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諸子哲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論胡適、魏際昌、方勇的“諸子學”一脉承續與發展.pdf

從“諸子哲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論胡適、魏際昌、方勇的“諸子學”一脉 承續與發展郝雨内容提要“諸子學”是我國傳统文 化的核心、根本與源頭。而且有史以來，諸子之“學”，作爲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傳统文化的傳承、研究與發展之學，又有着同諸子時代一樣繁榮的百家争鳴的成果和局面。胡適及其弟子魏際昌以及魏際昌弟子方勇等，可以説是非常獨特的一條支脉。這一支脉首先由胡適從其“整理國故”思想主導下的“諸子 哲學”開啓，到其弟子魏際昌在中國當代語境系统下作了深入的諸子解讀和學理闡發，尤其是到世紀，胡氏之第三代傳人魏際昌弟子方勇提出“新子學”，使得整個諸子學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升華。於此形成非常清晰的一條文脉，而且又呈現出三代賡升的發展走勢。關鍵詞胡適諸子 哲學魏際昌諸子學深化方勇新子學中圖分類號毫無疑問諸 子之學”是我國傳 統文 化的核心、根本與源頭。而且有史以來，諸 子之“學”，作爲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研究與發展之學，又有着同諸子時代一樣繁榮的百家争鳴的成果和局面。也就是説，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開創了 中華民族萬世流傳的文化智慧和精神之源，而此後的文化傳承賡續的“諸子之學”，則通過一代又一代的承繼發展形成了源源不斷的文化長河。同時，由於百家争鳴格局注定了最初的 民族文化的結構形態，所以，歷來的諸子之學，也就如同“茫茫九派流中國”，出現了難於計數的學派和支脉。竊以爲，胡適及其弟子魏際昌先生以及魏際昌先生的弟子，如方勇等，就可以説是非常獨特的一條支脉。這一支脉首先由胡適先生從其“整理國故”思想主導下的“諸子哲 學”開啓，到其弟子魏際昌先生在中國當代語境系統下作了深入的諸子解讀和學理闡發，尤其是到世紀，胡氐之第三代傳人魏際昌弟子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學”使得整個諸子學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升華。於此形成非常清晰的一條文脉，而且又呈現出三代賡升的發展走勢。對此，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論述。？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一、新思潮下胡適“諸子哲學”研究與體系建構在此，首先必須説明一下，關於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張和真實意義，學界的評價一直是有所偏頗的。這主要表現在胡適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被久爲指責的，就是他的“全盤西化”論。但是，如果聯繫他前前後後的整體思 想體系，這個“全盤西化”的概念，完全不是字面意思所表達的狹義所指。年，他撰寫充分世 界化與 全盤西化（大公報？星期論文 年月日），談到他在 年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中，引起巨大争議的“全盤西化”一詞的使用，説主要針對的是“選擇折衷”的論調，他認爲這一論調的本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而對於由此引起的争議，他改稱“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吴景超所同意的胡適在英文中使用的，即譯作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 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而胡適也强調的是，“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作爲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真正“全盤西化”。因此，胡適對於“全盤西化”的概念使用，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代用，並不是完全如 字面上的“全盤”無所不包的完全“西化”。再聯繫胡適 年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其中特别加了一個副標題爲“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其實這也是當時及其後我們的文化界對胡適長期詬病的重要原因。這裏的説法，按照胡適的本意，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是手段，並通過整理國故（即梳理、研究、評判舊有的學術思想），達到再造文明 的目標。