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docx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本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70633001。

靳永翥

摘要：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Relation Capital)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就是隶属于某一社群的个人在家庭、社会或政治经济行为交往中所产生的基于血亲、近邻、友谊或价值认同的结构性关系网络，且这种关系网络具有达成该社群某项公共的或共同的目标实现的可能。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关键词：关系资本；社会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证研究
作者：靳永翥（1968-），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改革与地方治理、地方公共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改革战略的确定，全国各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已成大势所趋，而随着新农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逐步展开，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从大政方针走向具体实践，使得以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为主旋律的乡村治理改革变得生动而贴近百姓生活。这种改革模式以回应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乡村基本公共需求为主要的价值选择和目标定位，而且随着国家政策转向，一个个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逐步崛起。但由此就出现实践上的困惑：政府的资源强势和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渗入到乡村的所有领域，或者说，政府全面代理(垄断)农村公共服务甚至私人和家庭服务提供就是最能体现执政能力和政府绩效吗？即便如此，它能完全满足农村社区特别是偏远贫困乡村社区的所有公共需求吗？有没有可供替代的选择方案？
在理论范畴上，学界关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方面或政府职能转型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方面的理论创设或者关于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的理论构想却存在争论。一些宏观政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对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持毋庸置疑的观点，在他们眼中，尽管政府存在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但那些乡村民间社会关于公共事务的小型而零碎的自主合作生产活动于强大的国家财政性提供而言，何足道哉？而乡土学者们则将研究视野下沉，更多的聚焦于民间尤其是贫困乡村某些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活动。在他们看来，在那些远离政治控制的偏远山乡，政府因为资源或动力诱因的制约，影响力量已极其孱弱，因此，农民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联合起来进行自救。正是为了弥合这种争论，本研究假设：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建构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和最必需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就可以推导出三个立论：其一，如果乡村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政府将继续承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最主要的责任和发挥核心的作用，除了运用国家资源直接提供，当然还包括动员乡村社会志愿力量和市场的服务生产潜能。其二， 评估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应该将社会公平中的“起点公平”作为其重要指标。现代服务型政府不仅是讲究传统的效率和成本的政府，更应该是追求公平和公共福祉的政府，亦即通过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以保证一国内所有公民拥有最起码的起点公平。对于贫困乡村而言，就是政府要承担起诸如基础设施、基本教育水平、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医疗之类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其三，受资源、精力和能力方面的限制，地方政府不可能全盘包揽所有类型的乡村公共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以外，乡村需要凝聚社会资本，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进行自救式生产。村民必须认识到：根本而言，村庄事务不是政府事务，而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许多的共同需求需要通过自身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满足。而在西方学者眼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乡村社会如何团结起来，以及在自身资源短缺的状况下如何达成自救的目标？由此，关系资本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就进入本研究的视野，尽管它暂时尚未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但在实践中，其作为提高贫困乡村某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绩效的重要动力却毋庸置疑。
