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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录学看《文心雕龙》的理论与文体特点
——兼论诗文评类的学术转向

导师 吴承学
陈雁群 98014021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历代目录学著作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归类处理来体认四部分类的局限，进而发现《文心雕龙》超出中国古代学科体系的理论特点及文体特点，并以此个案来把握“诗文评”类在学术史上的源流以及《文心雕龙》传统难继的深层原因。其结论是古代既定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兴学科方向的发展。
[关键词] 文心雕龙 目录学 诗文评 学术史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d to handl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instance that how to catalogu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n the Chinese ancientry catalogue literatures, then discovered that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s outrunning the theories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ourse system. Through this case we can hol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hi Wen Ping in the academic view and the deep layer reason that cause the tradi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s no longer exist. Its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xisted system of Chinese ancient course had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 arisen course.

引言
在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或者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的角度来看，《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史领域的显赫地位早以得到确认，无论从理论体认或者是从实际研究成果中都能够很清楚看到这一点。有一个统计数字，从建国到八十年代，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占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所有论文的三分之一强。问题在于这种崇高的地位是否符合《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实际，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文心雕龙》作为一个文本的接受史及其影响。如果贴近历史本体进行考察的话，则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心雕龙》在古代庞大的文化体系中，扮演的是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色，其对于后代“诗文评”的影响也极其有限。《文心雕龙》比较完善的辑注本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 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在国外，《文心雕龙》早在隋唐时期就传入日本，但到明治时期为止，总共只刊印过两次，而且直到1968年才有日文的全译本 （日）釜谷武志：《日本研究〈文心雕龙〉简史》，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显然，《文心雕龙》研究之成为一门学科，之占有今天的地位，无疑都具有史学建构的味道，是对文本的某种科学修整的结果，或者说，是依照西方科学的框架修建起来的。这样说，并非否认《文心雕龙》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也不妨害我们从这个古典文本中吸取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相反，对历史真相的廓清，将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特定形态的形成过程。
