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宋词发展概述.doc

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真是异军突起，华彩纷呈，使宋词显示出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与唐诗、元曲相映成辉。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共一千三百多家，词作共一万九千九百余首。作家之众，作品之多，艺术之成熟，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空前绝后。以致于“歌台舞榭，竞睹新声”（吴曾《能改斋漫录》），故有一代文学之称。同时宋词派别林立，风格纷呈。从宋以来，人们对此研究颇多。宋词的时代特色也非常显著，人们所说的宋人“男子作闺音”的现象，确定了词体不同于诗歌的阴柔美特征。下面就宋词的昌盛气象、宋词繁荣昌盛的原因、宋词的词体派别研究以及宋词的时代特点分别论之。
第一节　　宋词的昌盛气象
词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起源于隋唐之际，发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中兴于清代。唐五代是宋词的准备时期，元明是宋词鼎盛之后的衰微时期，固然不能与宋词比盛；即使是清词号称“中兴”，毕竟是鼎“盛”之后的复“兴”，已落于第二位，难以与宋词之“盛”并驾齐驱。宋词的鼎盛表现于下面几个方面：
一、创作成果繁荣丰硕
首先表现在作家作品数量空前。宋词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据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与孔凡礼先生辑补的《全宋词补辑》来统计，现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共1493人，词作共21055首，其中有1569首为姓氏失传的无名氏之作。这个数字既反映了宋词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宋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数量而言，宋词与清词相比，不可言多；但是与唐五代词相比却大显盛况。据新编《全唐五代词》统计，《正编》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词人83家，性质确定的词作有1962首（不计《副编》所收作者60余人、性质不定的作品863首）。可见，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巳在唐五代词创作的基础上翻了十倍有余，显示出宋词创作的空前盛况。
其次表现在宋代词人别集也大量涌现。别集也就是作家的个人专集，它既是检验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大小的标志，也是衡量一种文体繁荣与否的指标。唐五代有别集传世的仅有冯延巳的《阳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的《南唐二主词》（合集），其它见诸记录而失传的词集也不过是温庭筠的《金荃集》等数种。而宋人有词集传世的多达313人，其中只有52家词别集原本已佚而为近人辑佚而成，其他数百人的词别集大多代有刻本，广为流传，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即是宋代著名词人别集的代表作。这数百家词人别集的产生与流传，乃是宋词创作丰硕成果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二、作家队伍的整齐壮大
名家辈出，群星灿烂，这是宋词繁荣昌盛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宋代有影响的大词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的词人排名前30位的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贺铸、张炎、陆游、黃庭坚、张先、王沂孙、周密、史达祖、晏殊、刘克庄、张孝祥、高观国、朱敦儒、蒋捷、晁补之、刘过、张元干、五安石、陈与义、叶梦得。这批词人分布于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从其创作性、表现力来看，还是从其作品的艺术性来看，都堪称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词人队伍，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此外，在宋代词人的创作中，还包括着一代代、一群群、一个个的中小词人和业余作者，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乐工歌妓、贩夫走卒、方外僧道、钓叟莲娃等等，他们虽出自不同阶层，却都有多多少少的词作产生和流传
