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开放条件下的涉外经济风险.doc

试论开放条件下的涉外经济风险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生活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急剧增加。伴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转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从无风险经济转向充满风险的经济、从确定型经济转向不确定型经济的深刻转变。 在对外开放领域，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几年，我们对涉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是有所认识的，并出台了很多应对风险的措施。比如在开放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过程中对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进程坚持审慎原则，加强对外汇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等。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在亚洲与世界性经济大幅动荡中仍能保持平稳运行而未受大的波及，正是得益于此。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对外经贸状况不断改善的态势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涉外经济风险出现的必然性、长期性、复杂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在学理层面上，涉外经济风险指的是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性。但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上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如果把涉外经济风险看作是只能加以防范和抵御的洪水猛兽凶神恶煞的话，不仅完全背离了风险精神和风险原则的本意，而且可能会从根本上误导战略和政策的取向。因此，在实践层面上，必须更加关注涉外经济风险所包含着的积极因素和潜在的发展机会，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积极的面向未来的进取性的发展战略。本文试图在探讨涉外经济风险的特点和本质的基础上，纠正对涉外经济风险的种种认识偏差，讨论有关涉外经济风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进而描述我国涉外经济风险的基本状况，最后从驾驭涉外经济风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位一体的角度，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给出可供进一步研究和决策参考的思路。
一、涉外经济风险的产生、内涵与主要特点
(一)风险的含义
在经济学意义上，风险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指的是：
(1)、获得额外收益和遭受损失的机会与可能性、收益与损失的不确定性即既可能是收益也可能是损失。
(2)、收益与损失的统一体，即既是收益又是损失，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必然会付出代价，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收获就有所付出。
(3)、收益与损失的转化，即既不是收益又不是损失，从未来的发展的变化的意义上讲收益与损失是相互转化的，目前的利益可能蕴含未来的损失，现在的损失则可能是将来的机会，即福祸互为转化。
因此，风险首先是指一种过程与后果均不确定的状态，一种表示发展与变化的动态概念，一种收益与损失有待观察与确认的未来观点。就其运动属性而言，它是与确定性和静止相对立的。就其价值属性而言，它本身并不做收益或损失的定论。风险就其本质而言是动态的，静态的风险也是存在的，但那只不过是确定的因而是可保险的危险而已。因此，风险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洪水猛兽凶神恶煞，只能给人们带来厄运、灾难和损失；也不是教科书宣扬的“风险与收益成正比”那样简单或者做仅仅通过大肆投机就会大发其财那样的美梦；它是一个未解的未知数很多而且还在变化的方程，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参数以求得最优解的函数。它现在是不确定的，将来某一时段的损益也只是相对的确定，因为更远的将来它还要变化，因此，它是绝对的不确定和相对的确定的统一。 失去了不确定性，风险就失掉了它的特质，而如果没有了相对的确定，人们面对风险就会迷茫和无所适从并且无法驾驭。它是一种科学，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识别、判断、预测、管理，最终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把不确定的状态和未知的价值结果化为相对确定的收益并且为将来做好准备。
(二)涉外经济风险的内涵
任何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都首先意味着不确定性。因此，经济风险就是指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即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实际收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有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性。
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风险和经济风险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涉外经济风险（开放经济风险）是指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在对外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与交流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国家、涉外企业或相关市场主体所面临的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性。
试以浦东外贸合资试点为例说明。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是我国国际贸易领域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举措之一，也是上海浦东新区进一步发挥示范、幅射和带动作用的重要方面。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推进浦东功能开发和我国外贸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一是利用合资外方的销售网络及现代营销技术，迅速扩大我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二是利用合资外方的经营管理经验及与国际一流高新科技企业的广泛联系，优化技术引进，着力提高浦东新区外贸质量；三是以合资外贸公司的机制为参照，促进我国各国有、民营企业的改革更上一层楼；四是以合资外贸公司对相应产业的辐射为动力，促进浦东利用外资和对外经贸结构的整体优化；五是以组建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为标志，有效提高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和全球经济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举措可能导致的弊端：一是试点中外合资外贸公司运营的实际制导权失控；二是浦东新区地域内的国有外贸集团及国内其他自营民营外贸企业受冲击等。很明显，这一举措本身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即有利有弊，这些利弊得失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或者形象地说是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矛盾体中。