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潜力--论抑郁.doc

神秘的潜力——论抑郁

【美】弗利德里希· 弗拉赫 方永德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述及的诸人诸事，皆为作者二十年间在精神病治疗及培训中亲眼目睹，为确保姓名权不受侵犯，已将他们的真实姓氏及生活细节略作改动。

——弗· 弗拉赫

出版说明

本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抑郁和抑郁症的原因、性质及其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并对如何克服由
抑郁和抑郁症引起的自尊心丧失、失眠、性冲动衰退、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神经过敏、暴躁易怒、恐惧不安等病态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对如何指导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企业环境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对于社会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乃至普通读者都是一般有益的参考读物。

本书作者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是美国著名精神病理学家、纽约医院潘·韦特尼诊所精神病主治医生，多年来他致力于抑郁症的研究工作和临床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本书中，作者将他的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大量典型的病例融于理论阐述之中，深入浅出，读来令人信服。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作者的有些观点不尽适于我国国情，希望读者能对它加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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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抑郁的本质

凛冽的北风横扫法国南部，干燥寒冷的气流使抑郁症的发病率骤然上升。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春暖雪融之际，一股“燥热风”自阿尔卑斯山向北吹拂而过。当它吹过慕尼黑时，数日之内自杀人数比例急剧增大。对许多人来说，圣诞佳节向来伴随着无限的忧伤与寂寞。春天也是抑郁症流行的时节。以往岁月中种种不尽人意之事会在每年同一时刻重新引起抑郁的思绪，这种“周年反应”十分常见。“两年前的这个月我的母亲去世了。”“去年这时候我正被离婚闹得焦头乱额。”然而抑郁并不限于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本质上，它是对精神压力的一种反应，因而抑郁是一种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人的情绪。至少有一半美国成年人曾先后尝过抑郁的滋味，这样说绝不过分。事实上，有人做过估计，每一片刻都有将近八百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

如此众多的人对抑郁症缺乏认识，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症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些场合会引起不快。不快指的是当事情出毛病时感到的难过或不满，它并不意味着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抑郁的情绪，则影响人的性格，决定人们如何处世，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围的世界。一位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指出：“不快与抑郁有着实实在在的区别。我和妻子争吵时，心里感到不快。我讨厌争吵，但这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过不了多久我们便和好如初。也许我会为此担忧，但我能睡得着，精神也不错。

“但当我抑郁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我遍体疼痛，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夜里不能入睡，整夜睡不着。尽管有时也会感到精神好一些，但抑郁的心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使我观察任何事物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这时我和妻子吵了一架，便会感到这场婚姻似乎已经没指望了。假如生意中出了些问题，要是在平时，我也会感到有些紧张和沮丧，但我能立刻妥善处理好。可是心情抑郁时，我便会仿佛觉得自己真的不中用了。我就不光耀应付眼前的事情，还得和自信心不足展开搏斗。”

社会公众对抑郁本质的种种误解，大大增加了认识抑郁症的难度。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也常叨念自己心情抑郁，其实他们并非当真这样想。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其含义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或把抑郁症当成是躁狂——抑郁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一部分，不然就以为它会使人心智失常，总之病情严重，患者非住院不可。其实，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病例，在大量抑郁症患者中只占极小部分。多数抑郁症患者病情较轻，虽有危害，却极易被忽视。因此，大部分患者通常很难将自己与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抑郁症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

其次，许多人依然把在精神压力面前感到抑郁看成是软弱的象征，因此，抑郁常常引起患者的窘迫感。简而言之，许多人宁可忽视抑郁症的征兆，也不愿承认在生活中许多场合，抑郁是唯一健康的反应。抑郁的产生是面对精神压力时一种常见的心理生物反应。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必须对付大量艰难险阻。因为人是一个心理健康整体，所以，每一缕思绪，每一份感情，都会引起神经系统中化学成分的相应变化。而他对精神刺激的反应与处理也同时表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平面上。因而，严重的病毒感染有时也会触发一时的抑郁，而因亲人死亡产生的抑郁感同样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由于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人的反应会影响周围环境，而周围环境对此产生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他本人。

