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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专题讲座内容
专题一：农村社会发展综述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有其产生、传播、发展的过程。农村社会学最早产生于美国，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一、国外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美国的农村社会学
1.美国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农村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其缘由一是美国农村现实的需要，美国南北战争后，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农民分化加剧，破产农民日益增多，农民为捍卫自身经济利益、赶山生活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有组织的斗争，1900年，美国失去土地和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农户已占50%以上，农村社会发生了严重危机。如何认识农村、协调城乡利益、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问题？二是美国社会学注重实际和应用指向的培育。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取向轻理重实，不向欧洲那样偏重理论，而是注重实际、注重应用，也就是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及其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美国的社会学家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农村的实际问题，经过一定的积累也自然地创建了农村社会学。1894年，美国早期社会学家G.文森特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A.W.斯莫合著的《社会研究导论》中的有关章节，论述了农村生活的特征、农村中的社会群体、人类社会由农村到城市聚居的发展等。同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C.R.亨德赫在校内首先开设“美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社会环境”课程，一般认为这是农村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分支的前奏。
最具学科意义的是1915年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查尔斯.葛文宾（C.Galpin）发表的《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剖析》研究报告，他提出交易概念，并首次用于农村社区的界定，使农村社区的经验研究成为可能。因而，这篇报告被认为是首创的合乎科学的、有系统分析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2.美国农业社会学的演进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农村人口日趋减少，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农村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日渐缩小，政府对农村问题研究的投入也大不如前，农村社会学家纷纷转行，独立的农村社会学系所剩无几，基本不再培养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社会历史环境为美国促进社会学的诞生和茁壮成长提供了条件，同时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导致其衰落。对此，部分坚持的学者对该学科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研究很少注重农业生产的研究，而侧重于探索农村社会中与消费有关的问题及其制度，在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在20世纪80 年代开辟了农业社会学的研究，并在美国得到一定的发展。他们力图从社会劳动的全面空间分工中研究农村，并对农村在总的发展中的作用作出解释。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结构、农业政策、农业劳动、农业生态及其地区协调发展的学科。
3.当今美国农村社会学
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根据美国国家统计署“城市地区”和“非城市地区”即“农村地区”的划分，前者占有5%的国土面积，后者占有95%的国土面积，其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0%，但农村人口不等于农业人口，作为国家后院的农村，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逐步被郊区化，富人迁入农村居住，形成了新的农村居住点。农村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仅有8%，92 %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不足全社会劳动力的2%。随着科技的发展加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小农场不断被大农场兼并，农场佣工制度发生了变化，为了降低成本，农场主主要雇佣季节工或临时工，而且大多是移民。这些情况说明：一是美国农村地区广大，农业人口稀少；二是美国农场家庭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纷纷进城找工作，大量移民滞留和涌入农村；三是郊区化地区有增无减，城乡日趋融合；四是农村生活性质发生了变化，已日渐失去其独特性。因此，其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任务和领域也顺其自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农场制度的变革、农村中的移民问题、城乡界限问题、公共服务等。
（二）欧洲农村社会学
欧洲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是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如马克思关心农民与土地关系，韦伯也关心农民生活中的土地拥有等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理论上的，缺少经验性的研究。真正形成独立学科则是在二战以后，战后农村与城市一样面临重建和发展。欧洲社会学家引入美国农村社会学的方法，着手系统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农村重建与改组，加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协助和推进，使欧洲的农村社会问题研究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三）亚洲农村社会学
1.印度
印度是个文明古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亚洲仅次于中的农业大国。人口多增长迅速，近11个亿，其中，70%--80%是农村人口，1.3%的大农占有14%的土地，而50%的小农仅有1%的土地。一方面“三农”在国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登记森严，贫富悬殊、地区差别大等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1947年独立后，在美欧等国农村社会学家的帮助下加强了农村研究，为政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
2.日本
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引进农村社会学，并使之本土化。二战前主要进行村落研究，二战后到20世纪末一直被坚持。他们从日本农村实际出发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对家或户与村落关系、农村空间化的研究都很出色。同时，日本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还对农业问题进行广泛研究，在研究“一村一品”、“农民兼业化”、“农业生产合作”等领域，为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国农村社会学
（一）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发展
农村社会学从美国传播到中国先于日本，其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美国学者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农村社会调查进行的示范性传播；其二 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国家选修社会学，回国后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推动了农村社会研究在中国扎根和成长。
一个外来学科能否扎根本土，除了它是否适合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外，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在大学设立课程和开展学术研究。农村社会学的传入比社会学晚，但一经为中国学者所认可，其发展与社会学的发扎总体上是同步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许多国内学校诸如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等相继开设了农村社会学课程，并出版了多种教材，联系中国的实际，对农村社会性质、农村人口、土地问题、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农村自制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农村研究热潮
