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囧独家新闻学概论.docx

考生必读
本资料是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请国家精品课程的资料，是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的合作成果，对于考生来说，熟悉即可，不需要背诵，其中的观点在分析中可以利用。

第一节 绪论
第一节、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我们说新闻学是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因为新闻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不能全部包容和完全取代的。新闻学以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属社会科学范畴。当今社会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集中体现在高度发达的新闻事业上，当代新闻学的研究重点是新闻事业。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新闻学：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重点研究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它与人类社会及其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等。
从总体上看,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由两部分构成：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自身。一般认为，前者是自然科学的领地，后者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地。西方学者在后一块领地中又单独切出一块，称之为人文科学。它更多涉及人的道德伦理、自我的价值、情感、审美等主观领域，因此传统社会科学强调和重视的实证方法难有用武之当地。
科学是人对客观规律的系统认识和总结。天体的运行，季节的更替，生物的变异等自然现象大多不依赖于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观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这种科学观坚持认为，凡科学起码应具备客观性、普遍性、实证性等基本特征。所谓客观性指的是科学知识仅仅是人对那些业已存在的客观规律的把握，而客观规律是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人类的情感和喜好在科学中没有地位。行为星以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以宽，酸使石蕊变红等，这些都与人的意志毫无关系，都具有不可置疑的客观性。普遍性是指科学知识一般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因此科学定理都是以全称陈述出现的。无论何时，当一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都会以如下方式改变方向：入射角的正弦除以折射角的正弦就是表示这对介质特性的常数；不论何地，平面三角形的内角之和总是等于一百八十度。所谓实证性指的是科学知识是可以为试验所证实或证伪。科学知识是用仔细的观察和试验收集的“事实”并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和理论，反过来，这些定律和理论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试验来证实或证伪。上述列举的定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他们能够为观察和试验所反复证实。相反，不能被观察和试验反复证实的陈述就被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证伪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全称陈述的谬误能够从个别的观察和试验所得出的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所有的物质受热都膨胀，这一全称陈述被证伪，就因为观察和试验表明，接近冰点的水受热后并不膨胀。就是说，只要有一种物质X，在时间T，受热不膨胀，所有的物质受热都膨胀就被证明为谬误。
这种科学观是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是这场革命的先驱者，弗兰西斯?培根和许多同时代的哲学家是这种科学观的概括总结者。这场伟大的革命对反对教条和反对宗教，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意义重大。它告诉人们，中世纪的科学家迷恋于古人，尤其是迷恋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圣经作为科学知识的源泉是错误的。如果要了解自然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是向圣经或亚里士多德请教。
然而，建立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观是片面的。因为用这种观点看问题，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大多不能成为科学，起码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首先，社会科学要认识和把握的规律并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是与人类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规律不具备自然规律那样的自在性，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大多独立于人类社会活动之外，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性可言，只是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在可被主体间相互经验和认识，以及不依赖任何个别人的意志上。其次，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其理论常常受时空条件的限制，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都是这种变化发展的例证。最后，社会科学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可以通过观察和试验来反复证实或一次性证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格说来，实践是一个不可重复的过程。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借鉴并采用实证方法，而且有些实证的或定量的方法的确能够补充定性方法的某些不足。但在我们看来，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根本问题是实证或定量方法所无法解决的，因为人是自为的，根本上不能做定量分析的。 “我们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事物可以根据它们的客观属性来描述，但是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1]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水平的迷惘。
社会科学的上述特点丝毫不影响它的重要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于2002年7月17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
说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因为新闻现象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新闻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所有的生物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生存，人类自然不能例外。要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又进一步要求生物体发展那些有利于它们了解和利用环境为其生存服务的行为方式和能力。在所有的动物种属中都存在着一套感知外部环境的感受器系统和处理感知内容的效应器系统。但动物种属的这套系统只是自然界进化赐予它们身体的一种能力。“大约在200万年以前，自人类的进化路线从猿分化出来一段时间之后，一种对付生存问题的新方法产生了。早期古生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的思想发明来维持生存，而较少依靠他们身体的能力。”1这些思想发明就是以符号能力和符号系统为基础的文化综合体。人是符号的动物，他所生活的环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能力的获得和符号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动物只能依靠大自然的赐予消极地反应环境、被动地适应环境，人类则还能通过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积极地认识环境、能动地改造环境。