顯而易見，胡適並不是要抛開或否定中國 固有文化、全面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傳統文化、吸收西方文 化，以創造新的文 化。没有“整理國故”，没有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再造文明”。重新研究、重新評估，並不是簡單地一股腦否定。許多人不理解胡適爲什麽在提倡新文化、推動新文化運動時，突然提出“整理國故”在胡適看來，没有對舊文化的研究整理，就不可能創造新文化。而且，他把“整理國故”分爲四步，第一步“是有條理的整理”，用歷史的眼光，研究學術、思 想的前因後果；第二“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麽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它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這才叫做整理國故。”可見，這是一項重大的學術工程，要用理性的眼光、用學術方法來進行研究。也可見，整理國故，原本是對舊的思 想 學術的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在當時，反傳統成爲激烈主張，“國故”幾乎被一股腦否定。他認爲是要理性對待和慎重處理的。新文化運動“再造文明”“整理國故”就應該和“輸入學理”同等重姚鵬、范橋編胡適散文（第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年版，第頁姚鵬、范橋編胡適散文（第一集），第頁。從“諸子哲 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要。而他之所以提出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其實也是强調要“整理國故”，只是他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尤其是解决當時民族危亡的最迫切的革命道路的選擇，根本上缺乏認識，所以他的少談“主義”，這樣的主張在當時的確是不合時宜的，當然關於“問題與主義”之争，早已是非分明。今在此無須 多論。那麽，客觀地説，就胡適本人來説，既然重視“整理國故”，當然就要身體力行。所以，他對於傳統文化（國故）研究和賡續的最重要成果就應該説是中國哲 學史大綱。於今來看，胡適本人最終出版的中國哲 學史大綱，無論何故只完成了諸子百家，可以實事求是地説，這個稱爲中國哲 學史大綱的“哲 學史”，完全就是一部“諸子哲 學史”。因爲全書内容只有完整的諸子哲 學。所以，從這一點來説，胡適對於傳統文化（國故）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最透徹深刻的，就是諸子之學。至於胡適爲什麽没有把中國哲 學史大綱繼續寫下去，當然有很多理由，但是，以筆者愚見，我國傳統文化的真正哲 學，自“諸子百 家”之後，一直到胡適時期的中國哲 學史階段，都基本上難於逾越，難有建樹。甚至可以誇大一點説：諸子之後，中國哲 學史上無哲學基本上没有完全獨樹一幟的自成體系的哲 學原創和新學派發展。而胡適的諸子之學，也就以其中國哲 學史大綱爲標志，甚至可以説是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諸子研究的最高成果。對此説法，可以蔡元培的評價爲證：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 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 是 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 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 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没有編成系統的紀 载。莊子的天下篇，漢 書藝文志的六 藝略、諸子略，均是 平行的紀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 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 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 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 少，但總是没有治過西 洋哲學史的。留學 西 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没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 生於世傳“漢學”的績 溪胡氏，禀 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 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 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 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 裹，就比較的容易多了。胡適不負所望，以其獨具的優勢，確實應該説是達到了當時諸子之學研究的制高 點。當然，百餘年來，中國哲學史大綱雖多有好評，自然也少不了批評之聲。