通过从目录学角度的考察，可以看到，《文心雕龙》之在古代遭受冷遇，与在当代备受珍视，其实都缘于同样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个原因也使其在中国古代始终保有一定的地位，即少数几个理论家有条件的尊敬。这个原因表现在目录学上，就是四部分类对《文心雕龙》著录归类产生的困难，或者说，《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严整的学科体系中显得与众不同，相当独特。被多数当代学者所称道的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或曰“体大而虑周”的理论特质，导致了《文心雕龙》在古代长期被放逐到文学的边缘。《文心雕龙》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也揭开了中国文论的一部分秘密。这关乎中国学术史的流变，所以从目录学一途似乎更便于参透其中消息。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妨碍了《文心雕龙》的流传，此非本文中心，故不详述。

目录著录的困境
《文心雕龙》出于南朝，在中国浩瀚的古籍中称不上特别久远，但却是中国历代目录著作中最棘手的部分，也是著录情况最复杂的古籍之一。“《文心》著录，始于隋志；自尔相沿，莫之或遗”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4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显然，《文心雕龙》甫一出现便吸引了目录学家的目光，同时也开始了其在目录史上迁播流转的特殊命运。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中所搜罗的著录情况，《文心雕龙》一书在历代目录著作中竟有十三种不同的归类方法，包括了：入总集类者，入别集类者，入集部者，入文集类者，入古文类者，入诗文名选类者，入杂文类者，入子类者，入子杂类者，入文史类者，入文说类者，入诗文格评者以及入诗文评类者。诚然，作为一种并不完善的分类法，四部分类法形成后的内部调整从来就没有间断，这必然也影响到具体著作的归类著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谱录类序》）。这直接造成了大量古籍在目录学分类上情况纷杂，有着多种归类方法。《文心雕龙》自然也在“新裁体例”之列，也要经过一个“牵强”的阶段，似乎不足为奇。问题是，其他大多数著录情况复杂的书籍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之后，都能够最终确定自己在四部中的位置，并为后代目录著作所认可和沿用。而《文心雕龙》在四部分类中的游离状态，以及各种目录书对其归类的不统一状态却是贯穿了整个古代，一直持续到清代。这种情况在古代即使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极其罕见的。在以四部分类法占主导的古代目录系统中，《文心雕龙》的独特性大有值得注意之处。所以，大略观之，多数人或许会认为“由疏而密，渐归允当，斯乃著录之通矩，不独舍人一书为然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4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细按之下，具体情况相当复杂。
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作为目录学上终结性的著作，其分类归部最为允当，“‘诗文评’的确立已经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呼之欲出” 吴承学、彭玉平：《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似乎《文心雕龙》等文史类著作到了此时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地位。但“把性质迥然相异的《文心雕龙》列于这一类诗话之中，恐怕只能看作由于没有适当的归属而做出的权宜处置” （日）兴膳宏：《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10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因为，《文心雕龙》的著录史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支持其终将归入“诗文评”这种说法。
按照四部分类的沿革历史，“诗文评”的前身是“文史类”，“文史类”创自《崇文总目》 这里指“文史类”开始独立成为一个大类。在《崇文总目》之前，“文史类”虽早在唐朝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中就已出现，仍然依附在总集的末尾，并为《新唐书》所继承。见吴承学、彭玉 平：《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这已经是“诗话”系统开始兴起之后的事了。《四库全书总目》中颇受重视的《诗文评类序》将该类著述分为以《文心雕龙》、《诗品》、《诗式》、《本事诗》、《六一诗话》（与《中山诗话》同为早期诗话的代表作）为代表的五种体例，认为“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这是没错的，但五类著作体现出来的实际成果中，却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充斥其中的都是“体兼说部”的诗话，“旁采故实”的《本事诗》系统先天也迹近说部，《诗式》一系多被斥入“诗文评类存目”，而位列“诗文评”类之首的《文心雕龙》却奇怪的没有真正的继承者，不仅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兼且，为作郑笺的也只有清代黄叔琳一家。所以，序中所称“诗文评”的五种体例中，有大量著述，能自成一系的事实上只得两三种。以《文心雕龙》一书独占一种，于义诚未为允当。显然，“诗文评”的确立丝毫改变不了《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孤独地位。