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料到问题：战时浙南研究的可能性与展望.pdf

专题述评从资料到问题：战时浙南研究的可能性与展望朱焘摘要：笔者曾至温州、丽水等地多次田野调查，发现浙南区域存有大量战时资料，也尚存许多亲历者，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在抗战史研究中，时间与地域创新往往为“伪创新”，基于史实对新的学术问题之探讨，才应是研究者的追求。在以往的研究中，战争与政治研究历久不衰，军事史研究受到重视，战时民众及其社会生活研究兴起，研究视野开始由宏观至微观，一些如战争生态、气象和情感等新领域不断被拓展，一些新方法也逐渐应用于抗战史研究。但区域抗战史研究仍有进步空间，新的成果应尝试打通地方史与全国史、个案研究与整体讨论的栓楷。尤其要注意地方在国家和全球中的特殊性或重要性，在具体的研究时段有何种特征与变化，其生计模式、治理结构、社会网络等对战争的影响等。就战时浙南研究而言，回归军事与民众的关怀，或将有诸多潜在的学术创新浮现。关键词：抗日战争；区域史；浙南；军事；战时民众中图分类号：K265抗日战争研究不断趋热，并呈现出区域研究取向，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很多学者都曾对此提出见解。然而，这些讨论大多是基于宏观方面的论述，主要是对当前区域抗战史研究的一些梳理，未能结合具体区域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论。笔者以战时浙南为例，回应当前学界的区域抗战史研究议题。尤其从战时研究史料、热点问题、研究可能性等方面展开讨论，试图作出一点“从资料到问题”的思考。战时浙南的研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温州市和丽水市，以及台州市部分曾被日军侵扰的沿海区域。1 9 37 年上海沦陷后，浙江的省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也开始往浙南迁移，沪、浙等地大量难民逃往温州和丽水地区。由于温州所处的位置比较偏僻，日军侵占兵力有限，温州港成为东南沿海为数不多的未曾沦陷港口，在战时温州港进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而呈现出一种“战时繁荣”。浙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6-59 8 2（2 0 2 3）1 1-0 0 7 7-0 7南也逐渐成为中国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就温州而言，抗战中后期，日军在温州“三进三出。日军在浙南的其他区域活动也与温州类似，如缙云县被日军七次过境侵扰，两次占据遂昌城，青田县城也曾六度沦陷。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常侵占后又撤退，而当需要抢掠物资时，又发动了以军需为目的的战争。浙南地区的政治情况也较为复杂，政党及地方势力庞杂，各方暗中角逐，百姓数量众多，经贸活动纷繁，因而可以作为区域抗战史的重要研究案例。通过战时浙南研究，或可对比和推广至其他区域研究，由此深化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认识。一、战时浙南研究的档案史料概述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其中文书档案是反映国家、地方与社会发展的原始资料，其规模最大、2023.1177内容最多，常常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核心史料。浙南区域虽然数次沦陷，但是其原始史料保存较为完整。中方主要文书档案存留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浙江省档案馆、温州市和丽水市及其下辖区县档案馆，日方文书档案主要存留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下笔者将简述浙南研究的资料概况。其一是中高层的档案史料。在中国大陆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较多国民政府决策和作战资料，其中全宗号为7 8 7 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对当时的战斗情况有详细的记录，譬如温州守备区永瑞战役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军浙江丽水等地整训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地方军事等史实重建有较大帮助。浙江省、市级档案馆也藏有大量战时史料，其中有数千卷档案与浙南相关，涉及各级机构组织纲要、各种会议记录、工作计划和报告、施政方针与各项法令等。在温州市档案馆有民国档案（旧政权档案）共1 2 个全宗，总2 3532 卷，丽水市档案馆也藏有约1 0 0 0卷民国档案，大都与战时相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台湾也藏有部分战时浙南相关的档案资料，如台北“国史馆”对所藏资料实现了大部分的数位化，使用者可随时随地通过其检索系统进行查阅。