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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访谈：为了不使心灵荒废而写作

木朵
木朵：不少文章会引用奥登的《纪念叶芝》一诗中的半个句子──“因为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来描述诗与诗人的一种处境，几乎每个清醒的诗人都在设法解决“诗意味着什么”一类的问题。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也能察觉到你眉宇间的一抹荫翳，比如“徒劳的写作，只有你有时给我带来节日”（《一九九八年春节》，１９９９）、“莎士比亚理应在贫困中写诗”（《伦敦随笔》，１９９６）、“诗歌永远无法解决它的问题”（《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２００３）。在一次小型聚会中，一个朋友说起你：“……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的责任感近似于‘诗是吾家事’的杜甫，这可以从《汉语的未来》（《读书》，２０００）一文中嗅出一点名堂。”──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的、诗的处境？如果说你的写作过程中存在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它是什么？

王家新：好，就这样开始吧。你问我“诗人”是什么，也许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但现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更不关心我自己“是”或“不是”。我只是按照我的内心为诗歌工作而已。说真的，有时候我更情愿去当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我为什么非要当一个“诗人”？
这就是我经常的想法或状态。因此，你那个朋友关于王家新的版本可能过于把他“放大”了。我为诗歌“忧心忡忡”？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诗歌自有它的命运。我可能比较认真，尤其是在面对诗歌和文学问题时，可非要把它扯到“诗是吾家事”上来，就有点夸张。要说，也只能这样说“吾之诗是吾家事”，而已。
在实际生活中我如此，我是不会把“诗人”当作一种身份的。最近我从凯尔泰斯那里学到的，“生活就是屈从”，彻底地屈从，屈从到了家，也就解脱了。当然，凯尔泰斯只是一个说法，是我自己的全部生活教会了我这一点。诗人于坚有这样一句他自己可能很得意的话：不是诗人应该向世界敬礼，而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诗人脱帽敬礼。什么样的诗人？真是有点吓人。
不过，生活归生活，一旦你进入写作、进入精神的层面，你就必然会思考和面对“诗人的命运或处境”这个问题。你是无法绕过去的。如果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存在你所说的“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一九八九年那个冬天。从那时开始，也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写作才同我们自己的存在发生了实质性的接触。

木朵：时间是容易腐朽的，因为一个人的逝世，一件事的发生，甚至某个逃犯在洞穴里被捕，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从你的诗中，我能够读到类似的感受：“夏季即将过去”（《第四十二个夏季》，１９９９），“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九七六》，２００１），“你还要更老一些，老得足以使你看到童年的方向”（《冬天的诗》，２００１）。比时间更容易腐朽的是“时代”，它的寿命短得像木匠的榫头。侧耳听：“八十年代结束了”，“９０年代结束了”……新诗的发展史像公堂诉讼，似乎法官缺失了，辩论者面红耳赤。时代的一开一阖已经以事件为刻度了。你如何看待“代”？就像你谈到“一九八九年冬天”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否吻合了“八十年代”与“９０年代”前后交替的动因？（“个人的恰好是时代的”？）最可能是什么力量或事件迫使新诗的“９０年代”，与时间序列上的九十年代同步结束？“未来”可以设想吗？
王家新：“夏天即将过去”，指的是我生命中的“第四十二个夏季”即将过去，它表现的只是个人的肉体生命在时间中的感受和意识；至于《一九七六》中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更多的人，恐怕都是如此。也可以说，在那首诗中，“一个时代结束了”，就像一把斧子落地一样确凿、准确。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怎样读诗？我发现“诗歌论争”尤其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蒙昧主义已极大地影响到阅读，人们已不能进入诗歌，进入到一首诗或一个诗人创作的内在实质，只是一看到一些字面的东西就开始下结论。如此来读诗，那李白的“白发三千丈”该怎么读呢？是不是该就此列入迪斯尼记录？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有时我不禁要问，这个时代还配不配拥有诗歌？
至于“代”，我不关心也不欣赏这类炒作，我所关注的只是个体，是那些“单个的”诗歌造就的心灵，这个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讲过了。至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开创”与“结束”、或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关系，那是文学史家或热衷于进入文学史的人们所关心的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据说一位来自社科院的写诗的巫女士在网上声称每当社科院课题组开会我就必到场，“直到把我写入某一章”，她把她那个“社科院”看得太重要了吧？
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某种宿命般的力量对我显现，我也只能在这种压力下来发展一种个人的诗歌意识。这就是说，多年来我所关心的“时代”，更多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也被打上了一种更隐秘的精神的印记，这和许多人的“时代”概念恐怕并不是一回事。对此，只要读读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反向》（１９９１，北京）、《词语》（１９９２年冬，英国—比利时）就知道。多年来，我致力于通过写作来建立一个独立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绝缘，精神本体如不置身于具体的物质环境和历史空间中来发出自己的言说，也就不会获得一种真切的生命力。我从来就不喜欢那种过于空泛、抽象的东西。