就个体词人的作品数量来看，宋代词人的创作成果也显现出空前繁盛的景象。唐五代第一个大力作词的词人温庭筠现存词作仅有69首（一作70首），唐五代词人现存作品数量名列前茅的也不过如此：冯延巳112首，孙光宪84首，顾敻55首，韦庄、李珣54首。而在宋代词人中，存词数理在100首以上的就有51人之多，其中宋代著名词人的作品数量大多数在数百首以上，如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刘辰翁354首、吴文英341首、张炎302首、贺铸283首、刘克庄269首、晏几道260首、柳永213首、朱敦儒246首、欧阳修242首、张孝祥224首、黄庭坚192首、周邦彦186首、张元干185首、张先165首、陆游145首、晏殊140首等；在宋代杰出词人中，只有少数词人数量不到百首，如秦观90首、李精照52首、姜夔87首等。作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反映出宋代词人创作热情的高涨和创作能力的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涌现出了象柳永、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这样的一大批倾力于词的创作的专业化的优秀词人，这是宋词走向繁荣的又一个标志。
三、宋代词的昌盛气象还体现为词体词调的成熟完备
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的繁荣与否，也与文学形式规则的是否成熟完备密切相关。如果一种文学的形体特征还没有定型与成熟，似乎很难期望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词是一种新型的音乐文学形式，经过唐五代民间词的创作和文人词的发展，词的音韵格律等形体规范已基本形成，词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及其由音乐所陶铸的以娱乐抒情见长的文学特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从晚唐到五代，词体文学才渐渐引起文人们的兴趣与爱好，词的创作才慢慢走上发展兴盛的道路。但是在整个唐五代时期，词体的发展毕竟十分有限，再加上唐诗光芒的闪烁与掩映，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就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与影响。隋唐音乐文化在融和南北、中外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界，燕乐曲调大量创制并广为流行，但是词的创作实践却为滞后，实际被用作填词歌唱的燕乐曲调并不太多。据《花间集》、《尊前集》、《阳春集》、《南唐二主词》和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实例来统计，唐五代词所用曲调共147调，再加上其他散见词作所用曲调，总数不过在200调以内。从唐五代所用曲调的形式来看，大多为体制简便的令曲；以双调体居多，有些还是单片体；长短句的杂言体虽已占据主流，但齐言体的形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敦煌曲子词中已出现《内家娇》、《倾杯乐》等少量长调慢曲，加之中晚唐以来文人词中出现的《卜算子慢》（钟辐）、《八六子》（杜牧）、《歌头》（李存勗）、《金浮图》（尹鹗）等曲调，整个唐五代词所用长调慢曲也不过在10调左右。小令的体式也就决定了唐五代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呈现出相对“小”的格局与气象。
与唐五代相比，宋代的音乐文化不仅有更大的繁荣，而且有更新的风采。除了继承唐五代创制和流行的燕乐曲调这笔富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之外，宋代的燕乐新声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仕宗朝至徽宗朝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随着市民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兴盛，市井新声腾涌竞起，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迅速走向繁荣发达。加之宋代教育的全面发展，精通音乐能度曲制谱的文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像柳永这样的热爱音乐艺术的专业化词人的大量涌现和倾力创造，宋代燕乐曲调的总数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而且曲调的体制更为丰富多样，令、引、慢，大小长短，兼有众体，琳琅满目；不仅传统的小令体式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趋精美娴熟，而且新兴的长调慢曲尤为新颖多姿；不仅音乐曲调的表现功能更为全面多样，而且音韵格律及方法技巧等形式规范也更为稳定精严。于是则词调大盛，众体兼备矣！