本文不可能對此書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胡適的諸子學研究，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完全無愧是自成一家的。除此之外，胡適的一些不同角度和視野的專門 的諸子百 家研究，也有頗多成果，觀點胡適中國哲 學史大綱，東方出版社 年版，第頁。？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獨特。如關於墨子，胡適認爲“墨子”是“科學的和邏輯的墨家是以 同異原則爲基礎的一種高度發達的和科學的方法的創始人”“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 家和哲 學 家”“作爲科學研究和邏輯探討的學派”“是發展歸納和演繹方法的科學邏輯的唯一的中國思 想 學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爲中國貢獻了邏輯方法的最系統的發達學 説”。“墨辯乃是中國古代名學最重要的書。”“墨家的 名學在世界的 名學史上，應該占一個 重要的位 置。”胡適還評論説：“這四篇著作（指狹義墨經）成爲一組，裏面有邏輯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政治 學和語法規則、數學、力學、光學等方面的理論。”“這四篇著作是現在僅存的古代中國科學成就的證據。”“它們完全没有超自然的、甚至迷信的色彩。”“毫無疑問，這些作品是一個科學時代的産物”，是“真正有價值的唯一著作”。但是，長時期以來，胡適更受關注的是他對於白話文的倡導，尤其是其“全盤西化”的主張。至於其“問題與主義”的觀點，則一直被視爲歷史選擇錯誤的理論。而其在傳統文化領域尤其是諸子學系統研究方面的貢獻，却有意無意被掩蓋或忽略。其實這不僅不利於全面認識胡適，而且對諸子學研究來説，忽略胡適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高點。而這樣的一種忽略，最根本的就是對於其“十六字主 張”的誤解。所謂“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顯然在整體結構上看來，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 的體系。而在程序上，首先是要立足時代的現實研究問題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是並列關係。“再造文明”是目標。那麽，在這樣一個宏大的系統中，“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作爲並重的戰略手段和根本策略，應該是缺一不可整理國故”的主張也就不可忽略。那麽，這裏緊接着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什麽是“國故”？又如何“整理國故”？其實，只要看他的胡適文存，就可以發現有很多文章是討論這兩個問題的。如整理國故與“打鬼”孔教問題新思潮的意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以及一連四論“問題與主義”等。而且胡適對於國故具體内涵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圍繞諸子百 家之學。甚至在西方文 化的環境和氛圍中，他也滿腦子諸子之學。他有一篇隨感録，壁上格言，全文如下：余壁有格言云：“，（如果不敢高聲言之，貝不如閉口勿言也。）此不 知何人之言，予於書肆中見 此帖，有所感觸，攜歸，懸壁 上，二年餘矣。此與孔子“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 知，是知也”同意。不敢高聲言之者，以其無真知灼 見也。余年来演説論學，都奉此 言爲臬，雖 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 敢 妄言無當，尤不敢大 言不慚，則此一語之效也。姚鵬、范橋編胡適散文（第三集），第頁從“諸子哲 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其實，從這句英語格言的原意來看：“如果不敢高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 言也。”原本應該指的是“有理就大聲説出來，否則不如不説”，與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並不能 説是同意。但是，他不僅一看到這句格言就想到了孔子的説法，而且一直堅定不移地認爲這二者就是同意。可見諸子思想在他腦子裏扎根之深。從理論上説，一個人對於一種學 説的態度和研究貢獻，不能只是從他的一兩部著作和個别文章來判定，而是要分析這樣的作品在其整個學術思想結構中的比重和其内心及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程度。從這樣的層面和角度考量，胡適的傳統文化意識，尤其是諸子之學的精神是刻骨銘心，深入骨髓的。所以，胡適先生晚年的摯友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這樣評價：“胡適之是個 背負着一個孔孟人本主義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實驗主義者。”而且晚年的胡適只是一種宗教哲 學合二爲一的最古老的中國傳統思 想，甚至也可説是孔孟之精義。