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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及其启示
钟欣诗
(广东培正学院　人文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830)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婚姻质量的定义、婚姻质量的测量、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特定群体的婚姻质量研究等等。总结了研究得到的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从我国学者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婚姻质量 研究成果 启示

一、婚姻质量的定义
关于婚姻质量这一词，最早是1929年美国社会学者Hamilton提出“婚姻调适”这一词，后来Klein在1973年提议采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这一概念。中国学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
国外和国内分别对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定义。
国外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人感觉（individual feelings）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两种。第一种，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而第二种，调适学派则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1]
国内学术界关于婚姻质量的定义上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婚姻质量视为一个总括性的指标；另一种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混合性的概念。持混合性看法的学者认为，婚姻质量犹如一个充满气的气球，它涵盖了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等方面。从概括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是把婚姻质量这个气球放完气，仅剩下一个空壳，认为对婚姻关系的描述和对婚姻关系的评估不能混为一谈，婚姻质量的定义主要侧重于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评价。[2]

二、婚姻质量的测量
中国学者在研究婚姻质量这样课题时，很多都运用外国现成的量表，部分学者会自编量表或改编量表来做研究。
贾黎斋在婚姻态度量表 (MAS)的编制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自编了婚姻态度量表 (MAS)，信度与效度检验中，使用 14个项目的初步量表对全国 1450名已婚者（成对夫妻）进行测评，总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其系数为0. 860( p< 0. 001)，婚姻准备态度因子系数为0.859（p < 0.001），家庭关系态度因子系数为 0.773（p< 0.001），婚姻控制态度因子系数为0.690（p< 0.001）。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态度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3]
其问题如表1所示：

贾黎斋、赵秋民和王宇中于2007年研究中年夫妻心理健康水平及与其婚姻质量时，使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和婚姻质量问卷对255对中年夫妻进行了婚姻质量与心理症状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夫妻的SCL-90各因子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性有如下指标：
⑴“结婚时美满度”
⑵“结婚时稳定性”
⑶“结婚时性生活”
⑷“现在的美满度”
⑸“现在的稳定性”
⑹“现在的性生活”
甄宏丽和胡佩诚在对婚姻质量进行测量时，使用的方法是：
⑴“访谈提纲”（对婚姻的总体感受、对夫妻间的沟通交流满意度、对丈夫或妻子的性格特点了解程度、离婚的最主要原因）
⑵“深入访谈”
⑶“量表调查”（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中的偏见量表）
王厚亮等人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生活事件量表等工具，随机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以婚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自变量有多个，分为A、B、C三组。
A组：
⑴“年龄”
⑵“婚龄”
⑶“经济福利满意度”
⑷“积极应对方式”
⑸“N标准分”
⑹“客观社会支持”
⑺“负性生活事件频数”
B组：
⑴“N标准分”
⑵“积极应对方式”
⑶“P标准分”
⑷“社会支持利用度”
C组：
⑴“社会支持总分”
⑵“主观社会支持分”
⑶“客观社会支持”
⑷“P标准分”
⑸“N标准分”
⑹“E标准分”
⑺“婚龄”
王德明等人在研究婚姻质量与个性的关系时，抽取109对（208人）新婚夫妇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女各109人，婚前采用艾森克个性测试，婚后两年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测试。研究分别对“个性与婚姻质量”做相关分析、“内外向特征不同与婚姻质量”和“情绪稳定性不同组合与婚姻质量”做比较分析。
张耀方和方晓义研究城市新婚夫妻自我情绪调节困难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时，在符合研究被试条件的周围人中征求自愿参与的被试和以“新婚成长营”形式向社会公开招募，通过两种方式征求被试。其中有88对夫妻问卷有效。研究选取两种问卷，一是自我情绪调节困难问卷，Gratz和Roemer的情绪管理困难问卷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四个分问卷，拒绝接受情绪反应（6题）、情绪干扰目标定向行为（5题）、冲动控制困难（6题）和缺乏情绪调节策略（8题）作为本研究测量个体自我情绪调节困难的问卷。在本研究中， 调整后问卷的模型主要拟合系数为χ²=258.564，df =146，χ²/df =1.771，IFI =0.928，NNFI =0.915，CFI=0.927，RMSEA=0.066，且所有题目的路径系数均在0.40以上，且总体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89，丈夫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91，妻子数据的一致性系数为0.87；二是Spanier等人1976 年编制的夫妻双向适应量表（DAS）测量新婚夫妻婚姻质量。研究发现该量表在中国夫妻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8]
在夫妻应对方式与其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中，贾黎斋、王中杰、王宇中和莫华敏采用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定被试的应对方式，全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78；还有王宇中等人编制的婚姻主观感受量表（MPS），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是婚姻质量的主要指标。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括婚姻质量总分和3个分量表分，3个分量表是：夫妻互动、家庭关系和夫妻冲突。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889，与Olson总分和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总分的效标关联效度分别为0.670和0.658。[10]
刘学俊等人对离婚者婚姻质量的调查，选取Olson的婚姻质量问卷。它有11个因子：
⑴“理想化”
⑵“婚姻满意度”
⑶“性格的相容性”
⑷“夫妻交流”
⑸“解决冲突的方式”
⑹“经济安排”
⑺“业余活动”
⑻“性生活”
⑼“子女与婚姻”
⑽“与亲友的关系”
⑾“角色的平等性”
测量用离婚组和对照组做对比，对比各因子对离婚组和对照组的相关。
对于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患者婚姻质量研究，王莹和李建明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还有自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龄、职业、共同居住者、家庭人均收入、病程、诊断疾病、医疗付款方式、家族史、治疗药物和疾病相关资料。
由以上的方法看来，中国婚姻质量的度量研究在创造出许多度量方法。中国学者采用的测量量表主要选取国外的量表，特别是Olson婚姻质量问卷，也结合其他问卷，如艾森克个性问卷、SCL-90量表、夫妻双向适应量表（DAS）等，还有研究者自制问卷。但是采用国外的量表，难免会出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受测者对于问题作答时有不同的标准和想法，从而使测量有偏差。