二、乡村关系资本(Countryside Relation Capital)的内涵界定
（一）关系资本与社会资本
有别于西方“个人本位”社会，中国社会最大特点是“关系本位”，偏远乡村也不例外。“关系取向”不仅体现在文化理念上，同时还附着在社会结构中，并强化成一种“制度化”积淀，形成了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信任”。[1]在界定“关系资本”概念以前，有必要厘清“社会资本”在本研究中的内涵，因为尽管自1916年哈尼凡(Hanifan)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观点各异，且被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诸多领域。
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研究的发展逻辑上，有人认为，它研究经历了传统经济学“有形资本”到新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再到当今的群体性人力资本，亦即“社会资本”的研究。[2]关于其内涵，有如下代表性观点。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0)最先描述了这个概念：“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视和认知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任的“信任状”。[3]布迪厄的定义指出了社会资本构成的两部分，即社会关系本身和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词汇。可以称之为“资源结构说”或“信任说”。 第二种 “网络关系说”由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他将“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他还指出了社会资本(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争议)的两个性质，即不可转让性和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4]对社会资本研究有着突破性贡献的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1992)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5]在这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信任应当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可称之为“功能说”。波茨(Potts)则提出，社会资本是一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期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这可以称之为“能力说”。林南(Nan Lin,2001)则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6]姑且称之“新结构说”。也有人将科尔曼、帕特南等归为功能主义流派，将格兰诺维特、布迪厄、林南、伯茨等归为结构主义流派。[7]社会资本虽然无形，却以载体作支撑，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信任和惯例等。[8]
如此看来，从性质看，社会资本既可以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也可以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依靠，也可以作为一种存在的活性状态；从过程看，它既可以作为一种社团性交互性的活动过程，又可以作为在人际网络中的个体能力体现。依据布坎南的解释，信任、网络和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在目前的学术界，从全面笼统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较多，而从某一个具体视角比如从“信任”或“网络”入手进行细致研究的则较少。结合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主题的实际需要，本研究更倾向于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实现某种(准)公共目标的工具，亦即行动者通过自身拥有的关系网络获得资源，(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为特定社群共同体带来福利。林南的另一个定义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简单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9]在这里，社会关系成了核心词汇，而社会关系主要就是指关系网络。如果这种界定成立，就可以对关系网络进行分类。