参观过人类历史博物馆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幅画面：在莽莽的原野上，我们的祖先正成群结队地追赶猎物。他们佝偻着直立不久的身躯，脐下围着兽皮或树叶之类的东西，手持树棍、石块等，呼喊奔跑着。无论狩猎还是采撷植物都离不开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了解，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对周围环境的知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一切知识的根本来源首先是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获得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则是符号、语言和交流能力发展以后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2]
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新的事实，人们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这些事实来思考、决策和行动，即通过经验新的事实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闻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知客观世界变动情况的需要也不断增长，以至个人的直接经验无法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为了共同的生存与发展，人们相互交流自己的各种知识经验，包括对客观世界发生的各种新的事实的知识经验。我们把人们自觉收集、整理和传播新的经验事实以增益他人的活动称之新闻活动。可见，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新闻现象是新闻活动的潜在状态，新闻活动是新闻现象的显在形式。
新闻活动是一项普遍的社会活动。从历史看，它自古到今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它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同时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现实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新闻活动的参与者，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在一定范围了解和交流外部世界发生的情况。但必须看到，和许多原先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一样，新闻活动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项高度职业化的活动，有着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职的从业人员，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传播手段。通常，我们把这种由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职的从业人员利用现代化科技传播手段所从事的新闻活动称之为新闻事业。高度职业化的新闻事业是古已有之的新闻活动的延续与发展，又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新闻活动的集中体现。因此，新闻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更要研究新闻事业，研究新闻事业产生、发展、运行的规律，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它与人类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专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工作原则、方式方法等。
新闻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新闻学专指新闻理论或理论新闻学。广义的新闻学指的是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并列的一门独立学科。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科目录中，新闻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为其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该学科目录从1998年起正式实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闻学包括理论、历史和应用三部分内容，即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
理论新闻学：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出发，重点考察新闻事业，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系统总结和阐明人类新闻活动的一般规律，以对当前和今后的新闻实践作理论指导。
历史新闻学：通过对人类社会既往新闻活动，特别是新闻事业的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可为当前和今后的理论研究提供历史材料，另一方面又可为当前和今后的新闻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应用新闻学：通过对具体新闻业务工作和新闻传播技能的研究，概括总结出从事新闻工作的具体原则、方法和技巧，以直接指导实际的新闻业务活动。它涵盖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全部新闻业务领域。
新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是一个紧密相联的统一体。论从史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两句话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离开了过去和现在的具体新闻实践活动，新闻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离开新闻传播实践的新闻理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反之，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理论指导的新闻史只能成为各种史料的罗列或堆积，离开理论指导的新闻业务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往往可能会在工作中迷失方向。人有专攻，学有所长。在具体的新闻学专业学习和研究中，理论、历史和应用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只顾某一领域而放弃其他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第二节、新闻学的产生与发展
由“术”到“学”是一般学科产生的规律，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是在总结人类社会新闻活动，特别是在总结新闻事业的基础上，伴随着新闻活动的专门化和职业化而产生的。新闻学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为Journalism，曾被译为“集纳主义”或“集衲学”，其词根Journal源于拉丁文Diurnalis，意思是日报或每日记事。可见，新闻学是近代报纸诞生以后的产物，因此国人起初干脆称它为“报学”。徐宝璜在其《新闻学》的开篇指出：“尝考各科学之历史，其成立无不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有数千年之种植事业，然后有农学林学。新闻纸之滥觞既迟，而其特别发展，又不过近百年事，故待至近数十年，方有人以其为对象而特别研究之者。”
