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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你妈是你妈”并不奇葩
　　乔志峰
　　市民遇奇葩事：请开证明证实你妈是你妈。市民陈先生一家准备出境游，需要明确一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他想到自己亲妈。问题来了：他需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了陈的信息。更奇葩的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4月8日《人民日报》）
　　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大话西游》的这句经典台词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人都有妈。可是，到底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却依然是个问题，口说无凭，总得有依据吧。旅行社要这个书面证明或许并非故意刁难，这或者是行规，或者还有规定。而事情的结局则让人忍俊不禁，60块人民币立马解决了这一大难题。看来，还是钱面子大啊，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还能证明“你妈是你妈”。
　　奇葩吗？一点也不。我们这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跟各种证件、证明打交道。有网友分门别类列举出中国人一生需要办80个证件，而有网友马上说远不止这么多。除了那些有据可查的证件，国人平时需要开具的各类稀奇古怪的临时证明更多更杂，逢事便要证明几已成为常态。说国人“无证寸步难行”也许有点夸张，但很多时候，兜里不揣着几份证明确实是万万不行的。
　　比“请开证明证实你妈是你妈”奇葩的证明举不胜举。有人准备应聘保安、内卫等工作，用人单位担心招来的人品行有问题，于是就要求应聘者找所在社区开“人品证明”；有人做了心脏病手术，按照她之前办的一款人寿保险，她及时申请提前领取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人员却要她先到医院开证明，证明自己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时间；65岁老太在按规定申办遗属补助费时，被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出具一份自己还活着的证明。其子黄先生质疑，大活人凭自己的户口簿、身份证亲自来办，还不能证明自己活着？工作人员称，自然人死后，公安机关不收回身份证，相貌会随时间变化而改变，不能作为有效证明。
　　人品证明、只能活6个月的证明、自己还活着的证明……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为何奇葩证明这么多？怎么破？《人民日报》分析说，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窃以为这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利益驱动。你见过几个不收费的证件和证明呢？有些单位那一大帮子人，可都靠这些收费活着呢。老百姓交的60块钱，不知道有几个人在分呢。由此可见，要医治当今社会的“疑难杂证”，还须从制度着手、拿借证敛财的“相关部门”开刀。

谁让民众证明“你妈是你妈”？
郎遥远作者：郎遥远
“权力清单”是公民赋予公仆的，还是官员赐给百姓的？这是问题关键。让民众开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是积习成疴、积疴成囚的权力欲，是尚未肃清、依然泛滥的专制遗毒。
“‘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发怒，“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李克强总理的怒火，似乎一直未熄。批“揽权”、批“懒政”、批“走样”、批“奢华”、批“灰色地带”、批“东北危局”、批“处长治国”、批“政府的手伸得特别长”，一声高过一声，一声重过一声。
从朱镕基以降，共和国总理发怒屡见报端。朱镕基曾对豆腐渣工程发怒，曾对政绩经济发怒：“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更对腐败反怒，留下脍炙人口的名言：“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温家宝曾怒斥“三鹿之流”是一群没有良心之徒，“一个也不放过”。曾在汶川救灾现场怒发冲冠：“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朱镕基总理怒目金刚、铿锵有力，温家宝总理温文尔雅、嫉恶如仇，李克强总理正直直率、壮士断腕。共和国总理们一次次发怒，“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民众心中矗立了伟岸的人格丰碑。但是，一个大国总理，频繁发怒，经常是对同一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发怒，不禁令人省思，“怒根”在什么地方？“怒源”在谁的身上？
十八大后，中国在市场化、法治化道路大步快走。凡公民能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市场能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从“旧两个凡是”完全信赖领袖和政府，到“新两个凡是”开始信赖公民和市场，意义重大。中国改革其实就是权本位向民本位的深刻转型，从一个完全信赖政府，信赖计划，不相信市场，不相信公民个人自决的模式，转向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体，越来越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经验证明，越是政府退一步，市场进一步，越是政府权力少一点，公民权利多一点，经济就会越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会越幸福。
李克强在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中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繁杂的国家之一。前几年，中央级还有一千多项，地方级接近两万项，“公章马拉松”可称得上世界吉尼斯行政审批纪录，“审批马甲”、“权力二婆婆”成为中国行政的另类风景线。过于强势的政府，虽然集中力量能办大事，但无疑削弱了市场调解功能，约束民间创造力，窒息公民社会成长空间，甚至以牺牲公民人权、生态环境、资源掠夺开发、滋生腐败、恶化社会矛盾、累计民怨民愤为代价。