像漢代古文學 家一樣，他把兩千年來的儒術，剥繭抽絲，滌盡粉飾，找出個儒家的原來面目，這個具體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適之自己”。所以，整體的胡適，只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正因爲如此，胡適的國故的内涵基本上是以諸子百 家之學爲核心的，而其對於整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就是以一部中國哲 學史大綱爲代表，也正是以這部中國哲 學史大綱爲標志，胡適在諸子學研究方面，可以説是自成一家，並在諸子學史上開啓了一支文脉，傳承賡升。二、魏際昌諸子學研究的傳承與突破前一節的論述，主要是力 圖在中西文化的天平上，找到胡適處在中西兩端的側重點，從而認識胡適對傳統文化核心的諸子之學是何態度，有何研究貢獻。由於當時國内文化的大環境和精神氛圍，胡適一手擎“文學革命”旗號，又一手執“全盤西化”將符。自然會很容易被誤認爲是反傳統先鋒。通過以上分析，可見其只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正因爲這樣的定位，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胡適在那個時代對於傳統文化最真實的情感和立場，也就更能够準確判斷其中國哲 學史大綱，在他整個的學術理論體系總構成中的地位，以及他在諸子哲 學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和巨大貢獻。而且他也由此開啓了一條獨特的學術文脉。而這條文脉的第二個連結點就是魏際昌先生。如果説，胡適的時代是中西文化風雲激蕩，前景變幻的時代，能够把諸子之學形成體系，開風氣之先，當然功不可没。而到魏際昌所處的時代，雖然也經歷過顛沛流離，也遭遇過社會動盪，但是，作爲北大學子，作爲胡適門生，在職業定位和學術發展上，已基本上可以定型。所以，魏先生一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無疑對胡適多有傳承。魏先生 年考取吉林大學中文系九？一八”事變後考入北京大學研究院中文系，受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年版，第頁？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業於胡適先生。抗戰後任東北大學中文系教授、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河 北大學中文系教授等。年代初魏先生師從胡適，自然對胡適的諸子學研究深有心得。年以後正是胡適的“全盤西化”飽受争議的時期，而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胡適於 年前後不斷發表文章解釋其“全盤西化”，一再强調其本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以及此前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些真實的胡適原意，自然一定會深刻影響魏際昌先生。尤其是胡適系統全面的諸子學研究中國哲 學史大綱等。從最近由其弟子方勇教授等整理的紫庵文集，可以充分説明魏際昌先生對於胡適的諸子研究的師承關係。關於二者的師承，方勇教授作了這樣的描述：胡適之治諸子也，開現代諸子學之端，其要則謂經學不尊於子學，諸子不出於王官，儒學亦不 重於百家，九流之學，皆當平等。若 其研治之術，則見之於其修中國哲學史之事矣。而先生（即魏 際昌）之治子學，則賡續胡適之途轍而演進之，尤足爲辨章 學術、考鏡源流之儀型也。質而言之，則現代學科體系渐趨完備，先生之子學，即處中文系而緣 先秦兩漢散文史、訓故史之方以成，其 所 撰三著，皆爲現代學科 深化之迹，而有 文史匯通之特 徵，與夫思想 史之意 義也。尤其是魏際昌先生之諸子學研究起步初始，又顯然是在北大求學期間，得益於胡適、周作人等大師的直接指導和影響，紫庵文集中收録了魏際昌先生保存收藏的北大講義三種，包括詞選片玉集批注兪平伯著目録學發微札記余嘉錫著殷墟文字研究釋解唐蘭著，三部原著皆爲綫裝本，每頁有魏際昌手批，有解有評，很多頁的頁眉和行間縫隙批得滿篇皆是，密 密麻麻，却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而其首頁有魏際昌作“前言”，曰：北大，這中國新文 化的摇籃地，這中國最 古老的高 等教育機關，她曾領 導過“五四運動”，她曾啓蒙過“白話文學”。她 有各式各 樣的建築物作校舍，北河沿的譯學館（三院），馬神廟的公主府（二院），沙灘的紅樓（一院），松公府的圖書 館、新宿舍和地質館，舊是舊得離 欄玉砌、紅磚綠瓦，新則新 得鋼骨水泥、暖氣水道。也 有國内一流的學者 作教 授胡適之、錢 玄同、劉半農、馬叙 偷、劉文典、沈兼士諸先生均在主講。在 人事上她 有兼 容並 包的精神，在學術上她 有自由研究的風氣，有多少文 化先鋒民族鬥士是她孕育出来的呢北大 此刻共有三院十二系，校長爲蔣夢麟先生，教職員約有百人，學生一千三百餘名報到後，我住 在靠着一院的索齋每天抱着講義和筆記本跟着鐘聲 跑来跑去。魏際昌紫庵文集（第十一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頁從“諸子哲 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以上可見魏際昌自大學時就養成了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習慣。