对比《隋志》中附于总集的末尾，则“文史类”在宋代的创立实在仅仅因为大量“诗话”的出现，并蔚为大观。“如果没有诗话文评著作的勃兴，文史类的确立就缺少了基本的前提” 彭玉平：《中国古典诗学研究》，7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同样，“诗文评”的发展实际上是与诗话的发展平行的。另一方面，“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序》）的著作在刘勰之后则罕有继作，如果不是因为《文心雕龙》本身实在太特殊，成就太突出，这种体例或者早已被大量的诗话所淹没。《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序》中另一段话更足以说明这一点，“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则在清代四库馆臣眼中，“诗文评”之价值主要不在理论建设，而在考证旧闻，以资参考，借以“触发新意”。
相形之下，《文心雕龙》的长处既非“考证旧闻”，也不在“别裁真伪”，而是利用其理论特有的体系性、逻辑性以及思想上的深度来窥探文学的堂奥，审视文学的真谛。因此，它与“诗文评”中其他著作的关系根本上是若即若离的。《文心雕龙》在目录史中的实践表明，它所代表的学科方向还远没发展到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

史志因革的轨迹
目录的功用，原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然《文心雕龙》有着特殊的学术地位，四部分类有着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则晚出者未必是，早出者未必非。即以《四库全书总目》这样的集大成的目录书，在将四部分类法推向极致的同时，也集中暴露了这种分类法的弊病 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对《文心雕龙》的著录归类，往往使目录学家捉襟见肘，但也很能够凸现一种目录书对于文学批评的看法，从而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学术面貌。从《隋志》开始，是“史志”一系的目录，包括了《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明史》、《清史稿》等只收本朝著作，故不见著录）；从《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是国家藏书目录一系；从宋代《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到晚清《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是私人藏书一系的，所有主要的图书目录中无不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踪迹，也无不体现其独特的分部归类。奇怪的是，《隋书·经籍志》作为最早著录的目录书，其归类方法对后代的目录著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是私人目录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刊布以后，大多数藏书家在分类编排上基本上就对《四库全书总目》亦步亦趋了。见《校雠广义·目录编》，程千帆、徐有富著，济南，齐鲁书社，1998。
。
《隋志》以《文心雕龙》入“总集”，称“众家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将《文心雕龙》与《文选》并列，侧重了《文心雕龙》于文体“无所不包”的大文学观；另一方面，借助其与《文章流别论》的渊源关系，沟通了以《文选》为代表的总集和以《文章流别》为代表的文论之间的联系。在“诗文评”著作尚未萌芽，文论著作屈指可数的时代，《隋志》的这种分类不仅符合实际，也意味着新的学科有着孕育萌芽的可能，虽然后来的发展轨迹远非这样。
如果说，借《隋志》“可以考见唐代以前的学术源流与文献概况”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16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8。
，则新旧《唐书》的《经籍志》和《艺文志》反映的是唐代在学术方面的新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新唐书》中出现的“文史类”的新类目。在该类中，欧阳修收录了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和钟嵘《诗评》（即《诗品》）等四部著名的文论著作，旁及刘知几《史通》等史学著作，当然也包括《诗式》。“文史类”著录书目最大的特点是跨越集部的范畴，而囊括了一部分史学类的专业著作。虽然常为后人诟病，将其作为举证四部分类不够严密的极好证据，但却能够清晰的勾勒出《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的渊源关系。或许可以说，“文史”二字指代的正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和《史通》为代表的“史”。于是，《文心雕龙》一书在文论领域后继乏人，在史学中却得到意外的收获，其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智慧都在刘知己的《史通》中获得近乎完美的再生。相比而言，同类的其他文史著作如《诗格》、《文格》、《赋诀》，固然也都是文章作法之类的东西，在理论风格上反而不及《文心雕龙》和《史通》两者那么接近，但不管怎样，它们的理论路向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力求建立一个理论架构，不像后代“诗话”那样，走的是几乎相反的路子。“文史类”的创立预示的是文史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可能，文史的沟通使史、集两大部类相互应援，相互吸取学术养分和理论武器，史学从文学中得到文体的支持，还有语言分析的力度。文学从史学中则可以感受到史的穿透力，甚至借助史的质料来支撑理论的骨骼。《史通》展现了这种趋势。文史交融的著述特点事实上从此贯穿在中国历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中，甚至成为该类著作的根本特质。