据不完全统计，仅以温州、丽水及其下辖行政区为关键词检索，可获取战时相关档案数千条，记录着战时地方的军事部署、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此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藏有数量较大的战时经济和外交档案，并大部分可在其检索系统查阅全文。其二是基层档案史料，如温州、丽水和台州下辖市、县档案馆。笔者自2 0 1 7 年起，曾赴浙南数十个县级档案馆查档，这些档案馆大都有相当完整的民国卷宗，其中很多卷宗形成于战时。如有研究者能持之以恒对其展开整理与研究，往往能对抗战史做出新的发现。值得一提的是，浙南基层战时档案最为系统的当为丽水市云和县档案馆，云和曾作为浙江省抗战临时政府所在地前后近四年时间，留下了大量政府文书，现存有民国档案万余卷，大部分与战时浙江省临时政府相关。一般来说，在县级档案馆中，基于其县情，往往能发掘出一些“去同质化”的较为独一无二的档案。此外，在丽水市青田县档案馆，约有近万卷民国档案，其中有一半以上为战时档案，除常规的有关司法、军事、兵役、78社会科学动态诉讼文件外，其颇具特色馆藏为战时华侨档案。其三是日方所藏与浙南抗战相关的史料。如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源，事实上该中心也收藏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文书档案，涉及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大量过程和决策性史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中心的资料数位化后，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向全世界免费公开，并可进行案卷标题级检索。笔者曾利用该库搜集过战时浙南相关资料，这些史料大都是一些军事文书、调查报告，能够从日方的视角佐证和讨论相关史实，将使战争浙南研究更为丰满和具有说服力。此外，日本国会图书馆、防卫研究所等机构亦有大量的日方所藏的战时浙南相关史料，应加以发掘利用。二、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热点与反思中国的许多区域与浙南一样，都存有极多的战时史料，然而目前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并未对这些资料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向：战争与政治的研究历久不衰，军事史研究受到重视，战时民众及其社会生活研究兴起，研究视野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由宏观至微观，一些如战争生态、气象、情感等新领域不断被拓展，数字人文等新方法也逐渐用于抗战史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大多在讨论战争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战时的政策方针与人事制度、国际关系、民族主义。直至今日，这仍然是抗战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如齐锡生所讨论的“1 9 37 一1 9 41 年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邓野探讨的“蒋介石作为一位弱国统帅，游走于大国博奔之中，如何运用他的政治能力，实现他的布局？”这些重大议题，也一直被西方学界所关注。以米德（RanaMitter）为代表的学者曾就“中国在二战中究竟有何重要作用”展开广泛讨论。抗日战争史研究除聚集政治决策外，还应该回归军事、战役史研究，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共同呼吁及共识。多位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军事史研究的投人。方德万（Hansvan deVen）也认为军事史研究是中国抗战研究的薄弱点，是可创新的重要方向，他曾组织了一批学者撰写为中国而战：抗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讨论中日战争的主要战役概览和两国的军队情况。不过欧美学者受到史料阅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所研究的主要是抗战中规模较大之战役，尤其以淞沪战役和豫湘桂战役等为主。近年来，以姜克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日军档案为核心史料，逐步对一些中小规模战役展开实证研究，使学界对很多战史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有学者认为军事制度史应受到重视，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侍从室等都有独到的见解。纵观这些军史战史研究，学界对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与运作或较大战役研究上有不少史实重建与创见，但对于侵华日军的军事情况、中共的武装条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有很多学者认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落实在“人”，故而战时民众及其社会生活研究也逐渐兴起。学界开始更为注意战时军事行动之外的民众及其日常，譬如沦陷时期的北京民众、战时体育发展等。