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崇拜到多重信仰 ——论匈奴的信仰变迁及其意义.pdf

256 时代论坛 从原始崇拜到多重信仰论匈奴的信仰变迁及其意义匈奴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迁徙”12879，散居在今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战国后期，匈奴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人人弯弓，尽为甲骑，建立强大的军事政权。秦汉时期，它建立了匈奴帝国，活跃于大漠南北；十六国时期，它在中华大地上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北凉、夏三个政权；此后，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秦汉至十六国，匈奴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民族信仰也是如此。秦汉时期：原始崇拜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产生了原始崇拜；秦汉时期，匈奴帝国中原始崇拜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成为了匈奴的民族信仰。此时期的原始崇拜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以及相伴而生的巫与巫术。然崇拜自然崇拜是对天上和地上各种自然现象、自然力、自然物的神化和崇拜。秦汉时期匈奴的自然崇拜主要是祭天地和拜日月。“天”是匈奴自然崇拜体系的核心。匈奴单于以天之子自称，“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 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 撑犁，谓子为 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23751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在写给汉文帝的信中，分别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12896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12899。狐鹿姑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文书中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23780。冒顿单于征服月氏及西域各国，声称是“以天之福”12896。西汉元帝永光元年，呼韩强晓林（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摘要：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自秦汉时期至十六国时期，匈奴的民族信仰产生了变迁。秦汉时期，匈奴人为原始崇拜，主要表现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以及相伴而生的巫与巫术。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各部已变为民族交融下的多重信仰，既有传统信仰的遗留，又都程度不一地崇儒、礼佛、尊道。信仰变迁的背后，折射的是在以民族融合为主题的历史大潮中，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成为一种必然。关键词：匈奴；信仰变迁；文化交融邪单于与汉朝缔结盟约，有言“背约者，受天不祥。”23801如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匈奴对天的尊崇。此外，匈奴人还崇拜日月星辰，将日月视为保护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12892此外，在匈奴墓葬中也发现了饰有日月的金片。3388这些都足见自然崇拜对匈奴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鬼神崇拜鬼神崇拜是反映人与鬼神关系的迷信和宗教活动，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秦汉时期匈奴的鬼神崇拜主要是崇祖先和信鬼神。这又主要体现在每年的集会上：“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23752“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42944此外，李广利在匈奴的境遇十分典型。“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23781由记载可见：尽管单于素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汉大将贵臣，十分尊崇，以女妻之；然因其先对鬼神宣誓“得贰师以社”，因而不能违背誓言，只得“屠贰师以祠”；李广利死前立誓“我死必灭匈奴”，死后匈奴天灾频发，单于又因敬畏而“为贰师立祠室”。匈奴的鬼神崇拜在李广利生前身后的这一系列境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57时代论坛鬼神崇拜还体现在丧葬礼仪中。匈奴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迷信灵魂有超人的能力，活人畏惧和依赖他；把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附加给幻想的鬼魂世界，依此而举行种种礼拜活动，进行各种丧葬仪礼。匈奴“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23752从诺颜山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金银、衣物及棺椁，证实了上述部分记载的真实性。在安葬死者时，随葬品有“金银衣裘”“近幸臣妾”，说明匈奴人“事死如事生”，认为人死后，也会如生前一样生活，也需要各种衣物、用具和奴婢，他们希望死者在死后也能够像生前一样享受富贵荣华。巫与巫术巫及巫术与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相伴而生。秦汉时期的匈奴人信“巫”，他们认为巫是人们与天地鬼神的交流媒介，代行天地鬼神的意志。匈奴人认为巫具有巫术，可以占卜祈福、施法诅咒、治病救人。匈奴巫觋常常以诅咒的方式参加军事行动。汉武帝晚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的种种巫术，“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匈奴巫觋的地位极高。卫律暗害贰师将军李广利，就是借助巫觋的特殊身份，通过巫觋向单于施压，最终达到了目的。匈奴的巫与医是同一职业，巫医不分是匈奴巫觋的一大特点。苏武自言屈节辱命，无颜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毉。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22461此处“毉”即胡巫。由此可见，巫确有一些医术，可以治病救人。十六国时期：多重信仰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族不复为一整体，已分裂为南匈奴及屠各、卢水胡、铁弗等匈奴各部。屠各胡与南匈奴在关中建立了汉前赵，卢水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北凉，铁弗匈奴在河套地区建立了夏。这时的匈奴各部，已变为民族交融下的多重信仰，既有传统信仰，又程度不一地崇儒、礼佛、尊道。传统信仰十六国时期，由于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各民族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各民族文化也相互渗透、吸收和交融。但是，在匈奴的信仰体系中，传统信仰仍有一席之地。山川在匈奴自然崇拜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沮渠蒙逊曾“祭兰门山”53191。“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42944，一个“兼”字表明入塞的匈奴人仍保留有其祭祀本族神灵和祖先的传统习俗。魏嘉平年间刘渊的母亲呼延氏曾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52645我们据此可以作一合理推测：巫觋参与主持了这次祈子活动，并且由于他们掌握着对这种奇异现象的解释权，可以以天人感应和鬼神显灵对此加以解释，因此担负着神化刘渊的重任。