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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文学学术悬疑综述

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 学号：20120605 姓名：孙耀庆

晚唐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论文与专著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研究思路、材料、方法上也有一定的特色。仅我自己所能看到的论文数量已达两百余篇，下面我就以自己所能看到的论文，对争议较多和悬疑较大的地方，做一个综述。
晚唐时期，文学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不仅有在盛唐大放异彩的诗歌，同时也开始了词作和小说的发轫和发展，文学评论著作也与前朝一脉相承地继续发展。因此在各个文学形式的领域的研究存在悬疑和争议的地方，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

在诗歌方面，主要集中在一些诗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诗歌作品的考略上。
在一些诗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主要包括诗人的生卒年考辨，诗人的交游考辨，诗人的官宦仕途考辨，诗人的学习背景考辨，对于诗人某一具体事件的原因考究，以及诗人的某一具体活动时间的考辨，甚至是某一诗人人格气质形成原因的探析等。这些作家既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大家”如李商隐等，也包括一些不被我们所注意的“小家”如崔致远、鱼玄机、齐己等。
如关于崔致远的生卒年问题，就有一些争议。党银平的《“东国文学之祖”—崔致远生卒年考》一文，以韩帮文献《三国史记》《东国通鉴》《东史纂要》及徐有矩《校印桂苑笔耕集序》等文献为依据，认为崔致远的及第年龄当为十八岁；诸祖煜的《崔致远登第年龄考》，文章置疑崔致远十八、十九（岁）登第两说，在考辨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二十岁中第的新见；韦旭升的《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文章认为崔致远是十八岁中举，并且分时期、按地名逐一叙述崔致远在唐宦途时期的事迹；党银平还有《唐末新罗文人崔致远古籍与家世考述》，文章仍中韩文献为依据，侧重对崔致远的古籍与家世进行考察；另外党银平还有《新罗文人崔致远与淮南节度使高骈交往关往关系考》一文，主要介绍了崔致远作为一名幕僚与淮南节度使高骈建立了融洽的宾主情谊，考述了崔致远与高骈的公私交游与诗歌唱和关系。
又如，关于女诗人鱼玄机的死因问题，也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曲文军的《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否认了《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词典》等把鱼玄机的卒年定于“公元871年之前”或“公元871年左右”，而以晚唐人皇甫枚的《三水小牍为》为依据，认为鱼玄机杀婢女绿翘是在咸通戊子年，即公元868年，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鱼玄机被京兆尹戮杀；曲文军还有《女道士鱼玄机的准确卒年》一文，也是重申了上一篇文章的观点，认为鱼玄机的卒年是在公元868年的秋天；樊忠梨的《鱼玄机死因新辩》，认为细考唐代法律，鱼玄机杀婢是不会被判处以死刑的。而鱼玄机之所以被安排这种“被戮”结局，是受《三水小牍》、《北梦琐言》这两部小说的影响，是由小说作者意图以及社会需求决定的；赵翠玲的《鱼玄机杀婢疑案考究》，认为鱼玄机的确是最后死于京兆尹温璋之手，但她获罪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杀婢，而是由于她奔放刚直的性格得罪了人，有人借机报复，陷害于她，以及她那些“大逆不道”诗句危及到了统治者的既定秩序，最后导致了她的冤死；马晓霞的《鱼玄机悲剧成因探析》，主要探讨了造成鱼玄机悲剧的四个矛盾方面，即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强烈的个性意识之间的矛盾，自身地位低下与自视清高的矛盾，道家的清净无为与自身不甘寂寞的矛盾，自己的多情与男子的薄情之间的矛盾；马晓霞还有《鱼玄机入道原因揭秘》一文，认为鱼玄机之所以入道，不仅是受社会道教兴盛影响的原因，还有自身的原因和经济上的原因。
还如，关于齐己的生平事迹，也存在着悬疑。周介民的《齐己考》，并没有明确指出其生卒年，主要考证了齐己的古籍、齐己的禅林生活、齐己的游方生活等；曹汛的《齐己生卒年考证》，以齐己的诗句“同年生在咸通里，事佛为儒趣尽高”和其他资料认为齐己应生于咸通五年；田道英的《齐己行年考述》，也认为齐己应生于咸通五年即公元864年，卒于其八十岁或稍后即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或以后；何林天的《齐己初探》，以齐己的诗集《白莲集》和其他文献为依据，认为齐己应生于唐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约卒于后晋开运元年即公元946年；田道英还有《齐己交游考》一文，依据齐己诗集—《白莲集》以及《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十国春秋》等相关资料，详细考证了齐己与郑谷曹松、贯休、修睦、贯微等之间的交往情况；邓新跃的《齐己生卒年考证》，认为齐己应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卒于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
此外，还有谢建忠的《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刘学锴的《李商隐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行踪考述—对李商隐开成末南游乡说的续辨证》，刘莹莹的《晚唐诗人唐彦谦生平的几点考述》，喻几凡的《晚唐诗人喻凫生平事迹考》，葛成飞的《王棨生平考辨》，林毓莎的《徐寅名号及生卒年考辨》，徐礼节、李书安的《张籍王建求学“鹊山漳水”地域考》，赵望秦的《赵嘏卒年考》，邰三亲的《中晚唐诗人裴夷直生平考》，张固也的《中晚唐诗人于武陵考》，吕婷的《中晚唐诗人张祜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张强的《包佶行年述考》，陈祖美的《关于贾岛其人其作别解四则》，鞠飞的《韩翃生平考述》，日静永健撰、刘维冶译的《贾岛“推敲”考》，赵目珍的《贾岛寄居青龙寺法乾寺考》，毛毓松的《李贺“鬼才”辨》，刘全志的《李郢籍贯、生年再论》；师海军的《马戴边塞漫游考略》等文章，也对晚唐的一些诗人的生卒年、交游事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仍存在着争议，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探讨。