一般而言，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Nan Lin,2001)，关系网络就是以许多个体的社会关系彼此交织而成的；而以某个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则包括血亲关系、朋友关系、近邻关系和社群关系。无论何种关系资源的运用，都应当是为了实现某种(准)公共的或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信任式互动和利益交换，那些基于不信任的相互利用(比如潜规则)或者为了纯粹的个人收益而动用的关系网络就不在本论讨论之列。诚如科尔曼所言，这种(基于关系网络相互间信任的)社会资本就具有了结果产出的(准)公共物品性质。但由于关系资本是以个人为单位而彼此拥有相互交织的，并且在互动中新的关系网络又会形成，因此，作为结构性资源(Coleman,1990;Nan lin,1993)，其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可以相互转让和共同分享。从这种定义看，关系网络就成了决定社会资本产出能力的重要元素。
由于社会资本包含很多的内容和要素，或者说存在着诸多载体，譬如信任、社会网络、邻里守望和互惠规范等等，因此，这些要素只有在为实现某一(准)公共目标做出贡献时才能体现价值。就像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制度绩效那样，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些载体或要素在运作中转化成生产力以后，它们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故此，关系网络产生效用就称为关系资本，相互信任产生效用就是信任资本，互惠规范产生效用就是交换资本，等等，它们都属于社会资本的子集。这样看来，关系资本以人际关系网络为载体，当这种要素在特定社群共同体内持续发挥作用，或者在更具体的层面展现社会资本的张力，关系资本就具备了特定群体内的准公共价值和共同行动中的工具性特征。这里要防止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将关系资本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工具。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利益是个人需求的简单加总或汇集，但公共物品一般情况下却是不可分割的，比如社区马路、下水道和治安，因此，只有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实现社群某一共同目标的手段时，对关系资本的研究才有意义。个人关系资本充沛的社群，社会资本肯定充沛；但社会资本弱化的社群，个人性关系资本就不一定弱化。整体而言，社会资本差的村庄，其集体行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就必须调动社会资本中的某些要素，以推动集体行动的可能。这时，利用个人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就成为一种策略。观察那些社会资本极其脆弱的偏远山村就能发现，某个人通过(外围)良好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资金、物质或政策性帮助有可能促成该社群某些或某类公共物品的成功生产或改善村庄面貌，甚至改良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状况，这时的关系网络就成了关系资本，并成为贫困乡村社会资本的重要生成力量。
（二）乡村关系资本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关系资本”是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摩根(Bruce Morgan,1980)在写作《关系经济中的策略和企业价值》一书时最先使用的概念。按他的理解，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关系资本在企业经营策略中有多种表现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关系资本后来并没有为西方学界所看重，相反是在文化和制度不同的90年代后的中国，关系资本开始进入少数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多数情况下，关系资本研究被用于个人目标达成或者“潜规则”运行的手段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与本论的考察主旨不太契合。本研究主要从积极的层面，从资源极其缺乏的贫困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的层面，考察村庄关系网络对于社区公共物品生产在资金、规范约束和集体行动等方面的意义，并且只有当这些关系网络转换成实际的动力以后，人际关系网络才能成为关系资本。由此，研究者给出的一个定义就是，关系资本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社群的个人在家庭、社会或政治经济行为交往中所产生的基于血亲、近邻、友谊或价值认同的结构性关系网络，且这种关系网络具有达成该社群某项公共的或共同的目标实现的可能。
