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决策参考2010年10月精读版.doc

高管决策参考 2010年10月精读版
会员读者专享
2010年10月精读版

【决策参考】
全新贸易战让寒冬提前来临
民企：靠逃税生存没有幸福感
国企中层：好事落不下 内心不踏实
为什么好公司让外国人买走了？
期权激励已成阴谋代名词
金融资本永远不会雪中送炭
黄光裕的总规模领先战略错了吗?
资本不怕串味儿 炒了大蒜炒文化？
李开复的盗梦空间
中国的商业伦理
【财富论坛】
马丁·沃尔夫：美国将打赢全球汇率战！？
黄益平：美国将输掉全球汇率战？！
梅新育：货币战 这套政治把戏
【案例分析】
汇源股权结构之忧
看守所里的股权转让
曲线MBO何以盛行
独到的前瞻策略
前沿的经管新知
网址：
电话：[phone]
传真：[phone]
邮箱：wllx1@

【管理心经】
一份老外公司的招聘广告
从生活方式洞悉营销真谛
用紧迫感反抗焦虑感
强势品牌的低成本秘密
职业经理人 学唐骏还是学陈晓

·决策参考·
【全新贸易战让寒冬提前来临】
今天，不会有人怀疑，用鸦片换商品是一种残忍的贸易战形式。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用符号换商品是一种残忍的贸易战形式。当美国和日本再一次竞相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进行一场全新的贸易战。
按照传统思维逻辑，滥发货币的结果，将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非常吊诡，这一传统的经济学定律似乎失灵了。美、欧、日、英滥发货币的结果竟然是通货紧缩！这一结果，显然激励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迅速增长的主权债务，理论上已经可以导致美国政府破产了。然而，伯南克非但视而不见，甚至都懒得回答中国管理层的疑虑。他不断地重复一个动作：印钱！
笔者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伯南克做对了。理论在书呆子手里是死的。伯南克绝非一个书呆子。
笔者一直在推荐西梅尔的《货币哲学》。汇率虽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可它表达的却是贸易结果。按照西梅尔的逻辑，货币战争是贸易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贸易战争的终极目的很简单：占有资源。
既然有的国家愿意廉价出售（甚至是变相赠送）资源，用符号（印钱）购买无疑是最佳策略。当你通过卫星俯瞰太平洋，一艘艘货轮空载而来满载而归，你想想看，是谁赢得了这场贸易战争呢？
贸易战依旧在进行。不过，现在不再是商品价格的竞争，而是货币价格的竞争。看看谁能将货币内涵价值降至最低，而同时保证货币市场价格不变。主权货币内涵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才是真实的贸易盈余。输出符号（纸币），赢得资源，这是最有利的贸易。这是伟大的创造，这比鸦片贸易聪明多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不懂得货币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尤其不了解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魔鬼用咒语凝固一个民族的大脑。这个民族集体迷信一种符号，心甘情愿为这个符号奉献一切。
主权债务的规模就是贸易“被补贴”的金额，此数额实际等同于补贴国国民自觉上缴的国际税赋。补贴国因此赚取了天量的外汇。理论上，外汇也是财富。在补贴国资产负债表上，股东权益没有损失。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因为，纸币价格将来必须重置。纸币价格重置的那一天，补贴国股东权益将会出现巨额亏损。相反，被补贴国的债务将会清减，股东权益将会巨额增加。
世界上竟有这等“好事”！
说到这里，你应该可以理解全世界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伟大贡献”。没有中国巨额的、持续的国际贸易补贴，绝对没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笔者惊讶的发现，美国一直在刻意制造“主权债务危机”。以笔者的财政学知识，可以理解“主权债务危机”必然转变成为财政危机。然而，阅读美国政府的预算，你就会发现，美国新增赤字的主体是用于主权债务的还本付息。也就是说，如果主权债务一笔勾销，美国财政状况立刻会恢复良好，足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一旦解决”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债务重组；币值重置。笔者其实已经猜到了结果。
笔者感到极度忧虑，我国如何处理即将到来的“主权债权危机”？骄傲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主权债权危机”可以转化成“非主权债务危机”。要知道，中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显性和隐性的出口补贴，远远超过外汇储备的数额，那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而这个天文数字，实际上是政府对全体国民的隐性负债。这个负债，形式上表现为贫富差异和资源枯竭。欠债总是要还的。如何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请设想一下，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同时人民币购买力大幅贬值，那将是怎样悲惨的境况！
贸易战在以全新的模式进行着。