严格说来，《新唐书》中“集部”仍然只有“楚辞”、“别集”和“总集”三大部类，“文史类”仍然依附在“总集”之内，并没有独立出来，只不过编者意识到《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明显不同于总集类其他著作，才划分出一个小类目以容纳这26部著作。此时的“文史类”著作数量还很少，未成气候，但无疑以其独到的理论性而享有相同的思想资源，大体能够依照文体自身的特点来构建理论的框架，这是迥异于后代“卮言”式的“诗话”的。《新唐书》的开创之功在《崇文总目》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崇文总目》最大的举动是在“集部”取消了“楚辞”，而将“文史类”提升到与“总集”、“别集”鼎足而立的地位。这样，“诗文评”的前身——“文史类”依仗其实践的成果和独特的理论性终于独立出来，《文心雕龙》却逐渐消失在文史相通相容的著作丛林当中。

文史著作的转向
“文史类”确立的同时，文学批评的路向也开始根本的转变。欧阳修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通过修史的方式利用《新唐书》从理论上确认“文史类”的地位，为正在成长中的文学理论著作垦殖出一片学术天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创作实践将士大夫的雍容作风注入文史批评当中，几乎取消文学批评中论辩的机锋。他自称作《六一诗话》“以资闲谈”，书中多记时贤逸事，又多采掇奇词丽句，类皆以史证诗，随笔点染，并不轻下己意，而褒贬暗现。《诗话》所走的路子与笔记小说在本质上已无太大差别，不需着意把握理论的整体，不需熔裁章句，也不用瞻前顾后，照应回护，甚至所记不必尽关诗文。“盖诗话中兼及杂事，自刘攽欧阳修等已然矣”（《四库全书总目》“优古堂诗话”条）。对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出来的周详构思，“诗话”更多是片段式的，史料性的，有感则记，称为读诗笔记也未为过，与宋代兴起的“笔记”体无疑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人文因素。“诗话”体例的出现着实为后世文人雅士的名山事业开了一大法门。
首先，欧阳修在逝世前一年作《诗话》，其诗人手段和眼界都臻于妙境。老眼看花，别有一番感触。他以史家的笔法，作考证家的工夫，或叙或议，全无定式。这样，《诗话》也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而是深深置身在由作者个人所生发出来的人文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氛围当中。这样，毫无体系可言的诗话著作被浓重的诗人气息所笼盖，正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逻辑基点是批评家由作家兼任 彭玉平：《中国古典诗学研究》，4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这种说法对欧阳修尤其合适。诗话的这种特点，弥补了其先天不足的逻辑力量，但也直接造成《诗话》传统对《文心雕龙》传统的轻易背离。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缜密的体系性和逻辑性，甚至还有文本本身的有序性，在《诗话》中丧失殆尽，并找到了近乎完美的代替品，也既作家本人的创作资历、人格力量以及历史感。或许，对后代文人来说，更吸引人的是渗透在《诗话》中的士大夫独有的精神风貌，不紧不慢，自由挥洒，不故作惊人之论，全在前贤的片言之句中寻找文人情趣，沉浸在对于前人诗文的妙悟当中，而丝毫没有《文心雕龙》中迫不及待、锋芒四射的理论压迫感和应接不暇的高谈妙论。相比而言，诗话体更加倚重史部的文体特点，而《文心雕龙》更接近子部。
其次，《诗话》作为早期诗话系统的典范，除了集中体现上述的典型特点以外，归结其垂范百代的核心文体特征，仍然是那种毫无顺序可言的章法。正因为章法随意，无须在每一则诗话之间进行意匠经营，才极大的解放了诗话的文体潜力。从欧阳修的草创之作都可以看出，各则诗话的指归千差万别，有考据辞章的，有品第高下的，有稗巷故实的，不一而足。这种随意的创作手法，使诗话有可能按照特定的学术品格衍生出各自不同的创造，也能适应后代作者千差万别的资质和学识，让他们能够适时藏拙，扬其所长。不可能想象他们都走《文心雕龙》的路子，从全书布局、篇章结构到论证结构，都惨淡经营，自出机杼，极尽思力之苦。诗话是一种具备开放和自由风格的文体，后代作者虽极少能够拥有欧阳修这样的个人魅力和创作地位，但他们为求有所突破，却可以走偏锋，对诗话体例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或者极端倚重从考据的角度来提升著作的学术价值（这越发偏离诗话的本来面目，但许多无名之辈的著作也借而流传下来），或者致力于充实诗话的理论蕴涵，或者为诗话建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稳健的框架，或者偏重于保存名篇妙句，这样就使诗话一体下面集中了一大批学术风格和体例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的文本。