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损失与收益的两重性这一基本特点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说明了“是什么”，而并没有说明“怎么办”。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察涉外经济风险给风险的承担者带来经济损失或经济收益的机会或可能性，这只是研究涉外经济风险的第一步。研究涉外经济风险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损益两重性的基础上，探讨、重视并把握风险本身所蕴含着的发展机会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促进自身的发展。“机会总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常常又包含着更多潜在的机会。”风险意味着变化，风险意味着机会，没有变化就意味着没有社会进步，善于驾驭风险就可以抓住机会促进发展。因此，不仅要反对把涉外经济风险仅仅看作危害性很强因而只能加以防范和抵御的消极观点，而且要反对对涉外经济风险仅仅进行损益两重性分析的看似客观却百无一用的学究式做法。从积极的面向未来的观点看，从操作的层面上看，必须更加关注涉外经济风险所包含着的积极因素和潜在的发展机会。即要在利弊两重性中、在混沌的利弊统一体中寻找机会，发现并把握利的方面，把利和机遇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化弊为利或者使利大于弊，并把机会转化为相对确定的收益，从而使矛盾在总体上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更具有实践价值。对外开放中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涉外经济风险，但正是看重这种发展机会，才会大胆地在浦东进行外贸合资试点，才会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不仅如此，涉外经济风险作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客观的经济机制，对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相接轨的中国来说，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效应，机会远远大于风险损失。它可以与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使经济系统形成一整套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规则，有助于理顺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扭曲的关系。而这更符合风险精神和风险原则的本意。
(三)涉外经济风险的主要特点
1、涉外经济风险是开放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研究范畴，涉外经济风险是在经济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是开放经济特有的现象。只要一国经济不是完全封闭型的经济，只要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联系，只要有对外经济技术交往，这种风险就会必然存在也必然会超越国界，在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传递。 可以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风险产生的必要条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背离是风险的充分条件，对外开放及经济技术交往则是涉外经济风险产生的根本前提。
2、涉外经济风险与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的起步与
成长期呈强正相关关系，即开放程度越高风险越大，因此它也是在经济开放时期凸现的一种
经济现象；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时期，风险的强度与一国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强弱等因素紧密相关。
3、涉外经济风险首先存在于涉外经济领域。但其影响力的大小和影响的范围与地域却因风险的类型与性质、应对风险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而有所不同。
4、承担涉外经济风险的主体首先是国家。涉外经济风险首先体现的是“国家”在开放条件下所面临的风险状况，某些风险要由国内的市场主体来承担或由国家逐步分解给市场主体或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5、某些涉外经济风险具有不可控性。因为在国际经济范围内，国家不再享有中心地位，而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出现的。因此，国家没有权力单独驾驭此类风险，只能依靠与其他同样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或单独经济区的协调与合作。
6、涉外经济风险是动态的发展的。因为与涉外经济风险有关的各种因素如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和国际市场在不断地变化。因此，研究涉外经济风险必须
采取动态的方法，驾驭涉外经济风险也就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7、涉外经济风险是一把双刃剑，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给社会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他又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其作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策措施，部分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但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涉外经济风险中所蕴含的发展机会无疑更值得关注。事实上，经济风险总是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伴而生。试图消除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种种努力，其结果却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停滞。
(四)涉外经济风险存在的必然性
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与经济现实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客观的、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因为预测是有限的，而未来是无限的。良好的宏观调控手段、高超的运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不确定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却不可能排除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涉外经济风险更非是一时、偶发的现象。涉外经济风险是开放时代的特质。与世隔绝、闭关自守固然可以消除开放经济风险，同时也消除了该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理由。从基本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看：
1、涉外经济风险来自分工的纵深发展与跨国界延伸。分工不断发展的过程必定是社
会经济系统的风险累积过程。社会分工细密化使社会经济系统被分解和组合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再生产链条，分工发展使任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外部依赖性和再投入与产出两端面临的不确