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贸易大国已经接近战败了。贸易是要赢利的。而我们的贸易是不计后果的，长期不计后果的。我们差不多已经将子孙的未来输光了。
请注意。美国会继续加大货币发行量，美国会加快货币发行的速度，美国会继续增加双赤字。只要新增美元不增加美国国民消费，美国将仍然是通货紧缩。与之相对应，新增美元一定会进入国际市场；一定会成为出口国的贸易顺差；一定会变成输入投资国的股权；最终，一定会转化为出口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当出口国无法应付剧烈的通货膨胀的时候，美元重置的日子也就到了。
中国一向是执著的集币者。中国在收集全世界的纸币。代价是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在1971年之前，美元是黄金美元；在1971年之后，美元是石油美元。美元汇率或美元指数其实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只是一个人为现象。石油价格对美元价格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有一天，伊朗战争爆发，石油上升到300美元一桶。那时侯，笔者反复强调的美元重置也就开始了。
我在想，面对恐怖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该涨工资呢？亦或是加息呢？我们该用什么手段继续“刺激经济”呢？
当笔者一遍又一遍地讲战略收缩的时候，没有人会当成一回事情。住在疯狂的房子里，开着神奇的汽车，我们似乎在准备直接进入天国！
有些事情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钓鱼岛争端，很少有人注意其背后的东西。我想到的是贸易制裁，是石油禁运！南海争端是在争岛吗？当然不是！那是在争一条线！争一条中国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时间具有重要意义。有人仔细看奥巴马手上的那块表了吗？大家知道奥巴马的撤军时间表。大家是否知道奥巴马的进军时间表呢？
这将是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冬季。（卢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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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靠逃税生存没有幸福感】
《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真实反映了中国很多小企业的生存逻辑：一个小企业主的眼泪——不逃税公司就要垮，活得如履薄冰！但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指出，国外有些媒体将中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第二纯属恶搞，并且认为，由于各国税制的不同，简单地对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并不客观，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高。而且，考虑到未来政府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逐渐加大，因此，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在企业看来，只有逃税才能生存，而在官员看来，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高，还有上升的空间，这种认识上的扭曲导致目前很多企业的幸福指数很低。几个数字，似乎可以说明中国民企的真实生存环境：
其一，和发达国家企业一样的税负环境。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上升到了约30%，这个比例合理不合理，也就是说，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适。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中国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如果再考虑各种制度外的收费，这个比例还应该更高。
第二，可怜的利润。以代工企业为例，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的代工企业处于利润最低端，分享到的利润只有10%左右。其余10%-15%为贸易中介佣金，50%-60%为零售商利润。甚至一度一些代工企业的利润被跨国公司压低至侮辱性的“5%”。
第三，低廉的人力成本。改革开放30年，GDP的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
但是，这并非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下辖的中央企业全部利润近8000亿元，是民营企业500强全部利润总额的4倍之巨。以收入为例，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垄断行业的员工数量不到全国的8%，但是工资总额占全国职工总额的60%，而且旱涝保收。反观私营企业，以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为例，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的收入只有国企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民间资本开始从实业转向股市和楼市，要么寄希望于创业板圈钱，要么寄希望于楼市炒钱，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国家工商联的数字显示，在民企500强里，房地产行业从2008年的16家提升为26家。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前所未有的恶劣：比如，目前民间资本在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中只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只占7.5%，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比如，今年铁腕治理落后产能，而在很多领域，由于民间投资的规模所限，淘汰落后产能的“指标”只能靠关闭民营企业来完成。