综观《四库全书总目》对诗文评类的评价，可以发现大量这类的评语，如“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分别观之，瑕瑜固两不相掩”，如“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如“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如“然较其大致，究非学有本原者不能作也”，如“知考据非其所长，存而不论可矣”，如“是非亦未平允，然采摭既繁，菁华斯寓，钟嵘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者，亦庶几焉，固论诗者所必资也”，如“是书颇具鉴裁，而沉晦有年，隐而复出，足以新艺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广其传者矣”，如“故沿波讨源，颇能探索汉魏六朝唐人旧法，于诗学多所发明云”，如“然其中清词佳句，采掇颇精，亦足资后学之触发，故于近人诗话之中，终为翘楚焉”，不一而足。然则诗话固鲜完篇，要在读者不拘一格，善于裁鉴，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则不唯诗话的文体相当自由，读者也享有解读上的最大主导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沧浪诗话》，有明确的理论核心，即以禅喻诗，主于妙悟；有严整的著作体系，将诗话依照论证过程和文体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大略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五种诗话体例。显然，经过严羽的这一番修正工夫，诗话才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性，诗话中复杂含混的文体类型才得以廓清，诗话向《文心雕龙》的传统也有所靠拢。明人王世贞说，“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见《艺苑卮言》），则《沧浪诗话》在众多的诗话中自有独特的吸引力。但《沧浪诗话》尚称严整的架构在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并不多见。后世作者即使注意到增强诗话内部的有序性，最多也就略依时代先后排列，或者依照某个原则分门别类，而很少从逻辑和文体的层面经营文本的整体结构，所以既很难超越《沧浪诗话》的水平，更不用说接近《文心雕龙》。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这批著作极其倚重史部的理论特点。
再次，诗话的体裁决定其追求的美学特征是“名章隽句，往往间出”，更直观的说，是“有句无篇”。在文学作品中，“有句无篇”是作为一种贬义词存在的，在诗话中则似乎成了一种自觉的文体规范，“常常用感觉印象来印证理论”，“近似诗的表现形态” 彭玉平：《中国古典诗学研究》，5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文学批评变成主观性极强的个体行为，批评与鉴赏浑融一体。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诗话的形式与内容相互磨合，大大增强了诗话体裁对于特定批评方式的适应性，诗话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唯一形式。同时，诗话著作往往是作者在长期的阅读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少诗话的创作往往伴随作者学术生涯的始终，这也加剧了诗话的随意性，使诗话不仅在体系上缺乏条理，即在时间上看也缺乏编年史的精确。所以，“诗话”这种文体本质上虽然与《文心雕龙》大异其趣，从内部考察，则包容了各种不同形态的著作。如果以《六一诗话》为典型的话，其他两家早期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起了有力的护翼作用，《石林诗话》等可谓继承了衣钵，《沧浪诗话》已是旁支了。明清时期诗话的具体形态更加丰富，离诗话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远，更有一些有成就的“诗话”著作有意无意的弃用“诗话”二字，暗示出对诗话体的某种反拨。胡应麟的《诗薮》，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以及叶燮的《原诗》等是其中翘楚。《诗薮》依照所评论作品的体裁和时代等分为内、外篇以及杂篇、续篇，再细分为古体、近体、周汉、六朝、唐、宋、元、国朝、遗逸、闰余等类目，显然有意于探求各体诗歌的来龙去脉，仍然逃不脱诗话的范畴。《原诗》是清代诗文评的名著，说理深到，论证充分，颇有突破诗话体的野心，结果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被斥入诗文评类存目，理由是“虽极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一语道破“诗文评”的天机，殊不知竟将《文心雕龙》置于何种地位。可见，诗话传统一旦形成，就确立了自身的典型形态，反过来就开始排斥其他不同形态的批评著作，甚至连“作论之体”都在讨伐之列，则《文心雕龙》的孤独处境可见一斑。至于《艺苑卮言》，名号虽异，却是相当纯正的诗话。“卮言”二字意为支离无统绪之言，或曰无心、无主见之言，两个义项恰好点出了诗话的两大文体特征，称得上是对诗话一体最精练的阐释。

入收子部的线索