定性都不断增大，这个链条上一个环节发生偏差或断裂就有可能使整个链条运行发生故障甚
至造成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中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再生产链条经常性地甚至是不
可避免地延伸到国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组织生产和销售，所谓的“万国货”也已经是司空见惯。跨越国界的日益延伸的再生产链条对国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依赖在不断增强，发生偏差或断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使意味着不确定性的涉外经济风险愈益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确定无疑的必须面对的现实。比如1999年我国外贸出口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减缓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亚洲国家经济复苏和对外竞争力增强的挑战，出口甚至出现过负增长，这不只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更严重的是出口下降使外贸企业不得不在国内寻找市场，从而出现外需压迫内需的问题，影响了国家启动内需各项政策的效力，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
2、涉外经济风险来自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二战以后，以生产国际化为主、包括生产、投资、贸易一体化等内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发展，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对生产、投资的影响与导向更为敏感和直接，由此所导致的风险
正在进一步累积。7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曾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我国的国民经济与产业发展已经明显受到这一风险的威胁。我国纺织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前期国际市场上纺织品需求增长的诱导密切相关；当前许多重要基础产业的经济效益急剧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于国际市场上资源性产品、重化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和价格大幅波动。台湾去年的大地震曾经使全球电脑市场产生震荡，因为台湾是全球主板的主要供应商，而大地震无疑使该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
3、涉外经济风险来自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定过程。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根据别国经验，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 其国民经济中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一般均处于急剧的变化中，给经济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的经济起飞伴随着从长期封闭到迅速开放这一过程。我们在陌生与茫然中学习和适应既有的国际惯例的同时，不得不仓促紧跟国际经济新的发展趋势，其中的难度与风险可想而知。我国的经济起飞还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过程，我们所不熟悉和不适应的市场不断冲击着计划体制下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墨守成规的保守习惯和被动服从的工作方式。而这两个过程相互纠缠在一起，无疑使涉外经济风险更趋于复杂化。当然，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实行自我封闭政策导致的结果。其次是我国在实行开放中付出的代价，不能完全避免。
我国的经济起飞还伴随着改革措施逐步完善这一过程。就应对风险而言，当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严重缺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风险被强制分解到一个个经济个体独立承担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风险程度不仅不能有效缩小，反而会更加增大。企业要独
立承担经济责任而社会化的风险分散系统发展却严重滞后，企业必然陷入困境。
(五)涉外经济风险的国际传递
涉外经济风险的国际传递指的是，一国经济状况的变动如何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与涉外经济风险的不可避免相比，其在国际间的传递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种传递既以各国的经济开放为前提，又使各国在开放条件下的涉外经济风险成为必然。
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的全球化态势十分明显，全球化进程给实行开放政策的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特别是给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了经济起飞、赶超先进国家的机会。也表明一国国内生产对外部市场、国内生产和消费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国内金融状况也更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全球化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国际化，任何一个开放型经济都必须接受来自外部风险的挑战，也必须熟悉如何更有效地将内部风险向外部转移。国际经济日益频繁的往来不仅给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在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布满了陷阱，稍有不慎，即可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全球化将世界经济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风险收益的正面传导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使各国经济在相互交往中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力，在风险损失的负面则传导着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经常地造成了一国经济的动荡和损失，造成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甚至出现严重的对立。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开放政策，因此，风险的国际传递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具有普遍的意义。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的传递理论，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等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主要是通过国际商品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超越国界地蔓延。国际商品市场的变动会给开放经济的国家带来风险，国际资本市场更是开放型经济承受外部风险的主要渠道。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信贷关系是最为广泛而重要的部分。国际资本市场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动必然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传递到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出现相应的变动。如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导致国际信用关系破坏，造成国外债权人的损失并可能使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混乱等。可见，这些传递渠道正是风险国际化形成的渠道。