这实际上是展现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不同区域的生活面相。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抗战史研究应该揭示民众的困难史，由此难民、慰安妇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受到关注。如学者萧邦齐（RobertKeith Schoppa）关注到浙江的战时难民与机构迁徙，揭示战争如何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从武汉会战中难民的案例，指出战争对武汉社会的形塑；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则从更宏观的视角考察了战时中国的难民及其流离历程。在战争受害者中，极具代表性的当属“慰安妇”研究，苏智良团队曾对各省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在日本学界，石田米子等学者深度调查访问了山西省孟县二战时期的慰安妇，对战时日军性暴力犯罪展开深层次研究。近年来，已经逐渐衍生出了二战中全球范围内的“性犯罪”或者“战争中的妇女受害者”专门研究领域。难民是逃离家乡的群体，而一些留在沦陷区的民众，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称为“合作者”，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一般选择某个区域、团体或者个人讨论对日合作的缘由，不过都受“灰色地带”（Grey area）等理论影响较大。在具体的“合作案例”中，清乡运动和新国民运动常受到研究者青，如广中一成和安藤润一郎试图重新定义宗教合作者与基层社会的关系。诚然，中国乃至全球合作与通敌的情况不一，关智英便敏锐地注意到对该群体的对比研究。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仍是日军长期占领区域，或讨论亲日政权的运作及民间社团与日伪关系，或探讨日占时期的民众日常生活，认为沦陷可能会造成“畸形的繁荣”，由于史料存留原因，有研究者认为地方精英或者识字群体容易成为战时合作者，但极少深入普通村民的世界，也没有太多的田野调查，因此在中日战争史的学术脉络中所讨论的主体往往是中国人，容易忽略日军群体的因应。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开始注意到战时的民众研究不仅只有难民，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群体，如翻译官、记者、军工厂工人、战俘、军医等，对于这些人群的研究，能使学界对战时中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从区域的视角发掘研究的空间。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抗战情况不一，我们不难发现每个省域基本都有所谓的“抗战史研究”。当仔细剖析，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为“抗战通史”的地方版，多是同样的叙述逻辑，即“日军侵略一地方损失一全民抗战”。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反思这样的抗战区域史研究，为了避免同质化趋向，一般采用的办法是找出地方性色彩，从极具地方特色的线索人手。譬如安克强对战时上海的研究，其主张从城市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探讨抗战时期上海的历史变迁，涉及议题涵盖粮食供给、难民救援、战争破坏和城市空间变迁。同样傅葆石、古忠夫和高纲博文等，都关注到孤岛时期上海的一些知识群体之生存?。这都是极具上海特征的研究，由此才可能衍生出“灰色地带”和“三极”等学术理论，对于解释战时都市的社会结构颇具张力。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战时乡村的研究。早在1 9 7 0 年范力沛（Ly m a n Va n Sl y k e）就注意到根据地研究是其重要特征。随后他的学生们如陈永发、鲍尔森（DavidPaulson）、贺康玲（KathleenHartford）也分别投人到华中与华东根据地、山东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研究，其中陈永发的研究在2 0 世纪8 0 年代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直至当下，战时中共根据地的研究仍是抗战史研究中的热点议题。抗战史研究的突破，除寻找地域特征外，还需要一些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就笔者目力所及，认为较新的研究视野有三。首先是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所倡导的战争生态学（EcologyofWar）2023.1179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将“花园口决堤事件”与“河南大饥荒”结合起来，强调“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形成了军事与灾荒、战争与环境的综合研究。