李克强总理开列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毫无疑问，是打造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金钥匙”。一方面，推动中国社会从官本经济回归民本经济，让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铲除从上到下的部门权力寻租，清除盘踞在各行各业的特权利益集团。新一届国务院加大了简政放权力度，先后取消和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多数放给市场机制调节或下放给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交由社会组织通过行业自律和社会化服务方式承担。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十八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简政放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为什么在法治“探照灯”和“摄像头”下，各部门、各地方权力依然如此任性？十八大红头文件，国务院三令五申，为什么行政审批“马甲”、“拦路虎”依然粉墨登场？为什么各路处长对权力关卡依然蜂迷蝶猜？为什么依然出现“县官不如现管”的怪现象？
开证明“你妈是你妈”，这个天大的笑话背后，是政治文明的黑色幽默。当总理拍案而起的时候，民主政治的力量是否站起来了？法治的孔武有力在何方？直至今日，多少人还把善政希望寄托于明君再世？多少人还把公平正义寄托在领导者的冲冠一怒？可叹的是，一些媒体依然把中纪委巡查组纠错案，称誉为“包青天”。
现代社会学认为，权力欲的强弱，与权力压迫程度有关。受权力压迫程度越重，其产生权力欲也越大。一个国家的官本位思想很严重，官员的权力嗜好比吸毒还甚，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就落后。人们深受权力的逼仄，结果使一部分人停留在对权力的恐惧上，俯首帖耳甘受摆布，一部分人停留在对权力的仇恨上，伺机成为反抗力量，一部分人则拥抱体制，追求权力，加入争权夺利的官场。
文明的政治体制，决定文明的行政体系。发达民主国家政要，需要一次次为内政事务拍桌子吗？一个部门处长有权自由裁量、占座为王吗？公务员敢自称为“官”，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恣意刁难衣食父母、伟大的纳税人吗？无论是总统还是州长，谁敢漠视、羞辱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敢设置层层关卡吃喝拿要，敢不敬畏他们手中的选票、无处不在的监督和人人平等的法治？
发达民主国家精兵简政，一是分权化；二是民主化。政府信息公开透明，鼓励公民积极参政，促进参政的多元化发展。许多国家议会可以旁听，地方议会的会议大都公开。地方议会决议要张榜公布，公之于众。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参与地方事务决策和管理；三是民营化、整合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设立各种协调机构和合作机构。政府不是万能，不包揽所有事务，通过市场竞争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四是精简化，纳税人的钱不养一个闲人。本质区别是，公务员是社会分工的职业，不是两张口（一张骗、一张贪）的官。
一个国家进步，根本上是文明的进步。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封建专制到现代民主法治，从官老爷的八抬大轿，到公民手中的神圣选票，这是文明进步的方向。如果不致力还权于民的制度建设，而仰仗明君和青天老爷，如果不把希望寄托于公民的参政议政，而用道德说教期待官员良心发现，如果在改革中依然设置各种雷区和禁区，不把媒体自由、公民监督当做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如果依然沉湎于教条主义、自信主义而搔首弄姿，左顾右盼生光辉，那么反腐倡廉、阳光政府都难免成为噱头秀场和速食新闻。
正因为缺乏真正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缺乏民主素养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官本位思想才能如此根深蒂固，官场腐败丑恶才如此普遍猖獗，行政审批乱象才如此屡禁不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花招才如此变化多端，“伸得特别长”的权力之手总是砍不了。而普罗大众在权力恐惧中，就会继续愤怒、麻木、无奈，继续匍匐着灵魂，明哲保身，这是大国崛起的国民姿态吗？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长期热衷经济建设，冷对“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基本没有改变，官本位和特权集团腐败不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阻力，同时把本应归于广大民众的利益通过巧取豪夺纳为已有，官民矛盾越来普遍越尖锐频发。执政精英的普遍体会，是“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和政权危机感。
“权力清单”是公民赋予公仆的，还是官员赐给百姓的？这是问题关键。让民众开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是积习成疴、积疴成囚的权力欲，是尚未肃清、依然泛滥的专制遗毒。还政于民，权力低头，清风自来，阳光自现。

专家：证明“你妈是你妈”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
来源：新京报
添加日期: 2015-05-08 06:59

    2014年2月19日，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委员曹志伟展出一幅“人在证（征）途”长卷，并称人一生要办的证件有400多个。
    新京报讯 “‘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个历史概念，今天就彻底终结了！”在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郑重宣告。会议决定，在去年大幅减少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彻底取消这一审批类别。
    李克强总理举了三个例子，包括一个要出国游的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对此，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认为，如果行政机关怀疑申请人的母子关系，应当由行政机关去查证。
    “行政机关怀疑亲属关系应自己查证”
    王满传介绍，生活中要开具的各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审批、非行政许可审批属于不同的类别，但是，开证明常常是获得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
    王满传表示，对此种情况，其实应该遵循“谁质疑，谁举证”的原则。如果行政机关怀疑申请人的母子关系，应当由行政机关去查证，而不是要求申请人出具证明，证明“我妈是我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回忆道，类似的荒唐，不必要的办证手续还有很多。比如办理“馒头证”才能蒸馒头，有了“砍伐证”才能收玉米，外国人乘坐自备交通工具旅游要获得审批等，这些审批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人力、财力浪费。
    已先后7次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