所以，方勇對其師的諸子研究來龍去脉如此評價道：“先生之作爲諸子專論也，殆肇乎求學北大之日，北强月刊一九三五年第二卷第三期所刊之先秦諸子論學拾零，則今可考見之最早者也。該文之所論列，老子、孔子、子夏、曾子、子思、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及吕氐春秋，於先秦諸子，幾無所不備矣。後更有管子和管仲談談孔子的思想體系孔子的“禮學”孔子墨翟與墨子孟子商鞅商君書等專文分論先秦漢魏六朝諸子。論其成書，則有三焉，一曰先秦散文研究，二曰論孟研究，三曰先秦諸子的“名學”問題，則尤爲先生精義之所存焉。”及至前文所説“三著”成書，是魏際昌先生諸子研究的“精義之所存”，且“皆爲現代學科深化之迹，而有文史匯通之特徵，與夫思 想史之意義也”。而依筆者看來，魏際昌先生的諸子研究，最重要的特徵，是在中國當代語境和話語體系之中，對於諸子百家的系統深入的新時代解讀和學理闡發。這也正是其師一代大師胡適在 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環境下所無法達到的。因而只能是魏際昌先生在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時代性突破。如：從上述三著的成書年代來看，基本都是 年以後撰寫和完成的，那時候魏際昌先生已年過七旬。雖歷經坎坷，却不棄學術，珍藏的許多原版珍本直到歲時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才得出示於弟子。數十年學術積澱，一發而不可收。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魏際昌的三部諸子學 專著，都帶有深深的歷史的和時代的 印記。首先從最簡單的一個層面來説吧。那就是吾目表達方式和風格，我一口氣讀下來，居 然是從頭到尾的白話口語。這立刻就讓我想起他的親授老師胡適之。這可是真傳啊！如：研究先秦文學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應該注意，那就 是古代典籍的 名稱、篇章、字體、解 釋，所謂版本、目録、校勘、訓話之學者是。因爲，在中國歷史上，孔子雖然是第一個“六 藝”之書的整理者，和 諸子文章的不 斷出蘢，可是由於 秦始皇的一把火，及其坑殺讀書人的毁滅政策，幾乎讓舊存的“簡册”蕩然失傅了。漢興以後，儘管武 帝劉徹根據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却也很難説是原来的樣法了，何况這裹還有一個篆 隸上的文字 變易，百家之説又遭到了歧視呢？現在 讓我們先從古書的形象 説起：我國最 早的書籍 是用竹片、木板做的。一根竹片叫做“簡”，把 許多“簡”編到一起叫做“策”，編“簡”成“策”的繩子叫做“編”，“策”也 作“册”。説 文，象其剖一長一短中有三編之形。一根“簡”容不下許多字，許多簡 編成册才能 寫比較長的文章。一塊 木板叫做“版”，寫了字的唤作“牘”，一尺見 方的牘，叫做“方”。禮記上説，百方勇紫庵文集？序一，魏際昌紫庵文集（第一册），第 頁方勇紫庵文集？序一。？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名以上書於“簡”，不及百名書於“方”，這也是告訴我們，短 文章是寫在版牘上的，長文章就要使用簡策了。兩漢之際，“簡”“策”雖然未變，字形却有今古之分了，所以，我們跟著就要弄明白“今文學派”和“古 文學派”的問題，因爲，流傳到今天的“六 藝”“諸子”，絶大 部分是經過漢人的編輯注釋的。讀起來是不是似曾相識啊？至於在内容上，所著論孟研究一書，開宗明義地説：歷来研究先秦散文的人，對於論語 孟子這兩部書，很少給予足够的重視，大都 認爲它們在内容 上，作爲探索古代哲學 或是教育的素材 是可以的、必 不可少的，至於形式方 面，則是一些講 講説 説零 零 碎 碎的不成篇章的東西，只提一句這 是“語録”體裁 也就 行了。我們的看法 不是 這樣的，因爲，正是由於它們的行文成書比較原始，才反映出了古代 散文發生成長的迹象，何况它們的影 響極其 深 遠呢？内容 决 定 形式，形式表 達内容，這兩者不能偏 廢，同功一體，由表及裹，由此及彼。對於論語和孟子的研究，一開始就從根本上挑戰了有史以來的偏見。首先否定一直認爲兩部經典只是一些講講説 説零零碎碎的不成篇章的東西。提出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客觀認識兩部經典著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殊形態。書中還進一步追溯形成這種現象的社會根源，歷史發展局限性等：我們應該知道，在 東周（公元前七 七年）以前，是不允許 有私家 著述的。“作之君，作之師人王”即是“教主”，發布出来的不過 是記政令的周書、講占卜的周易之類，連最爲“先師”的孔子（公元前五 五一前四七九），在教權文權“下移”以後，還只能是“述而不作”地整理整理詩 書，編輯一下“魯史”（即是春秋）的，遑論其 他。這 就牽涉到論語本身了。應該説，魏際昌先生的諸子研究的新時代突破，是系統性的，成體系的。當然，這種成體系突破，歸根結底也是體現在一個一個的觀點上。而其具體思 想觀點的創新，又是與 時代精神密切相關 的。如：孔子的教學 方法也是非同小可的。首 先是他的“循 循善 誘”，“爲之不厭，誨 人不倦”，全心全意地爲學生的態度係前 所 未有的。“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留幾 手，不教魏際昌紫庵文集（第一册），第頁同上，第頁。