在诗歌作品方面，主要包括一些诗歌作品的辨伪、辑佚考辨，诗集版本考略，对某一具体诗歌作品的考析，对一些诗歌作品的诗风或诗歌特色的成因和辨证，以及对某一诗歌作品的新的观点和看法等。
其中争议较多的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杨柳的《如何确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一文，先指出了一些作家对李商隐诗的研究偏重分析而疏于考证，导致对其诗的谬误与曲解。然后又提出李商隐诗尽管写得错乱迷惘，朦胧含闪，内容深刻而形式隐晦，但只要充分掌握材料，结合诗人生平行踪考证，采取归纳方法而不是演绎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就能得出正确的评价；赵佳的《李商隐无题诗的三点解读》，从无题诗的总主题、蹙金结绣与埋没意绪、无题诗有无寄托的三个方面，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做了解读，认为无题诗的总主题就是爱情阻隔；申秀云的《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说置疑》，则认为无题诗是诗人杰出地运用了芳草美人的传统抒情手段表现个人情怀的抒情之作；严雨莹的《李商隐无题诗忧愁的成因》一文，从作者的生活经历，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者的独特个性，以及无题诗所采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四个方面揭示了李商隐无题诗忧愁的成因；申明秀的《不拘一格解〈锦瑟〉破解李商隐无题诗难读之谜》一文，侧重从李商隐那颗异乎寻常的敏感、深邃、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出发，试图突破李商隐无题诗的阅读障碍，即作品内涵的繁复合作品表达方式的隐晦；张建华、张疆媛的《李商隐诗歌浪漫主义创新特色刍议》，则侧重从艺术手法的角度评析李商隐的诗歌创作风格，认为李商隐的诗歌表现出以情致为主的象征主义和独特浪漫主义的内涵；徐应佩的《夕阳无限好—李商隐〈登乐游原〉新解》一文则只是对具体的一首诗即《登乐游原》提出自己的新解，认为这首诗意在表达赞美夕阳光彩而无好景不常的衰晚意识，即“大器晚成”也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
此外，还有陈磊的《李商隐诗文宗韩说辨考》，郑滋斌的《李商隐〈燕台诗四首〉—为向令狐楚陈情说蠡测》，刘万川、曹向华的《评〈杜牧集系年校注〉》，闵洁的《卢仝诗歌中的穷愁之音极其成因》，卢瑞彬的《乱世中的漂泊—杜荀鹤郊游诗探析》，许浩然的《晚唐诗人吴融荆南沙头市题诗考析》，王水根的《张乔诗误收、缺收考辨》，刘飖的《〈全唐诗〉中的一首误收诗〈三十六湾〉》，万文武的《温庭筠〈夜宴谣〉辨证》，廖祖耀的《对齐己、郑谷“一字诗”典故的辨析》，王佃启的《戴叔伦若干诗作辨伪补正》，陈磊的《杜牧赴湖州感怀诗考辨》，宗瑞冰的《韩偓香奁诗风辨证》，周秀娟的《韩偓自传诗浅议》，胡筠的《李洞蜀中诗作考论》，张强的《李贺研究的几个问题—〈李贺集〉序》等文章，也对晚唐的一些诗歌作品的辨伪、辑佚考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仍存在着争议，有待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探讨。