1 事实上，以报纸为对象“而特别研究之者”，比徐宝璜所言要早。新闻学最早萌芽于近代报纸的诞生地德国。1609年，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周报在德国出现， 1660年德国又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日报。到了17世纪末，该国的一些大学里就有人开始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了。当然，更加集中系统的研究要晚得多，而且这些研究首先是其他一些相对成熟和领先学科的学者进行的。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著《德国新闻事业史》，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研究发现，由于某些学科的领先地位，加上有些使用者的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先后对报纸进行了研究。期间的先后次序各国大体一致：首先是历史学家，他们列举历史上出版的报刊，介绍其内容、创始人、读者等；其次是法学家，他们主要研究新闻法，对其进行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后来是社会学家，他们一开始就想把新闻学变成社会学科中的一项分科，因为新闻事业已发展成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以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新闻的社会科学。”2再以后是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等都加入了研究的行列。21895年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研究所在德国的海特和堡设立。
19世纪中后期美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了新闻教育的发展，而新闻教育的发展又促成了新闻学的正式诞生。19世纪60年代，美国就有人倡议在大学开办新闻教育。1873年堪萨斯大学开始传授实用的印刷知识，宾夕法尼亚大学于同年首次开设单门的新闻学课程。美国正规的新闻学教育始于20世纪初。俄克拉何马州的中央州立大学于1903年设立新闻系。四年制的新闻学教育是1904年在伊利诺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同时开始的。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成立。同年，专门的新闻学术期刊——《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创办发行，该刊从1912年发行至今，已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1916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成立新闻学院。1919年，伦敦大学设立新闻系。法国于1924年由天主教人士创办里尔大学高等新闻学院。前苏联于1919年在莫斯科创立一年制新闻学院。日本则于1929年由小野秀雄在东京帝国大学创设新闻研究室（战后更名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32年东京上智大学成立新闻系，由小野秀雄主持。至此，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并逐渐受到世人瞩目。
比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新闻学在西方国家呈两大趋向：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理论新闻学，其特点是依靠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再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新闻学，主要总结和传授采、写、编、评以及印刷发行的技术和技能。二战期间，美国从战时的需要出发，抽调一批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心理学者，投入大量经费，对包括说服效果和内容分析在内的战争宣传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战时对宣传效果的研究和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与普及，促成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这就是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 Study）。大众传播学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Mass Media）为研究对象，不仅与传统的新闻学存在密切联系，而且把新兴的电子媒介包含其中。因此战后美国一些大学纷纷把原来的新闻院系更名为传播院系，或将“新闻”与“传播”合而为一，成立新闻传播系。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介绍到我国以后，国内一些新成立的新闻院系也在名称上嵌上“传播”的内容，或称新闻传播学院（系），或叫新闻与传播学院（系）。
院系名称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反映出学界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不同认识。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国内学术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是两个可以相互并存的独立学科，它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传播学之于新闻学或许有点类似艺术哲学的美学与艺术的关系那样”1，它的产生在客观上弥补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新闻学轻理论研究重实际操作的不足。另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完全可以包容新闻学，因此最终必将取代新闻学。
我们原则上赞成第一种观点。传播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更为广泛的传播现象，新闻传播只是其中的个案，仅仅被用来引证传播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从传播学出发，不可能形成关于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系统而深入的理论体系。新闻学可以而且应该吸收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用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但传播学不能也无法代替新闻学，就像美学不能也无法代替其他具体的艺术学科和艺术理论一样。
中国人对报纸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晚期。当时，面对外国人在中国大量办报的局面，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并筹划自己办报。1874年1月5日，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批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与此同时，不少人开始著文探讨办报的意义以及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三篇文章是国人最早研究报纸性质和功能的论文；维新变法运动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最具代表性，其影响力也最大；另外，严复、谭嗣同、汪康年等也有独特的贡献。
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中国的。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局翻译的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出版时易名为《欧美新闻事业》）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新闻学专著。1913年史青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该书于1903年在美国出版，是美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也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实用新闻学著作。