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二就是逃税漏税。这样的生存逻辑，不要说崛起，不要说走出去竞争，即使一场汇率的“货币战争”，就可以让很多企业立即倒下。（马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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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中层：好事落不下 内心不踏实】
54岁的王建华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用她的话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王经理的收入构成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各种福利补贴。王建华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70万元。王建华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一个国企中层年薪70万，确实挺高。为什么高？因为“好事落不下”，看其工资、奖金、福利补贴，让人眼界大开。且看福利补贴：包括每年5万元左右的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多元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的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元。这还不包括已经享受的两大福利，一是住房，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二是子女就业，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凡此种种，莫不让人艳羡之余继而沮丧，联系到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语境，又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但是，尽管如此，也没见这个国企中层有所行动，比如自愿降薪，这说明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要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太难了。同时，国企中层的这一微妙心态，更是一种沉重的警示，因为连既得利益者本人都觉得待遇太高，足以说明当前国企高管、中层的收入已经高到离谱的地步，如果再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加以改革，必将激化矛盾，加重全社会的摩擦程度。
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公平正义，不能因为利益博弈就稍作停留，也不能因为利益调整阻力大，就放任阻力呈坐大之势。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收入分配改革宜快不宜迟。（王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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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好公司让外国人买走了？】
很多中国投资者经常抱怨，为什么象腾讯、百度、新浪这些 “好公司”，都不在A股上市，而是跑到美国、香港资本市场上去上市？原因很简单，这些公司在A股根本上不了市。
1、财务指标达不到A股的上市标准，只好去美国上市。
百度2003年才宣布盈利，至上市时盈利的记录只有两年。上市当年前一个季度，百度的净利润才只有30万美元，相当于240万元人民币，这根本达不到A股中小板的上市条件“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最近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甚至达不到现在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最近2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五百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五千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发行前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元”。百度还算好的，新浪搜狐网易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公司不要说盈利，连盈利模式都说不清呢，更说不上达到A股的上市标准。