其次是刘芳瑜以“战争对气象情报的需求”为着眼点，考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动中国气象建设及相关事务的发展过程。在国军作战的“战斗详报”或“阵中日记”中，均有对“战斗各时期之天候、气象及战地之状态”的观测和记录”。这足以说明气象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其三是“情感史”与抗战史的交汇。有学者主张“人的内心世界、个体情感成为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情感史研究脱胎于根据地研究，但却是对长久以来的战时根据地政治斗争、社会动员类研究的巨大突破。事实上，关于战争中的情感研究，英文学界早有关注，譬如乔纳森默瑟（JonathanMercer）就以美军和韩国军队力量为研究样本，讨论官兵情感变化对朝鲜战争的影响。这实际上也启发研究者在讨论战时的中国，应该广泛注意到全球关于战争史的研究。而新的研究方法，则是指GIS等数字人文的应用，如蒋杰以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警档案为基础，借助GIS直观地呈现空间因素与战时上海城市犯罪存在的关联。以上就是近年来抗战史研究的一些主要趋向。就笔者所讨论的浙南区域而言，前人研究也大致存在这些特征。一开始同样是“抗战通史”的地方版，从“七七事变”对浙江的影响开始，以国民合作下的全民抗战为主线，突出中共坚持浙南、浙西面地区的斗争。而后开始有学者从一些专题研究战争浙江，也有不少硕博论文关于战时浙江的研究。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能看出他们大都是利用报刊或省档所藏资料，较少使用基层档案，也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因此不少研究存在史实疏误的问题。笔者曾到访过浙南大部分县级档案馆，也访问过不少战时亲历者或家属，认为无论是在史实重建还是问题探讨，战时浙南研究尚有很大的突破空间。可能是受“地方研究”（或者说区域社会史）取径影响，现在的史学研究呈现区域性或地方性。而放眼学界，也会有上海、重庆、北京等城市的战时日常生活研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往往会被某些学者批评为区域研究的“碎片化”。一些研究为规避这种局限和批评，则会强调个案研究的“一叶知秋”作用。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应80社会科学动态该要有整体史的关怀，尝试打通地方史与全国史、个别史与整体史，要尤其注意地方在全国乃至全球中的特殊性或重要性，在具体的研究时段，有何种特征与变化，如生计模式、治理结构、社会网络等受到战争的影响几何？三、军事与民众：浙南研究的新尝试浙南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通过一系列研究议题的串联，能够勾勒出与以往战时研究不太一样的故事与问题。日军在浙南行动，与在华侵略的其他地方有较大不同。当时浙江省主政者黄绍也注意到，日军在浙南的侵略兵力不足，因此“某县沦陷”的实际指县城被日军占据，日军无法控制全境。从日文档案中也可以看出，日军无意于将太多兵力投置于浙南山区，其占据温州和丽水的主要原因为覆取资源补给，同时为破坏机场交通，避免盟军登陆。实质上，日军在浙南的战事可以概括为“资源战”和“交通战”，由此我们才能看到日军在温州“三进三出”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究竟对社会产生了何种结构性的变化？这也是浙南研究的问题所在。在战时浙南研究中，应摆脱“原因一过程一结果”式的三段论写法，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而“军事”与“民众”则尤为可能成为浙南研究的问题聚焦。首先，战时浙南的军事斗争巫须深化研究。关于从军事史的角度再探浙南战事，前人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对当时战斗的描述是基于后人的回忆，导致出现许多谬误，往往是低估日军战斗力，但却又无从解释中国军队的失利缘由。要研究浙南战事历程，需利用以战斗详报、阵中日志和相关电文为主的原始档案文书进行研究，从而重建细致而契合事实的军事历史。研究者不仅应考证当时中日双方的作战部队情况，还应从主要战役出发，由大及小，对当时较为重要的丽温战役、莲花心战斗做出梳理和研究。同时，日军为了摧毁所谓的“大陆交通线”，曾对浙南的大部分机场、铁路、港口、山路进行空袭，这都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另外也应从军事史的角度，检讨和反思浙江沦陷的多种因素。其次，应围绕地方军事政治展开研究。在浙南军政中有三个核心要素：军需、军人与军情。无论何种战争，军需都是军事行动的重要后勤保障，而军需的关键要素则是军粮。关于军粮问题，在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而目前的研究路径大多是从地方抗粮的角度切人。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军粮从种植、征集、供应、分配的整个环节。丽水和温州的一些县市自古以来皆为重要产粮地，其“军粮”不仅对中国军队至关重要，同样也被日军重视，因此我们能看到日方对浙南大量的资源调查情况以及粮食征取记录，这都是研究者所需关注的议题。而浙南的军人研究，往往指代战时兵役，笔者在地方档案馆曾看到大量的“兵役案”“逃兵案”和“伤兵案”，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线索。