据统计，在《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中，宋代词人共用词调881个；若计入同调异名者，则共用1407调；若再加上一调多体的情况，则宋词所用词调大致有近2000种体式。宋词所用词调的总数不仅比唐五代词翻了约6倍多，而且也为明清人的依调填词提供了词谱的格律规范。其创调之丰富、用调之繁多，的确堪称前无古人，后无继者。唐五代词的用调主要以小令居多，形式较为单一，而宋词用调则是短调小令与长调慢曲兼备，各擅胜场。据统计，宋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取其前10名依次为：《浣溪沙》（775首，指用此调创作的作品数量）、《水调歌头》（743首）、《鹧鸪天》（657首）、《菩萨蛮》（598首）、《满江红》（549首　）、《念奴娇》（535首，含《酹江月》103首）、《西江月》（490首）、《临江仙》（482首）、《减字木兰花》（426首）、《沁园春》（423首）。可见令词的使用频率虽略高于慢词，但令词与慢词的比例仍然保持大体均衡的态势。就个体词人的用调情况来看，唐五代词人用调最多的是冯延巳，也不过36调，其他用调较多的词人如孙光宪、毛文锡、韦庄、温庭筠等，则大多在20调左右。而宋代词人的用调则大幅度地增多，如柳永用调133个、张先用调100个、周邦彦用调112个、辛弃疾用调104个、吴文英用调146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以“自度曲”而著称的姜夔，其词作总数虽只有87首，用调却多达56个。
新颖的形体风采更强烈地引发了主体的审美情趣，成熟的格律规则更有利于激发作者的创造能力，完备的曲调体式也为词人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作条件。总之，词调的繁兴与完备，形体的成熟与新变，规范的建立与完善，既是宋词昌盛气象的表现之一，也是宋词繁荣鼎盛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宋词繁荣之原因
一、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1、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 ”（《宋史· 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
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
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
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
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轶闻，说明词在当时是何等的普及。尽管观念上把它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但人们又是那么喜爱它。“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敌人画分地界的时侯，而念念不忘的是个人享乐，家中的爱妾，把这种心愿写到词中，这奉命画界的大臣就是韩缜，他的《凤箫吟》，缠绵悱恻之音，就写在要和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前夕，以至于神宗皇帝赵顼听到这词，就叫人替他搬取家眷来满足他的心愿。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2、宋词之繁荣，是文学内部规律所致。
正如诗进入盛唐时期，其体式虽经晚唐五代，但仍刚具备，正是文人施展创造性的有利时机。“他们不能诉之于古文的情绪，他们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3、宋词的始终没有成为正统雅文学，也是它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大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贯道之器也”。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节 宋词词派概况
一、词学史上的词派之辨
1、宋人词体辨
给唐宋词分派别，宋人尚没有系统的词派之说，但析派、辨体之论已起。如《碧鸡漫志》卷二就勾勒了苏轼、柳永两大词派。又如汪莘《方壶词自序》谓宋词凡三变：“东坡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此类议论，宋人尚多。
至于词体，宋人提到的计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朱敦儒字）体、吴蔡体（吴彦高与蔡伯坚）、稼轩体、介庵体（介庵，赵彦端字）、白石体。但宋人有关词派、词体之说，尚为零星散乱，不成系统，未能定论。
2、明代人始提出婉约、豪放的概念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代高邮人张綖(字南湖)。他于明万历年间著《诗余图谱》三卷，取宋词一百十首，以黑、白圈标识平仄，著为图谱，这是最早的一个词谱。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之说，亦由此传开。崇祯乙亥（1635）该词谱又经毛晋重刻。其“凡例”之后附识曰：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
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
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
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始混一“派”“体”，以张南湖话改说“体”为派，并推出同乡人李清照和稼轩为两大派宗主：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