2、因为A股不堪“圈钱”。
比如某次股市暴跌之后，很多投资者要求停止IPO，以阻止“资金被分流”。没想到监管部门从善如流，真把IPO给停了。但企业还是得融资啊。所以这段时间，中石油中移动这些比较优秀的央企都跑到香港去圈钱，此后也去美国发行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监管部门是最为投资者着想的监管部门，特别害怕投资者买到质量不好的股票，所以不厌其烦地设置了严格的上市审核程序；还害怕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炒股亏钱，不但设置了涨跌停板这样的“保护措施”，还经常为了二级市场的稳定“调整IPO节奏”。
这样美好的设想，结果却完全背离初衷。A股上市公司质量并不如人意，而成长性最好的公司，给投资者带来最高回报的公司，基本都跑到国外去上市了。而A股依然是全球波动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不过，在监管部门的精心呵护下，A股确实有它的神奇之处，就是现在的融资功能超强，尤其是去年以来炙手可热的创业板，市盈率搞到几十上百倍易如反掌，家家超募，有幸上市的公司一个个笑开了花。
在这种人傻，钱多，速上市的格局下，还会有公司去境外上市吗？
我认为还会有。
首先还有很多公司永远达不到A股的上市标准。对于真正急需融资的成长型企业来说，即使现在创业板的上市门槛，也还是高不可攀。即使达到A股的上市标准，也还有很多企业会到境外上市，原因可能是企业的境外投资结构，而更可能是上市的过程、感受和隐性成本。
一家公司要上市，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股权卖给愿意买的人，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意，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中国难度最高的事情之一，上一次市相当于脱一层皮。在漫长的排队，等待审批的过程中，上市公司能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乙方”角色，不但要面对无数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还要承担数额不菲的表外成本。当初想为投资者负责的制度设计，对每个上市公司进行严格审核，已经异化成一个制度怪兽，不知是为谁服务。而选择去海外上市，除了海外上市的中国部分审批环节之外，上市公司很清楚自己的“甲方”角色，能感受到投行、交易所都是为它服务的。A股上市因为估值高，IPO融资能力较强，但企业要再融资、制定股权激励政策时，又面临跟IPO差不多的审批程序。而在境外市场，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更不用担心股民在再融资时骂你“圈钱”，这也是很多公司考虑的问题之一。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上市不仅是IPO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建立一个可持续使用的融资平台。
归纳起来可以这么说，上市前的审核，上市后的交易，已经使A股形成跟境外资本市场有所区别的气场，你很难说哪个气场好，哪个气场坏，但企业还是会有所偏好的。
过去的所有经验都证明，在中国，凡是开放的行业就搞得好，封闭的行业就搞不好，资本市场我认为也概莫能外。
资本市场的彻底开放，除了发审制度改革之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走出去，国内的钱可以自由地出去投资，国内企业可以自由地出去上市；另一个是放进来，国外的钱可以自由地进来投资，国外的企业可以自由地到A股来上市。
外面的市场是大海，A股是市场是湖泊，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湖海连通，这样才能解决堰塞湖的风险。当然，我们也要面对大海里的惊涛骇浪，但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所必须的。
甚至，这都不是最终的图景。在资本全球化，交易电子化的大趋势下，资本市场的国界终将消融。一个账号，可以购买全世界所有的投资品种；一个市场IPO，全球各地投资者都可以买到。那时候，就根本无所谓在哪里上市了。
这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我敢打赌这一定能实现。（方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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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激励已成阴谋代名词】
在公司的运营中，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是，如何在短期和长期中界定单个员工的作用和应得的财富？透视当下非常流行的企业期权制度，正是西方企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制度性尝试。
我们来设想一下，当员工进入西方的一个企业之时，他对企业的作用由公司管理层根据严格面试的结果，在决定其工作岗位时一次性敲定。因此，员工根据其岗位确立了他可能获得的股权数量。在一段时间的工作并得到认可之后，他获得了在特定价格上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也就获得了除工资收益以外的公司财富获得权，成为人民资本主义体制中的那个资方。
期权制度的优势，在于长期中，企业如果真是实现了有效增长，那么所有持有期权的员工都将从增长中获得收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了这种奇迹——谷歌的食堂师傅，还有理发师傅，也会成为千万富翁。不过显然，谷歌的核心人员当然会增富更多。