    姜明安表示，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是近几年一直在做的工作。在昨天的常务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开展7轮清理工作，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209项。除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许可审批也一直在简政放权的范围之中。姜明安估计，十多年前，我们共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现在大约有1000项。
    那么，在取消、转化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过程中，判断标准是什么？
    姜明安指出，一个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再一个就是按照权力清单逐一规范。《行政许可法》对于哪些事项应该设定行政审批、哪些事项不必设行政审批，都有明确规定。按照此规定，应当由非行政许可审批转化为行政许可审批的，应当转化，其他不涉及公众，或具有行政确认、奖励等性质的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其他既不在权力清单上，也无法转化为行政许可审批的，则一律取消。
    公开课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曾被要求提供琐碎的、甚至是荒唐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往往是获得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非行政许可审批是何时出现的，它给老百姓生活设置了怎样的障碍？昨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1、什么是非行政许可审批？
    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是指由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的，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等确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外的审批事项。在法律规定中，它被列为“不适用于《行政许可法》的其他审批”。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介绍，非行政许可审批一般用于行政机关内部审批、政府行使产权人对有关资产管理的审批，不过在实际工作中，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对象也常常包括市场主体及公民个体。比如在政府财政优惠待遇审批、授予荣誉称号审批和宗教民族政策性事项审批等非行政许可审批中，其对象常常是针对企业或者个人的。
    2、何时出现非行政许可审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此前中央部委、各级政府的规章制度中对行政许可进行的许多规定，并没有列入《行政许可法》范围内，而为了保持政府及社会各项职能正常运作，这些规章制度不能立即取消。当时国务院便出台了相关规定，开列了一些不适用于《行政许可法》的审批权限清单，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并要求各级政府能够尽快清理、减少直至取消这些非行政许可审批。
    3、非行政许可审批带来哪些问题？
    姜明安表示，非行政许可审批，一度被代指为“制度后门”和“灰色地带”，是因为它一直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在实行过程中，有部分本应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审批被列入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还有的是根本没有必要设置的审批。
    姜明安指出，由于只有副省级以上城市才有设立行政许可审批的权限，且设立一项行政许可审批，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法律流程，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选择“走捷径”，将本该属于行政许可审批的事情放入非行政许可审批中。这种未按照《行政许可法》设立的审批事项，易出现以各种名目限制市场主体发展的现象，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害。
    同时，非行政许可审批为“模糊权力”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各级政府部门中负责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公务人员，都有可能因手中的审批权力滋生腐败。由此产生各种请客送礼、走后门的行贿、受贿现象。
    此外，不必要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也给公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4、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将有哪些影响？
    姜明安表示，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可以减少市场主体、创业者进行企业注册及其他经济活动时的时间、经济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转。“比如现在实行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制度，就使现在的创业者在注册企业时不用跑那么多部门，手续简单了很多，省时省力。”
    此外，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也避免了权力界定的模糊，端掉了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姜明安说，权力清单出台后，对各级政府的权力界定变得更加明晰，每一个部门有什么权力，没有什么权力，一目了然，不在清单上的，就不属于权力范围，“请客送礼也没用”。
    姜明安同时指出，我们常说，简政放权是革政府自己的命，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也必然意味着一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一部分人的权力被减少了，被限制了，所以推进起来才有难度。从建设法治政府的层面上讲，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是简政放权不断深入的表现，它对政府执政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对依法行政具有正面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