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_1.docx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全国每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总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他们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在城市取得就业机会，但仍然是农村户口，无法与当地市民平等地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些情况不仅会影响着城镇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和谐的发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可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我国大部分省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比较大。未来，仍将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使他们更加安定的工作，并且市民化后可以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福利，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意义重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大任务。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挖掘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和谐。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的加快，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但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影响着城镇化的推进。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效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我国的农业人口转移在2012年达到了2.6亿人，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不断的加快，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扩大内需方面具有最大的潜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则要求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而且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到城市生活，在住房、日常用品等方面的需求就会增加很大。另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农业转移人口在我国的各行各业所形成了强大
的产业链，一旦离开他们，则产业链条就不能正常的运转。没有落实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要在家里和工作地之间来回奔波，也会使城镇发展的产业链发生动摇，同时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的紧张，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农民单纯的务农也不能完全的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很关注的大问题，因为农民在我国占据着绝大多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则会减少农村生活的农民，从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使农村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益，从而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最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现代的人民的平等、维护自身利益等方面的意识都相当的强，他们希望可以和城里市民一样享受到城市里的待遇，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则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极为不利的因素。
2、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
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仅仅依托新型城镇化的背景而不断地进行，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然存在着居多的问题和障碍要素。
2.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许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在城市当中务工，但是没有定居下来，因为在城市定居的门槛比较高，所以每年的春运“迁徙”的人们非常多，从而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农村的许多劳动力不再从事第一产业，实现了工作的的非农化，但是却没有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其次，城市没有完全建立健全城镇的住房保障体系，许多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都居住在用人单位的集体宿舍、棚户区、城中村等地方，住宿的条件非常的差，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城中村”也慢慢的消失，农业转移人口的落脚之处越来越少，住房问题必定会影响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由于城乡一体化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的落
到实处，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不能与享有当地户口的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要使得他们的份真正的转化还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这是他们与享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现象。
最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归属感低，因为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者居住环境等方面远远不能和城里人相比，这些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社交圈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使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改变，要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生活圈真的不容易，所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缺乏归属感，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主人，并且他们大部分人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
2.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投身于城市里的各行各业。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他们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丰富、资金与技术稀缺的国情下，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农民就业、增加了他们自身的经济收入，也是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低下，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自身的素质也不是很高。目前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部分也是农村的佼佼者，但是农业转移人口总体上的文化技术水平和能力素质都不高，进城就业的竞争力比较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转移市民化的进程。在教育方面，教育资金的投入一般城市也高于农村，农村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教育的师资条件和教育的硬件设施都远远比不上城市的发展。
现行的户籍制度明确规定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民一样平等的享受社会保障福利，这样的制度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和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而使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3、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
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的方法。
3.1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身份和职业，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为此，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户籍转变、职业转变，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在文化内涵上实现真正的转型。
首先，加大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把就业与农民转移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就业率和其稳定率。落实职业培训的补贴政策，形成惠及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政策体系，完善就业政策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其次，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权利，上一代都辛辛苦苦的就是为了子女，所以，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障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政府要将外来务工和经商人员的子女纳入到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当中，并根据区域人口变化的情况，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积极发挥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办学，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上学途径。
最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政府要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有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适应性和现代人的意识，加快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的步伐。用人单位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创造条件，使农业转移人口增加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从而慢慢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方面。
3.2完善城镇的住房保障制度
许多的住房是住房困难和住房闲置相并存，因为城市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房地产在城市又开发了很多楼盘，而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却承担不起高额的房价，从而出现城市住房相对紧张，而农村的住房相对宽松的状况。因此要深入推进统筹城乡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政府要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制度，解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要逐步地将农业转移人口有区别的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当中去。
3.3对农业转移人口推行居住证制度
推行居住证制度，使他们的迁移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同时要推进城乡统筹的财政体制改革，缩小差距。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和教育制度等保障。通过立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权益。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推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刻不容缓，它是推行新型城镇化更进一步的核心任务。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是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关键，同时可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城市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使得他们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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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肖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模式及其决定[d].2009
第二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思想汇报尊敬的党支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举措。
所谓城镇化，是指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历史过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率的实质，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推进农业人口非农化、非农人口市民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应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为调整优化城乡区域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即农民从原来务农的村庄转入镇、县城、地级市、省城或跨省进入别的大中小城市务工，这是典型的城镇化发展形态。最近一个时期，我国一些城市积极探索，相继出台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城镇化，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2000～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8.5%，而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45.9%。其症结是在现行财税制度下，地方“土地财政”扩张动机强烈，而征地制度改革滞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二是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于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2000～201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其实质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由此造成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并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削弱了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用。据测算，一个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每年会增加1万元消费需求。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不能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影响产业发展。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在城市定居的预期，长期在城乡双向流动，过“两栖”生活，导致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不稳，不利于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经济社会地位长期不平等，成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间，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一是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人口积聚能力强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大城市要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要从实际出发放宽落户条件，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无论是承包地换户口，还是宅基地置换，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决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搞强迫命令。三是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明确城镇政府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加大相关公共支出力度，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08-26
第三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摘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XX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XX县区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αh、β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α、β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β≥α），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ξ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XX县区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θ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β-α）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θ（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θ）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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