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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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姜卫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个人通过奋斗和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是，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福祉逐步增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让中国梦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社会流动出现新趋势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分层相对简单和封闭，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和一个阶层，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其他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级式阶层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即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流动困难重重、障碍种种。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一般是终身制。不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所谓社会分层“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以后，各阶层的身份基本固定，某个群体欲改变身份极为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他身份群体。比如，工人的后代长大以后仍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在家务农或进城当农民工，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谓社会流动“缓慢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与社会分层凝固化有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等先赋性因素，都在阻碍着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进多出少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富二代”、“官二代”是这种“缓慢化”典型表现。第二，目前社会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即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农民工回流农村的比例很低、速度缓慢。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成员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更致命的威胁是粉碎了在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努力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终将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实现中国梦，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要做到机会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调整，构建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的门槛过高，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后，高考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有些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毕业生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产生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表明财富、社会地位以及贫困都开始继承和传递。其实，存在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低于高职生，乃至低于农民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提供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会学家看来，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憧憬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今天的中国处于一八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一八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一八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一八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一八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 “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一八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用了100年。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这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鸠山上台后竟然异想天开地“疏美亲中”、 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野田佳彦上台后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GDP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一三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强奸案引发全国愤怒和抗议浪潮，就是对女性长期所受歧视不满的总爆发。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虽然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再来看看美国。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却于事无补，其债务却已经高达16万亿——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经济危机中，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也早踏上破产的境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超越英国后，100多年来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对于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倒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颇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有如下的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和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则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更拒绝为自杀者举行葬礼。根据希腊卫生部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几乎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不得不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GDP的总量是其他四国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广东一省GDP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一三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制度模式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作者宋鲁郑旅法学者）(红旗文稿)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笔谈） 20一三年04月29日　编者按：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当前，不良文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健康发展。本期关注集中讨论了当前学术界的文风问题，对其中存在的症候——“洋八股”、“华而不实”、“大而空”等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文风问题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　　◎ 贺绍俊　　跟风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顽疾，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风上。今天我们谈文风，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跟风的事情。　　首先，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文风问题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只是这种思想的贫乏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了。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党八股、学八股遏制了思想的创新，一些很有思想活力的学者，就因为陷入到这种文风的陷阱中，思想也慢慢被腐蚀。党八股、学八股是当前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就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例如，在大学里，如果不发表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但是从主观来反省的话，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着这样一种文风走、跟着这种学八股走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思想贫乏，只能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所以在讨论文风问题时，要反省主观上的原因。文风问题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生机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住的。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不要止于形式。说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没思想，就会被形式所统领。应该说，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的，因为有了学八股，没有思想，或者说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仍能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　　还必须强调，文风问题是一个常态问题，会不断出现。旧的文风问题解决了，慢慢地又会滋长出新的文风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文字写文章，而文字是规范语言的一种工具，它将语言规范化，规范的语言才能流传得更久远和广泛，才有利于交流。但文字在规范语言的过程中又会逐渐走向模式化，变成八股的东西。当健康的文风逐渐蜕变成八股式的文风，就会贻害学术，遏制思想，这时候当然要批判和否定这种文风，但不能因为反对这种文风就把过去所有文章一概否定。革命的方式往往就是这种结果。这是有教训的。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的方式，当然这种革命方式是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封建文化势力太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但即使如此，仍然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完全是以决绝的态度对待文言文，这样一来，文言文的精华转移到白话文中的渠道就中断了，这是很大的遗憾。