如果你是谷歌的核心员工的话，在你成为亿万富翁时，你会介意你的食堂师傅成为百万富翁吗？我想这点慷慨之心，你是会有的。因为食堂师傅和理发师傅有钱之后，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在一个公司的范围内，通过期权激励就会实现“轻易”的治理。
不过，期权制度的实现，是以诚信为前提的。它要求有两个原则，一是期权不会带来员工的恶意离职；二是管理者不恶意分配。如果管理者会恶意地把股票期权分配给员工，而员工也可能恶意套现而后离职，那么期权制度将会带来对股东非常不利的结果，也就没有实现的基础。
而在国内，我们看到了大量期权制度被恶意滥用的事例。尤其是在国内创业板市场，套现事例频发，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期权制度在国内，已经成为阴谋的代名词。高管工资收入不够高？可以分得一部分股票期权作为第二收益，一旦股市高企，这一部分已兑现的股票就可以变现，变现后的高管和核心员工迅速离职，以较好的就业经历，寻找下一个饭碗。
在西方企业制度中，对于这种恶意离职还会有一道无形的闸门，那就是推荐信制度。在西方企业制度中，离职的员工要找到下一个饭碗，他的前任老板一封说明员工在本公司岗位上尽职尽责的推荐信必不可少。这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虽然无法说明员工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但却在无形中防止了恶意套现的可能性。而国内这道防洪堤的缺失，也使得期权制度面临着更大的尴尬。
期权制度的起源在于西方企业的大型化。由于一个企业的受雇员工高达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管理者无法一一鉴别员工的作用，才不得已用制度化的手段来激励。而在以一地经营为主要方式的A股上市公司中实行股权激励，无疑是东施效颦。人数并不多的管理者和核心员工，其岗位的重要性和在岗位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决定着分配权的最高管理者心里自然明白，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假借市场之手来奖励呢？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现在实现的期权制度，就会使管理者更有动力联手庄家来炒作股票，使自己可以假借股价虚涨来套现了。
承认国内企业在市场竞争上的弱势，对西方的制度实现有效的模仿，才是后进企业的超越之道。而前提，就是对西方制度实现有效的理解。经济学界不断地引进西方这些制度，有其内在的利益动机，那就是做最简单的事情获得最大名声。但中小投资者就要擦亮眼睛了。
谁再跟我说期权激励，我跟谁急！（郑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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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永远不会雪中送炭】
国美黄陈首战就此结束，人们还在津津乐道谁将最终赢得这场胜利。可是，谁又关心国美的长期发展？经过这场空前惨烈的鏖战，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众多投机资本刀口舔血满载而归，国美则陷入长期纷争的动荡之中，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苏宁的差距。
此时，在光鲜耀人的正面之外，资本的另一副嘴脸也暴露无遗。为了追逐短期的利益，资本从来就不会在乎公司的长期发展；资本是贪婪的，它吃的是公司的血肉，吐出来的却是骨头。
无论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曾经是很好的实业家，而当他们进入到了资本的圈套之中以后，却都迷失了方向。陈晓辛辛苦苦地创立了永乐电器，为了加速扩张引入了投机资本，签下了对赌协议，正是因为他赌输了，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国美收购，这也导致了他如今又利用资本进行报复。黄光裕一开始也是搞实业的，香港借壳上市之后尝到了资本运作的好处，于是香港股市有了著名的“套现王”——他陶醉于资本游戏之中，从资本市场上套取了大量资金，又投入到三联商社等新的资本运作当中。据说到了后期，黄光裕已经根本不关心国内的经营状况，而是醉心于所谓的“商者无域”，也就是“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中去了。
资本当然是个好东西，拿到它之后公司能够快速扩张；资本市场当然也是个好东西，它能够把公司未来N年的“大好前景”在今天就全部体现出来。很多年前，迈克尔·道格拉斯演过一部叫做《华尔街》的电影，剧中的那位投资银行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被收购公司的工人们的利益，不惜进行内幕交易，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资本的另一副嘴脸。当然，最近CCTV也正在播放大型纪录片《华尔街》，我还没来得及学习，估计应该是一部讴歌资本的好片子，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说到资本的另一面？CCTV也在播放另一部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那么，公司在资本眼里又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一头奶牛，挤完了奶之后，就没有人再去管它的死活了。陈晓当初做永乐的教训就是过于相信资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资本的“善良”上，最终却被这群“狼”咬得遍体鳞伤。