以上叙述“诗话”的历史，是想说明目录学中“文史类”、“诗文评”简单的数字，实在有着学术流变的大关节在。目录书是对已有著作的著录，其分部归类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资源和学术思想，固然不能预见到新学科的发生发展，但目录一旦编定，无疑会反过来影响学术的路向，起到或引导或制约的作用。这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之史志，《文心雕龙》的著录情况虽有所分合，但都不出集部这个大类。如将眼光扩大到私人藏书目录、丛书目录甚至海外目录的话，可以发现《文心雕龙》的归类问题远非如此清晰。尤其明代以来，私人藏书兴盛，藏书家对《文心雕龙》的归类常常突破史志陈规，做出自己的著录处理。其中，明代藏书十二大家，有八家著录了《文心雕龙》，八家中又有《宝文堂书目》、《菉竹堂书目》、《脉望馆书目》等四家将其收于子部。明代的丛书出版很发达，尤其以子部丛书种类最多，在这些丛书中，《文心雕龙》经常是和汉魏子书并列而存在。较有代表性的如钟惺的《合刻五家言》，选取了五本著名子书，将《文心雕龙》与《文子》、《鬼谷子》、《公孙龙子》和《刘子新论》并列，分别称为文言、道言、术言、辨言和德言，合称“五家言”。可见，子书既然多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在明人眼中，诸如道、德、辨、术这些术语，都是严格上的子家概念，则《文心雕龙》这样极论为“文”之道的汉魏时期古典，就不仅仅是集部所能涵盖了，而且也更应该归入子部。明代其他著名丛书如陈仁锡《奇赏汇编》、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则径直将刘勰称为刘子，尤其明显的是归有光选辑的《诸子汇典》，竟将《文心雕龙》改称为《云门子》，俨然将刘勰视为一大子家。表面看来，这种处理方式是与史志背道而驰的。因为从《隋志》开始，《文心雕龙》始终在集部的范围内调整，虽代有革新，但几乎从没有被归入子部。那么，是否《文心雕龙》入子部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呢，还是渊源有自，这都关系到《文心雕龙》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准确定位。
有一本古籍似乎受人忽视，那就是《日本国见在书目》 《日本国见在书目》，清光绪中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暑景刊本，见（清）黎昌庶辑《古逸丛书》。
。这是日本最早的目录著作，专门收录传入日本的汉籍，其中也混入一小部分的日本国书。修书缘起大概是公元875年左右日本宫廷文库冷泉院失火，珍贵汉籍全部焚毁，宇多天皇始觉修目录的必要。于是命藤原佐世以中国史志为蓝本，著录日本国所有的汉籍，宽平三年（891年）书成 《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本国见在书目”“图书馆”条，东京，平凡社，1988。
。该书取法《隋志》，自然也是用四部分类法，共分成40个小类，已经颇具规模。这本目录同样收录了《文心雕龙》，先入子部杂家，又入总集，凡两见，这成为研究者认定该书体例疏略的重要证据。但只须略加推敲，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首先，该书对《文心雕龙》的两次著录显然是自觉的，必定不是疏漏的行为。原书在总集类《文心雕龙》的条目下有小注“刘勰在杂家”，则作者有意两属是很明显的了。其次，这种著录方式未尝不可以视为采用了目录学中的“互著”体例。“互著”之为用，在“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互著”之不得不行，以“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36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8。
。尤其是《文心雕龙》这种源委复杂的汉魏古典，似乎本来就不是四部分类所能容纳，则互著正足以弥补四部分类法僵化的缺陷。互著的体例在后代屡见于私人目录，官方史志则几乎完全取消了互著。这一方面是因为正史力求体现规整严密的分类体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正史整饬学术、规范书林的潜在功能。一部著作被正史归于何种地位，无疑会深刻的影响到学术的发展路向。可以想象，在《隋志》以前，《文心雕龙》的著录至少被分成两个路向，或归于集部，或归于子部，都分别反映了真相的一部分。等到《隋志》一出现，凭着正史的权威一统天下，一举肃清目录分类的混乱状态，固然是其功绩，但也随之湮灭了一些重要的学术线索。《文心雕龙》从其学术源流来说，显非简单集部所能包容，而是横跨子、集两部，或者称其以子家手段研究文学也未为不可。
与《隋志》范本式的地位完全不同，《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为日本早期学习中华文化的副产品，其分类法必定对中国原有的目录编排亦步亦趋。将《文心雕龙》收入杂家，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日本人自己的主张，必然有所本，而其所本的目录书必定不晚于《隋志》，因为两书同成于唐朝。所以，《日本国见在书目》的互著体例正保存了被《隋志》掩盖的重要事实，即《文心雕龙》并非一开始就属于集部。也就是说，《日本国见在书目》虽然主要借鉴《隋志》，但看到其他目录著作不同的归类主张的时候，也不敢轻易裁断，只能两存。这也正是海外汉籍之所以为人珍视的原因之一。
海外保存的这条线索，在国内也是不绝如缕。也就是前面所述明代以来重又盛行将《文心雕龙》归入子部。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外部证据，我们已经可以确认《文心雕龙》自始就不仅仅是一部集部著作。

杂家色彩的体系
