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降为货者_何许人也1.doc

自降为“货”者，何许人也
——《老王》文本细读之一隅
《老王》是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是一篇拷问灵魂的散文佳作，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有一次，在课堂教学中，有个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位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老先生是谁？
由于备课时，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一时语塞，无法回答这教学预设之外的问题。有一个学生竟然提出“是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先生”的观点，而且他说得头头是道，让其他学生十分佩服。我听了后，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肯定了他的见解。课后，我想了很长时间，又上网查询，也没有满意的结果。在新课程理念下，我们提倡文本细读、个性化解读、多重解读，因此我也不妨试作此解读，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杨绛的《老王》第七自然段中写道：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首先，从词语的感情色彩来看，以“货”指代别人不合适。
看来，有必要弄清“货”字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货”字的解释为：①货币；钱：通～。②货物；商品：百～、南～、订～、销～、～真价实、奇～可居。③指人（骂人的话）：笨～、蠢～、好吃懒做的～。④出卖：～卖。
很明显，文中是名词，指人，代指乘老王车的那位老先生，是取第③个义项。另有合成词“货色”与此处同义，词典中解释为“也指人或思想言论、作品等（含贬义）”，如“他算个什么～。”“货”与“货色”本身都是中性词，但用来形容人则是贬义词，多用于对人蔑称，因为带有“能用钱交易”的含义，且隐含“质量不佳”之意。可是，知书达理的杨绛女士如此慈祥温婉、仁厚和善，怎么会如此不逊，出言恶毒地辱骂那位照顾老王生意、施行善举，并降格自己的“老先生”呢?那岂不是对那位行善老者的大不敬吗？当然，《老王》这篇文章语言诙谐幽默，此处可理解为詈语或玩笑语。但我觉得，以“货”指代别人、外人，似有不妥，有引人口实之嫌。既然如此，用以自指（自家人），充满轻松诙谐、幽默调侃之意，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又回味无穷，岂不更好？因此，此“货”代指钱钟书先生，也未尝不可。
其次，从文章内容本身来看，此“货”代指别人亦有不妥。
老王从北京解放后，就蹬三轮。因为是单干户，所以生意很淡，靠活命的就只有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的一只眼是瞎的，所以很少有人来坐他的三轮车，只有作者不嫌弃，每次坐他的三轮。根据《教师教学用书》（八年级上册第65页）的解读：“下面三段（第五、六、七自然段），按时间顺序，回忆老王的工作与为人，两个片段（第五、六自然段）写他为人好，一个片段（第七自然段）写“文革”时期，他的生计越来越艰难。”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除了杨绛夫妇一家，以前就很少有人愿做老王的三轮，那现在愿做他的车的人就更少了。七自然段中提到“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倒我家来”，说明他是来问默存要不要乘他的车。此时“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也自然不再给我们送冰了。如果老王与杨绛一家没有“生意”上的往来，那么他又何必多此一举、颇费周折地“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呢？钱钟书和杨绛是1969年11月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2年3月回到北京。综合考虑老王力气、老王与杨绛一家交往时间、来往关系、老王的感恩等因素，那位长期（至少“几个月”）照顾老王生意的老先生非钱钟书莫属。
再次，从杨绛的人格魅力来看，她不愿直接写明人物姓名。
杨绛，书香门第之后。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赫赫显名的戏剧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家、慈善事业者集一身者。知书达礼、博学多才的杨绛自然对《朱子家训》中“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和欧阳修“为善不欲人知”之类的古训耳熟耳熟能详吧。倘若把此处的“老先生”换成“钱钟书”，既缺少了诙谐幽默之趣，又给人以“善欲人见”之嫌，读起来有种怪怪的感觉。
事实上，杨绛一家都是善良的普通人，淡泊名利，疏于应酬，彼此间情感深厚远远超于常人。“高尚做事、低调做人、毕生自强、终竟自律”的人格魅力一直为人称道。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作为奖学金奖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但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与钱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本息已经升值为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钱杨二老一生俭朴，在各个特殊时期，受到他们资助的中青年学子，不可数计。钱先生生前曾自嘲说：“我生来就是寒士骨相。”2004年，即其女钱瑗去世七年后，北师大成立了“钱瑗教育基金”。据说，现在这一教育基金已更名为“尊师基金”，我想，这或许是出于杨绛先生一贯的低调吧。
由此看来，善良低调的杨绛怎么会把“钱钟书”这三个字置于读者眼前呢？
另外，那位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老先生会是金岳霖吗？
金岳霖先生(1895－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一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和教学。
网上有人认为是金岳霖先生。这其中原因与一篇文章有关。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当时坐平板三轮的人少之又少，而且还如此巧合，老王的主顾也同样是一位老先生。这样想来，就是老王蹬着金岳霖先生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我们从干校回来”的时间是1972年3月，老王已经去日无多，课文后面的叙述是比较紧凑的，老王送“货”、“扶病到我家来”、默默死去，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应该在这同一年中。当时金岳霖先生才77岁，而汪曾祺的文中说“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时间上相差太远。第二，《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说金岳霖先生“接触社会”时“已经八十岁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如此高龄乘瞎了一只眼的老王的平板三轮外出，怎么能让人放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呢？他应该不会只是可以凑合维持生活吧，虽然那时普遍生活困难，我觉得他也不会。而且他还发表了好多书，这也算一大笔收入呢。
综上所述，笔者窃以为那位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老先生就是钱钟书。作为一种尝试解读，仅为一家之言，以期抛砖引玉，求得正解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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