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从此，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并以此评论词人，撰述词史，成为传统说法，影响至今。
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其长处，便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短处，过于粗略。如同属于婉约词人，温庭筠与韦庄、周邦彦与秦观、贺铸与晏几道、吴文英与周密，向来并称，但他们的相异点实在不下于他们的相同点，更不用说李清照与柳永相去之远了。同属于豪放的苏、辛，心貌各异。同时，苏、辛一些大词人，往往兼备众体。他们固然多豪放，然其婉约之作亦不减于他人。尤其是他们一些名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贺新郎》，辛弃疾的《摸鱼儿》、《水龙吟 》，完全是一种刚柔相济的词风，兼有婉约与豪放之胜。很难作出简单归属。姜白石于南宋后期，有意于婉约、豪放之外另辟一径。可见以婉约、豪放二派称之，难以弥缝。
3、清代人或以时分派或以人分派
清人或以时分，分宋词为初、盛、中、晚四期。尤侗《词苑丛谈序》把五代至宋之小山、安陆当作初期；淮海、清真词为盛期；石帚、梦窗词为中期；碧山、玉田词为晚期。或以人分：有分派者。汪懋麟《梁清标棠村词序》：“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言之矣。”顾咸山云：“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蔡小石《拜月词序》：“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亦有分四派者：晏元献、欧阳永叔；秦、周、贺、晁、柳；姜张、梦窗、竹窗；东坡、辛刘。
4、近代学者对词派的辨析
近人詹安泰先生在《宋词散论》中把宋代自柳永以下分为八派：
① 真率明朗：不事假借，极少粉饰，有甚说甚，而委曲详尽，妥帖谐叶，
既明朗，也深切。以柳永为宗。沈唐、李甲、孔夷、晁元礼、曹组是其嫡嗣。
② 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源于五代十国时韦庄和李煜。可归属该派
的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张元干、李纲、张孝祥继承这一派沉着悲壮作风，是由这一派过渡到豪放派的桥梁。
③ 婉约清新：以秦观、清照为代表。秦远师南唐，近承晏、欧而参以柳
永，时有凄怨之音，似李煜中期之作，比晏、欧伸展，比柳永雅丽。清照前期妍媚，后期凄怨。总倾向是婉约，与秦七同。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等可归属此派。
④ 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这派的有王观、李廌、李之仪、
周紫芝等。
⑤ 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
⑥ 豪迈奔放：以辛稼轩为代表。其源出于苏轼，经过贺铸张元干等悲壮
激昂之作，益以时代之剧变，使这一派词走上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另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苏词虽然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毕竟是“以诗为词”（陈师道语），是“衣冠伟人”（谭献语）。到了辛幼安，那就经、史、子、集任意驱遣，自然合度，是英雄豪杰，“弓刀游侠”（谭献语）了。陆游、刘过、刘克庄皆属此派。
⑦ 骚雅清劲：以姜白石为代表。“宋元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
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 、杨基、皆具姜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
⑧ 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讲究字面，
烹炼句法，极意雕琢，工巧丽密，往往流于险涩，面貌略近诗中李贺和李义山，而更为隐晦。明显走梦窗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等。
二、现代学者的词派之论
张涤云在《语文导报》（杭大中文系）上把宋词概括为四大流派（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88年第2期），即婉约、豪放、雅正、闲逸四大派，每大流派中又分若干小派，姑录后以参考。
（一）  婉约派
该派词的内容、题材，偏重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委婉缠绵、含 蓄蕴藉、清丽柔和的阴柔美。词作者大多是“太平丞相”、风流才子、文人学士，他们在词中表现了在诗文中不宜表现的微妙情感，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艳情和闲愁。我们可以称之为“词人之词”。可以归纳为西江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