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沮丧可看成是抑郁症的轻微发作。例如，感到自己没出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敏感，更加爱掉眼泪，等等，这类感觉几乎每人偶尔都会体验到。抑郁症的特征包括情绪低落、睡眠不良、丧失自尊心和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性欲减退，性功能衰竭，胃口不佳，体重下降，神经过敏，惊恐不安，脾气暴躁，全身不适，等等，却查不出任何疾病。当然这许多症状很少会并发，较常见的是某一种症状特别突出，譬如，性功能障碍。美国一所重点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门诊部，原来上门接受治疗的病人每月几百人，当该部门新设性功能治疗门诊后，光这一项前来就诊的人数便猛增到大约每月两千人。据调查其中多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许多人未能意识自己得了抑郁症，原因还在于他们虽已注意到自己身上有个别抑郁症的征兆，但未能将其与自己情绪的全面改变联系起来。由于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精神压力时尚未想到跳楼或者吞食过量安眠药之类的事，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和别人一样正在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尽管别人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可能是急性的，病势更严重：一连好几个星期受到沮丧、惶恐之苦；是认真对付呢，还是听之任之呢？这种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折磨得他们死去活来。

抑郁症反应可以暂且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类型，前者来势凶猛，后者持续时间较长。急性抑郁症时间短，但病情严重、痛苦，患者能直接体验到情绪的激变，但一段时间之后通常能恢复正常。它也有可能拖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一般说来，抑郁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引起抑郁症的事件的性质成正比。找工作时遇上两三回闭门羹显然不会产生过深的抑郁感，但离婚之后持续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抑郁症却是常见的。

急性抑郁症也可能极其轻微：数小时的伤心，转瞬即逝的被抛弃感，一两天的灰心丧气都不足为奇。但若造成抑郁的精神压力十分严重或者体验到抑郁感的人对精神刺激特别敏感，这时抑郁就会加剧。有一位四十二岁的妇女，她母亲与十八岁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之后，她患了抑郁症。只觉得神思恍惚，夜不能寐。她拒绝进食，也不愿与任何人交谈，还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在医生帮助下，长达几个月之久的抑郁反应中最强烈的阶段她挺了过来，并逐渐学会了如何对付这类灾难事件。她的急性反应尽管痛苦不堪，破坏力强，却没有使她的抑郁症发展成严重的慢性病。

急性抑郁症发作有助于渲泄湍急的感情激流，由于这一功能，在面临生活中重大转折如蒙受重大损失时，它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反应方式。有些不幸事件，如失业、爱人的死亡、孩子患重病等，显然对大多数人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失恋、离婚也同样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遭人抛弃时，抑郁感尤为强烈。例如过去十年中美国的离婚率翻了一番，这已使家庭破裂成为夫妻双方、特别是孩子产生抑郁症的触发剂。对重大损失的个人反应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有些人由于童年时代的不幸遭遇，譬如他年幼时由于父母离婚或死亡等原因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其结果是他们在以后更容易受到损失的影响。

除了损失与抑郁症有密切关系之外，如果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范围内接连发生数起紧张事件，几乎任何人都会因此产生抑郁反应。精神病理学家欧仁 佩克尔等早已指出这一点。这类事件不见得一概都是不幸的事情。例如某人被提升到重要岗位，派到国内另一处地方任职，在股票市场损失了一大笔钱，又参加了他独生子的大学毕业典礼，这一切都发生在数月之内，他很可能变得抑郁起来，这是人对累积的精神压力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的这一反应可能使别人甚至他本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些变化中多数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好事。这就是说，一连串重大变动，无论好坏，只要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就能使大部分人产生抑郁症。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对当今美国社会关系重大，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价值的崩溃已司空见惯了。人们必须在心理——生物的平面对压力作出反应，若反应过于强烈，或过于微弱，都会产生问题。如果一个人面临重大的不幸，外表看起来毫无反应，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此人必定在掩藏自己的抑郁感。他这么做须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抑郁反应会推迟至几个月后发作，而且容易转变成难以治愈的慢性抑郁症。要是一个人缺乏恢复能力或对抑郁症认识不足，因而不能成功地克服它，那么急性的也会变成慢性的。

急性抑郁症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它，慢性抑郁症则不同，它必然损害人的能力，并以各种形式给生活带来重重障碍，而且难以纠正，有时甚至不可逆转。情绪波动的定式化，就好象神经系统不时短路，会反复强化它的破坏能力。慢性抑郁症的症状与急性的颇为相似：缺乏自尊心，高度敏感，失眠，孤僻，经不起指责，难以下定决心，办事拖拉等等。还会产生一种想给自己的抑郁感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迫切感。一位三十四岁的经理觉得：“我工作太辛苦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就连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才整天感觉累得不得了。”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把劲头、精力衰退的原因投射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周围环境上去。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常将缓慢的、悄悄恶化的性格变异看成是步入老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无能和丧失随机应变的感觉是衰老的必然组成部分。