依此界定，关系资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理解：其一，关系资本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关系资本是由个人人际关系网络演化而来的，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其二，关系网络是一种个人所拥有的空间上超越于特定社群的并能从中受益的虚拟资源。人际网络是通过相互交流形成的价值共同体，具有虚拟资源的特征。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这种资源也具有目标功能性，那就是能使关系参与者本人及其社群受益。其三，关系网络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具有实际的能达成该社群某项(准)公共服务提供或集体物品生产的利益目标，也可以说，这是关系网络转换成关系资本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乡村关系资本：居住于某一特定乡村社区的某个家庭或者某些人，他(们)能够通过其所拥有的(外围)人际关系网络，达成社区某项公共服务供应或者某项集体物品生产的公共目标，这些人际网络以血亲、近邻和友谊等为主要载体。该定义并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某些乡村精英为了达成社区某一公共性目标，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寻找新的外围关系网络的可能性。
考察乡村关系资本，不仅在于学术的需要，更是欠发达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生产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现实需求。在实地考察中可以发现，关系资本甚至可以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维持性生产的第五种力量，相当一部分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扶贫项目都是通过关系资本寻求资金、物质或政策支持的，这其中，村庄精英或村庄外流的知识精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社区精英可以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10]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村庄精英比村庄普通成员在资源(信息、权力和关系网络等)拥有、能力和影响上占据相对优势，并且只有在这种优势转化为一种对村庄集体性事务的贡献以后，精英才能获得村庄成员的认可或拥戴，或者对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乡村精英分为掌握正式权力的体制内精英、外流他乡的知识型精英以及游弋于体制外具备动员能力或控制着传统文化资源或经济资源的边缘精英，或曰体制外精英。这里考察的村庄精英，主要指体制外精英和外流的知识精英；当然，如果体制内精英通过其关系网络获得了村庄公共物品生产在资金、物质、技术或政策方面的扶持，也属于关系资本的讨论范畴。不同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属于特定社群内可以共享成果的能动性资源，并且也只有关系资本对一个社群的公共事务做出积极贡献时，对社会资本的讨论也才有意义，村庄精英也才能巩固或抬升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村庄精英也应当作为乡村关系资本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
三、乡村关系资本理论的实践考证
（一）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的第五种力量
根据本研究假设，依照相关力量要素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活动中的作用程度，如果我们将强大的国家(或政府垄断)直接生产称为第一种力量(但由于可能的“失灵”问题，需要寻求新的公共物品生产方式作为替代)，那么，与之对应的市场就此显现出效率优势，故将公共物品外包生产中的市场化竞争作为第二种力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因为外部性和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民间合作或公民社团中的志愿行动就成了在某些公共服务提供中弥合政府与市场缺憾的第三种力量；鉴于目前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结构性势力及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专业技术和能力不断壮大，本论将其作为第四种力量；然而，在那些偏远贫困乡村，许多公共(集体)物品的生产存在着资源紧缺、资金有限与社团性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的紧张矛盾，又或者迫于政治责任和环境压力，通过关系网络寻求公共服务的对口支援已成为一种有效方式，于此，我们将关系资本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维持性生产的第五种力量。此外，还有由家庭间互助式生产构成的第六种力量，以及由慈善组织或援外组织构成的第七种力量。它们由此形成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多种组合或多重利益博奕关系，如图1。
图1 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多重要素组合图
农村政府
事业单位
乡村公共服务 务
家庭
乡村集体行动
市场
关系资本

援助组织

注：实线双箭头表示互动强关系，虚线双箭头表示弱关系，单箭头表示单向关系。此图代表贫困乡村7种参与要素相邻间关系及其与乡村公共服务关系之间的一般性特征。村委没有形式化的作为一种要素归入本研究分析，一方面是村委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尴尬角色，另一方面它在政府直接提供和乡村集体行动中都可能扮演着复杂角色，因此，本论并不排斥村委的作用。
为何将关系资本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维持的第五种力量，主要在于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的重大贡献；与前几种力量相比，也许其显得在建构上的虚拟性和运作流程上的非程式化，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和新农村建设大潮的实践中，关系资本已经凸现出其应有的价值。