在词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词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词作的考略上。晚唐时期，词尚处于发轫时期，在《花间集》中所涉及到的18位词人中其中15位都是后蜀词人，也只有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可属唐末。因此在晚唐时期所涉及到的词人词作研究和所产生的悬疑问题也只主要集中在温庭筠和《花间集》。如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所载温庭筠代令狐绹作《菩萨蛮》词一事，学术界是采取信从态度的，王辉斌有《温庭筠代作说献疑》对此提出了若干质疑，而谭庄、赵薇又有《温庭筠代作事释疑》一文，对王辉斌所持的理由进行逐条商榷考辨，认为温庭筠代作事是可信的；又如张富华的《“花间词”评价质疑》一文，对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把《花间词》说成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一股浊流，一直影响到清代常州词牌”是持不赞同的态度的，认为“《花间集》绝大多数词作的思想内容健康，艺术表现手法值得借鉴”。
此外还有罗争鸣的《〈花间集〉编纂背景及编纂原则探析》，李冬红的《〈花间集〉的雅俗之辨》，曹治邦的《〈花间集〉内容新探》，李亚峰的《〈花间集〉评议》，曹明升、吴小洪的《“花间鼻祖”成因补谈》，张煜、吴相洲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的不同文化解读》，王丽娜的《温庭筠生平事迹考略》，吴河清、朱腾云的《温庭筠诗集版本源流考》，李定广的《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王辉斌的《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等文章也有一些关于温庭筠和《花间集》研究存在争议的地方，有待于我们近一步研究和探讨。

在散文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罗隐和皮日休上，
如关于罗隐“十次不第”的说法，是《吴越备史》一书首创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林启兴的《罗隐“十举不第”与晚唐科举》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是“罗隐考十余次不第”，而并非罗隐恰好考了十次而不第；李最欣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辩证》，指出《吴越备史》或者是误解了罗隐是“十年的含义”，或者如罗隐自己的诗句一样，是取其整数。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如罗隐自己所说，是十二三次，今日引用“凡十上不中第”之说的时候，需要仔细辨正。此外还有李之亮的《罗隐年谱补正》，陈鹏的《罗隐年谱及作品系年》，张仲裁的《罗隐入蜀考》，张一平的《罗隐原名为“罗横”吗？》也对罗隐的生平事迹做了考证，提出自己的观点。
又如关于皮日休之死，学术界有四种说法：一、“留寓宿州”说，认为皮日休晚年流寓安徽宿州，四葬宿州顺河集濉溪北岸；二、“依钱镠”说，认为皮日休晚年投奔吴越，依靠钱镠，最后寿终于杭州；三、“被诛”说，认定皮日休是被唐王朝杀掉的；四、“遇害”说，认为皮日休是被黄巢杀死的。缪彦威先生在《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中，认为皮日休是被黄巢杀死的；萧涤非先生的《校点皮子问薮—兼谈有关皮日休诸问题》，也认为皮日休是“巢败被诛”的；李菊田的《皮日休生平事迹考（并与缪彦威先生及萧涤非先生商榷）》一文，不同意此说；正达的《论皮日休之死》认为应是“遇害”说，即也认为皮日休是被黄巢杀死的；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一文，则认为是被唐廷所杀。另有一些较为宏观的文章如葛晓音先生的《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田媛的《〈晚唐骈文研究〉评介》等，关于晚唐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在小说方面，主要集中在《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研究上，涉及到小说作品创作的动机和成因过程，小说作者的确定和考辨，小说发生的地域考辨，小说的故事和版本的源流和嬗变，以及小说的主题或人物形象或艺术特点等。如对《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作者，一直是有争论的，元末陶宗仪编《说郛》卷三四《豪异秘纂》收入此编，并题张说撰，明刻本《虞初志》也题的是张说；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题杜光庭撰；也有题裴铏撰的。王运熙先生在《〈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认为是张说；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话》中，也认为是张说；宋良宏的《〈虬髯客传〉》作者考》一文，则在归纳前人的几种看法的基础上，根据创作动机分析张说、裴铏以及杜光庭等人创作的可能性，最后得出《虬髯客传》的成书是一个累积性过程，并且真正的最后者当以佚名。此外还有温庆新、陈宋青的《〈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刘志伟的《古今〈虬髯客传〉研究反思》等文章，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研究。

在文学评论方面，只限于在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二十四诗品》这部著作的作者考辨和真伪考辨上以及司空图的生平和文学思想上。前者有张柏青的《“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品〉作者补正》，张健的《〈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祖保泉、陶礼天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张仲谋的《〈中国诗学〉讨论〈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何奕、高飞的《比较视野下〈二十四诗品〉新探》等文章。后者有杨福俊的《司空图“妙造自然”观析论》，刘勉的《司空图〈诗赋〉（赞）考论》，李永平的《司空图〈诗品〉篇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原型追溯》，申阅的《司空图“味外说”误解辨证》，杨家海的《司空图的“全美”思想新探》，陈道贵的《司空图生平与作品系年三题》等文章。

整体来看，晚唐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宏观综合研究的视野有所开拓，研究涉及面广。二是对文论、文体和题材的研究不断深入。三是作家作品仍是研究的重点，论文数量较多，涉及的作家面较广，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不管是关于哪个方面的研究，总有存在着悬疑和争议的地方，有待于我们进行近一步的考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