慢性抑郁症往往难以确认，因为与急性抑郁症相比，它是长期的，症状也难以捉摸；还因为他看上去更象是脾气与性格方面的毛病，而不象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一位妇女描绘自己患抑郁症的父亲时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生来就会杞人忧天。”在有些人的身上慢性抑郁症的唯一症状也许就是反复出现的神经质或心理紧张，使用温和的镇静剂或娱乐消遣都不见效。度假期间，远离平时的种种压力，会使患急性抑郁症的人精神振作起来，而且经久不衰。而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则正好相反。事实上，脱离工作压力只会使他更加无精打采。即使他们体验到一丝宽慰感，当他们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时，也会很快重新陷入抑郁之中。持久性是慢性抑郁症的症结所在，它决不会自行消失。

慢性抑郁症究竟是哪一时刻开始的？这很难精确断定。它不象急性抑郁症，在患者心目中慢性抑郁症与病因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在紧张事件发生时，本应体验到的心情往往遭到患者否认和掩藏。有时人们甚至还会误认为自己当时是如何镇定自若地应付不幸事件，并引以为荣。这样原发事件的重要性常被忽视，因为当时它并未使人觉得特别心绪不定。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位二十四岁的男子感到十分烦恼，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选择职业时铸下了大错。他原先学习海洋生物学，想成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可就在他完成博士学位必修课程的前半年他辍学了，来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没过几个月他又辞去了这份工作，这次他回到了父母亲家中。他在那里经常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花了大量时间，权衡了一个又一个计划，设法解决他职业方面进退两难的困境，可毫无结果。

谁也未曾意识到他在辍学之前已经患了抑郁症，而造成这一切恶果的原始原因是他被女友抛弃了。数年来他一直深深地迷恋着的女友在他辍学前一年左右突然提出中止两人的关系。他当时似乎很豁达地承受了这一打击，可以年之后他放弃了博士研究生学位。

对慢性抑郁症患者来说，引起抑郁症的变故与患者出现精神状态变化的最初迹象之间往往有一段时间差。由于精神变异的原因当时未能辨认，因而由抑郁症引起的问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婚姻问题、财政困难、性机能衰退和其他许多冲突，其实都是慢性抑郁症造成的种种困难积重难返，患者克服它们所需花的时间往往要比克服抑郁症这一病根本身长得多，许多精神病专家可以证实这一事实。

实际上患者本人常将慢性抑郁症引起的形形色色并发症当成无中生有的问题。成百万美国人为性生活忧心忡忡，却未意识到精神状态与性生活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夫妻冲突往往起源于感情交流障碍，而造成这一恶果的则是未被觉察的抑郁症。夫妻冲突可能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甚至濒临离婚的边缘。抑郁症总是破坏感情交流，因为抑郁症患者神经过敏，他可能将对方的沉默误认为是拒绝和爱情的丧失。由于他自己落落寡合，别人也误以为他对人冷淡。他会倍感孤独，他也许会对格雷厄姆 格林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中的记者产生共鸣。那位记者这样想：“别费心去理解别人了，接受这一事实吧：谁也不能理解别人，夫妻也好，情人也好，父母和孩子也好，都是一个样。这样我们不就能过得更快活些吗？”

在一种场合下，抑郁症对患者不无裨益：持续的抑郁情绪有时可以对患者起警告作用——当然，只有当患者已正确地辨认出它，并正确对付它时才是这样。它提醒患者，在其家中出现了某种反复或不断深化的因素，正在逐步削弱他的自尊心。例如一位已婚女子的丈夫无视她对家庭生活的奉献，时常无端指责她；或是公司副总裁遇到一个鼠目寸光的总裁，他喜欢利用别人对他的信赖，再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碰上行事武断、盲目的父母亲。上述任何人，如不设法及时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而继续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消极地或无意识地忍受这种逆境，都可能得慢性抑郁症，而不能通过急性抑郁症以公开与直接的方式对付精神压力呢？急性抑郁症患者一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留意自己的心情，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慢性抑郁症患者就缺乏这种能力。急性抑郁症患者更善于见机行事，所以不容易跌进情绪抑郁的陷阱。抑郁反应也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还是继续发展成慢性，也可能是由重要的生物化学因素来决定的。大脑神经生理外科手术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患抑郁症的人体内一种叫做生物胺的物质的代谢功能具有变异趋势。这一变异影响了神经系统内脉冲的传递。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显示了抑郁症患者体内激素及矿物质如钙的代谢功能会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只有在抑郁症痊愈后才恢复正常。