从浙南大量的案卷中可以发现，普通人对于战时的征召制度有多种多样的应对，而一些权力掌控的地方实力派，也会运用这些制度谋求个人或宗族利益。浙南的兵役结构、地方政治与华北中共根据地究竟有何不同？这也是今后研究可能突破的方向。关于浙南的军情研究，即军队的地方情报系统究竟如何构建与运转？可能由于该组织的机密性，许多档案在当时即被销毁，现存的档案也公开较少，因此学界较为缺失关于军事情报系统的研究，现有零碎的研究基本是对军统等较为宏观的梳理。而笔者在温州市档案馆发现了数百卷较为系统完整的“浙江省保安处第八区情报组”案卷。这些资料不仅可以研究浙南的情报系统网络，还可作为史料论证其他战时研究。其三，战时内迁对浙南社会结构的影响。淞沪战役爆发后，浙江省政府将大量工业内迁至浙南，丽温地区成为战时大后方。在战前，浙南山区主要是以农耕经济为主，而1 9 41 年后，随省政府迁移而来的部门近40 0 个。在短时间内，这影响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并这形成了一种“云和模式”，即因战争爆发，政治和经济中心瞬时地人为转移至偏一隅一一在浙江是云和，在江西是泰和，在湖北则是恩施。这些地方有别于重庆之于国民政府的地位，但同样值得研究。因为战争，许多工厂在浙南拔地而起，其中最知名的则是浙江铁工厂，它被誉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军工基地”，对该厂的研究绝不能仅注意其本身。云和档案馆与浙江铁工厂相关的文书档案达30 0 0 余件，而利用率并不高。除工业外，一些新的农业技术也因战争而引入山区，如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先后设址在松阳和景宁，这些机构迁移的动因为避难，但也因此推广了农作物、畜牧业优良品种及先进耕种制度。实际上，这种推广不是一而就的，新技术与老农民之间有着许多摩擦和分歧，互相之间的隔阅是如何消失？技术的改良对战局有无影响？这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四，战时浙南的民众生计与商贸活动。在战争的影响下，中国东南许多港口被封锁，温州和丽水一度成为战时“中转站”和“生命线”。很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计也受到了影响，其中尤为典型的就是乐清渔业与遂昌、庆元、景宁山货业。以遂昌为例，其多山而盛产杉竹、笋等重要经济作物，日军侵占青田后，瓯江口被封锁，丽温公路被毁，“山货业”受到很大影响，物资受阻，市场物资紧缺。战时，政府对民间各类物资实施管控，浙南传统贸易受到较大打击。尽管如此，一些商人也开始冒险做走私生意。关于战时的商贸活动，这也是应重点探讨之处。其五，战时的普通民众尤其需要学界关注。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学界以往大都是关注一些地方精英，但很少有研究注意到战时的普通人，尤其一些非识字群体，或者非本地人口与日军的关系，并且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讨论为何会出现媚日群体或对日“合作”，而忽略日军的因应。应以日军本地需求的视角，去分析日军与“普通人”的方方面面。在具体的案例中，如从“石仓庚案”等去讨论日军控制下的翻译官等技术群体。在浙南各区县档案馆有大量的“汉奸案”档案，这些资料利用率极低，一般是用作讨论战后的审判程序以及忠奸之辩，如果能提取这些档案中的史实信息，无需跟着材料的逻辑走，则可发现这些卷宗大致由检举信、调查材料、审讯记录、奸嫌自辩书、保释或证明材料、起诉书等组成，这些“汉奸嫌疑人”大多是保长、挑夫、向导等普通民众。仔细辨辩别这些审讯资料，可以分析日军在战时的需求与行动，并可大致了解战时普通人为了生存与生计，是如何与日军产生联系。这种“合作”机制化后，其效力值究竟有多大，对浙南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日军反复侵占、撤退的情况下，“合作”机制究竟有何效用，对于以往的浙南乡村文化权利网络有无改变？其六，应留意战时的秘密社会。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早已是显学，就浙南的秘密社会研究而言，罗士杰曾讨论战时平阳大刀会是如何组织起来？在战争的环境中，学术研究应回归到百姓的处境，2023.1181而非单一地以“国家的视角”去探讨为何他们会加入会社。即便地方政府在1 9 1 0 年就试图取缔会社，但这些秘密会社为何一直长存，且在战时尤盛？战时会社的繁荣，究竟是弱政府无法统合，还是民众和地方自保？秘密社会在地方秩序的维护、商业贸易上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都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讨论。四、结语战时浙南研究作为二战史研究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时至今日，抗战史研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成果，很多学者为呈现出“创新研究”，往往都会选择某个地域作为研究对象，从该地域的抗战故事展开论述。此类研究能够使学界注意到更为微观的地方性谱系，对于二战史研究有重要的深化作用，但也往往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认为研究样本过于微观，难以体现出抗战研究的真实面相。笔者认为，浙南研究与其他区域研究一样，都面临着如此困境。