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明显。(1)、国际竞争方面，通常意义上讲，一国货币大幅贬值会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相对国产品竞争力。当然，其作用大小要受一定条件制约。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影响要看产品进出口需求弹性的大小和竞争伙伴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程度，出口产品结构差异越小，贬值对贸易伙伴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就越大。东南亚国家为加快复苏步伐，利用价格、成本优势与中国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势必与我国形成争资金、争技术、争市场、争配额、争劳务的局面，使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降低我国的出口水平。(2)、对危机国家的出口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总体上介于“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亚洲国家货币贬值所涉及我国贸易伙伴之多，幅度之大，对我国的出口最终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为亚洲地区在我国外贸中地位十分重要，我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约11％，我国出口的60％是流向亚洲地区的。当然，亚洲国家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需求的影响程度，也还要看我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规模、这些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但正是这些不利因素促成了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有利态势：迫使我们加快了出口商品结构的
优化和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下大力气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等等。
二、涉外经济风险的分类与我国的现状分析
“经济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变动才有可能进行，而经济政策只有仔细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变动才可能运行。”这是李嘉图以来使经济学家们感到苦恼的两难境地。 涉外经济风险本身是动态的，它要求研究方法上要充分注重动态分析，不能仅仅热衷于一般规律论证，而忽略了活生生的经济现实。尽管进行动态分析在总体上还有困难，我们仍然只能采取分析和描述的办法对涉外经济风险进行分类和讨论，这种办法可能并不会特别令人满意，但却可能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
(一)对外贸易风险
它是指由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作用，一国国际贸易地位升降和利益得失及其转换的机会与可能性。各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国际市场上供需的变动和技术变革都会给有关国家带来损失或收益的机会。但首要和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本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1、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摇摆。世界各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和对外开放中提供了三种不同形式的战略。进口替代战略是指用本国产品逐渐替代传统的进口产品的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是指国民经济以出口工业为动力，国家通过补贴、税收、汇率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措施，首先推动出口产业发展，并通过出口产业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平衡发展战略介于两者之间，但因其界定模糊，其理论存在价值还有斟酌之处。二十年来，我国战略选择上始终徘徊不定，对在不同的条件、环境、地域、领域、层次上使用何种战略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更遑论灵活调整、交叉使用。这直接导致了对外经贸发展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
2、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的争执。 争执的焦点是对外开放闸门不断提升的节奏下，把握、保持国际竞争的压力与扶持战略产业的发展这两种要求在政策上如何具体地达到统一。自由论者认为节奏过慢导致幼稚工业对国际竞争压力感受不深，可能永远也长不大；不利于发挥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内外市场阻隔较多，进出口增长受挫，既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保护论者认为节奏过快，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又可能是毁灭性的，仅仅粮、棉、油、糖的种植就可能因谷贱伤农而影响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重要性，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
3、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化进程缓慢。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并以这两者在出口总值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本身并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判断错误以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表面上看，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总体结构比约为1：6，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深入到出口商品的质量结构，则情况并不乐观。仅举几组数字加以说明：以中国、世界、发达国家为序，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依次分别为32%、42%、47%；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1994年依次为72.3%、约45%、约30%；纺织
品与服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依次为23.1%、11%、4.5%。可见，我国的工业制成品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在出口供给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差距仍然较大。“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约1５年。”