然而，不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抑郁症，与其它应急反应方式如生理性心理紊乱相比，都还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当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是靠自己努力，或是接受较新的综合精神治疗方法，只要措施得当，配以抗抑郁新药，在治愈抑郁症的同时也会逐渐获得内省洞察力，这对于加强自己对未来的远见意义重大。

另一种应急反应形式——心理性生理疾病，痊愈的希望要渺茫得多。众所周知，精神压力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诸如高血压及气喘病、结肠炎、消化系统疾病与其它病症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心脏病发作或者胃溃疡易于受到社会谅解。因为这多少表明患者是一个努力工作、事业心强的人。即使健康状况迫使他工作速度放慢，只要这对他身心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便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抑郁症却不易为社会所谅解。

然而，抑郁症几乎都能完全痊愈，而在应付精神压力之时出现心脏病发作或胃溃疡的人则必须面对着一现实：这些疾病造成的后遗症对身体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胃溃疡患者在作出应急反应时出现了心理性生理症状，可能会骤然大出血而致死，或以胃穿孔告终，或者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完全切除掉。可是，如果询问起来，人们多半有意无意地表示，情愿得生理疾病也不愿患抑郁症。这种流传甚广的心态，促使成百万人不愿正视自己的抑郁症，也不愿设法治愈它。

在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 伊格尔登曾接受抑郁症治疗一事披露出来之后，公众为之瞩目——不仅因为他患过抑郁症，还由于他因此接受医院治疗。尽管事实上他早已痊愈，并重新担负起了参议员的重任，也无济于事。他被迫退出竞选——不是因为他的资格或品德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一病史。

任何一个与在政界、企业界或教育界担负重任的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精神病专家都知道，这些人是何等惧怕自己的病情为同僚所知，尽管他们患的抑郁症几乎毫无例外都能治愈。

这些例子表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曲解与恐惧达到了何等地步。抑郁症在人们中造成的困惑与混乱远远超过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水门事件暴露了道德的沦丧，对人类尊严的蔑视以及无以复加的判断失误。然而公众对于政界高层的腐化现象比较熟悉，能够理解，而对抑郁症却既陌生，又不理解。

现在是认清抑郁症真面目的时候了。这无所不在而又极易传染的抑郁症，它对全民健康造成的问题并不亚于当年的黄热病和天花。抑郁症是面临精神压力时极其普遍的反应方式，这种反应有时的确需要就医。但我们还必须明白，对数百万患者来说，如果他们不再讳疾忌医，那么就能掌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在他们自身及他们的周围环境内，根除持续的、具有破坏力的冲突。

第二章 变化的机遇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我认识总是抱抵制的态度。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篇《鸡尾酒会》中描写的那样：

大多数场合，我们总是自以为是
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仿佛靠着
对自己不甚了了而赖以为生……

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样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体内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裨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阿伦 · 斯塔克四十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当这一打击已经淡漠时，他发现自己喜欢孤独，时常半夜惊醒，爱怀旧，动不动就想哭。他的妻子平时总是把阿伦当成处事稳健的楷模，现在被他如此公开地表露感情吓坏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她对丈夫的非难日甚一日。她定要他回答：“你还没有哭够吗？”阿伦答道：“哭多少才算够？”

多少才算够？

阿伦整整用了六个月时间才从父亲死亡的冲击下恢复元气。在此期间，他反复体验到急性抑郁症阵阵发作，紧张和悲痛的心情反复出现，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一连几日。这种时候，他觉得很难集中精力，很难与家人和朋友交谈。他弄不明白他太太的话究竟对还是不对，对自己持续了那么久的悲痛也感到十分窘迫，他把此事向神父诉说。几番交谈之后，他确信这样的抑郁感是十分正常的。通过这几次讨论，他心中消除了愧疚与有失体面的感觉，认识到妻子之所以不能理解他的心情，根源在于她自己对激情的表露有恐惧感。一旦明白了这种相互作用，他便能以很理智的方式承认自己的感情，并与妻子一道，设法消除她把任何感情外露都看成是“软弱”的倾向。