1、西江派（婉雅派）。冯煦在《蒿庵词话》中论欧、晏词时说：“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西江派或称江西派，是北宋前期承前启后的一个词派，以江西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谢绛、王琪、杜安世、王诜、魏夫人等属之。该派特色是：和婉;温雅、轻愁淡恨的情思意绪，柔美沉静、含蕴清隽的情韵风调，明丽婉妙、细腻清华的语言风貌，多用小令的体制特点。他们的不同点是：大晏雍容闲雅、温润沉静，小晏稼丽曲屈，深婉凄楚，欧词则又有意境开阔、疏宕明快的一面，故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欧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2、市井派（俚俗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柳永一生潦倒，混迹于青楼楚馆、市井苍巷陌。故其词语言通俗，易唱易记，“天下咏之”。他的词俗不伤雅，雅不避俗，雅俗并陈，自成一体。如其《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 ，更显示了文人词的高妙风韵。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采用层层铺叙的赋体手法，淋漓尽致地叙写市民生活，抒发送别羁旅的离恨愁思。与此同时，大力创造慢词。学柳而可归入市井派的有北宋中后期的晁端礼、万俟咏、沈唐、王齐叟、李甲、曹组、向滈hao 、赵长卿等，还有北宋末南宋初左誉、康与之等。俚俗派词对金、元散曲形成起了一定影响。
3、奇艳派。西江派重雅，长于小令；市井派偏俗，擅写慢词，介乎两派之间而又有独特的奇警秀艳风格的，是以张先、贺铸为代表的奇艳派。张先一方面既写小令又作慢词，一方面又善于精雕巧琢，造语艳冶纤腻，时有奇警之辞，追求朦胧美、藻绘美和浓郁的情韵。如他得以自称“张三影”的三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等等，都显示了他的造诣。稍后于他的贺梅子（贺铸），其词色彩浓丽，精新奇警，情韵深长，如《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薄倖》（淡妆多姿）等,词又能在浓艳中揉进幽凄的情调，抒写朦胧的意境。如“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与张先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奇艳派的词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宋祁及王观、李之仪、舒亶、李廌zhì、蔡伸等人。
4、正宗派（清婉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被誉为“词家正宗”、“当行本色”。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南唐、西江派的基本风调，又融柳词长处而避其浅俗，呈现一种中和清婉之美。以真挚明净之情感，清新淡雅之语言，柔婉深蕴之风味，凄婉哀怨之情绪，确定了婉约派中的清婉体。堪称纯粹的抒情词人。他们的词情韵兼胜，清疏柔婉，语工合律，缠绵凄怨，令人陶醉，感人肺腑。特别是女词人李清照，身历南渡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其后期词愁苦哀婉之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因而，有人称她为哀婉词人。与此相同的尚有朱淑真，她的集名为《断肠集》，其风格可知。和秦、李走同一路的正宗词人，尚有赵令畤、陈师道、张耒、谢逸、谢过、吕渭老、孔夷、李祁、程垓等人。
5、大晟词派（精雅派）。北宋末，婉约词坛出现了一位兼采众长、创调定型的大词人周邦彦，被后人视为“集大成者”。南宋雅正派视其为宗主，使他成为联通南北宋词学源流的“圣手”。他精通音律，后又主持大晟府，就词调之收集、考证、审定、创制来说，确有集大成功劳。他首先以四声入词，所制词调音韵清雅、词律严细，为历代词律家奉为圭臬。其词既有花间、南唐、西江派词之神髓，又有柳词之体格，张、贺的艳丽，秦词的清婉柔媚，深具曲丽精工、缜密醇雅、浑化圆融的艺术特色。他比贺铸更善于采融前人诗句，进一步增强了词的文学色彩。他擅长于下字运意的技巧，笔力顿挫，成为后人作词之指南。曾先后位列大晟府的词人还有万俟咏、晁端礼、田为、徐伸、晁冲之、江汉、姚公立等，风格相似，形成以周为首的大晟派。南宋初年，王之道、李石、史浩、康与之、曹勋、曾觌、沈端节等人词风近于此派，可看作余流。
（二）  豪放派
宋豪放派有自己的渊源。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已论明敦煌词的多种题材与风格，任二北《敦煌曲新控》列豪侠、感慨、志愿、勇武等类共130首，较婉约词百首为多。李白《忆秦娥》、韦应物《调笑令》（胡马）、李晔《菩萨蛮》、韦庄《喜迁莺》（街鼓动）、牛峤的《定西晋》（紫塞月明千里），已深具悲壮刚健之气。入宋来，范仲淹的边塞词、王安石的怀古词，都显示了豪壮风格。诗文革新之主将欧阳修虽属婉约派，但其词终不能完全掩盖豪健之气，如：《朝中措· 医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浪淘沙》（五岭麦秋残）等。至苏轼出，有意以诗入词，以理入词，以横放杰出入词，学之者一时追从，遂形成了与婉约词主导风格迥异的新流派。南渡后，时代剧变，爱国词如浪如潮，终于汇成声势浩大的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大流派，几取婉约而代之。后期稍歇，雅正派闲逸派风行词坛，但宋末亡国前夕，豪放派又兴起新余波。如果说婉约派词是词人之词，那么豪放派可谓诗人之词，英雄之词。根据不同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豪放派似可分苏派、中兴词派、辛派等三派。