1918年10月，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次年12月10日，留美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学与经济学的徐宝璜，出版了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新闻学》。《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是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及为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授课的讲稿，最早在1918年9~11月《东方杂志》15卷9~12期上发表，第二次修订稿在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第三次修订于1919年《新中国》杂志第6~8号上发表。所以蔡元培作序说该书“凡四易其稿”，“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1923年9月，京报馆出版著名记者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该书是邵飘萍根据自己十余年记者生涯经验，并借鉴美、日新闻学著作，在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大学新闻系讲学的讲稿基础上综合而成，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任教，所著《中国报学史》虽不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报刊史著作，但由于它的理论性和系统全面性，“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这本书占有重要位置，是历史新闻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开创性学术著作。”[3]另外，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也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学术著作。
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中国新闻学的三部奠基著作，它们分别从理论、应用、历史三个方面建立了新闻学的基本学科内容体系。至此，中国新闻学完成了西学东进的历史转折。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主要是党报理论，创立并形成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就对办报和报刊问题发表过不少观点和见解，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还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创立和形成的。早在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延安中央研究院就成立了党的第一个新闻研究室，李维汉兼研究室主任。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4月1日，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通知精神实施改版，并发表《致读者》总结创刊10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从而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新闻改革的序幕。
这次改革前后持续了四年，其间《解放日报》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以社论等形式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阐明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观点、方针和原则，主要内容概括如下：在新闻的本源上，从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在报纸的性质上，提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党这个巨大集体的宣传员和组织者，党组织要利用报纸开展工作；在报纸的功能上，认为报纸是党的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是人民的教科书；在办报方针上，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这也是党报的组织路线；在工作纪律和作风上，要求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正确处理好党报与党委、党报与群众、党报与实际工作的关系；在业务和文风上，反对技术第一，主张政治第一，主张新闻报道的内容应完全真实，文风应生动活泼、鲜活有力；在队伍建设上，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忠诚党的事业，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记者那样自称“无冕之王”。
党领导的第二次新闻改革是在1956年，以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为开端。建国以后，党的事业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党对新闻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将作怎样的调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闻工作应如何开展？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虽然党在建国后的7年中做了不少工作，但也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边倒的“学习苏联”，使新闻界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这些是这次新闻改革的直接动因。
这次新闻改革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1、关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问题；2、关于扩大报道范围满足读者广泛需要的问题；3、关于开展各种不同意见公开讨论的问题；4、关于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问题；5、关于新闻界的自由竞争问题；6、关于培养名记者的问题；7、关于向外国通讯社学习的问题；8、关于文风问题。[4]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特别是次年的“反右”运动的开展，新中国的首次新闻改革实际上是序幕刚刚拉开就不得不匆匆收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新闻改革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场持续至今的改革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探讨问题之深，发表论著之多，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关于这场改革，我们将专章介绍，其中的一些成果也将作为本书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中国新闻教育对新闻学发展的贡献
从世界范围看，新闻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新闻教育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新闻教育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新闻学。中国的新闻教育对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同样有着独特的贡献。
早在1911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就曾提议成立“报业学堂”。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倡议举办“新闻大学”，并通过“新闻大学组织大纲”。可惜，由于时局动荡，两项提议都没有结果。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可以视为中国正式新闻教育的开端。校长蔡元培亲任研究会的会长，徐宝璜和邵飘萍受聘担任教授和讲师，分别讲授“新闻学大意”和“新闻采访学”，徐宝璜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及“新闻学的开山祖”。他们的讲义经修改后分别以《新闻学》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的书名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学的奠基性著作。
我国大学设立新闻系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普通文科内创办报学系，由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柏德逊（Don Patterson）主持系务，并发行英文《约大周刊》。1924年改由美国新闻学者武道（M?E?Votaw）教授主持系务工作。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成立报学系，徐宝璜出任系主任，学制四年，学生百余人，为当时新闻系科学生人数之最。