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文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学术体制的问题　　◎ 孟繁华　　文风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对文风问题讲得比较多，主要是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其背景应该和王明有关，这些从第三国际回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怎么了解，回来之后乱讲话。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风并不完全接受。知识分子当时的痛苦、迷茫、个人主义，讲个性、婚姻自由等，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文风、思想方式都要转变。怎么实现这个转变？就是走向民间。后来，知识分子到了民间之后，情感方式、话语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样一些作品，把整个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全部转变了过来。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对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所起到的作用，今天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当前文风问题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培养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规定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文章才有资格开题。这是恶化文风的学术体制上的误导。现在的学术杂志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大多是学术垃圾，包括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专业的、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的、并且阅读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导致浮躁的文风　　◎ 王能宪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礼义之邦考辩》，是为去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华文化21世纪国际论坛”第七次国际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这个文章谈什么呢？就是“礼义之邦”很多人用错了，写成了“礼仪之邦”。古籍中没有一处使用“礼仪之邦”的。“义”和“仪”天壤之别，但多年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错着。到百度查，输入“礼义之邦”，莫名其妙地跳出一行字：“你要查的是不是礼仪之邦”。而且“礼义之邦”这个词条下面大概是70万条检索项，其中大部分是“礼仪之邦”。而输入“礼仪之邦”，检索项高达600多万项。可以说，全社会几乎都把这个东西弄错了，从学者的学术论著到报刊网络，各种媒体都写成了“礼仪之邦”。我在很多场合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在全国政协一个座谈会上我也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当时北大的金开诚老师也在场，我曾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认为“礼仪之邦”肯定是错的。在墨尔本的会上，我简单把我文章的观点说了说，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文化研究会许嘉璐会长说，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也认为我的考证是对的。为什么想到这个文章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导致这样一种浮躁的文风，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连想都不去想，就这么你错我错，大家跟着错。这样一个词语的误用，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折射。　　文风的问题，与党风、政风、学风、会风乃至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离开稿子就讲不了话，这里面也有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现在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是博士，但不愿自己去独立思考，去写稿子。因此，党中央重视文风问题，有很深刻、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样的文风是好的文风？第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假话肯定是大家所讨厌的，套话、空话没有意义。第二点就是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人云亦云的东西也是大家所讨厌的。　　（x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文风的一大问题是对西方话语缺少批判意识　　◎ 陈瑜　　文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话语风格和信仰的体现。邓正来有一本书，其中一篇文章和文风、学术意识有关，那篇文章对现在法学界学术话语大批量复制西方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长久以来我们所持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很大关联。我们习惯以西方的定义来把握我们的现实，把西方社会及其话语当成一种理想引进和信奉，其实也为别人的话语霸权扮演了共谋角色。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对西方范式缺少批判意识。　　对西方的模仿渗透到我们学术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音乐研究方面，我们想和西方学者对话，想通过对话获得西方的经验，从而借鉴他们的方法，同时也希望把我们的一些成就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我们。只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互相的输出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学者在积极使用西方的观念方法，但是我们能提供给西方学界什么样的借鉴？或者说如何让他们来更多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音乐文化？这方面是有缺失的。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和警醒。特别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学者对我们的问题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了解，他们的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凸现中国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改进文风的前提是恢复文化自信　　◎ 祝东力　　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问题，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胡适、陈独秀都很尖锐地提出过文风问题；然后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这个话题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的党，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很难设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能这样尖锐地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　　文风问题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们查阅资料，在期刊杂志上，标题中包含“文风”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比如说晚唐政治与文风，一五%是讲新闻行业的文风问题，还有5%谈论的是其他内容，真正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文风问题的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横跨面广泛、周期性出现的重要问题，我们恰恰缺少研究，这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在文风、学风上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什么是文风？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文风不是风格，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个“需言之有物”，第二个“不模仿古人”，第四个“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王明回国对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也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多年前《读书》杂志上刊登过龚育之写的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这一文体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的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响大的学者，往往也是洋八股习气严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一个样板，而一些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　　经常看到内地一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用闽南腔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这样才够范儿，如果用本地的口语主持时尚娱乐节目，似乎会非常搞笑。学术领域也一样，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呢？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似乎纯正的汉语就不是学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风反映价值标准　　◎ 卢燕娟　　文风问题包含一个深层问题：它是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知识谱系。　　具体到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历史，文风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我们一直在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和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的关系。比如说延安整风，当时有一个很切实的需要，就是要摆脱不接中国地气的苏共的遥控，把问题的关注点放在中国本土的经验中，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识文化的价值谱系，把曾经具有一种先验的优越地位的、西方的、苏联的、洋的东西，放在一个相对次级的地位，把中国本土的问题放到价值的更高级地位。进一步，在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中，又提出了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把政治上一直处于无权、经济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人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高级的地位，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利益格局的重构，影响并呈现为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价值的重建。　　今天的文风问题，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间坐标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确立成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标准。而且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确立了一个进化论式的价值观：时间上越往后的越是先进的。这也导致我们一度把学术论文等以写的让广大人民看不懂为好，以充斥各种各样的时髦理论词汇为好。因此，文风问题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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