分配财富的人挣的钱，永远都是远远多于创造财富的人。华尔街的人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左右数以亿计的资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公司产生的利润划拉到他们的名下。要知道，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每年都会把绝大部分的利润用于员工的花红，即使在金融危机肆掠的时候也不例外。
由此也出现了一批迎合资本的所谓“资本掮客”，这些人在中国也不少——他们往往对华尔街的那套数字游戏和游戏规则烂熟于心，他们经营公司一切都从短期利益出发，他们往往还窃据了公司的高位。几年前，一家准备去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层，谈到当时CFO给他们“上课”的情景：这位CFO用右手以45度的角度，斜着从下往上划出了一条优美的直线，然后踌躇满志地说道；“华尔街就喜欢这样的公司，我们的业绩必须做到这样。”于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包装，而没有花心思去弥补经营管理方面的漏洞。
上市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资本掮客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套现走人。部分海外上市公司的CFO，往往会在上市一两年内就拍屁股走人，当然，他们离开的时候荷包是满满的。在国内的创业板，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大批在公司上市后不惜通过辞职尽快套现的公司高管们。看来，资本确实是没有国界的，中外都一样。
谈到这里，我们看到了张朝阳和丁磊们对代表资本的所谓华尔街分析师的不屑一顾，曾经沧海的他们已经深深地理解了美式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再被资本束缚住手脚。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当中，创始人牢牢掌握控制权的公司的发展状况，要远远好于那些所谓的“无主公司”。
当你看到了资本的另一副嘴脸，他们就不会再去迷信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锦上添花，却永远不会雪中送炭，反而会趁火打劫。如果你还不相信，请记住马克思说过的那句名言——“自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冀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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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的总规模领先战略错了吗?】
“其实在调整前，我们的门店有一半以上都存在亏损……”负责门店开发的国美副总裁孙一丁说。若不是这次国美控制权争夺战，谁也不可能让国美高管对媒体公开承认这个内幕。
开发的门店一半以上都亏损，换其他公司，孙一丁早下课了。但是，他一直稳坐这把交椅。不仅仅因为他是国美的老员工之一，黄光裕最信任的干将之一，更是因为黄光裕本人为国美发展定下的基本战略。这条战略就是快速扩张。
黄光裕主政时期，一直奉行的是高速扩张，迅速做大，等规模大到完全压制竞争对手时，再提升经营效率。这与陈晓主政后以单店利润提升为目标的做法完全不同。
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恰恰是中国连锁业最大的路线之争。
黄光裕认为，国美、苏宁等专业的连锁渠道的全国市场占有率仅15%左右，市场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国美在二、三线城市的店并不多，地方上还有那么多的区域性连锁和代理商在负隅顽抗，上游厂家也在支持苏宁和其他连锁对抗国美，防止一家独大。如果这个时候把精力放在店面的经营效率提升上而疏于开店，等国美回过头想要杀入二、三线城市，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门店不断扩张，才是真正的王道，坪效（每平米营业面积产生的营业额）是可以被暂时牺牲的。
门店有亏损？不怕，只要有充沛的现金流。
企业的现金流入，一是来自销售，二是来自占压供应商资金，三是借贷市场，四是资本市场。门店销售不好，只会影响第一个现金流入源，只要后三个资金来源顺畅，企业就能屹立不倒。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你的门店销售不好，甚至亏损，而供应商、银行和资本市场会继续向你输送资金呢？你的总销售额在增长，而且必须是快速增长。这意味着要疯狂开店。
一个供应商实际上不会特别在意国美门店是否在赚钱，他犯不上操这个心。只要国美的要货量在不断上升，回款没有风险（晚点总比没有强），他就会持续供货。
而只要门店在开，货在卖，总销售额和门店数都在快速增加，老板隔三差五当上首富，那么银行和资本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因此，当孙一丁在“国美因老板入狱而资金绷紧”的非常时期，参考“开店半年内没有赢利，而且即便整改也无法赢利的门店”的财务指标关闭300多家门店，导致国美自创办以来第一次销售额负增长时，遭到了黄光裕在狱中的猛烈抨击。
是的，亏损的门店每天都在失血，并且需要总部调动各种资源为其输血，这始终是个隐患。黄光裕看不见吗？他不知道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扩张，很多门店的选址都是有问题的吗？只要门店没有绝收，还有一定的销售额，那就是对做大规模有帮助的。至于亏损，黄总有钱。