由于这里主要考察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社区民间合作性事物上的贡献程度问题，所以，对于外部作用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建构问题暂不进行讨论。美国学者摩尔(Moll)曾经对中国村庄的合作困境问题作过这样的描述，“……和印度、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地方相比较，中国的村庄显然缺乏凝聚力。村庄大部分成员为一项共同的工作而进行合作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这类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成员休戚与共的习惯和感情。……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许多农家的聚居地。因此，人们经常谈到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这绝不仅仅是卖弄政治辞藻。”[11]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民间组织合作上，由于农民只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使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囚徒困境；因为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12]。这种中国农民“原子化”观点在贺雪峰教授那里也得到支持，他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理性的农民不精于计算，而在于这些农民太在意计算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又不大相信与其他人合作。
其实，这只是说出了中国农村的一种表象，或者说这种论断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缺乏前提条件的。从本研究前述关于欠发达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民间自愿机制的大量个案分析中就可以发现，贫困乡村存在着大量民间合作成功的例子，我们只有将乡村集结性行动搁置于具体的民间事务合作上来讨论，或者基于特定村庄成员能提供的资源支持水平或者群体结构性知识积淀来讨论，才有意义。确实，理性的农民太过于个人得失或狭隘收益的计较，但想一想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市民何尚不是如此？这实际上涉及到关于人的普遍本性的形式理论的问题探究，而不能作为中国农民的“劣根性”问题；加之贫困乡村致富渠道有限、资金短缺，一个作为家庭的甚而社区的成员，他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温饱、安危和家庭的开支，其次才会考虑村庄公共事务的合作。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贵州、鄂西、湘西和渝东4省20自然村的实地考察后发现，在诸多村庄成员参与的共同事务中，宁愿接受道德谴责而“搭便车”的仅为少数，只是随着参与者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参与者可能选择机会主义路线。以鄂西相邻的3个村庄联合生产自救为例，出工人数按每受益户平均1人计算，共计78人，即便出现搭便车问题，其几率一般通过规则约束也被限制在7.7%以下。自发性集体物品生产活动破产的主要症结还是资金和组织上的问题，也就是村庄精英流失、关系资本弱化和农村政府制度性资源①的供应不足。
（二）乡村关系资本的实证分析
乡村关系资本需要以关系网络为桥梁或者通过另类精英发挥作用，它不单单能使网络拥有者本人受益，而且运用得当能为社群或社区的公共福利实现做出重大贡献。因此，通过村庄精英的作用调动起关系资本，对于某些社区公共需求满足大有裨益。按照李军的理解，村庄精英具有三方面的作用：其一，他们是农民组织化的凝结点，社会网络的编织者；其二，他们是社会规范的维护者，道德舆论的提倡者；其三，他们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连结者，外部网络资源的拓展者。[13]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乡村精英可以让那些弱关系网络的偏远贫困乡村获得更多外部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甚至倾斜性政策关注，从而一定程度上保证村庄物品生产民间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国偏远贫困乡村属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笔下的“弱关系”，那么在关系资本的建立和获取上，乡村精英就有着更宽广的舞台。接着，本研究将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主要从如下两方面对乡村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然后进行一个归总简评。