1.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学术界发生了三次论战，依次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前两次论战的延续和深入。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有两方：一方是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为代表，称“中国农村派”；另一方是以邓飞黄和王宜昌为代表，称为“中国经济派”。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以生产力还是以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问题；第二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即中国农村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派”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是生产力，即人和自然，主张以对自然物或生产技术的研究来代替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在掩盖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根本社会性质。“中国农村派”认为，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中来考察生产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必须以生产关系作为主要对象，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前提下，孤立地看待生产力，只能是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中国生产力的真正发展首先必须推翻旧的生产关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主要就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土地关系、租赁关系及雇佣劳动、农村的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战。“中国经济派”无视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按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划分阶级的科学方法，把土地问题作为论证农村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部分，认为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形态已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制服，中国农村土地资本主义化了。“中国农村派”用大量实证资料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剥削和统治是以维系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必须坚持农村人口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阶层为标准来划分农村各阶级，无论是从地主、富农来看，还是从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各阶层来看，农村的阶级关系并未资本主义化。批判了“农村经济派”的错误观点。
2.农村社区研究。
（1）吴文藻倡导农村社区研究。20世纪30 年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倡导发起农村社区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采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调查、解释和解决中国本土的社会问题。其中他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为社区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受当时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影响，提出了“社区方法论”，主张以功能主义为基础，通过社区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农村社会。他还积极倡导对中国农村的村落社区的调查研究，以克服学术界的空谈弊端。并培养了一大批后续研究中坚。
（2）费孝通创造性的农村社区研究。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社区研究中，费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接受了吴社区方法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具体的社区”是研究社会的切入点。同时他还发展了社区方法论，提出了类型比较法，认为单个社区繁荣分析只是“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还需要在调查了许多个单一社区的基础上通过第二步的比较研究，才能“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社会调查，所获得资料写成在英国博士毕业的博士论文，以Peasants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出版，书中扉页的中文书名为《江村经济》，其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中国的乡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是中国学者从司农村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外在抗战时期一批学者对边区的人口、乡村劳动力、农村手工业、少数民族、民俗民风、宗教等进行调查研究，并有一大批著作面世。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村调查
1.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在20年代末开始从事农村调查，此后始终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他在农村研究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实地调查，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进行的农村调查。广泛调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家庭生活以及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情况与问题，而且还深入调查了农村各阶级、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和社会行为。形成了多篇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生动、深刻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农民的期盼，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其二是课堂教学，亲自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培养干部。
其三是理论研究。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农民问题所做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其四是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指对调查研究实践活动自身的概括与总结。主要表现在：第一，“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重视实地调查，恰当地处理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的关系；第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第三，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途径，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第四，真理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结的，电查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第五，既要注重中国社会研究，又要了解外国的情况；第六，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2.抗战时期延安的农村社会调查。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调查理论和方法已为全党所接受，并被用以指导延安地区的农村调查。并形成了许多调查研究成果，其中描述并分析了西北地区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地主经济如何剥削农民、如何兼并土地，为党制定党的农村政策提供了可靠资料。同时，这些成果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学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的错误认识，将之简单地视为资产阶级学说，在1952-1953年的大学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彻底取消，农村社会学研究因此停顿下来。1957年5月费孝通带领极为年轻学者重访开弦弓村，重点调查合作化后农村生产生活情况与问题，应《新观察》编辑之约，写了《重访江村》一文，指出了副业和乡村工业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但这观点很快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批判，于是刚刚开始的社区追踪研究被迫停止。
1979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社会学恢复重建，农村社会学率先起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学科地位：主要体现在：大学中专业和课程设置；相关人才的培养；大量研究成果、教材的出版等。
2.农村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的变化尤为显著，“三农”问题广受关注，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调查研究不断进行，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农村的追踪研究、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城乡关系和城乡协调发展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三、乡村建设运动
（一）概述。
1.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缘由。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背静下兴起的，它是清末民初“村治”、“村政”的延续与发展。
这个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一内部的因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又逢天灾，农村问题更为严重；二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乡村市场。由是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衰落，农民贫困交加，生活质量更加恶化。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民主革命道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坚持走改良主义道路。他们认为通过“救济乡村”、“复兴乡村”活动，可以挽救农村社会崩溃的危机，乃至整个中国的危机，建立民主政治。
2.“复兴乡村”的不同主张。关于怎样复兴乡村？持改良主义的知识精英中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的建设以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二是主张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之路；三是主张“接受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的乡村建设派中，又有多种意见和实施方案，主要有三种：
一是主张从教育农民入手，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最终达到农村建设、民族自救。
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着手。
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着手。
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主旨明确，有理论指导的社会改良运动，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理论上：