木朵：看来，时间虽然容易腐朽，一年又一年结束，但是如阿多诺所言，总会在某个时刻回头的，你在《早年的爱与现在的羞愧》（２００３）中也写到某一瞬间被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攫住”，甚至这些被攫住的经验应答了你的自问：“还有什么可以再次搅动我的血液？”我注意到标题上的“早年的”，很快让我想到你曾经写到的“贫困的早年”（《八月十七日，雨》，２００１）。“早年”、“现在”、“晚年”构成了一根常春藤般的铁索。你如何看待光阴的流逝？是什么促使你不断写着？阿多诺话中的“知识分子”与你所理解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一个不写诗的朋友戏称：它在诗人的“内讧”中几乎快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王家新：早年、现在、未来……我想还是换另一种方式来说吧，我们活着，我们的肉体、精神和词语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吸收着时间。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经历，在９０年代初写《反向》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诗歌与时间的关系。我有了一种觉悟，那就是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在通过我们而说话。与此相关，在那时我还提出了“晚年研究”、“文学中的晚年”这样的说法。好在人们似乎对它并无多少感应，它只对我个人有意义。
很多年前，闻一多就曾这样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总得有些中年才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后，朱自清称赞之余这样说“这大概就是闻先生所讲的‘中年’了”。冯至的“中年”的确不错，堪称绝唱，但是今天读来在某些方面仍让人不太满足：它吸收的时间还不够。它开始变黑了，吸收了时间素，但黑得还不够到家。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写作不仅来自个人的才能、经历和其它因素，它更有赖于对“文学中的晚年”的进入，正如你在以上所引用到的“你还要更老一些，老得足以使你看到童年的方向”。这样的“晚年”不是时间的尽头，相反，它充分吸收了时间，而又改变了时间的性质和维度，“不是你变老了，而是你独自用餐的时间变长了”（《变暗的镜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和写作了。当然，我在这里不想使用“终极性写作”这类说法，如果真有这种写作的话，它靠的也不是生与死这类词汇或对永恒的一厢情愿的热望，而是对时间的吸收，而这，需要时间。
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有两位的写作充分吸收了时间：诗人米沃什与作家卡内蒂。和他们相比，很多“天才”，很多甚至非常优秀（在某种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都还显得过于年轻。这里，我愿引用我翻译的卡内蒂的《钟的秘密心脏》中的一小段：“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因此，我怎么可能会对“天才”或青春反叛感兴趣（虽然人生往往要经历这个阶段）？即使是人们常提到的“中年写作”，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说我感兴趣，我倒是更认同于基尔凯郭尔关于人生分为审美阶段、伦理阶段、信仰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考察才深入到了人生的内里。我想我这样的人现在大概就处在这后两个阶段之间吧。不过，不要以为处在这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写作就没有“审美价值”，只不过它和年轻人的那种审美远不是一回事罢了。有人认为我对“诗歌美学”关注不够，也许。但什么是“诗歌美学”呢？它能够完全脱离开人生和历史而单独存在？如果有这样的“诗歌美学”，它恐怕也是充分吸收了时间的一个结果。
那么，是什么促使我不断写作？现在可以回答了：是时间。
另一个内在的起因是：为了不使心灵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