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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浅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摘要】
随着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动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和中华名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1936 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名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扣压蒋介石，逼蒋抗日”的兵谏，至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杨虎城 周恩来 和平解决
【正文】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次改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但也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开始实行“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并且此时中国的危机四伏。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路轨为由，对中国的驻扎在沈阳的北大营军队发起进攻。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东北军“对日本挑衅不得抵抗”，在短短四个多月内，中国的东北全部沦陷，东北的广大父老成为亡国奴。在之后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铁骑又伸向了华北。而此时蒋介石继续剿共，日本渐渐占据了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军队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更为加深 汪新、王相坤：《1936：历史在这里拐角——西安事变始末纪实》，华文出版社，第41页。
。大敌当前，抗日潮流汹涌澎湃，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全国统一抗日，一致对外，该政策深得人心。
一、 国内及国外形势的转变
华北事件以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在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以及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作了发言，最后，会议决议：“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郝建生： 《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1页。
在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宋黎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示威游行的队伍遭到了军警的血性镇压，军警无情地挥舞皮鞭、木棍，抽打着爱国青年，当场有数十人被捕，之后也发生了几次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学生的爱国斗争，受到多方人士的关注，国际舆论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和赞助，打击了日本帝国的嚣张气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的到来
二、 张学良态度的转变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他子承父业，成为30万奉军的统帅。他本是一个慷慨、爽直、风流倜傥、胸怀大志、重义气、重感情和有爱国心的人。早在1921年，张学良与张作相应日本军方的邀请访问日本，他对日本嚣张的态度很不满，但是日本的雄厚军事实力也的确让人震惊，由此使得张学良深思，他便决定要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来实践自己的爱国热情。
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张学良获得“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的挣扎。张学良深知，东北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从他内心讲，他是希望政府痛下决心，实行全面抵抗的。但作为受到蒋介石赏识和重用的军人，他不能也不愿违背蒋介石的意图。汪新、王相坤：《1936：历史在这里拐角——西安事变始末纪实》，华文出版社，第83页。
之后，他接受了蒋介石让他到西北主持军事的任命，去西北剿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连打3次败仗，近三个师力被消灭，如此的损失惨重，促使张学良清醒的思考蒋让其“剿共”的真正意图，即通过与共产党作战，即使不被消灭，也要其逐渐消耗掉，在此，张学良在“剿共”问题上，思想出现了急刹车。后来，张学良找到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闷，杜重远向他指明了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在上海，张学良还拜见了宋庆龄、沈钧儒、李杜等人，李杜本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张良会晤他，就想通过李杜沟通他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以取得苏联的援助。之后，张学良还捐款1000元慰问在一二九运动中受伤的学生，同时与宋黎谈话，把宋黎作为自己的秘书，此时，张学良的思想已有较大的转变。在被俘的部下高福源回来后，他向高福源表示自己有抗日的决心。接着，张学良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几次谈判，谈判的过程双方都很愉快。
在华北河山将要变色的时刻，蒋介石仍置民族危亡不顾，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决定派人增派军队去陕甘，完成他所谓的“剿共”大业。 李一彬：《西安事变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3页。
接着，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诤谏，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均已失败告终，他感到非常失望和难过。最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鉴于多次的“苦谏”均告失败，决定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采取扣蒋的方式来逼蒋抗日。
三、中共的积极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
193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对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峰说，为了实现我党的战略目标，尽快建立起抗日名族统一战线，决定派你去趟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实行联合抗日。郝建生： 《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页
后来汪峰听了毛主席对西北军、东北军情况的分析和建立党的统一政策的深刻阐述，一下子豁然开朗，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抗日革命的信心，于是他便与王世英一起担任起与杨虎城的谈判的任务。杨虎城与他们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签订了停战合作的六项建议。
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是一个爱国者，国难家仇的不幸和颠簸流离坎坷的境遇使得他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有抗日的阶级基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是他的内心的愿望。他为了国家甘愿牺牲父子两代苦心经营起来的东北地盘，他与广大东北官兵一样，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同时，张学良手中握有先进的部队，掌管四省军政，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不仅消除红军的威胁，而且有利于红军在陕北的发展，为抗日积蓄一支重要力量。汪新、王相坤：《1936：历史在这里拐角——西安事变始末纪实》，华文出版社，第86页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军官兵加大政治宣传力度，不断的阐发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1935年11月，毛泽东与彭德怀等9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 申明：“只要你们不打红军与陕甘安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签订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还强调，“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4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6年1月，张学良的心腹高福源被俘，中共积极对他做联合抗日的工作，并了解到他们的强烈的打回老家的抗日愿望，并同意高福源去和张学良沟通，于是高福源担任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之后几次谈判后，中共接受了张学良的“联蒋抗日”的主张，同意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四、 兵谏后的各方态度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犹如一颗炸弹，震惊了国内外各方势力，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紧张局面。在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惊慌。南京方面出现了分歧，主张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妄图从东西两翼攻打西安，汪精卫、何应钦企图通过内战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与何应钦的态度不同，他们从亲人的角度，主要关心蒋介石的安全，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营救蒋介石。
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不完全一致，坚持和反对的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的态度，既不主张扣蒋，要求张、杨早日释放蒋介石，也不支持讨伐西安，主张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李一彬：《西安事变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02页。
其实事变当天，张学良与杨虎城就公开说明扣蒋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不会威胁蒋介石的生命，不会损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这次事件属于兵谏，而不是叛乱，但是由于亲日派极力封锁消息，使得事件的真相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意图并没有被外界所了解。
在国际方面，苏联表示反对西安事变，他们斥责张学良是受日本人指使的，认为这样做会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英美等西方国家从维持在华利益和侨胞的安全考虑，希望保住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日本正加紧侵略中国，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他们清除抗日道路的障碍。对他们而言希望中国越混乱越好，中国内战对他们加快侵略中国帮助很大，所以他们不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且在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兵谏时进行阻挠。
中共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去西安开展调解的工作。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总理和宋子文进行谈判，最后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成立。
西安事变是扭转时局的关键，正是那么多爱国人士艰辛的努力，他们拼命地创造抗日的机会，坚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才换来的民族团结，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内战，国共合作才挽救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张学良事后曾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李一彬：《西安事变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6页。
周总理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郝建生： 《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页。
直到今天，西安事变已过去了77年，但它所发挥的历史意义和英雄的付出及他们的爱国热情会让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