從“諸子哲 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給弟子的意思。）吾 無隱乎 爾，吾 無行而不與三 三子者，是丘也。”（述而）這“二三子”還指的是及門的生徒，就 是對於一般 人也 並不例外：“有鄙夫問於我，空 空如也（空無所有，没什麽知識的人）。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想方設法地啓發，有頭有 尾地告語，竭盡所知，絶無什麽藏 私）。”（語見子罕）這岂不是教育家的“忘 我”精神嗎？顯然，用“忘我”精神這樣的現代觀念概括孔子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就有了一定的理論提升。在魏際昌先生的諸子研究論著中，類似表述可謂信手拈來。在此，還要特别强調的一點是，魏際昌先生作爲胡適文脉之三代傳承的中間環節，不僅是在學術體系上具有重要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治學精神上的師承關係。尤其是魏際昌的諸子研究的系統突破和下一代傳承，並不只是單純在諸子研究方面的學術成果前後相關。這樣的成就的取得，顯然也是基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整體研究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筆者的這樣一個判斷，完全是從對剛 剛出版的紫庵文集全面閲讀考察的過程中得出來的。共十一册的紫庵文集，確實是以諸子研究爲突出成果。而在其他的專著當中，對於中華文明 的全部文化遺産，魏際昌先生同樣都有比較系統的研究。如先秦兩漢訓詁學，包括從甲骨文鐘鼎文中略覘中國最早的文字訓詁，赢秦以來的文字考釋，以小篆爲主體的所謂“經”“傅”劉漢代興之後的文化宣傳等等。還有他成系列的：論周易，尚書總論，且説儀禮最早的“禮經”，周禮中國最早的“百科全書”，禮記，甲骨文釋例鐘鼎文研究，以及泛論六書，爾雅學等。如果没有如此深厚廣博的學識和學術素養，如何能够在諸子學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最博大精深的領域獨樹一幟！由此可見，處於承前啓後環節的魏際昌先生的諸子學研究，極爲獨特的價值在於以下幾點：基於北大學養和胡適親授的學術根基，對中國傳統文化博覽深研，對諸子百 家有透徹了悟；後經戰亂及時代風雲變幻，對諸子之學遥相呼應，加入時代元素和理解；新時期集中精力，深耕文本，調動學識累積，别具一格解讀；對學生精心傳授，嚴格傳承，激發創新突破，形成獨特門派。如果説，把胡適稱爲這條學術文脉上的奠基者，魏際昌先生就是下一個高度的鋪路人、領路人。一條文脉能够得於延續，更重要的條件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三、方勇 的“新子學”開拓與學術賡升進入世紀以來，面對全球化以及新媒體泡沫化傳播對於主流文化的 巨大衝撃，積極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當代文化發展中的矛盾衝突，越來越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而“新子學”的現代發現、倡導與構建，無疑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爲從胡適到魏際昌，再到方勇的第三代傳承，絶不只是一種時間順序上的縱向延續。“新子學”的提出，回應了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因此也大大升華了胡、魏諸子之學的文脉境界。？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年月，方勇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新子學”構想，全面論述了對當代諸子學發展的全新觀點。年月，通過再論“新子學”集中探討了“子學精神”。此後，又陸續發表三論“新子學”四論“新子學”五論“新子學”，一步步把“新子學”推動到了一個熱點的學術話題。首先他强調，從“新子學”角度觀照傳統文化創新，具有其獨特的可行性與挑戰性，並關聯到 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於是，十餘年以來，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各大媒體連發專版，連刊數文，大力倡導“新子學”的研究以及“子學精神”的構建，上海等地陸續召開大型學術研討會，“新子學”概念及相關學説得到各路專家充分肯定和積極回應。在此基礎上，諸子學刊探索與争鳴河北學刊江淮論壇中州學刊等學術雜志也開闢專欄和專刊，發表了許多更加具有學術深度的論文，積極推動新子學的學術進展。這樣的一場頗具聲勢的學術思潮，又在現代媒體的傳播與推波助瀾之下，越來越廣爲人知，越來越發生更大影響。有學者認爲，這將引發世紀中國的新一輪文藝復興。這樣的研究主要認定傳統文化的真正源頭在諸子百家，復興傳統文化應立足百家之學。那麽新子學”到底“新”在哪裏？又到底“學”爲何物？而且，方勇的這個“新子學”又與魏際昌先生，乃至胡適先生的諸子之學有何關聯呢？首先，方勇先生在再論“新子學”中更加詳細地描述了他和他的弟子 們的研究規劃。“新子學”工作包括三個部分：文獻，學術史，思 想創造。這是逐步深入的研究步驟，也是學研並進的三個方面。顯然，這裏最終的目標是“思想創造”。