1.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思想。他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以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2.粱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他在前人“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的主张，随后又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他认为，乡村建设即为自根本上建设中国，“我所主张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政治与其他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设外，实无其他办法”。通过乡村建设，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他指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两种模式的比较。
根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前者主要体现了梁漱冥的乡村建设思想，后者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两者的主要区别为：
1.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赠；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权利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
2.主要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几乎都留学够欧美和日本，对西方的文化有较为系统的了解，受其影响较深，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主要领导者几乎没有留学经历，不少人还是旧军人、旧军阀出身，受中国传统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
3.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的领导者认为以上四个字不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本质，他们认为是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据此采取的措施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向全县推广。而邹平模式没有实验一说，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注重社会调查，更没有建立起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
4.在乡村建设措施上，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而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尤其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培养重塑孔颜人格为具体摸底，重视对农民进行“精神陶炼”，亦即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四）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概括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
2.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措施其一是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二是防治病虫害；三是提倡副业。
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借贷合作社、信用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问题。
4.提倡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
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设立乡村医院，防治结合，重视学校卫生、宣传卫生常识，传播妇幼保健知识等。
7.移风易俗，禁毒、赌。
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贡献
乡村建设运动是众多知识精英为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尝试，不免带有知识分子的弱点，也难以避免的失败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贡献为：
1.乡村建设运动是历史的产物，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试图摆脱困境的一种探索，虽然失败了，但其经验教训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有启示意义的文化精神财富。
2.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理性行动，有它的一套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虽然其基本的理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但重视农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地位，并致力于寻求解决的途径等有其合理的、积极的意义。
3.乡村建设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重组社会结构，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从实验区的一整套实践活动看，还是做了许多有益于农民的工作。
4.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将知识、科学技术送下乡，有其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5.乡村建设运动为农村社会学本土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参与社会调查的适合学家有不少研究成果，为社会学尤其是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积累了知识，为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有价值的资料。
（六）“后定县（今河北定州）实验”
2003年7月，由翟城村民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晏阳初农村教育中心、中国社会促进会现代化建设委员会等联合在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当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业实验场旧址，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任院长。学院的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行动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学院创办者的理想是复兴曾经蓬勃的“乡村建设”事业。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遵循非营利可持续发展原则，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建设精神，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原则上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培养各种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将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的意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引入农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持续性乡村建设及城乡湖动行动，启迪民智，建立民主，改善民生，以铸造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称之为“后定县实验”。
目前该学院计划开展的工作主要有如下方面：
1.在学院所在地建立翟城实验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组织等的综合建设与研究推广。
2.乡村建设人力培养基地建设。
3.永续农业的研究、试验与推广。
4.乡村生态建筑的研究、试验与推广。
5.建立乡村可持续发展平台和参与网络。
6.开展乡村建设研究、出版研究成果。

专题二：农民、农业和农村
一、农民
（一）农民的定义
农民曾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长期以来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理解。
第一、作为一种职业的概念，农民是指以土地为生、直接从事能够业生产的劳动者。“土”是农民的命根，他们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长期和专门从事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等生产劳动，这是他们最普通的谋生方式。“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第二、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农民又是一个阶级概念，是没有土地或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利益群体，一般与地主阶级对立。
第三、农民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凡是农村户籍管理的人口均称为农民，以乡下人角色与城里人角色相比较，受着一种“二等公民”莫名的歧视。户籍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条款把国人划分为二，即农业人口—农民，非农业人口（城市人）--非农民。户籍制度严格地规定了农民的身份，他们被死死的束缚在土地上，难以改变。
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笔者15岁以后曾在农村插队务农9年多，但不仅现在不会有人称笔者为“农民教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农民(peasant)与农业者(farmer)的区别何在？从词义上说，farmer以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涵义；而peasant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该词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之意。因而它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 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近代表示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特点：原无带有“农”义的构词成分，只是泛指卑贱者或依附者而言。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从事农业生产职业是农业的本质特征，是最基本的。但在我国有其特殊性，农民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身份，也就是指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深入改革，我国农民自主权和社会流动增强了，职业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农民发生了分化。