其一，乡村关系资本在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90年代是中国“普九”的关键时期，也是世行贷款项目在贫困乡村投产从事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最活跃的时期。然而，毕竟欠发达农村地域广阔，需要专项资金的学校众多，而审批的项目每年在某一地区都是有限的，而这些项目审批权或资金划拨权就掌握在一些少数部门(如计划发展委员会、财政厅或较高级别的教育主管部门等)或者少数官员手里。因此，为争取这种稀缺资源的“无硝烟之战”就为关系资本的调动或运用创造了舞台。在研究者收集资料的4省6县的10个贫困行政村，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动用某人或某些人的关系网络争取专项资金办学的事例。而事件产生关系大多数都是在乡村精英之间，或者与本地有亲缘关系外出工作并掌握着稀缺资源的知识精英和本土精英之间；但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者，另一方可能是地方政治精英或者被邀约激活关系网络的普通乡民，因为他拥有可能给本地或本村带来公共福利的关系网络而被政府或民间临时组织聘请。
M镇②隶属E地区。90年代，E地区教委一重要领导X就出生在M镇C村。按本研究假设，X就是C村通过个人奋斗而从大山走出的知识精英，而且掌握着稀缺资源(项目审批权和资金划拨的协调能力)。因为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中间环节多，B县教委和M镇政府一直为世行项目贷款审批的事无计可施。在获悉这一情况后，政府决定利用这一关系资本为本地普九教育多上点项目，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同时也为自己多捞点政绩。但在新任镇镇府领导班子与上级的关系疏通上，因为关系网络“不搭界”，由政府直接出面效果可能不会很好，政府只得利用多方委托人协助办理此事，由此，X之弟X2成了镇政府关系资本调动的重要砝码。X2有驾驶执照但闲赋在家，M镇政府于是授意H管理区与C村协商，将村内闲置的中型拖拉机以最低折价卖给X2。X2有二女，大女已辍学在家务农，小女上小学6年级但功课差。③政府通过协调，以特招的方式让其女在镇初中重点班就读。然后，由政府牵头，X2作为血亲关系网络的直接联系人，陪同有关人员前往拜谒送上家乡特产，与X接上头，呈上相关申请材料。
很快，该镇的两个镇初中都获得世行贷款项目，不仅新修了教室、学生宿舍，还腾出少量资金修建教师住房(当然教师也集了资)。紧接着，地处该镇的S高中和几个镇小学也获得了项目贷款，从而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县教委也通过该镇打通关节，使得该县提前获得了比其他县更多的世行贷款项目和其他国家扶贫项目。看到上级尝道甜头，地处C村附近的村完小和P初中也如法炮制。P初中以给X仍居住于家乡的老母亲过生日祝寿的机会与X取得联系，并直接跨级递交了申请材料。尽管该校校长因为此举被镇政府和县教委在校长大会上点名批评，但随后的项目申请还是被上级批准，资金到位后，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
随后，C村完小也故伎重施，以拉校友的借口寻求X的帮助，使得X开始厌烦基层的这种做法。但碍于老乡情面和关照回馈家乡的热情，该村完小的希望小学项目申请还是获得了批准，并在X的协调下很快获得了专项扶贫资金，盖起了漂亮的小学教室。C村完小就是通过这种关系资本提前获得了比其他小学更多的专项扶贫资金拨款。
这种例子还很多，在笔者调查过的湖南花垣县、重庆秀山县、湖北长阳县和贵州长顺县等都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大量案例，不再一一列举。动用关系资本的目的都差不多，主要是为了扶贫之类的项目申请或资金到位，或者更狭义上的村庄公共物品生产资金上的扶持，只是其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专项资金的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以贵州P乡为例，乡政府曾于90年代做出了对于凭借个人关系网络申请到项目资金的个人兑现“嘉奖”的允诺；在湖南B镇，对于有能力与相关的上级项目审查部门取得关系或通过熟人关系申请到项目资金的，其可以获得一个转户口指标，或者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抽成；在重庆X村，有一位村民因为通过海外亲缘关系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慈善捐赠款，其子女的工作得到“奖励性”安置；在湖北K镇，能否通过关系资本获得扶贫项目或重大经济投资项目已成为农村官员升迁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等等。虽然这些做法近乎越轨甚至付出了少量制度性成本，但通过关系网络的成功运用，欠发达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基础教育硬件设施已得到大大改善。据不完全的调查数据显示，在90年代普九和世行项目贷款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关系资本获得项目资金的占了总投资项目的60%左右，而直接通过关系资本获得项目投资的则占了被调查总项目的26.8%，在后来的基础教育服务提供中，关系资本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关系资本的拓展性运用中，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就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或媒体网络获得的企业爱心捐赠、网民分散性捐款、慈善机构捐款和海外关系捐赠越来越多，显然，这已逾越本研究所讨论的关系资本的狭义内涵。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湖南新塘乡玉龙村在外求学的大学生通过网络宣传和联谊活动寻求捐赠，成立屈原乡村图书馆重建乡村文化，[14]云南惠阳黄茅岭村通过惠阳老乡会将村完小设施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拍照上网寻求支援，[15]等等。这些通过海外关系或新型的媒体网络寻求支援的事例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将越来越多。
其二，乡村关系资本在基本公共物品生产方面的作用。