三、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贾黎斋编制的婚姻态度量表 (MAS)，和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无交互作用， 不同年龄段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年龄这一因素对婚姻态度无影响。性别分组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性别是影响婚姻态度的重要因素。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高度相关，表明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有密切联系。[3]
郭霞等人提出了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5种：综合模型、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休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关系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是70年代后期由格林和刘易斯(L ew is and Spanier, 1979)等学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影响婚姻质量的3个直接因素分别是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以及来自夫妻互动中的收获，这3个因素都和婚姻质量呈正相关。而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家庭周期、结婚年数和年龄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年龄对大多数夫妻关系满意度指标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力不是很显著，而且各变量的年龄变化趋势大多不是线型和有规律的，其中仅“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变量呈负相关。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分析妻子就业状况对婚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包括工作或不工作，全职工作和非全职工作的比较。工作家庭冲突突预示着绝望、抑郁、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压力增加等，还会对人们的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及工作生活质量等带来消极影响。
在中年夫妻心理健康水平及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中，贾黎斋等人发现夫妻在SCL-90躯体化、恐怖、偏执和睡眠4个因子的差异表现显著；夫妻的心理症状水平（SCL- 90部分因子分及总分）与自述的婚姻质量（美满度、稳定度和性满足度）分别呈负相关；心理健康仅与自评的婚姻幸福度有关。
甄宏丽和胡佩诚研究婚姻质量与个性偏见的关系，发现离婚夫妻和在婚夫妻双方都至少有一人偏见的个性特点表现的较为明显。几乎每对夫妻都对其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十分满意，特别是离婚夫妻。这种不满意往往在个性偏见一方的表述中更加突出，他们会抱怨对方不够理解自己。在婚夫妻组中，虽然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有偏见的个性，但关键是他们找到了彼此能接受的相处方式，因而维持了婚姻的稳定。而离婚夫妻组，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离婚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彼此能接受的相处方式，因而无法维系婚姻的稳定。
张耀方和方晓义研究城市新婚夫妻自我情绪调节困难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研究显示丈夫和妻子在自我情绪调节困难（拒绝情绪反应、情绪干扰行为和冲动控制困难）上无显著差异，只在缺乏情绪调节策略一项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妻子报告的夫妻一致性要显著高于丈夫的报告，在婚姻质量其它维度以及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研究发现处于新婚阶段的夫妻具有较高的婚姻质量，新婚夫妻的自我情绪调节困难能负向预测自身和伴侣的婚姻质量。
张锦涛等人的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的研究中，丈夫、妻子感知的建设性沟通与其配偶感知的婚姻质量呈正相关；而丈夫、妻子感知到的双方回避、要求/回避沟通则与配偶的婚姻质量呈负相关，除了丈夫感知到的要求/回避沟通与妻子感知的婚姻质量的4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未显著外，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消极沟通都与配偶的显著负相关。
在个性、婚姻动因与婚姻质量相关分析的研究中，程灶火等人得到如下结果：在个性特质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男女样本，婚姻质量的各个因子和婚姻总分都与精神质、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与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婚姻动因与婚姻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无论是总样本还是男女样本，人际情感与婚姻质量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物质经济、家庭社会和自身方面与婚姻质量各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离婚者婚姻质量的调查分析，刘学俊等人发现，离婚组与对照组婚姻质量各因子统计结果中，离婚者的理想化因子、婚姻的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和业余活动都较对照组有极显著的差异，说明离婚者对上述的因子都有负向的想法。