下面稍稍接近《文心雕龙》的本文，来体认该书的杂家色彩。前文已经说过，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中表达了清晰的儒家思想，但其与佛教的深厚渊源不容否认，其另外两篇现存的著作《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就完全是另一副面目。不管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看，刘勰即使作为儒者，也都是站在异常复杂的思想背景之上来追求儒家理想，其思想路数决非纯儒所可比。广而言之，汉魏时期作为子家兴盛的最后阶段，玄学、佛学、儒家互相影响，互为消长，其时代特点也决定了刘勰必然是子家中的儒者，表现到他的著作，如《原道》篇中“道”的含义众说纷纭，甚至刘勰整个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也都包含了许多矛盾和歧义。后人对《文心雕龙》的丰厚内涵叹为观止的同时，是否意识到这或许仅仅来自于刘勰本人理论体系的庞杂和纯驳不一。进而，从《文心雕龙》的论证方式和论证结构中，我们才真切的体会到《文心雕龙》浸染子家思想之深。这里，“子”是作为一个庞杂的思想背景来说的，是除了儒家思想以外所有偏离孔子诗教的思想和方法论，可以是道家，可以是玄学，甚至包括佛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勰既非佛家，亦非道家。他自觉遵从孔子的正统思想，“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序志》），至少在自己的意识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文心雕龙》的理论实践中，则极端倚重“子”的思想锋芒和理论自信。刘勰对具体问题的论证过程，体现了一个佛家的精湛修养。有论者认为这种论证过程与佛典《成实论》“如出一辙” 普惠：《〈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载《文史哲》1997年第5期。
，有认为来源于因明学（其实因明学作为佛学一个学派似乎直到唐朝才传入中国），《文心雕龙》的文体与中国佛教史名著《出三藏记集》也有甚深的因缘 （日）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见《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
。姑且不论事实是否如此，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儒家著作似乎从来未曾采用过刘勰所用的这种富于逻辑力量的论证方法和体系。“《文心雕龙》的构思是独一无二的，透过字里行间的儒家用语，令人感觉到与截然相异的文明接触后产生的宽广的精神世界”。 （日）兴膳宏：《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11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文心雕龙》将文学理论提升到一个自足自为的高度。相比后世的诗话，《文心雕龙》不需要用充斥全书的考据材料来保证理论的说服力，也没有作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在支撑作品的公信度。刘勰出身寒门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人微言轻，凭什么来矫正文坛的风气?他所有的就是论辩的机锋，思想的力度，这也与诸子传统相当吻合。甚至在动机上，也如同先秦诸子，是为了“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刘勰的时代，沈约何尝不是文人仕进的津梁。杂家色彩有利于刘勰充分利用一切有用的思想资源，来赋予理论著作更强的体系性、逻辑性、历史性，不一而足，这些决非纯粹儒家的土壤所能生长出来。但正如前面所说，汉魏时期已经是中国诸子思想活跃的最后阶段，至隋朝子学就一蹶不振了。许多被当代研究者激赏的理论因素，却是直接造成《文心雕龙》在古代“斯学匪彰”的必然理由。
在《文心雕龙》中，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的偏差也很明显。《原道》、《宗经》、《征圣》作为“文之枢纽”，体现的是刘勰理想中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但在文体论和创作论部分，新见叠出，屡屡突破《原道》篇所定下的原则。最常为人所引证的例子就是《神思》篇了。例如，刘勰在“文之枢纽”中追求方正的儒家之道，在理论实践中却极为圆滑和辨证。“圆”字的频繁使用，揭橥出刘勰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论说》），“沿根讨叶，思转自圆”（《体性》），“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定势》），“切韵之动，势若转圆”（《声律》），“诗人比兴，触物圆览”（《比兴》），“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镕裁》），“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这些文学主张与刘勰的批评实践完全一致。“圆”义也包含“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美籍华裔学者蔡宗齐借用佛学术语将其统称为“中道”，并细致微观的划分成儒、道、佛三个层次。佛家的“双遮双照”这类极端玄妙的思维方式，都进入刘勰的理论视野，并体现出来，“佛家中道所讲的圆通乃是刘氏运用三种中道的指导原则” （美）蔡宗齐：《〈文心雕龙〉与儒、道、佛家的中道思维》，见《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参考书目：
《文心雕龙辑注》十卷，（清）黄叔琳辑注，乾隆六年养素堂本。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校雠广义·目录编》，程千帆、徐有富著，济南，齐鲁书社，1998。