此外，他还对他与亡父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他亡父的真正为人、他的长处、以及何种场合下父亲使他失望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真思索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又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悲痛在日益消散，最终，正如他自己描述的，“我的机能比以往更好了。”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何处去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它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湎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症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入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先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十四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的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 · 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搏。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当代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悲伤和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前认识多久。即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态度作重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症情绪猝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生理性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到慢性抑郁症。罗伯特·邓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急性抑郁反应能够提醒患者警惕自己的病情，迫使他设法治疗。邓肯是一个五十岁的工程师，结婚二十余年，患了急性抑郁症。在这场情绪激变之前三年，曾先后发生过令人烦恼的事：他母亲去世了，他供职的公司一连失去几项政府合同，结果，邓肯被解职了。

他与几个原先的同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中为生存拼搏。为了不让妻子担忧，他向她隐瞒了家里财政危机的程度。有时，为了应付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譬如给两个孩子支付学费，他只能向人借钱，一边却谎称新公司大有进展。

为了能使新公司能偿还贷款，邓肯整日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同时，他睡眠不良，凌晨三点便在焦虑和不安中惊醒。上门与有利可图的客户接洽生意的约会被他一再推迟，处理日常公文的速度也大大下降。同时，他迅速地编造一个个谎言的罗网欺瞒妻子，以维持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尊严。

他的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他贷款的银行责令他立即偿付借款。他无法再向妻子隐瞒真情，她自然对他的表白大惊失色。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他想到过了此一生。“我无法再正眼看她一眼。她决不会再信赖我了，”他想道。他这一自暴自弃的行为，应当追溯到他母亲的死，以及他被公司解雇一事。但那些诱发痛苦的急性抑郁症的事件，与他这一行为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了。

他只向一位密友吐露过自己的抑郁症，朋友向他提议找个精神病专家咨询一次。邓肯虽然心里不甚情愿，却还是去访问了一位精神病医生。医生开始让他服用一些抗抑郁药，随后便着手与他一同探讨与抑郁症直接有关的问题。公司的解雇使他蒙受重大打击，心中忿忿不平，但是他无法正确对待自己的这些感情，因为其中大部分都被他掩藏起来了。他还对丢失这一职业感到内疚，看成是个人的失败。他失去了安全感，这又使他惧怕妻子会从此不再尊重他。所以他用连篇谎言向妻子隐瞒真情，这样做实为下策。当他的一半身心努力使自己的新公司上马时，另一半却在削弱这一努力。

为期六周的疗程结束后，他觉得精神大振。有几次他和妻子共同与精神病专家见面，通过这样的面谈，重建了夫妻之间的感情联系，并为恢复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础。邓肯不仅因公开吐露心声而感到快慰，而且睡得也香，精力更旺盛，还消除了忧心忡忡与办事拖拉的恶习。工作效率提高之快连他本人也深感诧异。他开始以攻击型的态度来对待事务方面的问题。他与同事们争取到了好几项重要合同，使公司的生存有了保证。

邓肯当初登门求医时心中战战兢兢，部分原因是他当时认为，精神治疗与精神分析法是一码事。不花上三年五载，用掉一万五千美元，是治不好的；还因为他怀疑疗效。他想：“我面临的都是些实际问题，精神治疗管什么用？它不能给我们送合同来，也不会恢复妻子对我的尊重。”然而，通过治疗，随着抑郁症的消失，这两个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所以说，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癖”，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办法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疗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理解能力，也会给他造成 重重困难。然而，对大多数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 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事物、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 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 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 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照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扬弃过去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十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 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和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 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同时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和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在精神治疗中这类现象屡见不鲜：抑郁发作之后，患者获得了内省力与更强的灵活性。

阿瑟 居斯勒在其著作《创造活动》中，把精神治疗称为人工诱导的新生，其基本进程是，“退一步，进两步。”居斯勒写道：“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创造力方面一再重现：当科学家面临令人困惑的局面时，如开普勒遇到的八分弧不一致现象、爱因斯坦面临的光速旅行者悖论等，他们必须先投身‘灵魂的黑夜’之中，才能重见光明。科学和艺术的历史是一篇危机四伏、充满创伤与挑战的故事，它必须意味着与传统的推理与构思暂时决裂；……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天真目光，随之而来的则是创造潜力冲破约束，获得解放，并且重新统一在新的有机体之中。”

