是毫无理由的?有时候，踢球就是做人。

职业性的另外一个典型代表，是日本“职业足球之父”川渊三郎。看完中国队的1比5后，我一时激动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看应虹霞老师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最感动的就是川渊三郎这样的精英，不愁吃穿，毕生梦想就是把日本足球搞上去。宵旰勤劳，九死不悔。中国缺好球员、缺好主帅，那都是次要的事儿，最主要的是缺这么一批喜欢足球、又不在乎从足球中获取利益的傻缺。等着吧。”

川渊从踢球开始就一直是古河电工的员工。在日本，这样的一流大企业有终身雇用制的福利和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是日本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作为这样在大企业已经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臣，川渊不啻捧着一个有稳定职位、丰厚收入和令人景仰的社会地位的金饭碗。但1991年，为了让J联赛彻底斩断和各大型企业之间的联系，他主动辞去了古河电工的职务。

是他设计了J联赛的蓝图，应虹霞在书中这样写道：“以川渊三郎为首的新一代日本足球领军者，从社会层面看，是一个从早稻田大学(川渊三郎、小仓纯二及此刻尚是小字辈的冈田武史、原博实)、庆应大学(犬饲基昭、大仁邦弥)等日本赫赫有名的一流学府进入一流日期的国民中的精英;从足球的角度看，是一群从早年(1960年代左右)的大学时代起就喜爱足球，因时代局限不得已栖身于企业的足球人……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新生的时代，一群对足球有激情又懂行，经过日本足球荣辱兴衰的社会精英——前方锁定一个目标：那就是推动足球真正的职业化，健康地、无止境地向前发展，并且最终造福于整个日本社会。”

川渊在很多问题上很独裁，但对主帅的事务却从不逾越。他曾说：“主教练如何排兵、如何布阵，这些选拔和战术层面的事，我不便作出点评，因为这对济科不公平。我和济科在最初就有过约定，如果双方感觉有任何不妥，尽可以坦诚相告……不然，我就是背信弃义，也是逾越权限……如果(我俩)想法一模一样，那不妨我来亲自担任主教练。我相信他一定有长远考虑，最终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我理解这个过程的漫长与艰苦。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在济科的脑中，我们从外界无法估量。”

在带领日本职业联赛和后来带领日本足协前进的过程中，川渊不是没有过失意、绝望和痛苦。但他像身负使命的摩西，执意要带领日本足球走出红海，这样说来，竟然有了一种史诗人物的悲壮。应虹霞老师在书中写道：“日本政坛，首相易人如走马灯。引咎辞职固然是美德，然而很多时候，将使命进行到底或许需要更多的勇气。”

自2002年担任日本足协主席以来，不管多忙，川渊都坚持在日本足球官网上发表两周一次的专栏，和球迷沟通谈心。中国足协历任领导，哪一个和球迷有过哪怕一次交心的沟通?

冈田武史在序言中坦言：“某种意义上，所谓领军人物未必非得是圣人君子，人们愿意追随的，恐怕正是这样志存高远、迎着梦想奋力攀顶的普通人。譬如明治维新时期的志士坂本龙马，从不自诩为领袖，也绝非精英出身，志士一心想着该如何努力改变这个国家，并不惜为此拼上身家性命。中国足球也是如此，假如中国足球也能出现一个勇于担当之士……振臂一呼，有志者必将云集追随。”

《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有一些译名，没按照国内的成译来，比如17页的“效力于国际米兰的法可蒂”，通译是法切蒂;81页的“非洲联盟主席哈雅托瓦”，一般叫作“非足联主席哈亚图”;8页既然知道京都紫桑加的Sanga源出梵语谐音，还是应该点出“僧伽”这个成译;187页的“竞选国际足联理事”，一般译为执委;260页的“前英格兰国脚席勒”，国内通译一般是希勒。

这些，应该都是日文音译中再转换成中文音译时出现的小瑕疵。最典型的例子是74页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最佳射手英格兰国脚里内卡”，其实这个日文翻译没问题，因为莱因克尔的名字念法本来就更近似“里内克尔”，错的是大陆通译的莱因克尔，这也算是球星名字翻译的一段老公案了。不过，既然以大陆读者为受众，约定俗成的翻译还是应该在再版中改为“莱因克尔”为好。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小失误，比如99页说“返回巴西后的(川崎绿茵主帅、巴西人)尼尔西尼奥后来在2001年率领圣保罗队夺得了南美解放者杯”，查Nelsinho Baptista两度执教圣保罗(1998年、2001-2002年)，但该队夺得南美解放者杯则只有三次，分别是1992年、1993年和2005年，时间上无法对应。当然，这些都只是白璧微瑕。

正如我那条微博所说，中国足球目前还处于“等着吧”的状态。或许，要等社会的富足到了一定阶段，各行各业的职业性都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等来中国足球的明治维新。目前形式职业、但很多地方都不很职业的联赛，也许就像J联赛的前身JSL联赛，是催生下一代真正职业联赛的先驱者。我不知道我们还等不等得到中国足球的曙光，我只希望二十五年后，我们和日本足球的差距不会越来越大。

而在我们耐心等待的这一段时间，不妨读一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