年月日，方勇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新子學”：目標、問題與方法，其中借與陸建華先生討論之機，對“新子學”的概念、範圍、方法、理路等方面的研究，進行了 回顧，並對“新子學”的基本問題作了總 結，而文章在最後特别談到：“新子學”的倡導，正是基於一種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視野試圖努力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於是新子學”就這樣直接和胡適的諸子之學發生了内在聯繫。其一，“新子學”研究的三個部分“文獻，學術史，思想創造”，能 否讓我們一下子想到胡適的“再造文明”？其二，“努力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這就是新子學 倡導和創立的魂之所在，而 實際上，胡適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又何嘗不是“努力尋求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呢？誠然，所有思想的高度，理論的推新，都只能建立在學術的嚴謹，研究的勤奮與學問的精進修爲之上。在這方面，方勇對於其師魏際昌先生極爲崇仰，效習甚多。“新子學”的倡導，以及方勇教授多年來的諸子研究，自然承續頗深，然而，對於師承而言，更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則是突破與超越。在這一方面，方勇有着明確的方向和目標。他自己就這樣表示：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 年月 日。方勇“新子學”：目標、間題與方法，光明日報 年月日版。從“諸子哲 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夫“新 子學”者，非惟紹續胡、魏二先生之所 迹，若諸子 平等、老在孔 先等要論而已，更欲履二先生之所以迹，欲以“新 子學”研治之方，謀文 化重建之道也。故以一時新説視“新 子學”者，皆未 得 其要義焉。吾所倡，固治學之方法，亦 文 化之立場焉。胡適先生自信爲治中國哲學之開山，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誠乃現代學術之典範。而諸子不出王官論 説 儒諸 文，尤足掃清窠臼，肇開新局，是乃開源，非“預流”之可比也。胡適先生於此，尤深具自覺，故自謂 此敷文足以轉移中國學術之故轍，而入乎新塗焉（唐德剛譯 注胡適口述自傳）。今“新 子學”亦秉承此道，故尤具學術創新與思想變革之意 義（陳鼓應先生語）。兹 可得而述焉。尤其是在治 學方法上，以及學術觀念和立場上，方勇是在效仿之中，又有獨立的追求和持守：以治學之方 言之，漢志“經尊子卑”與夫理學“道統異 端”之思，於諸子之學 尤多遮蔽。今“新 子學”力開之，亦欲以還諸子之本真，彰子學之價值焉。我中華文 化，誠以先秦諸子之學最具創發之義。諸子取王官之學，觀先秦之世，溯之於乾坤宇 宙之上，行之於社會常行之間，體之於身心性命之内，發之於言語 文辭之表，立爲 宗旨，以覺斯民。於以垂型萬世，遂成我 華夏文明之基焉。乃劉漢罷黜百家，獨 尊經術，趙宋理學 大興，力排“異 端”，於是學術蘢罩於經學，治道咸繫於“道統”，二千年間之學術，皆以此二者爲權衡，而子學之光，遂見式微矣。今以“新 子學”觀之，秦漢以降，賢士大夫或承子學之緒餘，或申子學之要義，或行 子學之 運用，緜 緜繩 繩，相承不絶。於以觀我 華夏 學術，雖曰一統，實則 多元，有 似黄河長江，支 流漫延；老莊非止乎隱逸，亦南面之術，爲歷代君王所寶；墨、法、名、雜、兵、陰 陽諸 家，一皆 關乎世道之隆替、生民之福祉，代有傳續。持子學務實、多元、平等、開放之立場，以其無所依傍、兼容並 包、與時倶進之態勢，演爲詮解舊子、融納 經 史以成“新 子學”治學之方，重審二千年之學術，則經學不足限，“道統”不足拘，百家爲振於千古，學史爲新於將 来矣。二？一九年，予獲批國家社 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諸子學通史，即欲以“新 子學”統而攝之，撰爲學術史新著，以承胡適先生“重寫中國文 化史、宗教史和思想 史”之志業，而成就文 化理念、思想立場之新 貌焉。綜上所述，我國的諸子學研究這一傳統文化的重要領域，在新文 化運動期間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胡適的中國哲 學史大綱爲標志的新體系，起點已經很高，而且其“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研究基點和目標，也有着極高的境界。至於魏際昌先生，其先秦散文研究論孟研究先秦諸子的“名學”問題三著，也代表了諸子研究的一個時代高度。及至方勇，“新子學”的獨樹一幟，蓽路藍縷，將三代學人的一條文脉，清晰而完整地？諸子學刊（第二十六輯）呈現在傳統文化的發展史上，其價值將日益彰顯。作者簡介郝雨（），原名郝一民，男，河北昌黎縣人。現爲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文 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國現代文 化的發生與傅播 當代傳媒與人文精神 媒介批評與理論原創 新聞，如何改變世界 中國媒介批評學等專著 餘部，發表文章數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