1924年成立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在我国新闻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发展历史最长的新闻系之一。该系成立之初由美籍教授白瑞通（Roswell S?Britton）主持，从1929年开始，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派纳许（Vemon Nash）教授主持该系工作，燕大新闻系深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影响，被称为当时“远东方面最新式且设备最多途的新闻学校”，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我国新闻教育史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另一个新闻系是复旦大学新闻系。1926年，复旦大学把原来在中文系开设的“新闻讲座”扩大，并改为“新闻组”，聘陈望道为组长。1929年正式建立新闻系，谢六逸任系主任。陈布雷、戈公振、黄天鹏等政界和报界要人先后在该系任教。黄天鹏主持的“新闻研究室”是这个系的一大特色。研究室下设五个部：（一）陈列部，主要陈列实物标本，如唐代邸报、清代京报、近代政府公报和最初的民报等；印刷样品，如铅字、铜模、手摇印刷机；新闻电稿和通讯网图解等。（二）图书部，其中又分普通藏书和专门新闻藏书，后者包括新闻学专业书籍、新闻学期刊、报纸汇存和剪报分类等。（三）学术部，备有各种新闻学书刊，供学生研读，并在教授指导下写出研究报告，由指导教授评阅后记入学分。（四）实习部，计划书中要求该部建立出版一份报纸应有的设备，包括采访、编辑、印刷，甚至电报台、气象台等。（五）调查部，其任务是调查新闻事业的现状，为新闻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
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外交系开设“新闻学概论”课，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回国的马新野担任主讲教师。1935年12月，正式成立新闻系，教育长程天放兼任系主任，实际工作是马新野负责。现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视为自己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民营报纸也开始问鼎新闻教育。《申报》在1933年1月曾开办新闻函授学校，训练通讯员，历时4年，学员最多时达500余人。1935-1936年出版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是第一部在中国出版的成套的新闻学讲义。《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也于1933年2月办过新闻预科学校，张友渔、萨空了当任该校教员。
抗日战争期间，各大学新闻系纷纷迁至后方，有的停办。中国新闻教育在经费和各种办学条件方面遇到一系列困难。
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到1949年，先后创办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华东新闻干部学校、新闻社新闻培训班，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高校新闻教育进行调整改造，合并或撤消一些建国前创办的新闻院系，如把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先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陈望道、恽逸群、王中先后担任系主任，将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归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同时新建一批新闻教育机构，如北京新闻学校（1949年国家新闻总署主办，范长江任校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1954年开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5年创办，安岗任系主任）等。1958年以后，新中国的新闻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江西大学、杭州大学、西安政法学院、广州暨南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新闻专业。安徽大学在1958年重建时，也有成立新闻系的计划，并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挑选了两名作为教师，结果被康生到该校的一次讲话否定。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成立，首任院长周新武。该院前身为1958年9月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在校生约1200人，为新闻界输送新闻专业人员近2000人。
十年“文革”，中国新闻教育几乎停顿。1978年开始恢复并逐步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于1978年成立，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2年，全国高校新闻系（专业）发展到16家。1983年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宣部、教育部（当时为国家教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受中宣部和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开办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两个教师进修班，为部分高校新建新闻系（专业）培训师资。这一年，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兰州大学相继成立新闻系。1984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安徽大学于1980年在中文系开办四年制新闻班，1984年成立新闻专业，并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第一批理事会员单位。到1996年底，经国家批准成立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共55所，专业点88个，在校生达9000人。1998年，国家教育部设立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新闻教育的专家咨询指导组织，第一届委员31人，第二届43人。
根据2004年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的统计，目前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备案的新闻学学科专业点459个，其中新闻学专业点145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107个，广告学专业点165个，编辑出版学专业点42个，传播学（试点）4个。全国共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硕士授予点21个，博士授予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重点学科点1个。
中国新闻教育不仅为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为新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新闻学的绝大多数学术成果都与新闻教育息息相关。中国新闻学的绝大多数学术专著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都是出自新闻教育工作者之手。中国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高主要也是新闻教育发展推动的结果。
第四节、新闻学研究的不同视域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用“范式”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闻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样，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 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而应该始终保持它的独立性；只有独立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