黄光裕确实不是按照西方MBA教科书的逻辑在做生意的。他在充分利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初期所特有的制度弱点和漏洞（当然，有点儿用过了头），他奉行的不是波特教授所说的总成本领先或者差异化的企业战略，他奉行的是总规模领先，也就是本土民营企业大佬们常挂在嘴边的“先做大，……”（再做什么不重要）。
但是，临危受命的国美新财务总监方巍认为，“这个行业最终的竞争还是单店赢利能力的比拼，而不是谁大谁就强。”
可问题是：现在是“最终”时刻吗？
在中国，黄光裕的总规模领先的玩法是对的，陈晓的稳扎稳打也是对的，分歧在于二者的目的不同。黄光裕可不只是在经营一家电器连锁店。（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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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怕串味儿 炒了大蒜炒文化？】
今年上海电影节曾流传出这样一个笑话，一位煤老板找到导演彭浩翔说：“你给我拍一部文艺片，但要让我女朋友当女主角，去国外参加电影节！”
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啼笑皆非，但却从侧面反映了文化产业投资的虚热。资本趋利的本性、经济回暖的驱动，正催使境内、境外各路资金潮涌文化领域。在炒房、炒股、炒黄金、炒大蒜之余，炒电影、炒艺术品、炒新媒体、炒文化产业园区成为不少财大气粗的“金主”的又一个选择。
首先是电影产业。2009年我国电影产业综合收益达到了106.65亿元，2010年电影产业发展形势更被广泛看好，在全年100亿元票房的拉动下，综合收益突破150亿元已毫无悬念。各种业外资本对电影的热情堪称史无前例，电影市场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掘金宝地。
其次是动漫和网游。2009年动漫产业生产量超过17万分钟，大大超出了日本的动漫产量；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2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5%，尽管这两个产业门类投资热情高涨，但产业投入与产出还相距甚远。
艺术品市场回暖更快，新的成交纪录不断诞生，许多拍卖公司今年一个季度的拍卖额已经远超去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栉比鳞次的拍卖纪录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和神秘买家，他们持有的海量资金常常使得一件拍品在数十次甚至上百次角逐中仍难分高下，直达“天价”方才罢休。
大量热钱涌入文化产业的原因，一方面得力于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也使得文化资本对文化产业未来的规模和潜力抱有更加乐观的期望。另一方面在于银根宽松，流动资金过剩，各种社会资本难觅出口，高速崛起的文化产业便成为很多“外行人”眼中掘金的热土。
房地产、煤炭、风投等业外资本的“热情参与”，令文化产业风生水起，但其中风险却也不容小觑。这些热钱大都急功近利，希望马上能够在票房上看到回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出品的文化产品难免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硬伤。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发展格局的不均衡，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隐忧； “捞一票”的功利心态、热钱逐利的投机行为，将成为制造文化经济泡沫的最大暗器。（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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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的盗梦空间】
创新工场成立一周年。为此，开复大师特意沐浴更衣亲率众信徒举办庆典，与此同时，面积翻三番的新办公室正式启用。令泛泛之辈的创业者羡慕的是，海淀区政府冲着李大师的名头特赦免三年房租。
开复大师接受海内外媒体专访时，轻描淡写地提及往事：离开谷歌时，他还是个实实在在的光杆司令，但第二天就找到了三个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创新工场。一周之内创新工场就募集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一天之内就收到了7000余份履历，前前后后一共收到逾10万份简历，最终只录用150人。
我的神啊，耳闻目睹这一切牛气冲天的围观群众，作目瞪口呆状之后集体鼓掌。
抱歉，我也是目瞪口呆的一个围观群众。坦白地讲，对于开复大师及创新工场，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因为，我老是很没创新地认为，这不可能。不过，昨夜，我终于释然。只因，我进了电影院，看了《盗梦空间》。
当晚，我做了一个很创新的梦：我，被李大师开恩吸收进了创新工场。在那里，产品经理造梦、人事经理麻醉、CEO潜意识混乱、投资人入梦受伤、目标客户被消费，最后，大家集体堕落；在那里，人多，梦深，最奇妙的是，每一次过不了关，总能靠堕落解决问题。
次日，梦醒，我和另一群围观群众分享我的梦。结果，大家一致认为，《盗梦空间》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应该向开复大师缴纳权利金，因为，这个创意属于且只属于李大师。
在国内媒体质疑创新工场毫无创新精神时，美国《商业周刊》第一时间漂洋过海前来救场。一番对话之后，开复大师被冠以“中国极客”，而再次被推上世界级创新导师的神坛。
在国内媒体质疑创新工厂资金链濒临断裂时，创新工场立即在微博上释放出一张又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新办公室豪华气派，员工个个喜笑颜开膘肥体壮，哪里像缺钱的样子嘛？开复大师也亲自利用微博开炮：我们的基金足够用五年，每周都有顶尖VC和我们谈投资。