四、特定群体的婚姻质量研究分析
王莹和李建明的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患者婚姻质量研究中，婚姻质量总分分裂症组婚姻比较，质量总分最低，心境障碍组其次，神经症组最高；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子女与婚姻3个因子分，分裂症组各因子分最低，心境障碍组其次，神经症组最高；过分理想化、性格相容性、冲突解决、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角色平等性7个因子分，分裂症组与心境障碍组的差异不明显，分裂症组比神经症组各因子分都低，心境障碍组比神经症组各因子分都低；与亲友关系、信仰一致性2个因子分，心境障碍组与神经症组差异不明显，分裂症组比心境障碍组2个因子分都低，分裂症组比神经症组2个因子分都低。不同职业精神疾病患者婚姻质量总分的比较，无职业组比技术人员组、公务员组、工人组、公司职员组婚姻质量总分都低；公务员组比农林牧渔劳动者组婚姻质量总分高；其余各组两两比较差异不显著。
王巍的青年军官婚龄、家庭生活方式对婚姻质量影响的研究，青年军官的婚姻质量除了角色平等性略高于常模（常模为美国人的常模）外，其它因子都低于常模，但除了子女与婚姻和婚姻满意度2个因素与常模差异显著外，其它差别并不显著。在生活方式上，共同生活的青年军官婚姻质量明显高于两地分居；在解决冲突方式以及子女与婚姻方面，青年军官婚姻质量在共同生活方式上的得分明显高于两地分居，并具有显著性差异；在性生活方面，共同生活的青年军官婚姻质量明显高于两地分居，并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无论婚龄长短，共同生活的青年军官婚姻质量高于两地分居者，当婚龄在10年以下时，共同生活的青年军官婚姻质量高于两地分居，但两者差异不明显；在10年以上，共同生活的青年军官婚姻质量明显高于两地分居。

五、总结研究中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
根据以上的研究显示，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有：（1）综合模型、时间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工作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社会角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休闲方式与质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2）夫妻心理健康水平。（3）个性偏见。（4）自我情绪调节困难。（5）夫妻沟通模式。（6）个性、婚姻动因。（7）离婚者负向的想法。（8）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等疾病。（9）青年军官婚龄、家庭生活方式。

六、启示
在以上研究中看来，中国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日趋规范的学术方式为婚姻质量的界定、度量、解释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方法支持。他们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和手法，都各有所长。
但由于我国关于婚姻质量的测量工具基本上来自于国外，或多或少会对国内的婚姻质量的研究会有所影响。所以有些学者在国外的测试上作出一些改动，来适合国内的一些特殊情况，更有些学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社会实际情况来编写量表，这样，使他们的研究更具有可靠性。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是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开始涉及婚姻质量这个问题这一话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努力主要集中在对婚姻质量的科学定义、度量、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特定群体的婚姻质量研究等方面，短短二十多年，中国学者通过努力得到上面的研究结果。其次是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关于婚姻质量这个课题，西方的研究比我国早6、70年，得到的测量工具、测量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是后人研究的借鉴之道。我国学者主动借鉴参考国外的研究，而不是自主胡乱，使得我们对婚姻质量的研究视野更开阔，更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最后，研究领域的广阔。对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我国学者不仅对被试的自身主观因素研究，还对被试的身份、所患疾病的研究，如王巍的《青年军官婚龄、家庭生活方式对婚姻质量影响的研究》、王莹和李建明的《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患者婚姻质量研究》等。
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在婚姻质量这个课题可以的研究领域所得到的成果、启示，为继续研究这课题的后人建好基础，他们得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是我们将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机会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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