在乡村基本公共物品(包括路、水、电和基本医疗条件的改善等)生产方面，关系资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种功能也主要是通过乡村精英的成功运作完成的。这里仅以村庄道路修建为例，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村庄外流知识精英的回馈性捐资、扶贫性项目拨款的争取、物品生产的活动组织和维修中的规则建议或安排等。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因为某些原因，关系资本不仅仅具有积极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下面就是这样一个对比性例子。
湖北C县N村与湖北B县X村交界，都属于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的偏远山区。虽然N村的地形更复杂修路难度更大，但N村却早在2004年就获得两条村级路的扶贫项目资金，其主要得益于该村村长K在自然村中的威信、在行政村的号召力和对外围关系网络的有效挖掘。与N村相比，X村尽管居住分散但地势却相对平坦，早在90年代初，村委就组织修建了两条毛公路，但由于后来农村政府与村民的关系僵化、对关系资本作用的忽视、村集体财产流失和村庄自我组织能力的下降，直到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工程”开展后的2007年，才任务性的获得其中一条村道路的硬化项目资金。
X村拥有的关系网络其实要比N村好得多，因为在90年代，出生在该村的政治精英L1在S库区移民办公室任重要职务(副厅级)，还有一位出生于该村的知识型精英L2在地区计划发展委员会任职。虽然政府早在90年代就通过这些关系网络争取到90多万的乡公路项目资金立项，并由L1指定只能用于镇公路与该村公路的贯通。但由于政府和村委公款吃喝严重、干群关系紧张信任度低，并且政府忽略了与其血亲关系农村家庭的沟通工作，L2的父亲于是致电L2，令其告知L1，政府的做法不得民心，应该取消该项目审批，“资金没来路还没动工政府就开始宴请起来；与其让他们浪费还不如不拨款”。此后，有关部门经过再次实地“调查论证”，得出不宜立项的结论。就这样，一笔几乎到手的扶贫资金项目就因为L2父亲的一句话给弄没了。即便到2007年X村进行公路硬化时，由于村委财务空壳，打路基是偷梁换柱挪用的D自然村农户在修小河峡电站时的山林补损的公益提成款，且获得项目主管官员的支持和默许；而D自然村却没有因修该路受益，许多农户至今仍在联名告状。所以，完全利用单方的行政强权提供乡村公共服务也并不可取，有时也会损害公平。
N村则不同，动用关系网络给自己获得某些利益和政治资本的同时也给村庄带来福利，是K从村长提任村书记并连任至今的诀窍。这不仅给村里办了实事、笼络了村民、构建了良好的村庄内部关系网络，而且通过关系资本的挖掘找到新的外围关系网络，稳固了原有的乡村政治地位和民间影响，甚至一些体制外精英在他的沟通运作下，也协助配合他的动员、组织和领导活动。K不仅动用关系资本打通政府关节争取各项扶贫资金，甚至还跨县寻找利用关系资本。F是N村人，但在B县扶贫办任重要职务，且负责当时两县交界省道的协调工作和其他扶贫项目督察。K利用F下乡考察的契机，通过其亲属送土特产搭上关系，再由F跟C县扶贫办联系，由此使N村获得了比其他村更多的扶贫项目资金，如部分扶贫性电视和接收设备、小水窖工程、电网改造、“五改”项目拨款和村公路硬化指标，等等(K也经常利用这种关系网络自己承包一点小工程，获取一些个人收益)。当许多工程的资金到位以后，对村民进行组织和动员就不再是难题，只要不过多掏经济拮据的村民的口袋，在出劳出工问题上，绝大多数村民都会积极配合，这就是在许多贫困乡村，那些村庄集体行动能否顺利组织起来的根本症结。不是他们不愿意行动，而是在精英和传统文化流失、资金不足、干部信任度低和村庄“弱关系”的背景下，集体行动因为经过半途而废或失败的多次洗礼，使得许多村民不愿再做“无谓”的努力，并由此人心涣散，合作精神和公共理性逐渐丧失。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此类案例。C是重庆Y村通过读书奋斗出去的知识精英代表，曾于国外留学，在美国有过短暂奋斗史，懂四国语言，博士学位，现于南方某大型公司任要职，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才子加富翁，人际关系网络很好。98年回老家探亲，看到家乡贫困和小学危房，当时就自己捐赠了10万元。2005年春节期间回老家，他不仅再次捐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而且通过关系网络(其一同学亲戚在本县扶贫办任要职)联系上级有关部门，接通了包括其老家村庄在内的4条村庄公路支线，有两条还进行了水泥硬化。后来在他的倡议和村委组织下，各村庄还就公路维修起草了保护合约，并在资金持续性筹集、维修责任和监督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措施。乡政府也特别重视，还派专人负责协调这几条路的修建工作。由于欠发达农村地区各方面存在的普遍资源困境，对于有限的扶贫资金来说是勉为其难，在扶贫项目审批权争夺上相当激烈，在慈善组织的捐赠或其他形式的项目资助上也是如此，因此，动员乡村关系资本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性选择。
四、结语：充分挖掘关系资本，改善贫困乡村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窘境
2006年12月-2008年7月，在笔者实地调研过的4省6县10个贫困村中，目前已有8个村有了硬化的村主干道，另外2个村最近也获得了扶贫性项目拨款。如此看来，似乎关于欠发达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生产资源供应不足的论断显得有些荒谬，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其问题主要潜藏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物品产出之后进行持续性维护的资金问题，因为乡村公路、水库水渠和提灌站一类的东西使用频率高损耗严重，或因其他附带产物堆积使得该物品不能发挥正常功能，需要及时维修或清理；二是对于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的山乡农村而言，给每个行政村修建一条主干道也就是“跑马观花”而已，难以解决更多本地村民出行和运输需要，各自然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资源紧缺、经济贫困的乡村，这类需求更甚。因此，村民急需的是能吃上干净的水、用上便宜而能正常照明的电、孩子上得起学、收入有保障，并且外出赶车不再需要起早摸黑。笔者以此对重点参与观察的10个自然村中的5个做过统计，关于公共物品生产和维护的持续性问题，可参见下表。