（二）农民社会地位的变迁
社会地位指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在历史上，农民的社会地位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农民完成了由封建依附农到个体小农的转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第二次是农村集体化，农民的社会地位再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由个体小农转变为集体农民，农民成了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合作社社员。
第三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经营权、决策权和选择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部分农民迅速地走上了致富道路。农民已经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掀起民工潮，推进村民自治，这些农民的创造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产生新的社会分化，农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三）农民的“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
1.农民的经济理性。所谓“理性”，就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目的的选择和确认，调整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建立相应的价值体系等。人们普遍认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小农的行为是不理性的，他们自私、保守、落后、缺乏理性。但实践和研究表明，农民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原则，农民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就像企业家一样，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根据毅力调节生产以实现要素培植的最优化。种植业结构的调整、雇工经营农田、农村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都是人们在利益驱动下进行最大化选择的结果。
2.农民的“生存理性”
农民的生存理性是指生产活动不受利润原则制约，劳力和资源培植也不是从最大经济效益原则出发，而受制于伦理、道德与习俗等传统力量。生存理性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小农经济。
作为对农民生存理性的实证研究，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放弃了用新古典经济学所奉行的理性原则来解释农民行为的做法，转而以一种“生存的经济学”去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他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决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安全第一原则的独特表现:是：如果赚钱牟利会打乱其已被证明为适当的既往一贯的生存方式的话，农民就不情愿干。对于农民而言第一位的是回避风险、确保“生存安全”，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体现了农民社会的道德观、平等观、公正观。
（四）农民的价值观念
1.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评价的思想体系。人们的理想和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演变的。
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存在二重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务实思想和狭隘的功利观念；第二，家庭主义和个性的压抑；第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安贫了道的保守心理；第四，眷恋故土情感和自我封闭观念；第五，强调人际和谐和轻视竞争；第六，平均思想与特权理念共存一体；第七，重义轻利与追求功义并存。
2.农民价值观念的时代更新
第一，开放观念；
第二，市场观念；
第三，竞争观念；
第四，信息观念。
此外，人权观念、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契约观念和知识观念等也都逐渐为现代农民认同和确立。
二、农业
关于农业的概念、性质，农业生产的特性，农业的补贴政策，以及国家有关农业发展的保证等都比较熟悉，不再赘述。
三、农村
（一）农村与农村社区
农村是指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居民聚集地。农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由采集生产方式进入农耕生产方式、人类需要定居之后产生的。城市相比农村一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自然生态方面，农村地域广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依存性强；二是人文生态方面，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但在相对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中是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比较和谐；三是谋生职业方面，以广义的农业为基本职业；四是动态方面，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长期变迁缓慢，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加速。
农村社区与农村的含义相近，一般指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相区别，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口密度稀疏，同质性强；二是经济活动简单，自给自足性强；三是组织结构简单，职业分工简明；四是家庭起重要作用，血缘关系浓厚，邻里关系密切；五是风俗习惯成训，民间宗教意识较深厚。
（二）农村小康
1.小康的含义。在儒家文化里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概念，一是“大同”：被认为是“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二是“小康”：是天下为家的礼仪社会，即为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的一种追求。但在不同时代对小康的表达不同。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康、小康之家、小康水平和小康社会等概念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和运用的。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动态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内涵和意义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小康概念的提出也引出了农村小康的概念。经过近30的努力，中国农村居民家庭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是1978年的30.9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2亿多，农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
虽然农村的变化十分巨大，但应该清醒看到，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依然很大，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面临的基本国情。我国仍然面临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发展滞后的基本国情。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三农”的战略地位
（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把三农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高度来认识，认识到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二）入世后面临的挑战和影响
2001年12月11日，经过15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正式加入WTO，在艰苦的谈判中，我国与各方面达成了协议，作出了相应的承诺，也尽最大努力保护了我国的利益。加入WTO，我国农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农业谈判的内容看，加入WTO也就意味着降低农产品关税，取消各种非关税政策，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等。由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竞争力，农业管理体制和国际贸易制度不相适应，因此入世就不可避免地使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就业等产生影响，尤其是将失去所有保护农产品的非关税手段，对我国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十分不利。
（三）应对策略
1.选择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是联合国针对以牺牲环境获得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的弊端而逐渐形成的。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原则有三条：即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共同性原则。所谓公平原则，既指代内公平，又指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是指当代人在发展机会、享受发展成果上的公平；代际公平是指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所谓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限度。所谓共同性原则，是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的全球共同行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85年美国加州议会首先提出“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旨在全面系统的解决环境、资源、能源和食物的问题。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定义是：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基础的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产品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