1、苏派（豪旷派）。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他驰骋疆场的豪情壮志，《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洋溢着天上人间的磅礴气概，《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写同仇敌忾的爱国豪情，《满江红》（江汉西来）抒江山壮阔、人物古今之慨，《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显示出“英雄本色”、“横槊气概”（徐釚《词苑丛谈》），致使王世贞详曰：“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秦之，必能使江波鼎沸。”（《弇州山人词评》），同时，苏轼还有较多词充分表现了高旷浩逸的风格。如《西江月·平山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由豪放而趋高旷，乃东坡宦海风波、屡遭坎坷境遇所致，也与他个人旷达胸怀、浩逸气质息息相通。苏子开创的豪旷词风如一股强劲雄风吹进词坛，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李光、陈与义等起而效之，形成一个新流派。即使婉约词人亦受其影响，如贺铸、惠洪、五安中、陈克、蔡伸诸人，亦写了一些豪旷词。后又南启中兴词派和辛派，北传金人蔡松年、吴激、赵秉文、元好问等，并延绵后世，代有名家名作。
2、中兴词派（豪雄派）。北宋陵替，宋室南渡，靖康之耻，激起了抗战名臣、文人志士的爱国热忱，唤醒了热切的民族雪耻心。这时词坛上出现了许多豪情似火、悲愤激越的英雄之词。如李纲的《苏武令》（塞上风高）、《水在吟》（汉家炎运中微）、（古来夷狄难训），赵鼎的《鹧鸪天》（客路那知岁序移），张元平的《贺新郎》《曳杖危楼去》、《石州慢》（雨急云飞）、《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王以宁的《蓦山溪》（雕弓绣帽），胡铨的《转调定风波》（从古将军自有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遥望中原），邵缉的《满庭芳》（落日旌旗），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木兰花》（拥貔貅万骑）等词，都抒发了恢复中原、雪耻中兴的爱国之志，沉痛悲愤、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这些词章一变北宋初承平享乐之风，如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似悲壮凄凉的战场笳鼓声，忠愤填膺，气吞山河，写下了宋代词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3、辛派（豪壮派）。如果说南宋中兴词派的爱国词，犹如平地第一声春雷的话，那么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更大更持久的阵阵风雷。辛以苏为先导，以中兴名臣词为前驱，集豪放词之大成，并将其推向鼎盛之峰颠。其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而与苏轼豪旷词有别。此外，他比苏词“以诗为词”更进一步，既善于取各派词家之精华，又长于遣经、史、子、集之意句，博采兼收，纵横如意，融合无间，别立一宗，形成一种摧刚为柔、百转千回，壮美与优美、英雄之气与悲郁之情交融妙回的特有风格，呈现出多棱面的立体美和深蕴沉蓄的韵味，使回肠荡气，长歌当哭！辛派词人阵容壮大，陆游、陈亮、韩元吉、杨炎正、毛 幵、袁去华、王质、赵善括为羽翼，刘过、刘仙伦、戴复古、魏了翁、黄机、岳珂、刘克庄、吴潜、李曾伯追随其后。宋末，又有陈人杰、文及翁、姚勉、刘辰翁、王奕、文天祥、邓剡、蒋捷、汪梦斗、汪元量等沉痛悲歌，继其余绪，为其余响。
（三）  雅正派（格律派）
南宋中后期，宋、金签约相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乐之风又起。当时词坛，除少数词人追随投降派沉湎声色、粉饰太平外，辛派词人继续燃烧着爱国热情，一批词人转向山水隐逸，另一批词人则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以周美成学成果为先导，走向潜心研究词律、创作高雅清醇词作的道路。他们既不满婉约词的香软柔媚，感到有伤风雅，不合时代气息；又不满豪放派词的粗豪激昂，以为有失韵度、不符词体特点。他们首先以音乐家眼光看待词，以古典雅乐的“中正和平”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以使词不失“雅正之道”。他们的词作大都具有音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确实与婉约、豪放词风味相异，别具特色。前代评家早有明论，如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宋名家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张炎）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宗。”（王鸣盛语）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论姜夔词》中，亦认为姜和“苏辛、柳周两派鼎足而三”（《文学研究》1957、1）。对该派词，有人着重于内容而称“风雅派”，有人着眼于形式命为“格律派”，结合二者，突出风格特点，似可借用前人语，名为“雅正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派词可称之为“乐人之词”。雅正派是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从风格上看，可分为姜派和吴派。