表1 村庄集体物品供给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村庄名称
集体物品名称
存在问题
主要原因分析
大补羊
村庄公路支线
牛羊粪便随路可见
少数民族陋习，缺乏持续性管理措施
水渠
被暴雨冲毁，没有修补
外包生产导致质量问题，缺乏维修资金
柳家山
小水窖
水质差，饮用不达标
缺乏资金购买抽水设备或修建引水渠
村级小学
小学生上学距离太远
行政村合并；大山区交通不便
东溪坡
电网
因电杆和线路，漏电严重
地处山区，政府不重视该村公益设施建设
村庄公路支线
半拉子工程无法通行
村委将该村公益提成款挪修其他村道
叉尔河
集体林木
偷伐乱砍，植被遭破坏
管理措施实施不到位，缺乏育林基金
通村公路
随意堆晒导致交通事故
属于过村的省道，管理地属责任不明
王家屯
环境卫生
露天厕所苍蝇和臭气
缺乏新村建设规划，生活习惯
水库
漏水，抗旱能力差
外包生产中的质量问题，随意开水闸
在这10个自然村中，有3个村的公路支线至今还是断头路，因为缺乏有效的民间组织性生产和外围关系网络联系而正经受着集体物品提供失败的痛苦；有4个村是很窄的毛公路，或者承受能力差，一遇暴雨冲刷或车辆碾压成槽，其他车辆再也难以通行，故公路修整的民间责任界定和资金支持就成了最大困难；有一个村庄的公路由居住于该村庄的村委书记以村主干道扶贫申请立项的方式修通；有一条村庄支线是国际援外机构捐资，并委托非政府组织发动村民集资投劳，通过“参与式”管理模式修建；还有一条是本村外流的知识精英通过关系资本寻求对口支援修建而成。
乡村关系资本如何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组织和运作媒介问题。如前所述，乡村关系资本需要通过村庄精英的成功运作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没有精英的作用或者亲缘关系的桥梁，这种没有在村庄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作用的虚拟事物只能算得上是一般性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潜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关系资本。
“原子化”的中国农民确实需要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的前提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组织和奋斗的目标，或者他们的担忧虑是否需要提前考虑，这都要通过关系资本的转化功能进行解决。如果我们不进行事前的精心准备，没有制定出有效的对于搭便车行为的选择性激励措施，或者没有寻求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就利用行政手段或者简单的民间动员发动和组织起农民生产，最后很可能又是半拉子工程，或者群众性大量募集资金的失败，或者集体行动的破产。
概言之，欠发达农村地区乡村公共服务提供和村庄集体物品生产无外乎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组织和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二是如何划分参与者责任和集体物品的持续性维护问题；三是如何获取资源和资金支持的问题。就贫困乡村而言，第三个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离开政府和国家的庇佑以后，村庄成了资金空壳，村民自筹资金的能力极其有限；如果能获取一笔项目资金，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资金短缺是造成自然性村庄公共物品供应短缺的最根本原因，而这可以通过村庄精英有效的运用关系资本得以解决，至少在目前(除了村庄自筹)，尚没有比这更好的获得资金的办法。当然，关系资本的第二个作用在于通过精英的有效组织，克服搭便车和投机主义行为，毕竟总有人存在着弃公为私或完全自利的心理。通过调动关系资本解决村庄集体困境的精英主义观点与草根民主理论和“参与式”管理理念并不矛盾，因为每个人的智商和情商存在差别，现实中也确实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先知先觉或者觉悟和公共精神境界更高，或者资源摄取能力和影响力更强，他们可以成为民间自愿性合作行动的带头人和组织者；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参与和有秩序的集体合作生产，这种参与和生产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盘散沙”。因此，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只有解决了村庄物品供给中的实际问题，这种潜藏于社会资本结构体系中的关系网络才能成为有实用价值的关系资本。也就是说，当现有的制度绩效下降或政策运转不畅时，机制创新可以弥补这种缺憾；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其被一定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尤其自然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注释：
①这里主要指通过正式规则协助或引导的非正式规则(或民间行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