4、以创汇为中心的政策取向与遭反倾销指控的愈演愈烈。外贸发展在大程度上仍然
是以量的扩张为主要形式、以获取外汇为主要目标、以不计代价为主要特点。出口创汇仍然是各级政府的有相当约束力的计划指标，“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之类的口号堂而皇之地见之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其利在于引起对创汇的重视、获取现阶段我国还不十分充足的硬通货；其弊却更为严重，一方面是“贫困化增长”与出口企业的持续亏损，另一方面又因为出口企业之间的竞相杀价而导致在境外不断遭到反倾销报复，很多中国产品不得不长期退出来之不易的国外市场。
5、市场要多元化与市场必然集中两种观点的分岐。前者认为实行多元化可以避免对某些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分依赖，减少市场风险；后者则认为主要面向西方的对外贸易与对外
开放战略符合国际比较利益原则、符合各国外贸成功发展的共同经验，因此，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在于变产品而不是变市场。制定战略上的考虑不足直接影响外贸发展的政策取向。
(二)国际金融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个国家，金融如果出了问题，就会给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20日。国内金融体系中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是威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当其冲的问题，而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日趋货币化和信用化，国际金融风险正在迅速加大，从而对一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金融开放风险。金融开放是指一国金融业走向国际并将国内金融业向国外开放，其内容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开放、金融业务的开放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等。 随着外资银行在华大量设立机构及其人民币业务试点的展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伴随着入世谈判进程加快了步伐。金融对外开放及其扩大与内部体制渐变的非均衡性，对我国金融机构造成一定冲击，增加其营运风险；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货币稳
定造成一定冲击，增加宏观经济风险如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风险。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我国金融改革预定进程，也不会影响我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21世纪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金融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也将日益上升。
2、汇率风险。它通常是指在国际经济、贸易、 金融等活动中，由于国际汇率的变动使那些直接与外币发生联系的当事者有蒙受经济损失或者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和可能性，即因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价值上升或下跌所造成的损益的机会和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储备体系中各储备货币的汇率波动频繁，硬通货和软通货时常发生易位，使我国的国际储备特别是外汇储备存在价值不稳定的潜在风险；二是债务的汇率风险，即从借款到偿还期间由于借贷所用货币的汇率变化而给借款方造成的风险；三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收益由于外汇汇率的变化而相应发生较大的变化。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动频繁，特别是日元、马克与美元汇率波动剧烈，直接影响了外汇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使拥有大量外汇资产和经营外汇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高汇率风险。80年代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调幅度达80%多，企业实现利润赶不上汇率下调幅度，偿还外汇贷款能力急剧下降，导致银行外汇信贷资产风险加大。日元外债在我国外债总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日元汇率的几度飚升，我国以日元计价的外债负担也因此大大加重。
3、利率风险。就是指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中未来利率的不确定，从而使借款人或贷款人有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和可能性，即由于利率的上升或下降而造成的外币资产或负债相应增减的风险。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各种投资工具的利率水平存在因西方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而上调或下落的可能，从而使一国持有国际储备资产的收益和机会成本随之发生增减。二是利率的变化使一国对外负债存在增减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借用的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日益增加，受利率波动的影响，外债相应波动的可能
性大大增加。 无论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借贷， 对债务方来说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1986年前后，身负1000亿美元外债的巴西因美元利率上升1％，就需多支付约40亿美元的利息。
4、债务风险。就是指因各种因素而造成的债务清偿的不稳定。我国债务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以外的其他债务主要表现在：多头对外举债导致外债增速过快；外债管理多头对外；目前部分外债项目效益不佳，偿债困难，之所以尚未出现逾期或无法支付的情况是因为国内担保或转贷机构为维护对外信誉而进行了垫款，实际上是把风险暂时转到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身上，从而蕴含了更大的风险；三资企业外债缺乏有效监测，特别是“隐性外债”严重，有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其海外分支机构对外非法融资或变相借贷，实际自己使用，这些做法扩大了我国的外债规模，带来了潜在的债务风险；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有可能成为严重的金融风险隐患；债务消费化倾向等等。
5、资本外逃风险。大量资本外逃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尽管由于资本外逃渠道多种多样、形式十分隐蔽，难以掌握其具体规模，但据有关专家估计，约在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八大资本来源国。中国惊人的长期资本外逃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这却一直未能得到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是大量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其中包括外逃资本又以外资形式回流)暂时掩盖了国际收支矛盾。但其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旦大量外资流入不再持续，大规模资本外逃将是引发国际支付危机的现实因素；当资本外逃超过一定规模并比较集中时，首先会冲击外汇市场的秩序，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出现汇率危机，进而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可能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