如何才能推进浙南等区域抗战史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问题意识，若要使得研究能够见微知著，必须是以学术问题为导向，通过寻找到地方性的特征后，提炼出脱离时间和空间的学术问题，譬如战时的军事政治、战时民众等都是放之海内而皆存的问题，通过附有地方性的论述，才能使得这些学术问题具有解释的张力。其次是要构成有效学术对话，历史研究与其他写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学术回顾与对话，即研究者需全面搜集和归纳海内外关于战时研究的一些学术成果，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案例主动挑战现有研究，提出更具创新的学术观点，如此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同质化和内卷化。其三，要多留意国内外多语种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让更多资料面世，也要尽可能使用多语种史料，从他国的记录和视角观察中国，如此才有可能做出更翔实和创新的研究。其四，要认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官方档案文书往往有一些缺憾，而民间存有大量相关的史料文献，因此田野调查也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主要是指搜集民间文献和进行口述访谈，这不仅能纠正诸多固有认识上的谬误，还能使学术研究更“接地气”。其五，要注意新学科新方法的介人，应当跳出中国研究，留意全球的其他区域战时研究，在82社会科学动态国外有很多学者利用数字人文等新方法对战争史研究，处理以往不太可能处理的数据，从而也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这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其六，要打通研究时段，很多研究都将1 9 31 年（或1 9 37 年）至1 9 45年作为研究起点和截点，这些时间点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但作为具体的实证研究，如果因为人为地机械割断讨论时限，则显得浅尝辑止，应结合区域特征，从较长时段考察战时社会，这样能对很多战争爆发因素及战后遗留、处置问题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其七，虽然区域抗战史研究受西方、日本之益颇多，但也应该注意到欧美研究的不足，其很多看似新颖的研究或经不起推敲，这是由于很多欧美、日本学者将美国史、日本史的一些理论直接移植到中国研究，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这尤其体现在关于战时区域社会结构解释中。因此，我们需要多了解西方，但不能盲目迷信西方，应该致力结合全球和本土共同讨论战时中国的各种问题。注释：参见袁成毅：区域抗战史研究需有更宏观的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 0 1 6 年第2 期；吴敏超：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中共党史研究2 0 2 1 年第5期。冯筱才：战时繁荣：1 9 37 一1 9 45年温州的经济贸易及其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2 3年版，第4页。朱焘：日军需求与乡保“合作”：温州乐清沦陷期间乡村秩序的重构，二十一世纪2 0 2 0 年第6 期。马晓娟：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重要资料源一一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简介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 期。参见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 9 37 一1 9 41），联经出版公司2 0 1 7 年版。参见邓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 9 39-1 9 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9 年版。H a n s v a n d e Ve n,D i a n a La r y,a n d St e p h e n M a c K i n n o n,Negotiating China s Destiny in World WarI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Rana Mitter,China s Good War:How World War II Is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20.杨奎松：抗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 0 1 6 年第1 期。Mark Peattie,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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