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出路.doc

中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
国农民未来30年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一一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一一“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一一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收入这么低，“农民工”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农民工”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
1990军前后，海口和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
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
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工人的未来

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农民工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
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账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农民工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农民工，将农民工变为市民。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我们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已经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7%，内需增长推动了经济7.7%的增长之外，弥补了外需增长下落的情况。内需一个是国内投资，一个是国内消费。我们这些年对刺激消费采取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统计消费显示，消费是相当低的。这个图我们分析了2011和2012前三季度消费的状况。结论很显然，国内消费相当稳定，短期内难以大变。如果扣掉物价，实际消费略有下降。再看看投资的情况，由于总的增长率下降，所以投资也有所下降。消费相对稳定，投资也相对稳定。国内需求这两块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无论是投资和消费都是非常复杂的因素，不只是分配、政府占多少，没有那么简单。他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这么强的刺激消费，家电下乡，又补贴，也就是这个比例。你就知道这个消费也是，他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问题，而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政府多拿了、企业多拿了。如果把投资和消费对比起来放在一张图里看。显然，消费在短期内还无法主导经济增长。投资的增长率和消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但是投资增长率依然高于消费的增长率。
　　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消费投资出口，出口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因为政策调整，已经处于不可依赖的状况了。国内消费相对稳定，投资是唯一我们还可以有一点掌控权的因素。所以，结论就是今后的增长仍将主要由投资拉动。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是一个事实。
　　今年社会上很多人在忽悠说搞一个新的刺激政策。党中央还是非常清楚，不搞。但是现在作为地方刺激政策，所谓刺激政策，无一不是刺激投资的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都是刺激投资的政策。所以，我们对投资很多人不喜欢，喜欢把经济上的问题归咎于投资增长率高。年前的结论是使得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不得转变，而且不易转变，转变，经济增长就下来了。
　　如今，这两个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已经弱化，出口增长受限。所以中国经济总增长势必靠投资拉动。
　　往哪投资呢？第一，工业化。总体来看，世界上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目前全世界进入工业化的人口占20%多。70%多人口还有待工业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要用传统的工业化指标来衡量，我们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些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但是在我们应对传统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对工业化的理解其实并不深入。所以不断的有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关于新型工业化有很多定义、很多内容、很多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差距，新型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传统工业化比较多的把投资当做一个需求因素来对待。或者比较多的从需求角度来谈投资问题。刺激经济增长，我们经济是一个需求约束的、是内需不足，消费上不去，就靠投资需求。让企业掏钱、居民掏钱，没有钱，就是银行贷款，银行钱不够，发票子。从需求角度谈投资、谈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从需求层面谈工业化。是从需求和工业两个层面相互配合。
　　关于新型工业化，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推荐大家读一下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2年的发展报告，里面对很多新的现象做了很深入、系统的探讨。比如说谈工业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新型工业化有一个内容就是工业服务化，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看法。在这个报告里面举的例子就是汽车，汽车是一个最典型的制造业。但是汽车是由很多的环节构成的。比如说研发、生产、大规模的服务等等。
　　当我们把分工这样一个概念放到汽车业的发展过程中，把汽车行业十几个可识别的环节都外包的话，汽车业的每一个行业都可以是服务业。我们最近也有关于服务业，关于转型的报告。目前格局下不从工业角度来谈服务业的发展，不谈工业的服务业化，很可能导致社会的生产力下降。这样一个报告也指出了服务业发展的现实的方向。也有效的避免了出现当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的时候，整个的劳动生产力下降。现在我们在上海调查，上海服务业的劳动生产力只相当于上海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70%。
　　在新型工业化还在研究和探讨过程中，又一个概念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当然我们感觉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处在未来学家的描绘中。这次预言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揭示出来的因素已经发生，主要是三个因素：一，基于网络服务。网络是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这是和过去不一样的。由于网络服务的普及，使得空间的概念、时间的概念变大。第二，高度数字化。什么事情都可以用3D计算机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其实指的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造成的。第三，大规模定制，定制化是工业化之前的事情。每一个客户都有自己的要求，生产的产品都是个性的。工业化的特点是大规模化。全世界一样的，美国为什么异军突起？就是因为他一下子把很多传统的看起来是奢侈品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既可以定制，又可以规模化。所以我们在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老的工业化没有完成，新的工业化又提到了我们面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都必须赶上。怎么赶？千头万绪，但是离不开一条，要投资。所以我们谈新型工业化也罢、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罢，要投资到工业领域，传统的工业领域是难以再继续投资了。
　　城镇化将成为主要引擎。在中国与工业化并列的趋势就是城镇化。关于城镇化有一些分析，很多人会说城镇化低于工业化，这是中国的缺陷，中国要迎头赶上。我毫不含糊的说这是错误的。中国工业化要先于城镇化，所谓工业化就是让大量的从农村、农业中排挤的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到那里挣钱、养家糊口。工业化首先造成了就业，有了就业，有了人口集中，有了人口集中，才有了城镇化。所以它大规模的避免了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业人口无序流动、人口膨胀。有工作才流动，在这个基础上流动形成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和谐的。
　　中国现在城镇化方兴未艾，从工业化为主导转向城镇化主导有了一些变化，人口集中需要发展商业、餐饮、社区服务、医疗卫生等等。居民安居了，就要发展房地产。物业管理、市政环保。人一集中就有分工的细化，需要运输仓储、保险、咨询，领域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这样一些变化就会对于我们投资产生新的需求。第一，规模不会减少，我们现在说需要投资，有储蓄。现在是有人要这个储蓄来进行投资。这是非常相称的。
但是投资领域的变化会引起投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很多投资的项目不仅具有商业性，很多具有公共性。纯商业的投资帐算的很清楚，但是要投资一条路、一个垃圾焚烧场，投资一个养老院等等，甚至投资一个学校，这些投资的经济性质并不完全是商业性，有一定的功能性。他投资的资金来源就应该是混合的。所以这样一些转变要求金融业进一步的改革和配合。所以对金融改革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对于上面所说的大趋势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还是抱非常乐观的态度。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因素只是潜在的。他要真正变成现实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打破很多的制度障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临近，改革这个词被越来越多人提到。所以我们需要改革来理顺增长的体制机制：
　　一个是要有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汇率弹性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等等列入其中了。预计在十二五末，这场改革基本到位。财政改革，改革税制。
　　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要重新塑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各自的职责。
　　第三，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国家这个领域、那个领域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是一个误读，上世纪末，有人在中国要发展银行审核。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工作，把中国所有的关于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性的规章收罗在一起，没有任何一条是说民营资本取缔。我们的问题不出在法律上。但是事实上不允许你进入。这个问题不在法律上，而在其他领域。在金融领域如此，在其他领域我没有细细的理它的法规。有些问题在具体的条文上你看不出来，但是事实上执行不让你进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金融业这个例子，可以提醒大家，中国改革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总之，我们前途是美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美好的前途，我们需要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主要体现在改革的步调上。所以我觉得，除此中国经济将会非常疲软。

成都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总体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以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推动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为基本方法，大力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加强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