第二章 变化的机遇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我认识总是抱抵制的态度。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篇《鸡尾酒会》中描写的那样：大多数场合，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仿佛靠着
对自己不甚了了而赖以 ...红红的树 发表于 2009-2-22 20:16

第三章 常见的陷阱

瓦尔特 · 伯格曼说：“我已三十三岁了。就个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和我睡觉。我恨我现在的工作，它与我的能力太不相称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

伯格曼十分抑郁。三年来他一直凑合对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连几星期感到疲惫与恼怒，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上司，冲动地提出辞职。此事发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准备一份销售信息表时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并因此受到上司斥责。辞职后的几星期中，他变得越来越畏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妻子坚持说，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医生处就诊的话，就离开他。

在不知不觉之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陷阱，一个为他自己特设的陷阱，从而掏空了生活的意义。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之中，他冒失地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他刚学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因而他根本就不学习。接着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年，由于感到枯燥，提升不够快便辞了职。最后他又辞掉了在公共关系基金小组的职务，因为他觉得对此不感兴趣。每一次他都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现在他失业了，他掉进了职业的陷阱。

伯格曼对陷入职业上的陷阱不甘心，他开设了一家私人公司。尽管他迫切需要温暖和支持，还还是娶了一位本性爱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内向的姑娘。他最初为她的敏锐、善于分析的思维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为作出了理智的决定。然而在这样做时，他显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样的婚姻关系是不大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他在选择职业方面的困惑与选择妻子时的失误，都与他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自尊心特别消沉有关。当时他真心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她最终与他分了手，让他独自饱尝伤心和被抛弃的苦果。当时他并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郁症，他很快强压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没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新闻学与政治科学，但他突然觉得这类职业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满意足的金钱与地位。他决心攻读法律，并向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在社交生活中，它摆出这种态度：对任何事情动真格都是愚蠢的，只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他变得十分清高，令异性很难接近他。

为了金钱、地位而放弃了真心喜爱的职业，排斥感情需要来保护自己免遭再次被抛弃的伤害，这就是伯格曼为自己设置陷阱的第一步。

伯格曼是成百万人中的典型，他们忙着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些人已经濒临急性恐惧与绝望的边缘了，一旦他们掉进了陷阱，恐惧和绝望便立刻会将他们吞没。

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照基本的蓝图设置的：无法恰当地应付艰难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应来解决问题，却否认自己的感情，将感情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以精心设计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今后不再受伤害。在造成职业方面的问题时，伯格曼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但他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只是一味将困难投射到环境上。由于他不承认与异性关系中温暖与性的重要性，他最终娶的女子，就不能将这两者带给他。

对许多人而言，在构筑陷阱时，都有某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常见的陷阱境遇是：夫妻双方都试图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并从中成长起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抱什么态度。假如一个小伙子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父亲是个强壮的支配型的男子，母亲则是个文静、不易动感情的且又有些孤僻的人。他认为母亲无能而父亲很凶。他下决心绝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类似的境遇。最终他娶了个强壮而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但却发现自己常常与她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如果他在判断中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可能会娶一个看起来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几年后却会发现，她和他母亲一样，缺乏主动性和健全的自尊心。

无论发生的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轻率地忽视未来妻子的性格特点，他都免不了为自己设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间关系的形式。

陷阱的另一种形式是通过环境来强化和肯定内心冲突与压抑。例如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到过分压制，在此期间，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少受到鼓励，只是一味要求服从。结果，这样的青少年在调动自己的能力方面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并将他内在的攻击性引向一个他自行选择的外界目标。同时，由于对自己要求独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惧，而且无法渲泄这种感情，他不能对造成精神压力大局面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他只能消极地适应生活，并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操纵。

由于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对于自由与主动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励，他便选择另一种环境来使自己已经消沉的自尊心更趋低落。随后又将早期内化的障碍归咎于这种环境。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产企业谋求到一个中级管理职位，企业的决策人员思想狭隘，他便不敢引进革新观念，唯恐遭到嘲讽与指责。这时现实的陷阱印证了内心的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他能到手的选择机会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它危机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机处境的压力而平衡发生变动，使他意识到了陷阱，这时他终于开始感到痛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