《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纪昀等撰。
《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吴承学著，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彭玉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文心雕龙学综览》，杨明照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文心雕龙辞典》，周振甫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6。
《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王元化选编，山东，齐鲁书社，1983。
《书目答问补正》，范希曾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显然，佛教虽然没有作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却为刘勰提供了一整套的论证结构和思维方法，使其理论无往而不利，避免了“过”与“不及”。刘勰无疑深谙太极之道，我们很难从《文心雕龙》中挑出偏于极端的论调，正是这个原因。这种庞杂的思想体系，对于当代学术研究而言，并没有影响到刘勰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地位。相反，广博的学术视野是所有理论家所追求的。但对于古代的目录学家而言，这无疑是对目录学提出了一个极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使四部分类的严整体系窘态毕现。以子家特有的风采纵论文学的来龙去脉，宣称“文之为德大矣”（《原道》），将“文”拔高到与天地并生的地步，这不正是诸子口吻么？

一个传统的失落
《文心雕龙》将文体分为33种，在清代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文心雕龙》被分别编入从“文学总部”到“诏命部”、“表章部”、“奏部”、“颂部”、“铭部”、“檄移部”、“书札部”、“传部”、“碑碣部”、“论部”、“祝文部”、“哀诔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杂文部”等17个类目中，涵盖了“文学典”中的大部分领域。在这个庞大体系里面，子部和集部的界限顿时沦为乌有。于是，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中国如此早熟的产生了《文心雕龙》，一部集文体论和方法论之大成的旷世之作，一部中国目录学历经数千年都无法消化无法容纳的巨著。显然，在中国古代的学科体系中，《文心雕龙》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属于文学，更不仅仅属于诸子。它产生的时代的独特性，使其表现出独特的学术风貌。当那个时代过去，中国文学批评恢复常态，这个传统也就消失。在儒家君临一切的时代，话语权掌握在诗人文士的手中，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面对的是同样的语境，他们掌握的是同样单一的思想资源，又何须剑拔弩张的思想锋芒和理论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具有刘勰一般的子家风貌和杂家修养，根本没有能力修撰《文心雕龙》一类的巨著。而且，中国丰厚的历史积累和史学传统为文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足以和子学传统相抗衡的学术渊薮。史部于是成为文学批评中首屈一指的思想资源。文史互证，轻易的就排除了子部强大的理论吸引力。共同的史学熏陶和历史语境，在此刻俨然成为文学批评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无论从时代的大背景，还是从作者的主观因素来讲，既无必要也没可能产生出第二部《文心雕龙》。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传统注重的是实践性和讲求天才，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文采是在朝夕吟咏古典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和提高的，是在自己的实践中掌握的。孔子主张的诗教绝对没有包括“文章做法”之类的内容，他主张的学习方法是学生自己的体悟，是举一反三，是温故知新，显然轻视理论的总结提高。这个传统造成的直接结果使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根本上源于一种经验的累积，文学的兴旺也几乎依赖作家的天才。文学理论在文学实践中永远扮演的是奴婢的角色。唐朝有了李白，有了杜甫之后，诗歌开始衰落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是作家的天才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却没有一个有效的理论机制来保证文学的持续发展。大量的文学批评注重的是从现有的作品中挖掘美感，为既往的诗篇作注，而极少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建树。理论永远落在实践的后面，又如何谈得上文学的发展呢？唐代新的诗风和文风的形成，大半由陈子昂等文学家所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