崇儒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进行文化交流时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自己得到汉文化的认可。对进入中原建立自己政权的匈奴各部而言，确认皇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而国家奉天承运的神圣性的体现，又与儒家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时期匈奴各部政权都崇儒。永兴元年，刘渊为坛于离石南郊，即汉王位。刘渊起兵，以继承汉统为号召，“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52650，同时设坛祭天，则所祭之“天”明显是儒家所言之天。沮渠蒙逊十分崇儒，“玄始十四年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61073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言：“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74礼佛十六国时期，匈奴各部政权统治者以佛是戎神为名，希望通过礼佛来加强统治，而当时各族百姓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也普遍在佛教信仰中寻找精神依托。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沮渠蒙逊笃信佛教，他“素奉大法，志在弘通”877，还曾为其世子起名“菩提”。由于他的倡导，北凉佛教发展兴旺，佛经翻译如火如荼。此时最著声名的译经者为天竺僧人昙无谶，沮渠蒙逊对他予以厚待，“每以国事谘之”，并请其在姑臧翻译佛经。昙无谶在姑臧数年，前后翻译了 大般若涅槃经等11部共109卷佛教经典。大般若涅槃经译出后，在河西等地广为传抄，极大地推动了大乘佛教的流传。北魏道武帝多次遣使到凉州索要昙无谶，并恫吓沮渠蒙逊，“若不遣谶，便即加兵”。沮渠蒙逊断然拒绝，云“此是门师”，不能遗人，若逼迫太甚，“当与之俱死”。878沮渠牧犍时，还以佛教学者赵柔为金部郎，时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6卷，赵柔为之注解，咸得理精，为当时高僧所钦味。沮渠氏贵族均笃信佛法，在他们的倡导下，北凉境内“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93032，可谓是佛塔林立，僧徒众多。可以说，姑臧是十六国时期继长安258 时代论坛 之后的一个佛经翻译中心。后秦亡后，长安扰乱，河西则相对安定，而姑臧又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为僧侣往来所经之地，加之北凉统治者沮渠氏虔信佛教，乃使姑臧成为当时中土的佛教“圣地”之一。尊道十六国时期匈奴的尊道，也主要是在北凉。北凉时期的道教可以说一直存在，而且是一种广泛的存在，从上层统治阶级到下层平民百姓都不乏奉道之人。道家可以占卦卜问、祈福禳灾，“蒙逊西祀金山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53197郭黁因“明天文，善占候”而官至散骑常侍、太常卿。道家的星象云气说，可以显示休祲，“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气将成，百战百胜之象也。”53194此外，在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发现的北凉石塔上，多刻有八卦和北斗七星图。以上种种无不说明了道教在北凉所受的欢迎程度。匈奴信仰变迁的意义秦汉时期，匈奴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表现出了匈奴部族最初的原始崇拜。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这是比较完整的信仰体系。此时在整个匈奴部族中，原始崇拜与政治、军事时常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它深深地融入到了整个部族当中的。这有利于匈奴贵族凝聚部众，建立自身的稳固统治，当然这也构成了整个匈奴族的精神支柱。但无可否认的是，原始崇拜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生活产物，它在认识水平方面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适应比较封闭、保守、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社会生活方式。一旦社会生活规模扩大，遂之便会产生广大区域内人员流动的增加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原始崇拜所提供的满足现实需要的宗教手段，显然不敷应付了。原始崇拜的氏族狭隘性，无力做到完全满足发展了的社会需要。十六国时期，汉前赵、北凉、夏三个政权的建立打破了先前匈奴各部的社会封闭性，与其他民族产生广泛的交流与交往。当它们面对高于自己文化水平的儒、释、道三教时，这种既成的文明成果对匈奴有强大的吸附作用，对其借鉴与吸收，就会必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宗教的影响以及对原始崇拜的改造，便成为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题。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讲，信仰代表的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精神观念。作为文化交融的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交流也是必然的内容。这一时期匈奴各部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神灵信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自己得到汉文化的认可。信仰崇拜也不例外。对那些进入中原建立自己政权的匈奴各部而言，其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立即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既然宇宙天地是汉族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象征性依据，他们也必须对此重新加以确认。因此，我们看到，在十六国时期，为使国家奉天承运的神圣性得以体现，汉前赵、北凉在祭祀与信仰上都不约而同地作出让步。入主中原后的匈奴各部统治者普遍接受了儒家礼制，建立了敬天、祭祖、祭社稷的祀典，从而使建国后的国家宗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无疑是人们对自己的族类归属感的一种最直接、最强烈的表达形式。魏晋以降，匈奴为确立自己地位的战争从未中断。同时，以祭祀为表达形式的信仰世界的冲突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不同民族精神世界的对抗。如果审视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信仰的发展过程，我们作为历史叙述者，可以看到：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民族信仰传统的传承让位于现实的考量。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具有古代中国传统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匈奴各部无一例外地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体系。这又直接地促使本民族在民间层面上向汉族民间传统信仰靠拢。信仰象征意义也就完成了从民族到民间的滑落。在以民族融合为主题的历史大潮中，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之间不断发生交流、融会与整合就成为一种必然。作为不同族属民众精神世界核心的民族信仰，其融合历程从另一个层面上展示了文化交融的必然道路。不同民族信仰的融合，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是相一致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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