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危机。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
(三)产业与技术风险
利用外资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产业和技术方面。我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与技术风险也主要是由利用外资直接或间接引发的。通过分析外资进入后对国内相关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影响，无疑可以在机遇和挑战方面获得更客观的认识。
从影响外资对我国相关产业与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外资对国内相关产业与技术发展的影响集中在其对东道国的产业带动效应方面。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资的技术转让性是其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特定区域内的要素重建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从技术内容上讲，按照生产硬件、组织硬件、中介性生产技术、中介
性组织技术、生产软件和组织软件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外商的技术转让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保守的态势，越是高级的技术转让越不积极。(2)外资的股权参与程度方面。外资的技术溢出(Spillover)首先发生在其东道国附属公司内部，并与外商的参股比例有关。外资较高股权的参与更利于技术转让和生产率的提高，故而技术扩散更强。(3)外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方面。一般来说，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产业带动效应也就越明显；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越高；这些产业卷入
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较高；其技术外溢更明显。因此，高关联度项目的引进对我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二十年来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表明，外资在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较大比重的投资，对扩大产业规模、优化行业和产品结构、提高我国产业
的整体素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大部分外资项目的后向关联较小，并且外资股权参与受限，故还不能过高估计技术外溢程度。(4) 跨国公司的产业控制安排方面。外商从保护其战略资源出发，往往对先进技术的输出或生产和组织软件的转让持保守态度。当这种策略转
换为一种无所不在的过程控制时，便会大大削弱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东道国追求国产化的努力成为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规程和路径的一种复制过程，进而形成所谓的“依赖性工业化”，即因为技术依赖而形成复制型的生产结构 。虽然从我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较低、与外商的技术差距较明显的现实来考虑，即使非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输入，对我国产业发展仍
具意义，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因为核心的关键技术被外方牢牢控制而使在中国的或由中方进行的生产纯粹成为简单劳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外商投资的新变化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控股与技术垄断，对我国产业安全与升级、技术赶超甚至国家总体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投资形式上，从新建转向并购，特别是有选择地重点对某些行业和某些地区国有企业的并购；从参股外销到控股控市；从资金输出到品牌输出；从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等。投资目的上，从利用优惠政策降低生产成本到跨国公司大规模系统化投资以占领市场为主要目的。对中国产业与技术发展已经或可能形成的影响有：一是外资在技术扩散与外溢方面可能更趋于保守。二是外商对我国国民经济控制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还体现在品牌、技术、股权控制等方面。三是尽管外商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控制程度总体看不高，但是一些重要产业被外商控制、主导产品市场长期被外国占领，其结果必将是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权旁落，并最终损害国家经济主权甚至政治主权。
从技术路线的选择分析，技术路线的选择正确与否关系到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中国已经在录像机、移动通信、汽车等领域有过重要技术选择失误的教训。当前，对中国能源、电子、钢铁、化工、航天航空服务以及汽车等重要产业的主体技术进行前景和风险再评价已经迫在眉睫。
从科技发展现状分析，在赶超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科技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许多产业的主体技术还依赖进口，产业技术整体水平特别是高新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并且超过我国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衡量的基本指标是知识技术创新能力，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统计的科学成果，中国占世界总量的1.6%，而我国人口
占世界的22%，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0%。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还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还比较弱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尚显不足，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造传统产业等方面还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等。从国内企业自身能力方面分析，国内企业的组织结构、竞争能力、对外资生产及组织技术的鉴赏能力、技术开发与吸收能力等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信息安全风险
面向21世纪，信息安全风险已成为世界性的现实问题。现在的信息安全涉及到个人权益、企业生存、金融风险防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它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公共信息安全的总和。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民