1、姜派（清空派）。由姜夔开创，史达祖为羽翼，另有高观国、孙惟信、刘镇、吴咏、刘子寰、方岳、翁元龙、洪瑹tu、黄升等影从。宋末，周密、王沂孙、张炎三大家继起，声势尤盛，但词亦成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词了。姜词清健空灵、幽冷疏宕、音韵高绝，深有寓刚于柔、运密于疏的特有风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体现其风格，其中亦寓家国兴亡之感。张炎《词源》：“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杨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
2、吴派（密丽派）。吴梦窗是继白石之后的另一位雅正派大家。沈义父《乐府指迷》述吴论作词之法云：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
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
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一、二、四条与姜大体相同，强调第三条，则另辟隐秀幽邃一路，同周、姜有别。同时，他善于烹炼句法，雕琢词藻，喜用丽字、实字、代字，秾丽博实，令人眩目。如其《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起）、《霜叶飞》（断烟离绪）、《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等词，颇有李贺、李商隐之风。另外，他亦有风格疏快明朗的词作。吴生前影响已大，追随者就已有尹焕、黄孝迈、冯去非、楼采、李彭老等词人；清代常州词派及晚清词论家对他评价尤高。
（四）  闲逸派
闲逸派既不同于侧重艳情、婉转含蓄的婉约派，又不同于济世报国、雄深豪放的豪放派，也不同于特重音律、典雅中正的雅正派；它以山光水色、闲情逸思为主要摹写对象，以自然疏放、悠闲飘逸为主要风格特色。这派词人深受晋、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直接承继中唐张志和《渔歌子》等词的传统。他们或情志高洁，酷爱自然，或隐逸远世，保真养性，或受挫避祸、闲放退居，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闲远超逸之态。就此而言，这派词可称之为逸人之词。刘麟生《中国诗论概论》和张常工《中国文学史》将宋词流派分为婉约、豪放和闲适三派；薛砺若《宋词通论》则将这一派称为颓废派与潇洒派。这派诗人随着时代氛围和个人气质、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旷逸、雅逸派。
！、旷逸词派。宋初王禹偁、潘阆、林逋、等人已有一些吟咏山水、自然淡远的小令，欧阳修也有不少叙写风景、清淡疏隽的词作，可说是闲逸派的滥觞阶段。北宋中叶以后，苏派词崛起，其旷达风度影响广泛；加上社会政治、佛老禅学的影响，出现了一群以闲逸、旷达为主要风格的词人，如僧仲殊、徐积、米芾、陈瓘guan、毛滂、米友仁、刘一止、朱敦儒、向子諲yin等。朱敦儒《鹧鸪天》大体可以代表这一派词的风韵。豪放派词人陈与义、张元干、叶梦得等，也有不少旷逸词。南渡后，这派词人也明显地在词中流露了亡国之恨，如朱敦儒、向子諲yin 后期的词，但毕竟与爱国词派大声疾呼或不甘闲退大不相同。南宋旷逸派词人有李弥逊、倪称、张抡、李流谦、葛剡、范成大、李处金、陈三聘、石孝友、汪莘、韩淲、李昴英等。陆游后期退居山阴的词，亦颇有旷逸风格，只是更兼悲愤之气。宋亡前后，何梦桂、赵文、刘埙、赵必xiang、黎廷瑞、刘将孙等，是这一派的余流。
2、雅逸词派。这派词人受到晏、欧、周雅词，特别是雅正派词影响，以柔笔雅辞写山川景物，叙宴饮交游，抒闲情逸致，偏重于典雅和藻饰，与旷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旷飘逸有异。北宋中后期至南渡前后有黄裳、苏庠、葛胜仲、吴则礼、徐府、王庭 圭、周紫芝、张纲、吕本中、王灼、杨无咎、葛立方、吕胜己、赵师侠等，南宋中后期有张鎡、卢炳、吴礼之、卢祖皋、洪咨夔、张辑、赵以夫、陈著、陈允平、仇远、陈德武等，人数众多。周紫芝的《小重山》很能代表雅逸派的风格。词曰：
碧玉山围十里湖，水云天共远，戏双凫。河阳花县锦屏铺，人不
老，长日在蓬壶。一笑且踟蹰。会骑箕尾去，上云衢。十分深注碧琳腴，
休惜醉，醉后有人扶。

第四节　　宋词的特色与美感
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苑囿中新生的一朵奇花！“词之花”在宋代的诗歌苑囿中开放得最为灿烂繁华！她后来居上，青胜于蓝，以其芬芳绮艳的美丽使得中国古代诗歌苑囿中百花众卉为之黯然失色。她美得有个性，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