在业界质疑创新工场没有实际上市产品时，开复大师立即宣布推出具有革命创新精神的5个项目，手机操作系统点心、豌豆荚手机精灵、移动开发工具友盟、魔图精灵、游戏发行公司行云。
在业界质疑创新工场这些项目有没有商业价值时，开复大师又第一时间出现在了夏普手机的发布会上，潇洒登台演示了基于点心操作系统的夏普智能手机，一举挫败一小撮阴谋分子的别有用心。
在外界质疑创新工场缺乏外部孵化项目时，“天才少年”李琪缘携手其创办的乐啊打折网，第一时间冲到了媒体的镜头前，外部项目由此诞生。
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业界及媒体请不要再试图质疑开复大师及创新工场了，那是徒劳的自取其辱。因为，面对每一次质疑，开复大师总是可以率众信徒轻松搞定。开复大师、创新工场，已成神话。
不过，我忍不住还是想说两句，不是质疑，而是建议。
经过和一群骨灰级围观群众慎重地研讨后，我们一致认为：开复同志的确是大师，但绝不是创业大师，他是成功学大师。所以，他不适合创业，更不适合担任创业导师。
从某种程度上讲，另一位成功学大师唐骏比开复大师醒悟得早，他亲手给自己贴上“打工皇帝”的标签，如果不是那一点点学历瑕疵，被那该死的方舟子揪住不放，唐博士版的职业经理人传说堪称完美！
事实上，两位大师惊人地相似：聪明的头脑，儒雅的气质，潇洒的口才，加盟最热门的公司，著书立说，校园演讲，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常客，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既然，唐骏大师已黯然走下神坛，“打工皇帝”的标签也该换个主人了，开复大师，舍您其谁？！
问题来了，开复大师的一时语快，可能给他重返跨国巨头怀抱留下了巨大阴影。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开复大师愤愤然道：“跨国公司必须聘用合适的高层人才，并赋予他们权力，使其具有在中国胜出所需的灵活性。”这再次证明他在一年前辞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确系遭架空所致。而接下来的话肯定在硅谷乃至华尔街广为流传，“谷歌曾经拥有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但百度的技术现在也足够好。”美国科技网站TechCrunch更是过分，它甚至以《谷歌的肥水流到了开复家的田？》为题来撰写对开复大师的专访，挑拨离间之心何其歹毒？更令前东家齿寒的描述则是这句，“在创新工场孵化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开复没有一次提及Google，尽管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基于Android平台。”
实习生都知道，“离职后万万不可说前东家不好”，这属于职场常识，成功学大师李开复竟然给忘了？难道，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唐博士比李博士做得到位啊。
最后，我想说的是，《盗梦空间》的英文原版叫作“Inception”，直译过来应该是《奠基》，值此创新工场奠基一周年的日子，我想把此文献给开复大师，谨作纪念。谷歌CEO施密特访华时曾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我们要有五千年的耐心。”但愿，投资人对创新工场的耐心也有五千年。（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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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业伦理】
“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1904年，四十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也就是从这个设问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伦理轴心化。马克斯·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将人类文明的新革命——资本主义运动进行了一次非经济层面的文化诠释，从宗教伦理、民族传统的角度重新诠释乃至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这一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作为韦伯论述的对应体，东方文明从此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被动境地之中。它必须解释，为什么众多早慧的东方文明无法诞生资本主义？韦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到1980年代之后，随着新儒家的兴起，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决定在韦伯流连过的战场上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从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乾嘉汉学，都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时到今天，尽管余英时和杜维明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华人学界却逐渐形成为一股主流的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