族兴衰和战争胜负息息相关，是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大事。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没有真正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保卫信息安全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面对日益明显的经济、信息全球化趋势，我们既要看到它带给我们的发展机遇，也要正视它提给我们的严峻挑战。当前，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国将大踏步进入信息社会的前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必须警惕某些发达国家的信息霸权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核心技术来控制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从而控制我国的信息安全。像我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自主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不去占领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和核心部分，将失去在信息社会的主动权。保障网络的信息安全就像保卫国家安全一样重要。信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核心部分和制高点，是当今科技发展的热点和重点，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核心的信息技术除非已经更新换代，否则是多少钱也买不回的，靠钱买不来信息安全，自己的安全只有靠自己来保证。信息安全建设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作为基础。因此，要把我国的信息安全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考虑，也就是放在政治角度来考虑。
信息安全技术是具有对抗性的敏感技术，面对日益迫切的需要，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共同构筑新的“信息长城”。在未来5--10年内，可以从三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一是大力开发能逐步改变现有信息安全不足状况的、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关键技术。如防火墙技术、商用加密技术、病毒防御技术、入侵检测技术和安全管理技术等，这些技术既要能有计划地逐步改进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又能较好地适应未来的安全威胁和环境。二是着眼于创新性强、具有重大杠杆作用的突破性技术，如网络监控技术、风险管理技术、测试评估技术等，并将这些技术有效地应用到提高我国的信息安全管理能力之中，即在863、S-863、国家科技攻关等计划的先期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实现突破后，能带出一批产业，转换成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的工作手段。三是努力探求能形成“杀手锏”的战略性技术，以争取在信息安全上具备威慑优势和技术王牌。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是这种技术王牌的例子。拥有并不断探索这种战略性技术应成为国家的长期策略。操作系统、网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密码专用芯片和安全处理器等是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没有系统的安全就没有信息的安全。现有的操作系统和信息处理芯片等组件是由西方几家大公司主导的，从战略上看，必须开发我国自己的操作系统，将它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资金上专项扶持，政策上大力倾斜，在推广应用上大力提倡。
(五)战略资源风险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也由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所导致的相互依存格局的形成，有关中国能源进口需求、重要矿产资源保障和粮食安全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人甚至比喻说中国将进入“最狭窄环境通道”。
1、能源供应方面。为了驱动空前的经济增长，我国的能源需求迅速增加。能源供应
现在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到2010年、2020年将缺少8%--10%，而且缺口将继续扩大。我国在石油供需方面的矛盾尤其突出。199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7年平均净进口量达每天80万桶。预料到2015年和2025年可能达到每天700-800万桶和1300-1500万桶。
石油供应缺口在2010、2020、2050年分别将是当时需求量的36.5%、43.7%和84%。为了限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我国在石油供应方面主要采取了两种战略：其一是扩大国内石油供应，希望开发出新的油田，但初步勘查结果并不乐观；其二是发展其他燃料来取代石油，由于煤的使用范围日益狭窄，它对石油的取代将是有限的，而按照我国目前的能源发展计划，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到2025年水电、核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也只能满足原始能源需求的不到7％。
由于可预见的今后20年全球石油生产的下降，我国的石油需求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1999年11月，江泽民主席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中东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外电评论说：江泽民主席的访问表明，在21世纪将提高对中东国家石油的依赖程度的情况下，把能源的安全保障纳入视野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外交“正式”开始。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央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2、重要矿产资源状况。我国处于工业化的粗放增长阶段，矿产品消耗量极大。除大多数非金属、部分有色金属和稀散金属矿产外，一些大宗矿产如铁、铜储量相对不足；钾盐、金刚石、铂族金属、铬铁矿等则一直严重短缺。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45种主要矿产品，有5 种主要依靠进口解决，15种需部分长期进口，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15种支柱性大宗主体型矿产中有7种存在储量不足或资源缺口。战略物资如受制于人，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国的粮食供应。粮食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人民生存的大问题。几年前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曾被我们批得一塌糊涂。不管他的立场和用意如何，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借鉴的。国家土地局调研组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粮食单产按正常速度递增、复种指数略有提高的前提下，要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的到2010年粮食总产达到5400-5600亿公斤的目标， 今后15年内，仅
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就需确保耕地20亿亩。我国现有耕地已不足20亿亩。按耕地占用需求(每年最少300万亩) 的趋势分析，到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